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年4月15日

当时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学位。回家吃饭端着个碗，应该是中午，听到收音机说胡耀邦去世，惊得碗差点脱手掉了。还有悲伤，更大的是莫名的愤怒。因一人死亡而愤怒，似乎是第一次。“要出大事”，我一人在房间这么叫了一声。

那时在读书的同时也“下海”，和工程师朋友们一起办了个微电子技术企业，还算成功，有架丰田摩托。因为感觉会出事，吃完饭跨上摩托车，风驰电掣，来到武大研究生院。此时，学生宿舍的墙上已贴满大字报和标语。除了“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为胡耀邦平反、启动政治改革”之类外，最醒目的是斗大的一个横幅：“邓小平，当年我们用鲜血将你顶上台，今天我们也准备用鲜血将你拉下来！”很明显，这里的”当年“，是指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门运动，应该也还有1978年到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这两个社会运动中，督促1976年被毛泽东罢黜的邓小平复出的作品、呼吁非常多。邓小平当时也多次接受外媒的访问，肯定西单民主墙等“人民的民主权力”。他这种公开肯定民主价值的开明形象，使他在欧美爆红。欧美到爆红又经过中国千万收听的“美国之音”等进口到国内......这种民间、外媒的呼吁、报道和当时党内斗争相呼应，确实是邓小平70年底能复出，被崇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显然，同学们和我一样悲伤、绝望、愤怒。

同学到悲伤是因为对胡耀邦有日见明显、乃至强烈产生的好感。他当总书记时，不少人还觉得他说话是老一套，尤其是对其鼓吹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不以为然。但1987年他下台后就不同了。这之后，人们每天在读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宣传的同时，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相反：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王震、博一波等80多岁的老者，在摇晃着，频繁地接见客人、时时发表千篇一律到“重要讲话”；想到是这些中世纪的保守老人将开放、年轻许多的胡耀邦轰下台，不但更觉荒诞，而且有日益刺骨的被蔑视、被轻侮的无尊严感。对了，还有当时是总理的李鹏，他早已是人们嘲笑的主要的对象。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谣言”说李鹏当水电部部长、国家教委主任等职时是如何如何的无能。“谣言”还说邓小平、赵紫阳的孩子们是如何腐败，他俩更坚持要“闯物价关”，结果是1988年剧烈的通货膨胀，尤其是金融恐慌：人们在银行、商场门前排长队，争相提款、抢购大件商品......这大概是1949年以来的首次。于是，邓小平、赵紫阳的声望也降到谷底。

于是，人们将希望重新寄托在胡耀邦。“谣言”也在说，邓小平对其他的老人，对李鹏也非常失望，打算让胡耀邦重新出山，重启改革。

就在此时，胡耀邦去世了...人们愤怒，除了因为某种绝望，还因为强烈的不平。怎么那些颐指气使的80多岁的怪诞老人们仍然熊一般健壮活跃，而刚过70的胡耀邦却撒手人寰？于是，许多人的直觉是，胡耀邦是被老人们整、气死的。而对年青的大学生来说，胡耀邦之死，除了绝望、愤怒、不平外，还有内疚。1986年，安徽合肥、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人大代表的黑箱“选举”，事后胡耀邦被迫辞职，无数大学生也因为参加游行而被警告、处分，毕业后拿不到文凭、找不到工作。因此，对许多大学生来说，胡耀邦与他们和他们的同学同命运，是因他们而死!

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当年的社会与文化氛围。那时的大学生相对较少，入学考试也更严格，是所谓的“货真价实”。实际上，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产生不过一个世纪，从晚清、民国直到1989年之前，在90年代中国的教育商业化之前，大学生一直是中国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象征、希望和先锋队。即使“文革”期间，除了一、两年的昏乱，多数时间他们在民间也备受尊敬。1977年后恢复高考后，大学生除了被视为民族的精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象征，而且还取代了雷锋、“模范共青团、共产党员”等神父般的伦理楷模，时代、社会对他们还有厚重的道义期待。他们不但被认为是现代知识的携带和创造者，而且还被认为是民族与国家利益、社会公正、正义等价值的守护人和呐喊者。当社会陷入绝望、价值混乱的危机时，没有西方意义到教会、神父与牧师，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感召力也薄如蝉翼。1988年的危机又使垄断权力的邓小平、中共党失去了基本信誉时，大学生于是有了救世主的角色。

确实，当时的中国大学生有着今天的年青人，甚至教授、学者、政客难以想象、梦寐以求的乐观、自信。他们对如此沉重的救世主的社会期待，至少有本能的接受和承担。本来，胡耀邦之死给个体带来如此的荒诞、不平、愤怒等情感激荡，再加上这种群体的自信，对改革的绝望、对未来的忧虑，对“祖国”、对“历史”等抽象图腾的道德责任，当然还有无意识中相信“人民政府”的政治伦理的底线，故有比现在小许多的恐惧等等，汇成一股洪流。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历史的风？只不过，它不是不可改变、不可阻挡的。只是，它的改变格外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