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
大海很骚,我很闷
抑或是 大海很闷,你很骚
不闷不骚不如
上山 上山 上山
山上有人
砍柴
说起“上山”这件事,还得先从苏非殊开始。早先跟苏非殊认识是在北京文学圈的酒局及与相关的若干文艺活动上。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郎当,三十出头的样子,属于混迹于北京大小文学圈酒局中的少壮派,正是卯足了劲往死里“作”的岁数,同时又恰逢我混迹的以诗人阿坚为首的叫做“后小组”的这个北京诗歌文学圈的黄金时期。后小组的这段黄金期,我认为大致是从03年的非典之后开始到08年奥运会前后,现在回头看那时的酒喝得也可谓风声水气,自己也颇有正逢其时之感。至于被冠以诗人身份的苏非殊,跟没有一技压身,只是随着酒局瞎混的我不同,一两个小圈子是很难框住他的。其时在诗歌圈苏非殊已有点要独树一帜,另起炉灶的意思,这从他屡屡引发热议的裸诵诗歌,称斤卖诗,把玩具鸟放到麦克风前代替朗诵等那些破格的诗歌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而那时的我是只论酒量,不谈抱负的,所以对于苏非殊如其他的所谓京城文化圈的各种怪咖,虽然经常碰到,但对其人其行却只能说是泛泛。
自觉和苏非殊能称得上相契,是随着他09年去终南山开始的。在这之前我对于终南山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那本著名的《空谷幽兰》。在苏非殊上山之前,我是很难把这位京城著名的诗歌行为活动家和终南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听说苏非殊要去终南山“归隐”时,虽说也谈不上震动,但还是大大的意外了一下,这意外超出他之前所有那些著名的行为。
大概在苏非殊上山的一年多前,因为与佛结缘,我本人的身心正处在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期。适闻苏非殊终南之行,恰逢我刚从一个月的闭关中出来。因为吃素闭关,不觉间已是人形剧变,和之前那个暴饮暴食的八十多公斤的小胖子比起来一下瘦了有三十多斤,并且对于已经有些久违了的喝酒聚会活动,颇感不适。不光是对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景象,甚至是酒桌上吆五喝六的谈话方式,都让我觉得甚是费劲,损耗元气。但同时我却也能感觉到内心里那装弱游丝的未烬烟火,在隐隐中忽明忽暗的烧灼。
正是在这烟火的明灭之间我来到了给苏非殊饯行的酒桌之上。在此之前,除了酒桌,我想不起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它可能的场所和方式与苏非殊相见。记得当时苏非殊还劝了我半天的酒,在我坚持以茶代酒的同时,心里对苏非殊去终南山这件事也犯起了嘀咕。在我当时的意识里,一个决意“归隐入道”的人,临别似乎不应该是这副德性。当然从事后来说,把苏非殊的上山当作是“归隐入道”,显然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在之后几年,随着我对苏非殊围绕终南山的诗歌实践的了解和认识,及期间不多的接触,不断修正和丰富着我对“诗人上山”这件事,以及“道”之本身的体认。
就在苏非殊西去终南之后不久,我也南下沪上,开始了持续数年反映新疆回沪知青的纪录片《上海青年》的拍摄,并因此将生活和工作的重心由北京挪到了上海。直到2013年初,随着《上海青年》的拍摄已基本告罄,搬师回京之后,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寻访终南。在这期间,先是有身边我和苏非殊都共同熟识的朋友,如阿坚,小招,效刚等去过若干次,回来报告一些苏非殊的情形状况。后来大约一年一次或两次,在我也由沪返京期间,碰到下山继续其诗歌活动的苏非殊,在酒局的间隙能聊上那么一二句。由此开始,我对于苏非殊上山这件事的整个轮廓才大致看清。
