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帝国，弹指二十年
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文
《帝国》一书问世于二十年前，当时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进程占据了世界的中心：所有人都觉得某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到了今天，全球化又一次成为了一个中心问题，之不过，现在各个政治光谱的评论家都只是在对其进行“尸检”。政界的政治分析家，尤其是那些在欧洲和北美的，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和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的死讯感到非常遗憾。方才登上权力顶峰的反动势力则要求国族主权的回归，要求破坏贸易协定并且暗示着贸易战，在谴责超国家机构和普世精英的同时，煽动种族主义和针对移民的暴力。即使是左派，也有一些人公开赞许新版的国族主权为抵抗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和全球精英的剽掠的防御武器。
尽管有如此这般既天天想、有希望，又充满了痛苦的预言，全球化还并没有死去，甚至都没有衰弱。它之不过是更难读懂了而已。诚然，全球秩序和与之相伴随的全球控制(command)结构无处不在，但当今的各种危机并不能悖论性地阻止全球结构的持续统治。同资本本身一样，这一新生的世界秩序也必须通过危机发挥作用，甚至要以危机为生。 在许多方面，它都通过分裂(break down)来起作用。[1]而今，全球化进程变得难以读透，这一事实使得对过去二十年的趋势的调查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调查的内容包括：1.考察多样的全球治理的制宪，其中包括国族国家的力(powers)，但又不仅仅停留在此，而是远远超出它们；2.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全球结构。
在全球背景下解释统治和剥削的首要结构，是认识和深化反抗与解放的潜在势力的关键。毫无疑问，新生的全球秩序和资本网络组织了某种攻势，我们应该支持对这一攻势的反对；但是，这二者也应被视为对革命的国际主义同解放斗争的漫长历史带来的威胁和要求的回应。正如今天的帝国是为了应对自下而上的诸众的叛乱而形成的一样，同样地，只要诸众能够将ta们的势力组成有效的反力(counter-powers)，并且为自己指明社会组织的另外形式，那么很有可能，帝国也会落入诸众之手(it could fall to them)。在许多方面，当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已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失调的球体
想象一下，帝国内部不断发生的危机发生于两个越来越失调的嵌套的球体——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行星网络，同全球治理的制宪。内球体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行星领域，由空前且日益复杂和紧密互连的通讯网络，物质和非物质基础设施，空、水和陆地运输线，越洋电缆和卫星系统，社会和金融网络构造，以及生态系统同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多层重叠互动所构成。在行星球体内，在地经济生产的传统形式，例如农业和矿业，一直持存；但是它们逐渐被这些跨洲的环路所吸收，乃至为这些环路所激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受到威胁。劳动力也受到来自市场、基础设施、法律和边境机制的行星网络的吸引及束缚。价值化和剥削的过程受高度多样化但仍旧统合的全球组装线的支配。最后，社会再生产的制度和生态新陈代谢的环路可能仍然是在地的，但它们也依赖于这些日益庞大的动态系统，并常常受到其威胁。
这些行星系统同时在真实和形式的条件下，跨越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种实践进行吸纳。这一球体极为多样化，由在各大都会、国族国家、地区、大洲内的不同规模的不断增生的边境和等级制所构成；但这一事实不能防碍我们认识到，它同时也是一个连贯的（尽管也是高度多样化的）整体：一个单一的、密集的行星的整合(ensemble)[2]。也许，当我们直面我们所共有的脆弱性时，这一相互联系性才会变得最为清晰：面对核毁灭或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生命和技术的整个网络都受到了威胁，无物、无人不被波及。
包裹、环绕着这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球体的，是第二个球体，它由不同水平上相互交织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组成：国族政府、国际法律协议、超国家机构、法人网络(corporate networks)、经济特区等等。不能说它是一个全球国家(state)。随着对国族主权的标榜逐渐淡出舞台，跨国治理机制作为替代者而逐渐出现。这些重叠的结构构成了混合的构造，我们将在下面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纵观整个球体的表层，统治的缰绳首要地为那些世界的所有者所执——实业头领、金融巨头、政治精英和媒体大亨。
随着新自由主义反向革命的不断前进，这两个球体的运作越来越紊乱。它们绕着相互分离的轴旋转，有时会相互碰撞。20世纪的改良主义企画（如国内的新政或国际维度上的霸权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谋求通过“嵌入式自由主义”来稳定两个球体之间的关系，以在全球体系的各个水平面上，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维持等级制；新自由主义反向革命创造了一个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球体没有稳定的结构关系的治理球体。[3]新自由主义帝国治理不再寻求任何调解，而只求竭力维持对内球体的统治，以从内球体攫取价值。内球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环路越来越自律的事实，并不能阻止新自由主义治理球体实施其控制：它可以通过货币机制来测量内球体生产的价值，并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和债务手段，以租金的形式，从内球体中提取到获得最多的价值。尽管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不断增生，但这些危机却并不是即将来临的崩坏的征兆，反而是其统治机制的迹象。
美国霸权的遗产
但是，这两个球体越来越紊乱的事实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每个球体的组成，以评测其力(powers)并设想其前景。我们首先要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过去二十年来，全球秩序的结构是如何变化的，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潜在的大道是如何在彼处为今日抵抗和挑战这些秩序的诸众而打开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以新颖的方式延伸出国族主权权力之外，美国总统宣布了新世界秩序的曙光。当时的大多数支持者和批评家一致地确信，美国已从冷战中“获胜”，成为了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将要发挥其无与伦比的软硬实力，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同时对全球事务加以越来越大的单边控制。十年后，胜利的美军驶入巴格达，老布什所宣布的新世界秩序似乎已由小布什所具体实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占领，并承诺要“重塑中东”，同时还试图从入侵后留下来的废墟里无中生有地创造出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展拳脚，另一方批评家此时也开始谴责新的美帝国主义。
