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義與愛國主義：作為愛國商業片的《流浪地球》

一、 前言

在朋友的强烈安利下去看了《流浪地球》，不出所料，只要有“战狼”吴京存在，这种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便在“情怀”和“爱国主义”绑架之下变成粉红们的狂欢。无论脑洞多么奇葩（在世界末日之时不是去尽可能地移走更多的人而是搬动整个地球），还是细节错漏百出（一个需要借助木星弹弓效应的计划没有预估到会撞木星的可能性），一切错误在“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的旗帜下，都变得可以宽容，甚至不容置喙。

另一方面，电影的价值观亦备受质疑。一个牺牲半数地球人换得另一半地球人生存机会的计划，似乎与小丑的船，灭霸的响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在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强烈质疑甚至批判的冷酷的功利主义，却在《流浪地球》中得到淋漓极致的展现，不计代价的冷酷功利主义所存在的道德悖论被“集体主义”的“使命感召”恰到好处地掩盖，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所谓的“全人类”而考虑，因而便可以被接受。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是这部影片问题的全部。笔者想要探讨的是，缘何一部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无太大关联的科幻片，能成为继诸如《战狼》和《红海行动》之类指向明确的“商业爱国动作片”之后又一波爱国主义浪潮的爆的发点，以至于官媒《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在微信公众号上为《流浪地球》的低分打抱不平，连政府机关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对之大肆推荐？

二、 作为“受害者”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

“商业民族主义”或是“商业爱国主义”电影，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主义声浪抬头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林超贤的“行动”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及吴京的“战狼”系列（《战狼》、《战狼2》）是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中的佼佼者。这种商业爱国主义电影打破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主旋律电影”的限制，不再刻板地用电影语言复述着中国政府的官方叙事，而是多以“海外中国人遭受危机，需要中国政府出面解救”的套路化的情节，极尽能事地煽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林超贤的“行动”系列，尚建立在真实案例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吴京的“战狼”系列，便完全是虚构故事的演绎了，只要是官方支持，“粉红”买单，“战狼”大可续拍个十集八集，成为中国的“詹姆斯·邦德”。

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因其所承担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识形态任务，其对民族主义的展现往往是极为直白的。在中国常年以“国耻教育”建构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受害话语”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抒发，便是强化中国人“受害者”的身份形象。然而，在中国已经完成解殖，甚至逐渐变成一个殖民者时，商业爱国主义电影无法仿效“主旋律电影”重复“国耻近代史”中的“受害话语”，因此“受害”的场域被迁移至海外，“受害的海外中国人”成为这一类电影固定，但也是不得不遵循的叙事模式。身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中重复着“解殖”过程中以暴制暴的传统，以“保护受害者”的名义将国家暴力达至海外，并传达出这样的一种信息：中国越强大，中国人在海外就越安全，所谓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种恃强凌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使得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往往呈现出好战、排外的侵略性，尽管动作场面激烈，但其价值观的过于仇外，使之只能取悦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或是海外的“爱国”华人。

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或海外华人）在海外身份的复杂性，在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中被极大程度地忽略，海外中国人成为了符号化的“被保护者”和子民，并被一定程度上“阴性化呈现”了。它体现了象征着强势父权的民族主义话语借用阴性化的受害个体强化自身“雄性魅力”特性的企图，在强势父权的国家暴力下，符号化的“海外中国人”弱小无助，失去了独立的能力，只能成为在地国迫害的“受害者”或是国家暴力庇佑下的“附庸”，受到在地国与母国的“双重宰制”。其在中国对外扩张过程中起到的“拓殖”作用，也轻而易举地在这种刻板的“阴性化呈现”的建构下，被巧妙地掩盖住了。

总言之，商业爱国主义电影，虽以民族主义“受害者”话语为主导，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却非常微妙。“海外中国人”刻板的“受害”与“阴性化呈现”，虽然忽略了海外华人复杂的身份属性，也掩盖了海外中国人参与“拓殖”的殖民主义现实，但国家暴力达至海外的“解救行动”却也同时暴露了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征服世界”的企图心。暴力、排外的民族主义电影叙事因此也很难取悦非中国人（华人）市场，而随着商业爱国主义电影所承担的政治任务的转变，商业爱国主义电影的叙事逻辑亦须随之发生变化。《流浪地球》的出现，便在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中的话语、身份建构的转变趋势中应运而生。