在山上这几年,苏非殊先是利用租住的农家小院创办了物学院(物学院的口号是“以自然为师,向万物学习”,算是承接了之前以他为首所倡导的“物主义诗歌”的理念)。苏非殊创办物学院的这一过程有幸被一位南京的纪录片作者孙浩然拍了下来。2011年我在南京的独立影像展上还特意观看到了这部名叫《归去来》的纪录片。片名引自“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再结合影片所呈现出的实际内容,加上我对苏非殊本人及之前阿坚等去过终南山的朋友的描述,我感觉到影片作者或多或少跟我当初一样,并未超越对“诗人上山”这件事理解上的一厢情愿。而这一厢情愿很可能来自于我们惯常由“所知”以及“我执”所带来的“赋比兴”的滥用,而这却恰恰正是苏非殊所极力想消解掉的。当然这是我后期在比照其诗歌及实践行为的基础上逐渐才认识到的。不过就当时的观影体验来说,影片继续消解和校正着我对“诗人上山”“回归田园”这一行为浪漫化的想象,并且使得我这一泛泛之交的老朋友,在对苏非殊和他在山上的境况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了解的同时,也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提示。
就在我看到《归去来》的一个月前,我去了趟湖南怀化,以吊唁在老家自杀的诗人小招的方式开始了纪录片《死去的部分》的拍摄。其时因为刚刚开始拍摄,对于未来影片的走向也还在摸索之中,但因为《归去来》这部影片,我开始慢慢考虑将苏非殊和终南山纳入到我这部某种程度上带有凭吊性质的纪录片中。
拍摄的过程其实也是酝酿和等待的过程,在上山之前我需要把自己调适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有必要将山下的诸多大情小事安顿妥当,同时清理自己,使内心保有足够的空间和灵敏度,而这致使我迟到一年多以后才开始片中终南山部分的拍摄。
上山的时候适逢冬季,虽然之前联系也知道此时苏非殊并不在山上,而在温暖的南方,但我依然觉得这对于初上终南的我们以及随之展开的拍摄是最合适的季节,最关键的当然是酝酿已久的我已按耐不住。
除了拍摄的设备,我还带着当时的女友姗姗在一个雨雪霏霏的早晨到了西安。大学同学许喆开车来火车站接上我们,然后又到城里接上苏非殊电话里介绍的朋友戈平。由戈平带路,我们向西安城南开去,中午时分行至终南山脚下的大峪。
终南山位于西安城南30公里,以其居天之中,都之南,故又称“中南山”。《山海经》及《诗经》中都称其为“南山”。在此澄清一个我之前所犯的误会,前文所说的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据我后来看沈从文别集中一文所说,陶渊明所说的“悠然见南山”的“南山”其实指的是汉初被征诏的四位隐士“南山四皓”也称“商山四皓”,陶渊明意为以此来表明其士出之心,而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南山。今天我们所讲的终南山是指秦岭山脉的中段,东起蓝田,西经长安,户县,周至,东西走向约10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向有终南七十二峪之称。自古以来终南山就是修道的胜地,有“天下修道,终南为冠”之说,同时又因古已有之的隐逸传统,向来为世人所瞩目。尤其是在终南七十二峪之中,大峪因有民国时两位高僧虚云和印光修行的茅棚,而又称名一时。如今物主义诗人苏非殊的物学院也忝列其中。
由于温差,市区的小雨加雪,在山脚下则完全化落为积雪。这使得原本打算开车载我们进山的许喆在坡路上进行了几次尝试,因为打滑,只好作罢,于是戈平打电话叫了辆专门拉客上山的小面包。在许喆掉头回城后没一会,司机高师傅便开着备有防滑链的松花江面包来了。