事后诸葛亮地看，很明显，单边的美国权力已经受到了限制，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野心也不过徒劳。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其领袖的启蒙美德或其民族精神的共和正义而受损，而仅仅是受制于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不足。美国可以推翻塔利班和复兴党的政权（实际上确实造成惨烈的破坏），但它无法实现真正的帝国主义权力所需要的稳定霸权。如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经历了十多年的失败，不论它怎么叫嚣“反恐战争”，也没有什么人还会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所能带来的利好或其建立稳定秩序的能力抱有太大的信心。[4]自特朗普当选以来，评论家做了不少绝望的争论，讨论自由国际秩序能否幸存。实际上，美国和平以及美国能够单边锚定全球建制秩序的时刻，早在特朗普闯进镜头的很久之前就过去了。
这一新局势不仅与美国有关：如今没有一个国族国家能够单边地组织和控制全球秩序。一些人早已诊断出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乔凡尼·阿里吉是其中最初做出这一诊断也是最有见识的人之一），他们通常将另一个国家视为霸权的继任者：就像全球霸权的斗篷在20世纪初期从英国传到美国一样，他们认为，今天也是如此，随着美国之星的衰落，另一个国家必须崛起，而中国就是那一主要的候选人。[5]相反，自由派建制评论员坚持认为，尽管特朗普制造了国际动乱，但美国之星仍然在世界上闪耀，关于其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相对衰落的说法被夸大了。对于他们来说，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的唯一争夺者。[6]这些论点都有些道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角色以及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角色，都不应该从单极霸权的术语来理解，而应该把它们视作国族国家之间激烈谋夺帝国的混合制宪的梯级的混战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国族国家能够在新兴的全球秩序中担任霸主角色的事实，并不是对混乱和失序的诊断，反而揭示了一种新的全球权力结构的出现——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
2.帝国的混合制宪
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乌斯从希腊启航前往罗马，他在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发现了一种新颖的权力结构。之前的思想家，尤其是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坚持认为存在三种基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界定是几何学的：治于独，君主制；治于寡，贵族制；治于多，民主制（每种都有自己的否定形式：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他们分析了每种制宪的相对美德，并将政治历史理解为从一者到另一者的过渡。而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罗马的新颖性在于它的混合制宪：不是政府形式之间的交替，而是这三种形式的合成。[7]
二十年前，我们将现下的新兴秩序命名为“帝国”，以表明这一全球统治的混合制宪。这个帝国不是一个全球性国家，也未创建统一和集中的规制结构。尽管以前用于把握全球划分的传统模式（第一和第三世界，中心和边缘，东方与西方，北方和南方）已经大大失去了解释力，但今天的全球化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化过程；它意味着一个在同等程度上既均质化又异质化的过程。帝国的出现并没有创造一个平滑空间，而是涉及到边境和等级制在从单个大都市的空间到大洲的空间的各个地理范围内的增生。
在此，我们只能勾勒出过去二十年帝国制宪最重大的变化。在君主制层面，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中心的撤出。在90年代，美国尽管星光不再，但仍然在关键的权力领域占据中心地位。炸弹、美元和网络——华盛顿、华尔街和好莱坞/硅谷——能够产生出君主制的强力，因此在这些领域中保持着诸如“治于独”的东西。如今，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领域上的优势仍在继续，但其基础日益动摇，而且越来越受到严格的制限。首先，强大的美国军火库（核弹药、无人机、监视系统和精妙的技术设备，及其军事基地和常备军）仍然明显优于（也明显贵于）其他国家。但美军在越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已经表明，尽管美军的破坏能力不断提高，但如今美国军事机器的君主制能力却越来越脆弱。
其次，二十年前还是非常稳固的美元君主制，即美国的金融和货币霸权已逐渐衰弱。与军事实力一样，美国的宝座在这个领域也同样已经处于不稳地位，这至少可以追溯回1971年美元与金本位的脱钩。Timothy Geithner表示，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和货币体系就一直在“抵抗重力”。[8] 美国货币和金融权力的基础的摇摇欲坠，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实，这使人们再度怀疑美国担任君主制角色的能力。[9] 最后，在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美国的君主制地位也已被削弱。美国公司仍然在世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却作用越来越小，同美国的全球霸权所拥有的软实力如出一辙。尽管这些公司总部都位于美国，却将运营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全球范围，并且暧昧地在给当地国的全球形象做贡献。因此，在这三个领域中，虽然同其他国族国家相比，美国仍然居于主宰，其君主制权力的支柱仍然屹立，但其裂缝却愈发显露。这并不是说某些“篡位者”可以僭称其地位；相反，在君主制层面上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相对真空。
相比之下，帝国的贵族层级正经历着由权力的升降而带来的动荡挑战。“治于寡”在全球系统上的运作，是通过三个主要地层来展开的，即大手企业、主宰性国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每个地层的参与者之间，以及这些地层之间，我们都能看到强烈的竞争关系（其关系正由剧烈的竞争所刻画）：比方说企业对抗国族国家，或国族国家对抗超国家机构。在过去的20年中，每个地层所蕴含的全球等级制内部的相对位置都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国的财富猛增，但看似准备效仿中国的其他金砖国家的命运却步履蹒跚，至少目前如此。原本处于股市估值的顶峰的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现已被苹果和阿里巴巴所取代。这些竞争的趋势极其重要，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是我们在此主要关心的是，尽管冲突引发了刺耳的声音，各种贵族力量却也与之势均力敌。或者换种隐喻来说，它们就像骑士一样，尽管互相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但却全在为共有的骑士制度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秩序而服务，并以此为生。
