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协议的悲观看法

气候峰会的结束已经是两周之前的事情了。

在表面上，峰会达成了新的协议，诸多国家由他们的峰会代表给出了具有时间线的分段承诺；在私底下，资金的补贴、技术的资助以及国际事务的妥协都成为了交换的筹码。听上去皆大欢喜，看起来谁也不满意。

这样的协议应当可以取悦众人了，至少它宣示了一个良好的态度：各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正视气候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虽然不得不承认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隐患，毕竟政客们给出的承诺大多难以兑现，但作为阶段性的结果似乎也差强人意。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峰会令人失望呢？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New York Times》 将气候问题比喻为外星人入侵，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总统的对话强调了抛弃“短视的”偏见，共抗“长期的”敌人才是明智的敌人。但气候灾难是“共同”敌人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外星人入侵有可以比拟的地方吗？为何相比于长期的敌人，意识形态的对抗反而成为了“短视偏见”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答案。气候灾难只是少数国家的国民和政府不得不对抗的敌人，而绝非共同敌人。在俄罗斯，大多的报纸对于全球性变暖都持乐观的看法，毕竟寒冷才是他们的漫长冬季的最大敌人；在伊朗，这个出乎意料的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榜榜上有名的国家，美国的隔离和制裁政策更像是“外星人入侵”；而在中国，国有的能源公司和政府出于减煤和其他的龌龊理由的限电行为正持续直接威胁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气候变化也远不如任何可能发生的政策变动更让人忧心忡忡。

但这也并非中俄等国“缺席”峰会的真正原因。相比于民众对于气候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极权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甚至对于气候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如果将外星人入侵看作是一种无法与之媾和的绝对敌人，气候变化对于金字塔尖的独裁者们不但不是敌人，甚至可以说是朋友也不为过。

其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的结果并非是不能承受的损失。在中国，洪水、泥石流、山火等诸多由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并不由政府承担全部损失，如果认为经历过这些灾害，中国政府就会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实在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民众或许会从中得到教育，但是缺乏民主制度意味着公众认知并不会作用于政策制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问责制度同时也可以是避责制度，地方财政政策也不会根据既往的经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我们当然可以将原因概括为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性，但归根结底，中国的地方政府唯一任务就是完成上一级政府的量化目标，而这时，统计学的技巧和层层加码的艺术就可以“弥补”绝大部分的损失。

其二，气候与移民、种族问题、言论和信仰自由甚至于人质、经济制裁等等议题在目前的各种多边关系框架中并没有本质差别。在多边关系的谈判中，这些议题一概仅作为拥有分量的砝码用以交换独裁者们得以维系社会控制的资源。在集中营和封闭车间的维吾尔人，在监狱中的异见者、律师和记者，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他们实际上与量化的减排目标没有差异，都是可以用来摆在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已，再不济也可以成为示好的见面礼。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撕毁这些包装、不为自己划定底线其实并不那么困难，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更是简单不过。

其三，对抗外星人入侵有胜利与失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但对抗气候变化绝非如此简单。地球气候并非只有固定的常态和偶见的反常，甚至常态与反常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于是对抗气候变化既也不会获得真正的胜利，也不会陷入不可翻身的失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俄都热衷于给出一个带有明确时间表的“胜利”计划，并非时间的设定暗藏诡计，实则“胜利”的解释权由独裁者们完全垄断，无他人可以置喙的余地。

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还不算过于意外，第三个问题才真正令人感到非常悲观。气候问题或许迫在眉睫，灾害与饥饿无疑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贫困、移民问题，甚至让很多的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努力付之一炬；即使在发达国际，应对这些灾难也并非易事。但与此同时，台湾的民众面对着的是战争的阴霾，香港的青年们不得不在未来和家乡之间做出抉择，还有中东的移民们正在被无耻地利用，以肉体之躯冲击北约与欧盟。也许读者会对于这种比较进行批评，认为我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天平的两端，但很遗憾，事实正是如此。引入竞争而避免战争是一个十分幼稚的想法，美苏的太空竞赛是在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的背景展开的，而幻想中的美中的减排竞赛恐怕也不能转移恶龙对于台湾的垂涎目光，更何况恶龙对于参加这个竞赛并获得胜利并没有多大兴趣。在缺乏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协商不过是妥协，谈判则是对盟友的背叛。

保持乐观虽是美德，但并非明智的选择；悲观的看法是，气候峰会所形成的方案，即使不是一纸空谈，恐怕也难以达成2摄氏度的目标。中国有可能会多种树木，也有可能停止燃煤，但是需要西方国家优先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同时还要做好“虽然中国的账面数字无可指摘，但似乎不知为何一切都没有好转”的思想准备。更何况，即使面对这样的局面，现今气候议题的倡议者恐怕也不会真的对中国感到愤怒，毕竟中国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参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低收入人口的剥削也可以满足青年人对于低劣商品的消费主义需求。

如果读者可以谅解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愤怒冲动，那么不妨也听一听如下更为激进的评论：

其一，积极推进气候议题成为全球性议题的倡议者在我看来更像是消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拒绝讨论气候问题的实质，也缺乏对于人类命运的真正怜悯。

其二，作为全球性问题的气候变化本就无从避免，但是气候变化在各个国家引起的具体问题尚有解决的希望。大陆国家如何应对沙漠化的侵袭；沿海国家如何应对海平面上升；热带国家如何建立起保护雨林生态的共识；如何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因为干旱带来的饥荒……这些才是各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并盼望诸多民主国家可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成功对抗因环境变化而扩大的社会不公的状况；毕竟极权政府既缺乏机制，也缺乏动力去对抗这种不公。

其三，与中俄等国举行减排谈判无异于缘木求鱼，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陷阱才是关键性问题。中国的能源消耗最终转化为了挤占各国市场的廉价商品和庞大数量的基建项目。于是正确的做法也不言而喻：全面的经济脱钩，凭借政府补贴的竞争商品去对抗中国的地缘经济策略，以及通过全面的冷战来平息中国试图采取热战的可能并捍卫每一个民主盟友。一个经济衰退的中国才有碳中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