我们等车的地方因在大峪的谷口,故名大峪口,村级建制,从西安市区有班车923可至。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苏非殊的物学院所在的西翠华,则是大峪口村的一个大队,因西翠华山而得名。和北京等其它地方一样,根据不同的原因而导致的相同政策,当地政府也将许多身处山中的村落迁至山下别处。虽不比我几年前在北京西郊所拍的《空山轶》中的十字道那么寥落,但大部分的西翠华村民也都已搬走,留下房屋租给那些从山外或更深的山里来的,以修行为名的和尚道士或者居士,而苏非殊和他的物学院便在此称异其间。
我们一行三人坐着高师傅装有防滑链的松花江,在若有若无的小雪中,沿着公路往山谷深处开去。先后路过冰冻的水库,冬季歇业的大小农家乐,以及差不多已变成著名景点的狮子茅棚(虚云老和尚修行处)的路标指示。半个多小时后,车停在了一处石桥前。戈平执意付了三十块的车费,然后带着我们过桥上山。戈平告诉我俩由此还要再走一个小时的山路,若他一人,则半小时足矣。
这一路上来,通过聊天对戈平也有所了解。戈平原是一位金融分析师,并在西安开有自己的公司,但因心系山水而渐与许多山中修行之士结识相交,之后随着上山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戈平干脆关了公司,在山上买了地,准备条件具足时办个书院,也好把自己和家人都安顿在山上。戈平与苏非殊认识虽不久,但很快两人便成莫逆,苏非殊将自己不在时所有物学院的人情物事都交予戈平打理。从一路的的言谈行止,及后来的交往中,都一再证明戈平确是位值得信赖和托付的挚友。
迈步上山时,雪已基本停了。虽然背着行李设备,但就着终南山清冽的空气,和因积雪而裹着一层薄薄白衣的山色,我们那被北京的雾霾抑制许久的喜悦,随着山路上蹒跚的脚步,也开始从胸腔里挣脱出来,呼吸也慢慢在急促中变得畅快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拐过一条大路,只见一所敞开的院落兀立在远处。及至近处,我们放下行李设备,扫开附着在门沿前的一层薄雪,坐下歇息。从屋前平整的积雪和挂锁的门扉,知道此处并未有人居住。戈平告诉我们,此处正是苏非殊在终南山最早的落脚点。在苏非殊之前则是一个叫心一的居士住在此处,而苏非殊上山,则跟心一有很大关系。心一是苏非殊在网上认识的,心一下山后,因为房子租期未到,便把这个小院落给了苏非殊居住。而至于物学院则还要由此往上面一点。戈平还告诉我们,别以为这终南山清净,其实这里面复杂着呢。就在我们此行之前,因不足为山外人道的原因,如今的物学院也正面临着搬迁。为此半年多前,苏非殊和戈平合伙,先是通过村里在更上面一些的山上买了地,然后赶在入冬前,两人用最快速经济的方式搭起了一幢工棚式的塑钢建筑,等着开春后作为物学院的新址。
在经过物学院即将搬迁的旧址之前,紧挨着的是一个本村人开的农家乐可提供住宿餐饮,但因为是冬季并没有生意。我们路过时,主人看到戈平,显得很热络,招呼我们进厨房喝热水歇息。
从农家乐出来,过一小桥流水,没两步就见一农舍,墙上书着一个大大的“物”字,下面墙根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无疑这就是苏非殊的物学院了。房门锁着,钥匙在戈平兜里。在来的路上戈平就问我和姗姗是愿意在物学院这儿单过,自己开灶,还是去更上面一些的陈道长那,体验一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一餐的大日子。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上得山来,当然要高大上了。