在帝国的这一贵族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抛开其表象不计，其总体的轮廓在何种程度上保持未变。从这个角度看，备受赞誉的国族国家的回归以及国族主义的言论、威胁性的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应被理解为全球系统的破裂，而应被理解为贵族力量竞争的战术策略。美国第一！意大利最优！英国脱欧！这些是害怕其在全球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被他者所取代的人的抱怨。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保守的法国农民一样（路易·波拿巴凭借农民对失却的拿破仑荣耀的回忆而将其动员了起来[并渴望使法兰西再度伟大]），今天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要和全球秩序相分离，而是要爬回到全球等级制的高位上，回到其正当的位置上。与之相似的是，主宰性国族国家在同超国家基础设施之间的冲突中（如特朗普在2018年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对“全球主义”的指责），所要求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而不是攻击全球系统本身。领导主宰性国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的精英们都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些思想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建设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10]
最后，混合制宪的第三个也是最宽泛的层次，即“治于多”，必定是最混乱、最不清晰的，它由非常多样的势力组成。它包括全部处于从属地位的国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会社，及其自带的基础设施；广播和社交媒体；经常修复国家和公司项目所造成的损害的支持国家和公司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宗教团体；甚至是反抗国家的民兵，或声称自己已经建国的民兵。混合制宪的这一层面只能在该术语最退行的意义上，才能被称为是“民主”的，因为它不包括任何可能对帝国的持续运作展现严重威胁的反系统运动或势力。相反，我们在此所聚焦的广泛领域的势力，就算它们在抵抗和挑战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力量，最终也不过是在总体上为帝国制宪提供支持。福柯精通于辨别这些似乎是抵抗者或反对派的身影最终如何理性的诡计地服务于加强宰制权力，就像犯罪者的形象加强了规训机制一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抵抗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会不可避免地与帝国共谋，会选择这种方式，也不存在另类选择(alternative)的希望（福柯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接下来就要专注于验证这一点。
3.新的复数-国际主义
但是，自上而下观察到的全球化所提供的是一种扭曲的视角，因为它本质上是对来自下层的全球化势力的回应与遏制。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整个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和进程的首要推动者。从太子港到上海，从巴黎到哈瓦那，每一次现代革命都不无深远的国际主义色彩，无产阶级政治、反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解放斗争等振奋人心的源流也同样如此。以此自下而上解读的方式，乔凡尼·阿里吉和詹明信等人认识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确实是对60年代世界各地的工人反抗、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合流或聚集的一种回应。[11]辨认出这些权力结构作为一种回应的做法，不仅带来了分析上的效能，也有着政治作用。最能够反对和超越帝国规制的势力必然要采取更深远的复数-国际主义形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致力于分辨以及培育这些蓬勃新生的新复数-国际主义。
有一种辨识行动中的国际主义的方法，即追踪国际斗争周期的发展：尽管各场斗争可能会集中于在地和国家的条件上，但随着火焰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该运动也就会具有全球意义。诞生于突尼斯和埃及的2010-11年的反叛就开创了这样一个周期：行动分子（首先在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其次在西班牙、希腊和美国，然后在土耳其、巴西和龙门）在城市广场上扎营，并将要求民主的呼声翻译成自己的政治习语。在与此相似的潮流中，NiUnaMenos（兴起于阿根廷的反对性暴力和父权制的女性主义斗争）一开始回应的是波兰女性为再生产权利的斗争，紧接着被不断翻新地传遍（翻译遍）了整个美洲，并跨过大西洋，来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崭新的政治罢工形式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女性主义国际正在成形。[12]
在更广阔也更难以辨识的规模上，移民构成了国际主义和对国族国家的边境机制和全球系统的空间等级制的持续反叛的主要势力。2015年夏天，难民们或徒步、或乘火车，通过各种可能的交通工具向整个欧洲开展了壮观的朝圣之旅，而今则只能横跨险恶的地中海；他们使整个欧洲的边境机制受到了威胁。同样，2018年秋季，来自中美洲的满载儿童与家人的传奇大篷车穿越墨西哥直达美国边境，从而公开了美国边境机制的持续危机。[13]但是，这些高度被媒体化了的事件之不过是全球移民的多样范围的高峰而已，全球移民并不仅是从南方到北方，各个方向都有：从尼日利亚到南非，玻利维亚到阿根廷，缅甸到孟加拉国以及从中国农村到城市。当然，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国际主义反叛类型——如果靠近点观察，我们几乎完全不会将其识别为政治性的。极大多数的移民可能无法清楚阐明其航程（逃亡，双关语）的政治性本质，更不用说理解其采取的行动应被视作国际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确实，他们的形成是高度个体化的。像大篷车这样的组织结构，即使在一连串的迁移中也属罕见，更不用说在各种全球运动中了。移民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平台，没有原则声明。然而，移民的航程（逃亡）却构成了国际主义的力量。
不管移民是出于逃避战争或迫害等受到官方制裁的动机，还是出于仅仅出于冒险等不被当局所认可的理由，他们都确证了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的迁徙自由。[14] 要能够领会作为持续不断的反叛活动的全球移民的政治意义，人们必须退后一步，弄清马赛克的设计构成。但也请放心，规制者当局也意识到了这种威胁：从有欧盟做后台的利比亚集中营到美国边境的野蛮政策，官方针对移民的反-反叛的残酷且耗费巨大的策略，反而证实了反叛的力量。仅仅通过横越各种界限，移民反叛就有可能使分割全球系统的各种墙壁土崩瓦解。
4.全球资本和共同
对全球治理的混合制宪的分析，要由对其他球体（从属于生产和再生产的球体）的研究加以补充——因为即使球体间已经失调，每个球体也需要对方的支持。正如民族资本需要国族国家来保障其共同的长期利益一样，当今的全球资本也需要有复杂的全球治理结构。资本主义关系的球体，与治理球体一样，由一簇完全作用于不同规模的异质、冲突和不稳定的要素组成：相互竞争的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经常发生冲突的民族资本；各种形式的有薪、无薪和不稳定劳动——再加上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的非资本主义要素。与其他球体一样，标记下这些元素的异质性，也不会阻碍我们对总体构设的认识。[15]