三、 “受害者”向“救世者”的身份转变

史书美教授曾在〈理论·亚洲·华语语系〉一文中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难以成为“理论”源泉，长期被“客体化”的亚洲诸国，往往只能通过“借来的”欧洲理论认识和理解自己，但正如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权力体系服务的那样，亚洲诸国借用欧洲理论也难以避免被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所驯服。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新的“加害者”，在自己具有权力优势的地区继续殖民（如日本之于“大东亚”，或是今日的中国之于非洲），殖民主义的阴影也因此“代代相传”。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我们看到了“理论”的“挪用”在中国官方宣传上的重现。近两年不断强调所谓“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事实上是中国政府建立在殖民主义前提上的一种对外扩张的企图心。尽管官方一再解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概念，是一种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倡议”，但一方面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层近两年不断向世界宣扬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乃至于“中国共识”（Pax China）；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亦在通过金援方式不断干预包括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澳洲、新西兰等国的内政，无疑是一种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的体现。尽管如此，鼓吹“和平崛起”的中共当局，刻意地将这种对外扩张的过程包装成一种“帮助弱国”话语，“拯救者”/“救世者”的身份便在这样的一种包装下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味仇外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尽管仍能对中国国内和海外的民族主义者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但面对更为广阔的非华人群体的受众时，民族主义叙事便很难与官方所要传递出的价值观步调一致。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在意识形态宣传“狗哨”式的命令下，开始了话语建构的转型，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象征着国家形象的主人公的身份由“受害者”向“救世者”的转变过程。

总的来说，相较于此前商业爱国主义电影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流浪地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被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企图心所取代。在这种世界主义的企图心下，符号化的国家化身的主人公不再诸如“战狼”一样，为捍卫作为“阴性化受害者”存在的海外华人的利益而去屠戮“非我族类”的“加害者”。相反，在“救世者”的身份建构下，代表国家形象的“中国人”，无论官民，都是电影叙事中最具正面特征的人物，而具有官方身份的人物，又较非官方身份的人物更加“伟光正”。同时，在“世界主义”的包装下，电影中的“中国人”在面对“威胁地球”的灾难和困境时，往往以“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而非中国人身份的人物，便成为了或是反面，或是“辅助”的工具化的衬托。这种基于国籍巧妙安放的人物形象，可以视为中国官方“理想化”的国际秩序的投射——一种中国“主导”，他国“参与”/“服从”的等级化的世界体系。

四、 世界主义意义的救世者：《流浪地球》的话语解析

本质上，《流浪地球》借着科幻的“壳”兜售“中国理想化的世界秩序”，传递的是挪用的“世界主义”概念所建构的单边主义的霸权式国际秩序的企图心。尽管《流浪地球》试图以“世界主义”获得除中国民族主义者外更多受众的喜爱，但《流浪地球》在“世界主义”背后潜藏的“国家主义”逻辑，却是其受到官方和民族主义者青睐的最本质原因。

在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流浪地球》的热卖无疑成为了一次对内对外都颇为成功的“政治营销”。“商业”和“爱国”的结合，使这部电影在名义上普世性的“拯救世界”的科幻结构下暗藏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狗哨”，而正是这些“狗哨”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使《流浪地球》仍不脱“商业爱国片”这一范畴。只是与《战狼》、《红海行动》等民族主义话语结构的商业爱国片不同的是，世界主义话语结构的《流浪地球》并不刻意强调中国国家权力的“强大”，而是强调中国作为“世界领袖”在“救世”过程中的“伟大”与“牺牲”。换言之，如果说《战狼》是通过“虽远必诛”的仇外情绪煽动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硬实力的信心，那么《流浪地球》则是通过“怀柔远人”的天朝式的帝国观念使民族主义者向往一种“中国人能够领导世界”的远景。

通过更细致的电影话语的解析，这种等级化、天朝式的理想的世界秩序，便可以得到尽可能的还原与呈现。

1. 内部秩序的重申：“官”相较于“民”的“优越性”

在《流浪地球》电影中，“中国人的内部秩序”是“理想化的世界秩序”的内核与基础。内部秩序的稳固，是电影中作为国家形象的符号化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号令世界”的重要内因。在电影中，“内部秩序”的建构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以呈现，这种“内部秩序”简单而直接——那就是具有官方身份的“官”在人物形象上相较于非官方身份的“民”的“优越性。

电影中，拥有官方身份的两个人（群体）：吴京饰演的刘培强与CN171-11团队是作为具有官方身份出现，且人物形象最为正面的中国人。身在太空的刘培强与身在地面的CN171-11是“救世者”的核心，电影的主线亦是围绕着空地之间被赋予官方身份的这两组人物通过“牺牲自己”合力“救世”而展开的。