在大日子还没到来之前,路上我们和戈平一道被一位项道长拉进了屋里。项道长湖南人氏,似有六十多岁,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屋里面还有位四十多岁的女徒给我们沏茶倒水。在项道长处只是稍坐,戈平便告辞。在屋里坐着听戈平和项道长二人说话,似互有提防,颇为小心的样子,而看项道长确似一副机心很重的模样,而戈平对我们正要去陈道长处也只字未提。路上戈平跟我说,这项道长是大约一年前来的终南山,现居处曾是其道友谭道长所住。而谭道长已离开大峪,去往别处。戈平又说,看出来没有,这终南山可不好待!我虽不明就里,但已感觉到些江湖的味道了。
终于在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此行的落脚处,陈道长的茅棚。而在陈道长茅棚的旁边就是名声在外的张剑锋的终南草堂。曾是编辑出生的张剑锋因寻访终南山隐士而广为人知,并创办《问道》杂志, 尤其是一篇《终南山五千隐士》的文章有如画饼充饥一般,算是满足了当下上无所依托的人们对终南山隐士文化的精神渴求,由此终南山里住着五千个隐士的说法便在社会上广为流布。之后张剑锋趁热打铁,又在大峪西翠华修建起了终南草堂,一时又引来社会各界众多的所谓成功人士,纷纷前来寄情抒怀,涤荡尘心。而我们眼前的这位陈道长,起初就曾受张剑锋之托当过一段草堂主持,并且还将自家的茅棚与草堂合二为一,但后因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陈道长从草堂退回了自己的茅棚,并且两边还竖起了藩篱,以为区隔。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听陈道长和戈平说给我的。我甚至还听戈平说张剑锋草堂如今的布局,方位,朝向都是当初由陈道长逐一划定的。由此也不难推想,张剑锋当初选址西翠华肯定也与这位陈道长脱不了干系。
不像张剑锋的终南草堂以“草堂”为名,陈道长的茅棚却没有名字,我后来也曾问过陈道长,怎么没有给茅棚起个名字,因为我看到在其茅棚的正房门楣上只挂着一方无名空匾,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陈道长只回说佛道两家都是自己的老师,叫哪样的名字都不合适,不如就这么空挂着。
这无名茅棚说是茅棚,其实却是由若干依山势错落而致的土木建筑组成的一处别院。上来,一进先是前院,院前门扉立有木牌——“诸善知识及大德,预约请致电×××××××××××”。进得前院,布有池塘,菜地,树木,由两条小径环绕,汇至二进小院门前,进入小元即见一幢正房,正房坐北朝南,中间是佛堂,在佛堂内又开有东西两侧卧房的门。小院的东侧是单独的灶堂,灶堂又对着正房东面作为厨房的耳房,小院东南角则搭了个供多人就餐用的竹亭。正房背身沿几畦菜地有小径向上,可通往厕所,茶亭,再往上依次还有三处大小形制不一的屋舍,其中最上面由石头垒起的屋子是陈道长平时的起居处。
稍微留意,能发现这茅棚其实是建在一片坟茔之上。后来听说这片荒弃多年的无主之墓,是当年村里为回谢陈道长出资帮村里修桥(想必就是我们下车上山时经过的那座石桥),作为报偿而送给陈道长的。几年下来,经陈道长之手,这片荒墓已面目全非,俨然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若要探究起来,这背后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或许此行的拍摄也正可着力于此,这是我在陈道长的引领下参观时的想法,并决定此行终南“即来之,则安之”!而在上山之前,我原本还打算先在大峪西翠华住几天,再到别处走访一番。如今一旦打定了主意,也就将今后山上的日子安顿了下来。
在参观之前,作为待客之道,陈道长先在茶亭请茶。茶亭座落在灶堂上面的山腰上,由前后两棵松树掩映。和茅棚里的许多物什一样,为陈道长亲自选址设计。茶亭为木结构,共有八角,以镶嵌的八块落地玻璃为立面,其中两块分别以黄漆涂着“恬淡虚无”,“绝虑忘机”两句铭言。