此处我们将沿着一些产生自近二十年的学术和激进批判路径，简要概述资本发展的一些关键方向。 （实际上，日益广泛的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质疑，伴随着多种马克思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分析的蓬勃发展。）政治经济批判的主要要求除了揭示新式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更为严峻的）资本主义宰制和剥削之外，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回路内部寻求抵抗和自由的种子。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规训体制的运动如何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关于收编和捕获的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反叛潜力的指标：什么地方有力量推动资本前进，什么地方也就有潜力将之推翻。其后，我们将检验资本通过追求其自身的发展而创造出最终可用来对付其自身的武器的方式（译者注：通俗点讲，即资本如何为自己掘墓）。[16]
近来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表现出不同的姿态却同时起到了中心作用的“共同”，其表现形态出现于从自然资源到文化产品，生物测量数据再到社会合作的一系列位置。共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资本积累的价值越来越多地停留在共同中——而且它还指明了由社会摆脱资本以实现自治自律的潜力，也即达成反抗的潜力。在此我们将简要描述当下活发的对资本的分析中的三块关键地层，其中共同起着中心性又悖论性的作用：抽取性、生命政治性和生态系统性。
近来各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都围绕着抽取的概念，当然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它们不仅强调了传统的抽取主义实践的扩展（气、油、矿产、单一文化农业），即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将价值从地里抽取；还强调了通过将公共财富和基础设施（运输和通讯系统、文化遗产）私有化而实现的积累模式，以及新的人类和社会价值被私人占有并积累的抽取形式——包括知识、数据、关怀与社会合作回路。Sandro Mezzadra和Brett Neilson写道：“抽取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不仅表现在资本运作掠夺了地球和生物圈的物质性，还表现在资本运作遭遇到了人类合作与社会性的形式与实践，并对这些形式和实践加以利用。”[17]
数据挖掘的隐喻为了解传统的采掘作业如何迁移到社会领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例如，借由社交媒体平台来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可以收集和处理用户提供的数据，还可以创建算法手段对用户带来的智力、知识和社会关系加以利用。[18]Uber和Airbnb等平台已经亦步亦趋地将“分享”的做法从为他人提供某件商品以供一般使用转变为一种抽取价值的手段。金融业也通过其自身的抽取模式而运作。当然，在某种程度上，金融设备不过是投机工具，仅创造“虚拟”的价值，但重要的是，金融和债务关系是抽取外在于金融资本的直接管理的社会产生的价值的手段。与其他人一样，我们也认为这一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内部的发展代表着从利润到租金的过渡：正如工业资本主要通过管理生产过程和强行裁定合作形式来创造利润，金融资本不运作于由其所直接管理的财富，反而是向外在的生产合作形式抽取租金。[19]
这些对抽取的分析同大卫·哈维恰当命名的“通过剥夺积累”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该类过程主要是通过对新的共同的圈占以及对财富的抽取来进行的，这些共同或财富可能就存留在地球内部或公共基础设施之中。[20] 最后，我们在谴责这些造成巨大破坏的剥削和社会及生态毁灭的同时，还要强调指出，每种抽取的形式都依赖于外在于其直接管理领域的外在产生的价值。抽取主义掠夺着各种形式的共同——生态的、社会的和生命政治的。[21]这种掠夺过程指向着存留于共同内部的潜能，而我们必将回到这一潜能来。[22]
第二簇的分析强调共同在生命政治关系中的作用，这涵盖情感和关怀的生产和生成的认知形式，从而跨度到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研究通常会分析知识、智力和科学在当代生产中的作用，强调“一般智力”（即在一某种意义上已变为共同的社会中积累的知识）已在多大程度具有了知识的直接生产性。[23] 其他的分析侧重于数字劳动和通过数字网络和平台的价值生产，在某些情况下，数字网络和平台依赖于由用户关注产生的价值。[24] 除了智力和关注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也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而且通常遵照着既定的性别等级制度。大涉及部分情感生产的工作（护士、家庭护理工、行政支持人员、有薪家庭工人、小学教师、食品业服务员）薪水低、不稳定，因此主要由女性担任。情感的生产对于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社会再生产的无偿领域来说也很重要，而这一领域仍然由劳动的性别分工来定义。[25]
在这些分析中，我们辨识出了新的强化的剥削和宰制形式，以及新形式的生命政治控制，还有人类生存的其他领域的殖民化与商品化。研究表明，当今生命政治的生产能力(productive forces)被圈占在了私有财产关系中，封闭在工资劳动中，或者是处于屈从和贬值的地位，与此同时，它们所产生的价值却仍被剥夺和积累。但我们也在此处也能认识到共同的社会本质，因为智力、知识、关注、情感和关怀都是直接的社会能力，由集体行动和相互依存所定义。这些共享知识、集体智力，情感和关怀的去商品化关系，以及最终的社会合作回路，建构了共同的巨大生命政治储藏库；它们有着摆脱资本主义控制而自治自律的潜力。
第三块分析的地层则通过调查资本发展破坏地球及生态系统的多种方式，更加直接地表述了共同本身。对气候变化的分析尤其表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同对化石燃料的提取紧密相关。不少作者都已指出说，人类行为会导致气候变化，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纪，好像人类这个物种从整体上，要人人同等地对造成我们当前困境的决定负责，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真正确实负有责任的是主宰性国家的相对来说一小撮的资本家阶级。研究表明，任何旨在维护地球长期健康的计划的必要先决条件都是——挑战和超克资本主义统治的至高无上。[26] 我们立刻就能认清在这个领域中共同所面临的危险，因为一度为人人所共享的生命的重要领地——大地、海洋、大气层——要么被圈占了，要么就是退化了。穷人将最先且最多地尝到气候变化的苦果，但最终所有人都会屈服。共同不仅对我们业已失去的东西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可能建构出的替代选项来说也至关重要。反对资本主义毁坏的本地住民抗议最明确地提出了人类与地球建立新关系的需要，其特征是相互依存和关怀的关系——以使地球变为共同。[27]
在所有这些对当代资本的分析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有形式的共同的力量，从泥土和水到大都市的社会合作回路，从共享的知识和智力到情感关系和社会再生产。资本已越来越成为一种捕获机器(apparatus)，它掠夺共同，抽取共同所产生的价值，并在此过程中造成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毁坏。 但是，所有这些共同的领域都具有自治自律的潜力——创造出超出资本主义统治之外的社会关系的潜力——尤其在动员起来并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融为一体的时候。
5.阶级-诸众-阶级素数
