《福音书摘要》：译者前言

1860年至1870年间，列夫·托尔斯泰进入了一段硕果累累的创作高峰——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诸如《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琳娜》这样的不朽名篇。但随着这段虚构类作品的创作高潮走向重点，托尔斯泰被一场个人的精神危机所深深震撼——这场危机几乎使他作为小说家的职业生涯走向终点。

这个时期，托尔斯泰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开始专注于死亡的意象，并将自己置于自杀的边缘。被虚无主义统摄的托尔斯泰写道，“偶然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充其量只是一团破碎的零件。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连人的生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邪恶！“。

在这场深刻的存在主义式精神危机中，备受煎熬的托尔斯泰从他年少的记忆里召回了对基督的信仰——毕竟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有一群质朴的基督徒伴他左右，托尔斯泰对信仰本不陌生。从这群信徒的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真挚、充实的生活方式。被激起了勇气的托尔斯泰将基督徒视为榜样，开始深研福音书中的基督教教义。而对基督的信仰，则成为了文学创作的推动力。这场精神危机，以及所带来的结果，被详细地记录在托尔斯泰后续的非虚构创作中——譬如《忏悔录（1879）》、《我的宗教：何以为信（1884）》和《天国在你心中（1893）》。

托尔斯泰对圣经的学习始于1879年，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纯碎只是一种个人性质的启蒙，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很快就发展成一项庞大的工程——托尔斯泰打算重新翻译《新约圣经》的四本福音书，并且把这四本书合成为一个故事。而这项持续了接近三年的劳作，则引发了他的根本性转变。按照托尔斯泰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三年里凝神静气，他的灵魂欣喜若狂地持续做功。托尔斯泰逐渐感受到，自己领悟了圣光的奥秘，或者用夫人索菲亚·别尔斯的话来说，“对圣经的学习，把那个喋喋不休的托尔斯泰变成了一个镇定、专心、平静的人”。

在对圣经的研究中，通过参考一系列神学家的著作，托尔斯泰把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古希腊文献上。不仅如此，他还阅读了拉丁语、德语、法语和英文版的圣经，并且得到了哲学家朋友兼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伊瓦金的帮助。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中，托尔斯泰随时都可以与伊瓦金讨论问题。有时候，托尔斯泰会猛烈地抨击文本，摒弃所有对圣经的神圣性持有的保留态度。与此同时，他也从不怀疑自己是否有从事此类工作所需要的神学资格。对此，托尔斯泰还略带幽默地评价自己，这份翻译工作最杰出的一个部分是——“我就好比是一个大字不识的炮兵中尉，为自己翻译了一本用希腊语写的老书”。

这次对圣经的探索，托尔斯泰意图把圣经从用来描述仪式和经文的古老语言中解放出来，并除去圣经中的教条主义和超自然要素，他想寻找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纯粹来自耶稣基督本人的指导。为了说明这一方法的必要性，根据伊瓦金的回忆，托尔斯泰在1881年的一次谈话中对他说，“耶稣复活了，但这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被复活了，那么愿上帝保佑他！但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去活？”。

这项工程的推进，可以被视作托尔斯泰个人精神发展的指示牌。在翻译约翰福音的前十句话时，托尔斯泰将那句著名的“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译作“世间万物的基础和根源都建基于生命的知识”（As the basis and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stood the knowledge of life）。托尔斯泰认为，在哲学层面上，应该用“生命的知识”（knowledge of life）去描述“道”（Word）。这个替换既被托尔斯泰当成是自己的一大阶段性胜利，也可以被看做是他处理整个圣经文本的总体策略——他“拉伸”了词语本身的意思，以便抖落教会镶嵌在它们身上的复杂含义。而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托尔斯泰希望揭示出隐藏在一段文本背后的东西——那是他在自我学习中寻找到的、精神层面上的深刻真理。

这种对于圣经文本的“拉伸”，最集中体现在耶稣所行的几件奇迹上。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耶稣变出鱼和面包的故事被描绘成他交给信徒的一节课——你们要懂得公共性地分享，要学会把自己的食物交给他人。至于耶稣让全盲的人恢复视力的故事，则被托尔斯泰看作一个巧妙的比喻——盲人的眼开了，这代表一种“精神上的启蒙”。还有就是耶稣早年在荒野受魔鬼试探的故事，托尔斯泰将这一段写成了类似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让耶稣和他自己展开对话。