喝茶时,除了我和姗姗,带我们上来的戈平,作为主人的陈道长,另外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道长的女伴,也是这茅棚的女主人居士宽宏,还有就是在一旁侍应,新近才上山受教的女孩陈聪。
在上山途中,对于这位陈道长戈平也多有描述,再加上在路上见过的那位项道长,总以为陈道长也是差不多模样岁数,没想到等见了面,看到的却是一副年轻面孔(后来经过具体了解才知道,居然我比这陈道长还虚长了两岁),这让我颇有些意外。尤其是再参观了整个茅棚之后,心里忍不住还生出赞叹来——“真是年轻有为啊!” ,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同龄,能在终南山经营出这么一片田地,绝非常人所为。经过后来了解,这道长的经历也确非常人。
道长乃湖北人氏,本名陈威, 微信,微博具称终南死人,而在他微信,微博上自创的禅语偈子里自署南山。但当地村民及身边熟人则多直呼其本名。在此我先引一段道长当时所发的微博为例来作为说明。
南山为何不从医?回曰,医者德也,顺天而济群生之危厄,恐己不堪其任也;为何不从教耶?回曰,教者道也,明本而言传身为率于冥冥,恐己不堪其任也;为何不出家?回曰,出家者,乃大丈夫也,唯诸圣能知,仰止罢了!呜呼,孑然,薄地,耕也,虽不能济天下,善其身足矣~
这陈道长大致经历如下,生于中医世家,年幼丧母,后寄养于姨母处至成年。早年因做买卖,而举债于村里亲朋,后生意败落,于是离乡背井,流落至西安,时年不过二十出头。后不知何故进山,行至大峪。先是一人在离此茅棚不远,印光大师曾修行过的莲花洞住了有七八年,等各方因缘具足,约五六年前离开莲花洞来到这西翠华(正是借着村里修桥的机缘,给村里修桥也是给自己搭桥),由是便开始慢慢经营起了现在的这所茅棚。之后不但还上了早年在老家拖欠的债务,且还对邻里亲朋多有襄助。宽宏,戈平正是在西翠华先后与道长相识。
先说宽宏和道长。宽宏是在大学时即已皈依佛门,后因虚云印光二德之名而来到大峪,在西翠华碰到陈道长之后,遂决定弃学住山。
比起和苏非殊,戈平与道长认识得更久,过从交往也更密更深,但两人之间又难称莫逆,明里暗里往往形成一种争斗的态势,这两位争斗的当然并非我们通常所讲的什么利益,而是一口气,说白了也就是“服”还是“不服”关系。道长这边有些自负,总想着让戈平服膺麾下,而戈平这边真率,对于道长只是觉得其确有非常人所及让人佩服的地方,但却也没有因此而就服了,进而归宗认祖,纵使是佛祖也不能,而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戈平能和苏非殊,以及更后来的我很快就成为至交的原因之一吧,我想我们大概都可算是王阳明那派,以己心为师的顽固分子吧。戈平私下曾跟我说过多次,别看苏非殊在山上不声不响的,其实某些地方要比这陈威高。我当然知道戈平所说的意思,和苏非殊比,陈威的不高就是因其心机太重了,与整个西翠华以及终南山的人事倾轧太深。道长自然也是个明白人,知道戈平是个没有机心值得托付之人,诸多内外之事又需仰赖戈平,由此就使得两人的关系像中间搁了个弹簧,近了顶,远了拽。
我亲眼所见两人顶得最厉害的一次还是在茶亭,时间就在我们上山后没两天。当时与座的除了我们这原先的六人,又多了位戈平从山下引来的老夏。老夏是位居士,和道长是湖北老乡,主业建筑包工,正好这段时间刚结束在西安的工程,在等着结账回乡过年的间隙,上来参访。这老夏人虽朴实但话却不少,喜欢谈些自己近来学佛的心得体会。当时的话头便是由老夏讲到善恶而起的。戈平显得有些不耐烦,反问老夏“什么叫善?”接着说了自己的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善”。而道长则纠正道“有时己所不欲而施于人也可以是善,法无定法,不能陷在概念和逻辑思维里头。”戈平马上反问,“逻辑思维怎么了?”,并指着我正拍摄的摄像机说,“没有逻辑思维就不会有这个摄像机,就不能把你们都摄在里面。”道长听此则有些急眼,“为什么要拍,凭什么拍?不许拍,我砸了它,不许拍!”此话先是看着端着摄像机的我,后又斜睨着戈平说的。而戈平则又执拗的回道“拍你怎么了,你存在吗?