杂多性正成为我们政治想象的不二地平。从科恰班巴到立岩，从弗格森（Ferguson）到开普敦，从开罗到马德里，过去几十年来最鼓舞人心的运动都因诸众而得以如此蓬勃。人们常给这些起义冠上无领导性的标签，尤其是媒体；确实，它们拒绝传统的集中式领导方式，试图创造新的民主表达。但与其将它们形容为无领导性的，不如将它们理解成诸众斗争——这非常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它能使我们把握其优点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它们也经常指向一个更另类的、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它们通常过于短暂，许多还惨遭挫败，有些甚至不得不目睹其成果被残忍地全部肢解、逆转。各色激进分子会告诉你，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对关于政治组织的创造性和原创性思考的需求极为迫切。我们没有兴趣来训导这些运动关于放弃杂多、构建统一的政治主体——无论是中央领导会议，选举派系还是“人民”——的需要。回到传统的组织形式不太可能带来更持久或更有效的运动；无论如何，积极分子本身对民主的敏感就已明确否弃了它们。此外，用抽象的术语来说，我们也不相信认为只有“独者”才能作裁断。最重要的问题是：杂多性如何才能政治性地行动起来，并且具有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的持续能力？
在此退回二十年前，并从这个有力位置出发来切进我们的当代情况可能更有助益。要探索当今运动的潜能，我们要追溯两段历史和理论的过渡：从阶级到诸众，再从诸众到阶级。乍一看，这看起来像个摆式动作，一次简单的往返；但是我们打算用它来标识某种理论和政治上的进步，因为出发时的“阶级”同到达时的“阶级”并不相同：经由诸众的过渡改变了阶级的含义。因此，我们建议运动组织的一般公式是C–M–C'，即阶级–诸众–阶级素数。[28]同马克思的公式一样，这一公式的意义在于其流程的中间项。阶级素数必须是一个诸众化的阶级，一个交叉性的阶级。
从阶级到诸众
从阶级到诸众的挪移，部分名状出了对过去几十年的概括性认知，即必须从杂多性的术语来理解工人阶级，要从其领域内外两个方向来理解——这一转变回应着对传统政党和工团机关代表工人阶级的主张的腾除。当然，工人阶级作为经验性形成从未停止存在过。但是，由于其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通过新颖的工作形式、新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关系），因此需要对阶级构成进行新的调查。这些调查尤其应探索社会合作及共同(the common)的力量。此外，一直存在的劳动人口内部的差异现在越来越拒绝那种统一的再现与代表。劳动部门之间的差异——例如有薪和无薪工作、稳定和不稳定雇佣、有编制和无编制工人之间的差异——再加上性别、种族和国籍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作状况的差异），全都要求得到表达。在这一点上，任何对阶级构成的调查——以及任何对阶级政治计划的主张——都必须将其自身嵌入到交叉分析中。也许有人会将阶级理解成一个内在统一的主体，或者说阶级可以被再现为一个统一整体；那么，他就会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了：它是一个诸众，一种不可还原的杂多性。
同时，从阶级到诸众的转变意味着，必须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其他宰制轴心的斗争在平等的基础上放置在一起，如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去殖民主义、酷儿、反健全主义(ablist)者及其他各种的斗争（杂多性理论家从来不为开放集合和无尽名单而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讲，诸众的概念与交叉分析实践（交叉分析实践产生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盟关系，并且事实上也深深地受惠于后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交叉性是关于杂多性的政治理论。它旨在通过辨认种族、阶级、性、性别和国家等级制的连锁性质，来对抗传统的单轴的政治分析框架。首先，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宰制结构要比其他宰制结构来得更重要（也不可还原至其上）。相反，它们是相对自律的，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互构成。其次，正如宰制结构的特征可以用杂多来加以描绘，与其相关的多种主体性也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拒绝身份或者是意味着某种关于多个身份的积录、累加的概念；相反，它要求我们以杂多性这一要钥来重新考虑主体性。[29]对交叉诸众的呼声不仅是在呼吁更大程度的包容，而且正如Jennifer Nash所说，是在呼吁“反从属的规划”，即同时在多条战线上采取战斗性和革命性的策略。[30]
在此，我们最好用脆弱不安的概念来考虑从阶级到诸众的过渡，这包括两层含义。脆弱不安的第一层含义主要出自欧洲的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之手，主要以工资和劳动关系的术语构成。[31]这层含义的脆弱不安或者说不稳定，同稳定的雇佣合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20世纪中叶的福特主义经济中充当了一种调节性的理念——这一理念仅对主宰性国家的少数（通常为男性）工业工人来说切切实实。有保障的劳动合同和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已逐渐受到侵蚀，工人们被迫接受非正式的短期劳动合同。当然，这些劳动安排一直都是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但是，所有的劳动力部门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尽管其实现方式和措施不一。这种劳动的不稳定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有力武器（它有着庞大的军火库）。
另一种脆弱不安则出自美国作家之手，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补充，它也部分起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以及挑战——不过这一作用要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才能看出。朱迪斯·巴特勒写道，“脆弱不安指认的是某种被政治地诱发的状况，在其中，因社会和经济支持网络的失败，某些人口比其他人口要经历更多的苦难，而且暴露在伤害、暴力和死亡面前的程度也有所区别。” [32]劳动的脆弱不安自然也是整个脆弱不安的混合中的一部分，但脆弱不安的生命的概念旨在了解的是法制、经济和政府的变化如何使许多早已沦为下层的人口（女性、跨性别者、同志和拉拉人口、有色人种、移民、残疾人等）的不安全状态又加剧了。因此，有一种关于脆弱不安的概念讲的是工人阶级的语言，而另一种则推动了某种交叉性视角。将其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到诸众理论化的良好的基础。
我们并不把这种从阶级到诸众（或从人民到诸众）的挪移视作要发出的政治指令。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过去二十年来已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将历史上从阶级到诸众的转变看作是一种衰退和损失，首先是体制性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权力削弱和成员数减少（然后，确实，并不是每一杂多性都是政治进步的；乌合之众和暴民也有可能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清我们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在分析的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相互构成的宰制结构的杂多性为把握我们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镜头，这需要我们在简洁地探究资本主义规制地同时，同等地增补以对种族、性别和性等级制的建制结构的分析。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最关键的是：如今成功和持久的阶级政治的规划，不可能不同时是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酷儿性的。