托尔斯泰的这种方法，为文本注入了强大的灵活性，使得很多描写变得成功——许多段落读起来更具有真实性，但这种方法也不是每次都管用。在伊瓦金看来，为了支持自己的某些固有观点，托尔斯泰在某些地方显然是“拉过头了”。另外，虽然身为托尔斯泰的知己和读者，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认为这整本书看上去还不错，但是在某些地方却“充满了缺点和不必要的夸张”。不过，对于约翰福音前十句话的翻译，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后世读者也不难察觉到，托尔斯泰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缺乏上下一致的连贯性。举例而言，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描述了耶稣和好撒玛利亚人的对话。而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托尔斯泰在第五章的时候却又让这个故事重复上演——这一次确实是使用了明显与上一次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强调了这个故事的不同侧面，（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同一件事说两遍）。

其实也没用多久，托尔斯泰本人也开始感觉到他在哲学论断方面的弱点，同时他也承认，在某些部分的翻译过程中，他把词语的意义拉的过长，远远超过了词句本身能够承载的意义。按照托尔斯泰自己的说法，“在不少地方，我人为地扩展了句子的意义。之所以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整本圣经在字里行间都被教会施加了一种完全非自然的极端解释。我把圣经视作一块磁铁，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消除磁铁的磁性。在不破坏圣经原意的情况下，单独纠正教会对圣经施加的影响——我认为我的努力能带来益处！”。

不过，尽管承认自己过度延申了圣经的原意，但托尔斯泰也清楚地感到，他持续不断的热情来自对目标的恒久追求。这个过程中，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哲学论断方面的弱点持有的批判态度，并没有让他的信心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动摇。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已经领悟了基督教导的要领。正是这个信仰支撑着托尔斯泰，让他完成了为期三年多的对圣经的学习。

1881年的三月份，托尔斯泰就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的翻译工作，他完成了一份手写的草稿，题为《四本福音书的翻译与合成》。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份草稿距离正式出版物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一阶段的工作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托尔斯泰在手稿中诉说了自己的个人精神生活——基督的教导在最近这段时间对他产生的吸引力，以及他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逐渐理解了基督的话语；第二部分，对于教会施加在圣经文本上的错误解读给予反驳；第三部分，在四本福音书中寻找来自耶稣本人的原初教诲，并且把它们合成为一本书；第四部分，对文本加以解释，照亮其中的真意，以及指明遵循耶稣的教导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手稿以上述形式诞生后，托尔斯泰大儿子的家庭教师V.I.阿列克谢耶夫对其产生了兴趣。当时，阿列克谢耶夫在托尔斯泰的庄园里任教，他希望自己能在离任前为手稿做一份手抄本。在征得托尔斯泰的同意后，抄写的工作开始了，但阿列克谢耶夫很快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仅仅只够完成全书的一个部分——于是，他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托尔斯泰真正着手对福音书进行翻译和重组的那一章。至于其余的三个章节，阿列克谢耶夫认为，里面大段大段的哲学论断其实托尔斯泰为了证明自己翻译工作正当性才写下的，可以被省略。

托尔斯泰审阅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手抄本，并认可了后者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到自己非常喜欢这本小书的简洁与紧凑。不久之后，他又对手抄本做了一些编辑的工作，还为它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前言，将这本小书重新定题为《福音书摘要》。到了1881年的11月，托尔斯泰给哲学家斯特拉霍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这会成为一本漂亮的小册子，我希望在秋天就出版这本书，但它只能在海外出版”。托尔斯泰对这本小书里凝练的语句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也对原稿的笨重感到无从下手——如果要出版原稿的话，针对如此繁杂的巨大工程，似乎需要无限的修订。最终，除了这儿那儿的小修小补外，他再也没有认真地回来完成这项工作。

不需要读几行字，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袖会对托尔斯泰的翻译如此上火。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因为托尔斯泰大幅度地修改了圣经里的神圣文本，以及因此造成的对上帝的亵渎，而且他还把19世纪的东正教领袖和圣经里（害死耶稣）的法利赛人进行了直接的对比——托尔斯泰在这个方面走的太远，他甚至直接用“东正教”的“正统”（the orthodox，或写作pravoslavnye）一词替换了圣经中的“法利赛”（Pharisees）。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托尔斯泰直截了当地宣称，对那些他致力于批判的对象而言，他的翻译工作就是一次灵魂拷问。但凡是阅读了《福音书摘要》的人，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选择“谦卑地悔改、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这是被教会隐藏起来的，来自耶稣的真正教诲；要么（像迫害耶稣一样）迫害他，因为他揭露了教会的骗局。在那个政权与教权捆绑的非常紧密的时代，托尔斯泰自己也没能指望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作品能够通过审查。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作品不可能在俄罗斯出版，所以他也就没有在这方面让做更多徒劳无益的努力。