有你吗?”戈平话音未落,一壶热茶已经从道长那飞来,“没你,你存在吗?”茶水顿时就溅在戈平的脸和衣服上。戈平本能的从蒲团上站起来的同时,拿起自己茶杯又朝道长泼去——因茶杯里没什么水,道长坐在蒲团上只是躲了那么一下,接着说道“你要没你,你躲什么?我有我”。 戈平也许确是被道长给泼醒了,一边擦脸,一边化解了局面,以一笑置之,并开玩笑说,这茶水还真够烫的。老夏见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后,笑说“两位大师这是在给我们示法。”戈平则回说,“这话我不爱听”。这一幕也有道长微博上的诗句为证——
“ 吃茶且吃茶,何来万千事,拈香绕三千,可曾一相知。”
我是后来下山,基于对戈平的了解,回看当天的素材才慢慢琢磨出来,戈平当天的态度,其实来源于他本能的对陈词滥调的反感,而并非针对任何人。在此有所补充的是在老夏挑起善恶这一话头之前,一开始其实是道长拿着手机与大家分享自己在微博上写的偈子,这一幕几乎每天都要在我们喝茶的茶亭上演,而此时戈平一般都仰头闭目蹙眉。等到老夏在道长的诱发下也把手机拿出来念自己记录的心得体会时,戈平就实在是有些绷不住了,于是才上演了后面的一幕。所以就引经据典,巧言辞令这点背后所揭示的表达方式来说,也是戈平觉得苏非殊比道长高的另一个地方。作为诗人的苏非殊完全以客观,及物的方式来作为他的诗歌表达,而并不是通过堆砌词藻来装点门面,并且相辅相成的是苏非殊也将这一诗歌化的表达落实到其具体的生活之中。也许就这一点来说,比起道长,苏非殊在戈平眼里反倒更加有禅风道骨的意思。下面我再试引苏非殊在终南山写的组诗《种地》中的头几段可作为对照。
001
我计划把那块地先翻了
再让阳光暴晒上好几天
然后再种萝卜
002
那棵树上的树枝
有些已经断在地上
树叶也已经掉光
003
我是在屋后那块菜地的旁边
看到那片野薄荷的
它就在那块菜地的旁边
我再引苏非殊的《南山集》如下:(前面是苏非殊写的注,后面的是唐诗)
十四、过大峪水库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注)
过大峪水库再绕过一个弯,在拐弯处,夏天也总有一个放蜂的在那儿,一呆就好几个月。每次上下山都能看到,一个军用的黄帐篷,周围围着放有二十来个蜂箱,群蜂在四围飞着。在靠近公路的边上放着几瓶蜂蜜卖。每次路过总不见人,有一条狗在帐篷边,被拴着。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王维
用苏非殊在《南山集》前言中所说,他的写作是把读者带到诗前的同时也带到山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而苏非殊的物学院也是仅此。在纪录片《归去来》中,我看到苏非殊跟抱着学习目的从山下上来的学生聊天,并不以校长或老师自居,完全是什么都不打算教给学生的样子,并且也没订下什么规矩,大家完全自便,因此许多学生都满腹狐疑的走了,带着比来时还多的迷惑。苏非殊对此的解释是“山上的树从来不强迫人非得知道什么,树就在那。”而这又好像是苏非殊在山上几年跟树所学到的。
由此我们再反观好为人师的道长。我在前面说过,我们上山后就已打算“即来之,则安之”,但因为没有明说,所以陈道长总是一再拿话劝我们说,终南山的情况很复杂,从他这出去的人万一在别人那惹了麻烦,到时他这就会很麻烦,因为之前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也是因此,为免嫌隙,这次上山,以致后来我再上山,始终都没去过陈道长茅棚旁边的草堂,虽然在开始上山之前,从拍摄角度考虑,我还曾想过是不是把草堂也作为拍摄对象,而到后来渐也对草堂失去了了解的兴趣。不过在茅棚这边我倒是碰到过几次张剑锋本人,还有草堂那边过来串门的人。