重思阶级
然而，将杂多性理论化，乃至辨识现存的杂多性，也还是不够——尤其是当我们的杂多性仅仅表示简单分裂和分离的情况下。为了使自己政治性地发挥成效，我们需要组织。而在处理杂多性时的问题，组织之迫切更甚。要回答我们最初的问题（即杂多性如何政治性地决断和行动？），只是说需要对杂多进行组织，还不是很有帮助。因此，下一步我们需要重返阶级概念，以便更全面地探索诸众能够成为什么，以及它们将如何政治性地行动起来，然而，在此处，阶级的概念已有所不同了。对从诸众到阶级的第二挪移这一发想，有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即这么做会拆解掉我们在先前挪移中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即从被资本所决定的主宰性单一支配轴下的统一政治概念到广泛涉及父权制、白人至尊和其他轴心的杂多性的进步。然而，我们的意图是要构建出一种阶级概念，它不仅指涉工人阶级，而且其本身就是杂多性，是一种有益于诸众之所得的政治性的形成。
首先标出那些使用阶级概念，指涉的却超出工人阶级的，以应对种族、性别宰制和斗争的那些著者，可能会对此有所裨益。 比如Achille Mbembe就用“种族阶级”的术语分析了针对欧洲的非洲移民的当代控制模式：
欧洲不仅决定军事化其边境，还打算将边境扩大到更遥远的地方…… [其边境]现在定位在沿所有移民候补走过的路线和曲折路径上，重新定位以始终逼近掌握其轨迹……实际上，构成今日的欧洲边境的，是非洲人的身体，是每个被当作个人的非洲人以及作为一个种族阶级的所有非洲人。这种新型的人类身体不仅是构成隔离的皮肤-身体和表皮种族主义的卑下身体。它同时也是边境-身体，在属“我们”者与非我族类者与可以虐待他人而逍遥法外者之间描绘界限。[33]
Mbembe声称，在新的全球流动性(mobility)机制中，非洲人将成为“被污名化的种族阶级”。 对他来说，这里的阶级概念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相反，它是一种不仅仅基于肤色的思考集体种族差异的手段；这个种族阶级就诞生于欧洲的种族主义结构和机关。
Mbembe对阶级概念的援用呼应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如Christine Delphy。当时她运用“性别阶级”的概念来理解父权制宰制，并为女性主义斗争认定一个基础。Delphy回应其他质疑她的用法的女性主义者说，阶级的概念比任何其他概念更能把握从属的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宰制关系创造出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Delphy写道， “我们不能将每个群体视为彼此独立的，因为它们被宰制关系联合在了一起。这些群体……在被置入关系中之前完全谈不上被构成。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它们本身。” [34]故而，宰制关系先于社会主体之前并构成社会主体。同样，在Delphy的用法中，阶级并不排他地指经济地位，而是涉及可以运用于对任何支配轴进行的考察的分析步骤。
我们对Mbembe和Delphy的这些分析的关注首要旨在强调这么一点——阶级的概念可以用来把握由宰制关系所创造的隶属性的各种效果，不仅可以考虑资本的方面，还可以考虑白人至尊和父权制的方面，不仅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还要站在种族阶级、性阶级等的利益上。其次，必须强调的是，此处所运用的阶级概念不仅仅是个描述性的声称，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呼唤，呼唤那些隶属于父权制或种族等级制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共同斗争。[35]最后这一点也是我们最难直面的：辨识出那些以并立的风格而既遭受宰制又奋发斗争的阶级的多元性象征着我们向前迈出的一步，但这还不够。我们寻求的“诸众化阶级”或“交叉阶级”的概念还需要更进一步：这些不同的主体性（工人阶级、种族阶级、性阶级）在斗争中的内部阐述。交叉分析大都能以团结和联合的视角传达出从属主体之间互相接合的需求。通常这一接合是对某种累加策略的重复：工人阶级加女性主义者加反种族主义者加LGBTQ斗争，再加……换句话说，即使交叉分析拒绝身份概念的累加，累加逻辑仍会支配积极分子虚数。这种方法的一个弱点在于，团结的纽带是外在的。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团结的内在纽带——即一种不同的接合模式，超越了联合的标准构划。
这个诸众化阶级内的团结的内在关系。 首先是罗莎·卢森堡：在1905年的俄国义举失败后，卢森堡批评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SPD)对俄罗斯兄弟的同情和支持的表达，无论他们是抱着谦卑之情还是钦佩之情。卢森堡当然不是在主张德国工人脱离或较少关注俄国的斗争，事实恰恰相反。她的疑问是，“国际阶级团结”这样的表述仅构成一种外在关系：德国革命者需要认识到，俄国事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他们斗争的内在一环，“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章。” [36]
第二个理论例子：1980年代初期，艾里斯·杨挑战了自称拥护女权运动的男性社会主义者。她写道：“大体上说，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同女性受到的压迫作斗争也是同资本主义本身所作的斗争的核心方面之一。”[37]请注意，杨的话针对的并不是比比皆是的厌女人士和反女性主义的男性社会主义者，而是相反，是那些支持女权团结女权的男性同士，或者是那些认为女权斗争是其盟友，但又相互独立的人。同卢森堡一样，杨认为这种团结是不够的。 实际上，她敦促男性社会主义者承认反对父权制的女权斗争本来就是其自身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章。 如果没有女性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因为由于它们是相互构成的，因此，如果不击败父权制，就无法击败资本。
第三个例子：Keeanga-Yamahtta Taylor对美国的反种族主义积极分子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而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阶级宰制。她坚持道，存在着斗争的隔离，比如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过是白人所要承担的任务，而有色人种则要开展反种族主义的斗争。Taylor写道，“近一百年来，没有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潮流，曾经要求黑人或拉丁裔工人将他们的斗争放到次要地位来首先进行阶级斗争。前述隔离性的假设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工人阶级是白人和男性，因此无力担负起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议题。实际上，美国的工人阶级是女性、移民、黑人、白人、拉丁男/女，等等。移民议题、性别议题和反种族主义正是工人阶级的议题。” [38]这并不是对盟友的参与表示接纳或表示声援与团结的事情；反对白人至尊和反对资本的斗争必须被理解成互为内在的。
