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二)
父親在港做散工，那時他有位表哥從印尼回流香港開業，表伯在印尼是一位頗有錢的商人，據說是因為印尼排華，表伯才逃到香港創業。印尼於1965年發生政變，軍方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推翻當時親共的總理蘇卡諾。蘇哈托為了清剿共黨勢力，進行大屠殺。據說當時親共多是華人，便對華人迫害，不管是否親共也不放；這次政變導致大概50萬人被屠殺，當中不少是華人。大批華人被迫離開，有部份返回中國大陸，有部份到台灣，有部份來到香港。逃到香港的華人，當中有些是富商，他們帶同資金到港投資開業，另創一翻事業。當表伯到港後，他便尋回他家鄉的兄弟或親戚。他知道同鄉的親友多是以玻璃工程為業，於是便找來父親幫忙創業，在港開設玻璃店，一方面是承接玻璃工程，另方面是售賣鏡子及相架。父親找來了一批同業朋友及兄弟，在這店打工，同時也聘請了一些女工，專門負責小鏡製作，及清潔等工作。母親便在這時受聘於這間店舖。初期表伯對父親很好，常催促他再婚，好等他可申請在鄉間兩兒子來港照顧，不用牽掛，他也可專心地協助管理這間店舖。這店舖很大，前面是售賣相架及鏡子，後面是工場，工場上有樓層可住，有房有廳，地方頗大。
母親那時剛失戀，情人離開了他。父親也很失意，妻子離開了他，加上鄉間還有兩兒子，而他又不敢回鄉，情緒低落。兩個失意的人走在一起，母親由憐生愛，二人便共墮愛河。表伯答允他們婚後可住在舖後的樓層內，更可申請兩兒子來港，一家團聚。二人以為從始便過著快樂的生活，怎料好竟不常。父母親結婚後不久，母親便有了哥哥，正值年近歲晚，父親便和表伯商量年尾雙糧的事。香港公司的老闆，在歲晚時給工人多一個月薪金，稱為「雙糧」。據說三行工人(泥水、木匠、油漆)特別重視年尾的雙糧。父親所做的行業，雖不屬於三行，但與三行很接近，因此也很重視雙糧。從印尼回流的表伯，不重雙糧。有錢賺時便有花紅，沒錢賺便甚麼也沒有，開業初期，還未上軌道，當然拒絕資雙糧。父親要為由他介紹來的工人爭取雙糧，他認為雙糧是行規，老闆有沒有錢賺皆要支付雙糧。表伯和父親在大除夕晚爭執，父親一氣之下，帶同母親辭職，搬離該店舖，投奔三伯父。
二人頓失居所，伯父因兄弟情暫作收留。伯父居所不大，也有一子一女。父親匆匆地租住了灣仔舊樓地舖後的角樓，地方極小，空間只可放一張床和一個櫃，相信比今天的劏房還小。哥哥出生後，地方很不夠住，後更接到鄉間的電報，說鄉間大兒子病重，要立刻回鄉。父親不敢回鄉，由母親代往，當母親回鄉後大哥已病情好轉，鄉間的親友便一再要求父親申請兩兒子到港。這時國內發生了大饑荒，聽母親說，當她到達鄉間時，看見每人都皮黃骨瘦，營養不良，衣衫襤褸。大哥二哥腳腫，臉色極差，她帶回鄉的所有食物，全都分派了。據後來研究統計，這次大饑荒，最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千多萬。時至今天，官方還未說出正確可靠的死亡數字，也未研究出真正的原因。