因此，这本书的第一个译版由托尔斯泰的朋友L.D.Urusov操刀，被翻译成法语出版。这个版本与其说是翻译，更像是对《福音书摘要》的一次缩写，首次发行在1883年7月的巴黎杂志《La Nouvelle Vague》上。托尔斯泰对这个版本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原作的一次歪曲。再往后，这本书的英译版被收入在一个名叫《基督的基督教》的集子中——这个集子也收录了托尔斯泰的《何以为信》和《忏悔录》。然而，这个英译版也对《福音书摘要》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最后的内容只包含了全书介绍和章节大意——完全没有引用圣经里的原句。

1890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俄语版得以在日内瓦发行——遗憾的是，因为这个版本的书源自一个错误连篇的手抄本，所以其内容也和托尔斯泰的原意大相径庭。但同期，《福音书摘要》的手抄本和插图本却在俄罗斯的地下出版界大肆泛滥，这本书还得到了一个《新福音书》的别名。直到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后，随着审查制度的松动，《福音书摘要》才终于得以在俄罗斯问世。随后的1906年、1911年、1913年和1918年，《福音书摘要》被不断再版。

作为托尔斯泰忠心耿耿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切尔特科夫在1905年于英国的克赖斯特彻奇成立了一家名叫“自由时代出版社”（The Free Age Press）的出版社。在这位出版人的带领下，一个更具权威性的俄文版《福音书摘要》与读者们见面。征得了托尔斯泰的意见后，切尔特科夫还在这个版本的书里收录了一份新的前言。虽然切尔特科夫在书的编排上做了一些改动，但他并没有修改托尔斯泰的原话。和手稿本相比的最大改动是，切尔特科夫将每一章的总结汇编在一起，放在了书的最后面。不过，这个版本的书里还是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托尔斯泰基于《约翰一书》写出的关于福音的最终结论。

至于两个直到今天仍在出版的英语译本，则是由伊莎贝尔·哈普古德和艾尔默·莫德译著。这两位翻译家的工作都建基于切尔特科夫的俄语版，因此他们俩的译本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这两个译本完成于20世纪早期，书中包括了前言、12个章节的全文——没有章节大意，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是和切尔特科夫的版本一样，在全书的末尾有一个汇编的总结。

在我自己的翻译过程中，我只参考了由N.N.古塞夫编辑、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在苏联时代问世的90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在《托尔斯泰全集》的第24卷中，包含了那个尚未完成的巨大手稿——《四本福音书的翻译与合成》，也包括了手稿的精炼本——也就是我们的《福音书摘要》。《托尔斯泰全集》里的《福音书摘要》，源自于托尔斯泰的最早手稿，既没有被二次编辑，也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肯定，同时也避免了切尔特科夫译本带来的很多错误。

翻译的过程中，我大致保持了原书的结构——前言、导论、12个章节的原文（包括了托尔斯泰本人撰写的摘要和基于圣经的故事），还有托尔斯泰基于《约翰一书》写出的结论。我对原书做的唯一一个改动，就是遵循了前面几次翻译工作的惯例，去掉了章节对应的圣经原文注释，这让整本书的语句更加凝聚、更加正式，情节也更加生动。我做出这个决定，相当程度上也是符合托尔斯泰在撰写本书时流露的愿望——去除教会对圣经施加的影响，用最简单、最流行的语言重写圣经故事。托尔斯泰的愿望，也成为了我翻译《福音书摘要》的主要目标。不过，对于那些想找到和《福音书摘要》对应的圣经原文的读者，我也在书的最后准备了一个索引表。

1881年，古塞夫在他的笔记本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托尔斯泰的这本新书，显然是为了全俄罗斯的劳苦大众写就”。既然我同意古塞夫的观点，我就有理由让我的译本简洁明了，便于社会大众吸纳。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译本能够足够强力，以承载托尔斯泰在学习圣经时发掘出的深刻真理。—— 达斯汀·康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