此处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是的，它们需要共同斗争，因为它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两种意义上的脆弱不安性上，都是一样的；但这种对同一性的预测无济于事，因为脆弱不安性和宰制的模式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保持杂多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宰制与性别或种族的宰制并不相同，一者不能被吸纳为另一者。与同一性的还原论相对，这种论断还要求在斗争的主体性之间进行接合。这就是为什么阶级——一个诸众化的阶级——而不是联合在我们看来是更为适当的概念的原因。但这一阶级概念不仅由杂多性构成，以社会合作和共同(the common)的形式为基础，还要由斗争中的团结与交叉间的内在联系来加以接合，每种斗争都要承认其他的斗争也是“它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章”。这就是其接合的模式，其装配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这一经转换的概念命名为“阶级素数”，通过如此命名，我们试图加以勾勒的整个运动不是阶级-诸众-阶级，而是阶级-诸众-阶级素数：C-M-C'。这至少可以充作对我们先前提出的问题的初步理论回应：杂多性能政治性地行动吗？是的，它可以作为阶级素数而行动，作为同资本、父权制、白人至尊和其他宰制轴线相抗争的内在接合的杂多性而行动。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概念性的回应，但不管怎样，这也许可以为对该政治性规划的思考和贯彻提供一个框架。
6.赞美另类全球化
1994年1月1日，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那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墨西哥恰帕斯发起起义。 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的抗议者封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会场；2001年1月25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了开幕典礼，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遥相对峙；2001年7月21日，大批群众涌入热那亚街头，抗议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美洲和欧洲发展出的另类全球化的国际斗争大圈具有许多缺陷：它们的游牧性质和在许多情况下的“跳峰”[39]实践使得在地且持续的组织化介入变得黯然失色；本身也参与了这些运动的激进分子经常强烈批评ta们，因为ta们未能充分发挥我们前文概述过的交叉性特征；事实证明，斗争季相对较短，这部分源自ta们自身的组织缺陷。当然，应该牢记是，这些运动也曾一度因911之后建立的严酷安保制度而被叫停；积极分子不得不注意力从另类全球化转向反战运动。
这些抗议活动的杰出之处在于其理论实践。它们建构出全球性的批判性前景，并通过精心策划的事件，以使得全球经济建制相对模糊的领域的政治意义清晰可见。因此，与其将之理解为运动，不如将其看成是对新兴的全球秩序本质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研究调查。积极分子们知道，大手企业和主导的国族国家——首先是美国——有着巨大的力量；但ta们也有这样一种直觉，那就是全球秩序意味着更多——而且必须在全球的层面上来理解当代的宰制结构。每个事件都阐明了全球力量结构新兴网络的另一种节点：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八国集团、贸易协定等等。因此，对于那些参加另类全球化运动大圈的人来说——对于其他愿意学习的人来说也如此——这是个宏大的教学项目。
自那时以来，尽管各色力量在混合制宪中的相对地位各有上升或下降，尽管有来自国家主权思想家的叫喊，全球秩序的支配和控制力(forces)却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它们只是从视野中退缩了，变得更难以辨认了，好像发现了隐身药水一样。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国际大圈，凭借我们智力，去深入调查和研究统治着我们的全球秩序的结构。 毕竟有时候，在社会运动中写就的理论作品对我们的教育和启发要远比在图书馆中写就的来得多。 扭转全球秩序的力的隐形性也不过是能够挑战并最终推翻帝国结构的第一步罢了。
[1] 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资本主义机器的精神分裂本质，被“其依靠分裂(break down)来起作用”的事实而部分揭示出来了。见Anti-O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Lane, Minneapolis 1983, p. 31.
[2] 关于贯穿整个行星空间的分裂、等级制和边境的增生，见Sandro Mezzadra and Brett Neilson,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NC 2013.
[3] 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见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同样可参考David Singh Grewal’s update, ‘Three Theses on the Current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25, no. 2, 2018.
[4] Edward Luce表示，这已成为几乎普遍的常识：“很难夸大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软实力和西方民主使命的信誉造成的破坏”。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Boston 2017, p. 81.
[5] Foreign Affairs一刊的字里行间充分展示了特朗普时代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所经受的焦虑。例如，可参考 Joseph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还有 Robin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The Demise of a Dream’, 同收录于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2017; 以及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3, 2017.
[6] 关于霸权从美国传递给中国的前景，见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7] Polybius,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trans. Ian Scott-Kilvert, London 1979, pp. 302–52.
[8] Timothy Geithner, 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2014, p. 105.
[9] “在[从2003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学和经济政策学精英都遭受了屈辱的失败。”: Adam Tooze, Crashed, New York 2018, p. 3. 尽管如此，Tooze认为，现在说美国世界秩序的消亡还为时过早，因为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即军事力量和金融控制权还在。终结了的是“所有声称美国民主能够提供一个政治模范的主张”：见 ‘Is This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LRB, 4 April 2019, p. 7.
[10] Quinn Slobodian关注的是他所谓的日内瓦学派及其在WTO组建中的作用，他强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主义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MA 2018.
[11] 詹明信写道：“我们也把全球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发生的宏大去殖民化和解放运动的另一面或另一边”: ‘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 NLR 92, March–April 2015, p. 129.