无论是刘培强还是CN171-11的队长王磊，其人物设定都是“无暇”的“伟光正”形象。他们可以为了所谓“人类的命运”毫无顾忌的进行自我牺牲。如果说作为一个“父亲”与“儿子”角色的刘培强尚有“亲情”支撑其人物形象，使之不显得过于刻板和符号化的话，王磊的形象就完全变成了套路化的“人民英雄”/“救世英雄”了。在战友牺牲，任务失败的时候，仍然盲目地坚持要将“火石”送入杭州的地下城，其人物的意义完全是靠完成任务加以支撑的。在电影中中国人的内部秩序序列里，王磊无疑处于最高点——在权力支配上，他是官方救援小队的队长；在人格魅力上，他也是全片中最没有道德瑕疵的角色（刘培强尚有“为子”的私心），代表国家权力，具有官方身份的王磊无论在支配权力还是人格魅力上都有着优势地位。作为“官”的优越性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不具有官方身份的中国平民，在电影的呈现中便显得“不完美”，或在道德/人格上有瑕疵，或在权力支配上倾向于规训与服从。同时，纵使是“不完美”亦存在着基于种族或出身意义的优劣差等。比如：同时蹲监狱的刘启与Tim，刘启因冒用身份/危险驾驶获罪，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显得不具有太大的道德问题，而身为中澳混血的Tim则是因强奸（未遂）获罪，其道德的“败坏”性变得非常明显。Tim在道德上的“净化”完成于“监狱之外”的救援过程中，一种福柯“规训”式的隐喻投射在这个“不纯正的中国人”身上——唯有通过类似于“监狱”的“生死磨练”的“规训”过程，这个混血儿才能在中国人的内部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与无论支配权力还是道德上都“完美”的王磊恰恰相反，Tim在影片中中国人的内部秩序中处于最低点，基于身份上的“不纯”与行为上的“败坏”，Tim需要透过一种“改造-救赎”的过程重新获得在“中国人”群体中的地位，而这一“改造-救赎”过程亦是通过“牺牲”完成的——影片的高潮部分，Tim用自己“跳入岩浆”将刘启拉出发动机喷射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救赎”，这又与刘培强用自己引爆木星解救地球的过程形成了呼应。由此可见，电影中对中国人内部秩序的重申过程中，“官”相较于“民”的“优越性”亦可以体现在“牺牲”的意义上——刘培强以牺牲拯救世界，而Tim只能用牺牲拯救自己。

2. 世界秩序的建构：中国人对世界的“拯救”

《流浪地球》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错误，即CN171-11小队开着一辆时速不超过100公里的重型货车，就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从北纬30度附近的杭州开赴数千公里外的印尼苏拉威西。在所谓“饱和式救援”的安排下，这种不合理的“千里跋涉”居然也能够率先到达。当然，出于电影情节的展开，这样的设计无可厚非，但“中国人从中国出发，拯救世界”的这一情节所蕴含的话语却值得深究。这种“远征”式的情节处理，除了蕴含着“英雄主义”的意味之外，亦存在着“拓殖”的意味。尤其是当“征服地”是对中国尤为重要的“一带一路国家”时，这种“拓殖”的意味便尤为明显了。

​前文已述，《流浪地球》相较于以往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该片不是以暴烈的民族主义，而是以看似“大同”的世界主义，借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中国人拯救世界”的天朝式的“救世想象”，以博取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对之的“买单”。而这种拓殖式的世界征服情节，恰恰最能够满足民族主义者“统治世界”的想象，并以此实现该片作为一部商业爱国主义电影的政治与宣传意义。

​恰如二战时期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意识形态鼓吹“日本人将黄种人从白种人手中解放”的冠冕堂皇一样，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一种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侵略、拓殖过程美化成“共同合作”的一种宣传手段。“共同合作”的过程势必以中国人主导，而“落后国家”协助的方式完成。正如电影中的苏拉威西发动机在面对“停转”危机时显得“无能为力”，尽管有所谓“饱和式救援”对拓殖意义的“远征”加以包装，使之成为冠冕堂皇的“国际合作”的结果，但事实上，电影无非是要传达东南亚国家难以自行解决影响世界局势的危机，唯有远在北半球数千公里远的“强大中国”的“介入”才能“转危为安”。不难看出，这种差序化国家形象的叙述，无疑是一种国际/区域秩序的建构过程，它似乎在宣告，在整个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唯有中国是安全、秩序与稳定的核心，而其他国家就只能如附庸一般等待着中国输出秩序与安全，“等待被拯救”。从这个角度上说，电影在话语建构种无疑传达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希图重构一种“理想型的国际秩序”的野望。