經過多翻努力，大哥二哥終於可來香港生活，我和妹妺也先後出生了。我們一家可搬往稍大的地方住。1967年，我們住的單位是三樓，年紀很小的我，不明白在郵局附近放了一個好像圓形白色的物體，並寫著同胞勿近字眼。夜來臨，父親把所有窗關了，還落下窗簾，哥哥好奇，在窗前向外望，立刻有射燈照過來，聽到有警察大聲叫「現在戒嚴，唔好企係窗口，否則開槍！」父親立刻拉著哥哥回房，把全屋的燈關掉，氣氛很緊張。不久我嗅到了很刺鼻的氣味，長大後才知這是催淚彈氣味。外面很嘈雜，整晚警車來來往往，又聽到了爆炸聲，據說是引爆炸彈。長大後才知是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傳到香港，香港的左派人士搞出來。我記起，當年經常看醫生的佩夫人診所，第二天早上，母親帶我到診所時，診所關閉了，原來診所被人縱火，我印象中診所門前大範圍被燻黑。現在回想起來，為甚麼那些左派人士要對付平民百姓日常需要的機構？診所、郵局，對左派人士所爭取的權益有妨礙嗎？為甚麼要騷擾到平民百姓，後來更知到有對年輕的小姊弟被放在路上的炸彈炸死，死時大的只有八歲，小的只有四歲，他們聲稱為工人爭取權益，卻如此暴力，今天這批人有部份更位高權重，獲得了甚麼勳章，這是甚麼道理？那時經常聽到父親大罵共產黨無人性，害死好多人。
七十至八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現代社會對玻璃需求大增，如落地玻璃，大幅的鏡作為裝飾等等。父親開的店舖，生意滔滔，經常接到大宗的工程，如酒店、大的百貨公司等。那時，父親和母親經常外遊，大江南北乃至出國暢遊。喜歡吃和喝的父親，過節必定親自下廚，親往街市買尚佳的食材，五百元一條魚，毫不吝嗇，煮幾味佳品招呼客人。我家必定很熱鬧，高朋滿座。那時年青而反叛的我，頗討厭這種喧擾，我定必獨自走到街上，或是躲在暗角看書。現在回想起來，自覺太不懂珍惜，想重回過去的熱鬧已沒可能。
九八年春夏之間，中國又發生了屠殺事件，在六月四日晚，我整晚坐著電視機前，心緒不寧。母親說：「事件不由你可控制，明早要反工，睡吧。」父親很憤怒地痛罵共產黨，一一數出共產黨的不是，如何害到叔公被活活打死，叔婆連居所也沒收，只能在父親鄉間祖居居住。大饑荒害死幾多人，文化大革命搞到人人自危，鄉間有學識的人很多被打死，甚至燒死。我和父親的觀點從未如此接近，不過大情大性的他，吃喝完畢，痛罵一頓後便反回房睡覺，明早又忘記得一乾二淨，繼續做他的生意。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父親似乎對政治敏感度不高，他已很少談論政治，間中罵罵共產黨而已，多是說及從前共產黨如何打死叔公，如何燒了神主牌，如何拆毀了祠堂等陳年往事。他對共產黨收回香港不以為然，還說：「大陸要靠香港，無香港佢死梗。」或許現在他還在生，不會這樣說。那時他有舖收租，兄弟姊妺全都結了婚，生活過得很富足，每朝和母親晨運，之後到酒樓飲早茶，家有外傭，日常家務不用理會，午後睡覺，女傭煮好飯便吃飯。最忙是過節，每每很早起床，預備那頓晚飯。不過親朋戚友也漸進入暮年，有些更離開人世。但過節依然熱鬧，來我家吃飯的，取而代之是兒孫。內外孫共九人，連同兄弟姊妺十多人，每次開兩枱。兄弟姊妹各自也帶同另一半和兒女，齊齊整整回家吃飯。
漸已踏入暮年的他，心臟出了問題，他為了健康被迫戒煙戒酒，父親雖戒了洋烈酒，卻戒不了啤酒，同樣是舉杯暢飲，大吃佳餚。他去世前一天，我放工後回家吃午飯，吃過飯後有點倦，便睡在沙發上，父親幫我蓋被。父親說：「因住冷親，我有啲頭痛，返房瞓覺。」想不到這是我聽到父親最後的一句話。那天傍晚時份，我回夫家照顧女兒。第二天早上，弟弟致電來，說父親危急入院，我到達醫院後，父親已離世。那時，我想不是真的，我仍在做夢，我拍打自己臉龐，對自己說不是真的。我哭著對弟妺說，昨天見到他還很好，怎會這樣快離去？事隔了差不多一星期才慢慢接受父親的去世的事實。聽母親說父親是中風而死，過世時是二零零二年，享年八十二。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