有一次是开春之后,张剑锋专门带着十几个从广东过来学佛的人,请陈道长开示。道长也不推辞,端坐正中,其他人则满满当当围在茶亭里外。我从外面打量,不觉有些滑稽。但对于道长,如此场面实属难得,因看到道长很快就入了戏,且还显得有些激动,难以抑制,平时驾轻就熟的斟茶动作一时也显得有些忙乱。即使如此,还得承认道长毕竟还是有些道行,局面仍在掌控之中,且随着人群中的啜泣声而迎来高潮。众人寻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位女士已经不能自己,泪流满面,道长自然也看在眼里,并且就题发挥,示以棒喝,于是这女士的忏悔声便也越来越大——
行文至此,似乎处处透露出我本人对于道长种种的不懈和不敬,实际上却也并非尽然,这就如同我对苏非殊的许多做法也不敢苟同一样。既然以道长相称,除了一开始的称呼习惯,里面也还是包涵了我相当部分的敬意的。我这相当部分的敬意绝大部分就来自于道长的身体力行,而生活本身就是身体力行。“所谓修行,生活而已”,这话虽然也属陈词滥调,但属我浅陋,我对中国学问的理解无非两个字“实学”,当然这也是来自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行为知的内容,知而不行非知也。所以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学问,端看他行的如何便知了。就道长来说虽观其言谈举止与行为作派,也并非如一,但已是我见过难得能把修行落实于生活的人了。
这里我先描述一下我们初上终南的大致生活。因为日落而息的缘故,再加上又是冬季,我们大概天一擦黑,便开始洗漱,泡脚(道长比较强调睡前泡脚,一是因为养生,另一个原因就是冬季山上没有取暖设备,也算是御寒。),晚上六点钟左右基本上就已经各自上床休息了。睡得早醒得就早,最晚也就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大家就起来了,此时道长新收的女徒陈聪已开始在灶堂生火烧水了,姗姗开始头几天是在旁帮忙,到后面几天就主动申请生火的工作了,宽宏则负责准备早餐,道长,戈平,老夏还有我,我们四个男的则带上斧头砍刀和绳子,去更上面的深山里砍柴。砍柴是山里冬季生活一项主要的劳作。而对于我来说,虽是为拍片而上山,但更多时间却还是花在劳作上了,通过劳作本身与身边环境相融入,以便充分体验住山的生活。无疑这对我的整个拍摄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等我们砍柴回来约十点多钟,洗漱修整一番便开始早餐,而这早餐也是全天唯一的一餐。道长认为不应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满足口欲上,且因为冬季昼短夜长,一餐即可,到了春夏秋三季方可一日两餐。餐为素食(就是没有肉而已) ,多以类似麻辣香锅的做法烹食(山上拉了电线,可用电磁炉,蔬菜有从山下集市背上来的,也有自己种的),味道尚佳,并且时常还会佐以温酒(道长自己泡的药酒),主食有时是米饭,有时是馒头。就餐时跟寺庙一样,食而不语。食毕则由道长牵出话头在饭亭里闲聊两句。之后道长会带着无事可做的两三人到山上四处转悠消食。转的过程道长会掏出手机拍些花花草草的图片,以便在微博微信上赋诗时用。等到正午,阳光最足的时候众人就围坐在茶亭里坐而论道。直至两三点钟太阳偏西,我们几个男的开始把上午砍来的树根树枝,剁成柴火。从砍柴,剁柴也可看出道长干起活来确是一把好手,颇有庖丁解牛之感。有时道长见我拍他剁柴,还一边与我解说一边示范,剁柴时要眼手心三位一体,心到,眼到,手到,而后斧至柴劈。
初上终南,我们一住十日,期间下山一次是去引镇赶集,补缺山上日用,还有就是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进行些准备。陈聪在山上留守,我和姗姗与戈平,道长,还有宽宏五人上午下山,赶完集中午就又回到了山上。下山时道长把平时在山上穿的道袍衲衣换成了山下常人穿的便衣,行头换了,作派也变了,一路谈笑,这让我一下觉得道长整个人也变单薄了,心想或许这才是陈威本人吧!