[12] 我们在Declaration, New York 2012中分析了2011年斗争的周期。关于三大洲主义的部分复兴，见Anne Garland Mahler,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Durham NC 2018, p. 240. 关于NiUnaMenos开创的新形式的女性主义国际主义，见Verónica Gago, ‘La internacional feminista’, Página 12, 15 February 2019.
[13] 见Martina Tazzioli, Glenda Garelli and Nicholas De Genova, eds, ‘Rethinking Migration and Autonomy from Within the “Crise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7, no. 2, April 2018, pp. 239–65. G关于穿越墨西哥的大篷车，及其作为一种反边境机制的叛乱，请参见Amarela Varela, ‘No es una caravana de migrantes, sino un nuevo movimiento social qua camina por una vida vivible’, El Diario, 4 November 2018.
[14] 见 Sandro Mezzadra, ‘The Right to Escape’, Ephemera, vol. 4, no. 3, August 2004, pp. 267–75.
[15] Jamie Peck和Nik Theodore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异质性，强调了“新自由化计划和项目必然的多样化特征，其建构性的且不均衡的空间发展（这一不均衡的发展并不是通往完全性路程中的某个过路小站）”。‘Still Neoliberalis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8, no. 2, April 2019, p. 246. 同见Jamie Peck and Nik Theodore, ‘Variegated Capit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1, no. 6, December 2007, pp. 731–72.
[16] 考察发生于资本主义机制内部的20世纪60年代的叛乱的复苏，人们引用的最多的是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我们更多地是受惠于马里奥·特隆蒂的主张，即工人阶级起义先于并预示了资本的发展: 请参阅Workers and Capital, trans. David Broder, London and New York 2019.马克思一再强调，最强大的反逆武器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提供的。他写道，革命不是通过向过去的社会形式的回归而发生的，而是“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合作、对地球的共同占有以及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手段”: Capital, Volume I,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1976, p. 929.
[17] Mezzadra和Neilson’s The Politics of Operations: Excavat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Durham NC 2019, 此书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抽取的扩展概念的最完整的分析，尤其是在物流和金融方面尤其要看pp. 133–67; quote p. 138.
[18] 例如，可参考 Matteo Pasquinelli, ‘Google’s Page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in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eds,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New Jersey 2009, pp. 152–62.
[19] 除此之外，可见 Carlo Vercellone, ‘Wages, Rent and Profit’, 线上资源见generationonline.org; 以及奈格里、哈特：《大同世界》。
[20] 见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四章,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2003, pp. 137–82.
[21] Silvia Federici强调了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共同所面临着的危险，并指出了一个要点，即原始积累的暴行始终包括对妇女的暴力。“正如圈地从公社土地上没收了佃农制，狩猎女巫也从女巫的身体上没收了妇女，因此妇女从任何阻止她们为了劳动生产而像机器一样运作的障碍中‘解放’了出来。因为火刑柱的威胁在妇女尸体边筑起了比迄今的公地栅栏都要更为可怕的屏障”: Caliban and the Witch, New York 2004, p. 184.
[22] 要理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资本的“外部”，可以根据资本对社会的形式吸纳来理解这些各样的抽取主义关系：生成价值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合作被压在资本主义管理的控制之下，却仍外在于它，因而仅是形式上被吸纳了。
[23] 见Carlo Vercellone,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5, no. 1, January 2007, pp. 13–36.
[24] 见Christian Fuchs,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C, vol. 10, no. 2, May 2012, pp. 692–740.
[25] 关于工资劳动和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分工，见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Durham NC 2011.
[26] 见Andreas Malm, Fossil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2016; Jason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5;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London 2014;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New York 2010.
[27] 在2016年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的立岩苏族（Standing Rock）抗议活动中，“水保护者”表示需要建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见Arthur Manuel and Grand Chief Ronald Derrickson, The Reconciliation Manifesto, North Carolina 2017; 及 Teresa Shewry, e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cross the Pacific’,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6, no. 1, January 2017.
[28] Joshua Clover在Riot, Strike, Rio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6中对骚乱-罢工-骚乱素数的历史过程的分析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有意将此讨论视为一场持续的对话的一部分。
[29] 随着交叉性成为各种学术领域以及政策讨论中的关键概念，文献也业已大量涌现。见Kimberlé Crenshaw的奠基性文本, ‘Mapping the Margin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3, no. 6, 1991, and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no. 140, 1989. 关于当代的争论，见 Jennifer Nash洞见性的Black Feminism Reimagined: After Intersectionality, Durham NC 2019.
[30] Nash, Black Feminism Reimagined, p. 24.
[31] 例如，可参考Patrick Cingolani, Révolutions précaires, Paris 2014.
[32] Judith Butler,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Cambridge MA 2015, p. 33.
[33] Achille Mbembe, ‘Vu d’Europe, l’Afrique n’est qu’un grand Bantoustan’, Jeune Afrique, no. 3024, December 2018, pp. 62–3.
[34] Christine Delphy, L’ennemi principal, vol. 1, Paris 1998, p. 29. Shulamith Firestone类似地分析了性阶级系统，认为性阶级与经济阶级平行并立，但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更深：“为确保废除经济阶级，就需要下层阶级（无产阶级）的起义，而在暂时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要夺取生产资料；与此类似，为确保性阶级的废除，就需要下层阶级（女性阶级）起义并夺取对再生产的控制权”: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1970, p. 11.
[35] Lisa Disch对于Delphy对作为社会阶级的性别的分析的解释是，它不仅是个描述，还是“解释、高喊或呼吁。Delphy请求隶属于父权制的人赋予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将她们受到的压迫看得不亚于‘工人’受到的压迫，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到反压迫的斗争中”: Christine Delphy’s Constructivist Materialis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4, no. 4, October 2015, p. 834.
[36] Rosa Luxemburg, The Mass Strike, New York 1971, p. 74.
[37] Iris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1981, pp. 43–69.
[38] Keeanga-Yamahtta Taylor, 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 Chicago 2016, p. 216.
[39] 指穿行于政治峰会之间，并以非暴力抗议或骚动为目的的安娜其主义行为，参考安娜其主义词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