​同时，中国“拯救世界”的过程，亦是“颠覆-重构”世界秩序的一个过程。通过电影不难发现，代表“国际秩序”的“联合政府”和人工智能MOSS并非CN171-11团队与刘培强拯救世界的“帮手”，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阻碍”，MOSS和联合政府共同决定的放弃地球以拯救地球文明的“火种”计划，在刘培强一把火的“颠覆”下宣告失败，联合政府向地球播发的“最后广播”亦被CN171-11团队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呼吁的“颠覆”。

事实上，正是通过“颠覆”既存秩序的方式，“中国人”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这种“颠覆”既是行动上的亦是观念上的——行动上是以“颠覆”完成“救世”的电影主叙事，而观念上则是以“颠覆”国际秩序架构使中国获得主导权的理想化国际秩序的想象与建构过程。

3. 巧妙安放的形象：国籍的符号化身份意义

《流浪地球》的另一重“爱国”意义，在于以“国籍”为标准巧妙地安放各种人物的符号化身份意义。这些具有不同国籍的人物大多不是主要角色，却在电影刻意且巧妙的安放中起到了丰富化电影所传达“理想的国际秩序”建构细节的作用。这种国籍的符号化身份意义，既是种族化的，亦是等级化的。其无不在传达一种观念：在面对世界威胁时，只有中国人做到了“敢于牺牲”、“临危不惧”，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或只能成为中国人的“帮手”，或只能成为拖累。

国籍的符号化身份，首先是一种种族意义上的刻板映像：电影中，在联合政府向世界进行最后播报时，苏拉威西本土的印尼人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韩国人选择自暴自弃，日本人开枪自尽，无不是在国籍符号上展现的负面的刻板映像。另一方面，国籍的符号化身份亦体现为一种等级化秩序，且这种等级化秩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西方”特质：电影中，中国人毋庸置疑是所有救援行动的主导者，而在太空中，刘培强最亲密的伙伴是一个以加加林为榜样（缅怀苏联）的俄国宇航员，以法语为通讯语言的联合政府一开始是以“阻碍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刘培强加以劝说之后才默许了刘培强和CN171-11团队以“个人名义”进行最后救援的尝试。而地面上，尽管多数评论都解读在CN171-11团队进行呼吁之后赶来救援的团队的国籍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国际救援队入川次序，并借此向国际救援队表达“致敬”。然而在电影的语境中，这样的“致敬”反而显得“拯救地球”成为了“中国人”而非“国际社会”的使命与义务，听到呼吁赶来的救援队充其量只能是作为“领袖”的中国团队的“帮手”，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天地联动的救援行动，无论是策划者、主导者还是主要实施者无不是呈现为“救世者”身份的“中国人”完成的。并且，英语国家的“缺位”在电影中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尽管联合政府的架构以当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主要组成，但仅有法语、汉语与俄语在电影中得到呈现，英语虽在太空飞船上有所呈现，但最主要的英语使用者却是决定“抛弃人类”并被刘培强一把火烧掉的人工智能MOSS，反西方的隐喻由此可见。

五、 总结

从技术层面上说，《流浪地球》是一部制作尽心，特效合格的电影，但无论是物理知识层面上层出不穷的漏洞，还是颇具争议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都使得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就备受争议，亦使之很难真正立足于“硬科幻”电影的行列之中。

而电影上映以来最为特别的一点，即在于中国官方对之不断的背书与加持。从中国官方长年以来并不鼓励科幻电影创作的历史来看，这种“祝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笔者认为，中国官方的加持绝不是源于《流浪地球》“科幻片”的属性，而是出自其在“科幻”标签背后与《战狼》、《红海行动》等电影相仿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特质对官方所谓“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下的世界野心的诠释与爱国主义的感召。

尽管《流浪地球》以“科幻片”作为噱头，但该片的本质仍然是一部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影片淡化的民族主义和强化的世界主义叙事，隐藏了一种“重构世界秩序”的企图。这种世界主义叙事之所以能够取悦“粉红”乃至“官媒”，其立足点不是作为“受害者”，表现为“虽远必诛”的，防御、自我保护、内向的民族主义，而是作为“领导者”，表现为“怀柔远人”一般，扩张和外向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流浪地球》的商业爱国主义特性，体现在它让“中国人”这一符号化的群体成为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构者与维护者，成为了在灾难当中唯一能够拯救地球和“号令天下”的世界领袖。所谓的“中国第一部科幻片”的头衔，绝不是《流浪地球》让官媒大肆鼓吹的原因，恰是“中国人拯救地球”的话语逻辑，才是该片得以获得官方青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