赶集回来在茶亭歇息,戈平山下老婆的电话就又过来催了。戈平这趟带我们上来,本来说是陪我门住个两三天就下去,可一陪就是七八天。两三天前戈平老婆就来电催促,这已是最后期限,无论如何得走了。于是我们就在茶亭别过。
因为已至年根,戈平走后的第二天,道长新近的女弟子陈聪也要回家过年。离开时道长嘱咐几句,又派宽宏送了一程。之前陈聪见我拍摄,总是回避,几天熟了以后,陈聪私下跟我说让我不要拍她,她怕上了电视她家里人看她在山上这样会难受。我先跟她解释说,这个肯定不会在电视上放。她见我坚持,又用略带谴责的语气跟我说,凡事有缘,万一父母看到会很伤心,你难道没有父母吗?我则回说,既是有缘,你又能怎么样?我拍你不也是缘吗?你既然学佛就应该知道,假使万一被你父母看到,这也是佛菩萨安排。陈道长没告诉你做人应该放下,坦荡一些吗?为此我们又争执了几句,不欢而散。之后几天,我虽还继续我的拍摄,但总觉在此有仗势欺人之嫌,镜头面对陈聪也收敛了许多,不再直给,以免让其不适。等到来年开春之后我再次上山,又碰到陈聪,陈聪见我还是耿耿于怀,跟我说,早知道你会上来,这次我就不上来了。我说什么时候等你能不介意我拍摄了,才说明你进步了。
陈聪走的当天下午,大林,小华,曾德旷,还有大林的一个朋友大石,四人约好上山来看我们。小华,曾德旷都是我在北京后小组认识的朋友,也是我的这部《死去的部分》中的片中人物,那段时期两人正好都在西安周边,一个在杨林姐夫家,一个在华山女友处。上山之前我曾跟二人联系,告知我上山的事,希望大家能在山上碰面。大林此前只是听说,还未谋面。之前阿坚来苏非殊的物学院时认识了大林,大林算是本地文士,习书画诗歌,并搞过园林盆景,对终南山及周边的历史地理,人文风貌颇有些了解,并且与道长也是老相识。当时的大林已皈依,住在户县的一处寺院里。大林的朋友大石则在天津教书,业余研究先秦散文,此正值假期,随大林一同上来转转。
四人除小华外,第二天吃过茶后便下山。小华又住一天,与我们一起下山送姗姗去机场,而后我和小华再搭车去户县的庙里会大林。我们走时,道长特意给长安区的朋友打电话,让其开车在上山的桥头等我们,好直接送我们去机场。后来我跟戈平说起这事,戈平说道长很少这样。我想其大致因由,除了我们在山上的表现得到了道长的肯定,还有就是与我们选在最冷的冬天上山也有相当的关系。
年后由兰州父母处返京之前,又顺路到西安先见了戈平,而后独自上山。山上只见到道长宽宏两位。住两晚,第三天在大雪中匆匆下山。此时我已知不久将为人父,赶着回京去见未婚先孕的姗姗。
几个月后,桃花已经开过,赶在由京回兰举办婚礼的前隙,我又第三次上山。这次终于在物学院的新址见到了久违的苏非殊。
2014年写于12月写于北京
2015年9月改就于佛山高明
本文曾发表于《电影作者》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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