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集团发展简史
近年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根源于民族资本的发展。由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使得经济命脉并未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也是历经坎坷，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的民族资本集团形成历史。
从改开初期到1980年代末，市场化主要发生在旧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地带。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外商投资，都发生在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之外。这时本土资本极其弱小，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一定市场化改革，但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主导，是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反而开始形成一些依附于外资的买办资本，这是逆向民族主义的一个来源。“双轨制”下形成的庞大黑市与“官倒”等腐败现象，也谈不上形成市场经济主体。这一时期总体来说仍然是工人国家。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这时开始迎来了市场化的狂潮。在上一个阶段中，市场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底层市民和基层官僚（尤其是沿海地区），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色彩。这一个阶段的主体却主要是中高层官僚以及与他们关系较近的亲属好友，具有强烈的权力色彩。同年的下海潮就是以体制内官员为主，当时全国大约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辞职创业，每个部委都在办公司。同时国企也开始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扩大自主权，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阶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1】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比较符合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由于政治权力支配一切资源，要想快速形成拥有不同资源要素的市场主体，就只有依靠腐败，否则各级政府以及官员没有动力完成市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官僚与资本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划分出不同的权力资本集团。这也是腐败案的高发时期，厦门远华集团特大走私案就是个典型代表。国企的腐败也非常普遍，当时流行的一个现象是“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国企负责人故意掏空企业成为了大家默认的潜规则，国企变成了在资本市场中投机的工具。如果说这段时期的腐败还是暗偷，那么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就是明抢了。
十五大正式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方式逐渐由放权让利调整转向产权改革。后来又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1999-2002）的具体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等改革主张，执行“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我们所熟悉的“大下岗”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各种瓜分国有企业的手段五花八门，有MBO模式、员工持股模式（深圳国企的官方改制模式）、增值量化模式、破产改制模式等，将大量国企变成了私人所有。而瓜分人自然就是国企官僚和政府官僚，或者与他们关系密切者。当时的中国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就连很多自由派都看不下去，写了不少批判性著作，比如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这一过程持续到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同时，所谓的不进行私有化的大型国企也成为了某些官僚的私人王国，他们除了没有所有权外几乎拥有一切权力，比如拿巨额高薪，将自己的亲属安插在要害部门等。而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企业几乎没有经营风险，只要不将企业搞垮，可以为所欲为。政经评论人袁剑将这些国企与围绕在官僚身边的民企称之为“官僚所有制”。
发改委和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这一原始积累时期的结束。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词之差形象地阐明了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完善的过程。中国从毫无秩序的丛林社会，发展到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领主，这些领主就是各个权力资本集团。由于经济领域已经瓜分完毕，剩下的就是权力资本集团在自己的领地内享受成果的过程。
这一阶段开始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腐败模式也变得相对固定化，官方提出的“不折腾”是对这一时期的很好概括。这时期与政府有关的各种经济项目成了主要的腐败温床，而现在普遍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加出口）的典型表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额开始爆炸性增长。与此同时，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趋势也初现苗头。无论中间有多少问题，这时总算是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化格局。从此大家都要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即使是扭曲的规则。这奠定了今天中国资本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还不能说是形成了民族资本集团。在整个市场化的过程中，境外资本、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围绕着官僚形成了各个官僚资本集团。很多和外资密切相关的官僚资本不仅没有民族意识，反而有极强的买办意识。而其他官僚资本要么也受到这个意识影响，要么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漠不关心，沉迷在物质享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是自由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这些资本看来，中国只是狩猎场，自己的精神祖国是美澳加等发达国家。移民之风在中国富人中非常盛行。其中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这在当时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但是，即使中国资产阶级群体中盛行逆向民族主义，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也和境外资本有各种暧昧关系，也不能说中国资本集团就是买办资本集团。首先，由于能源军工金融等关键性领域并未对外资甚至是民营资本开放，所以即使这些经济领域的官僚与外资勾勾搭搭中饱私囊，却始终在中国政府的监管范围内活动。他们即使没有民族资本意识，也不可能成为买办资本。更重要的是，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自由派掌权已经变得毫无可能。这条政治上明确的红线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成为外资利益的代言人，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无论在经济领域给予外资和自由派多少利益，在政权方面不会有丝毫让步。这就给了民族资本的成长空间，随着本土资本的逐渐壮大必然会形成自己的民族资本意识。
随着这一阶段的逐步稳定，大家开始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模式也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长期的腐败虽然有利于某些官僚和企业高管，但对于大部分市场主体本身的长期发展而言是一种伤害，依托于这些市场主体生存的从业者或多或少都有不满；一些行业内部各大资本相互恶性竞争，不仅很难成长为优质的民族资本，反而让不少外资有机可乘；不同行业和地区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规划，也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和贪腐官员外逃现象严重，带走了大量资本。本来这些问题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监督和宏观调控来加以解决，但由于中央政府之中同样面临着权力分散化的困境，内部也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局面。就这样问题交给了下一届中央政府，我们来到了2012年。
准确地说，变化是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而中国作为世界低端制造业加工基地，如果按照原有模式的路径继续发展只会遭遇更大的危机。这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必须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地位。要想成功渡过危机，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提升自己在世界资本体系中的地位，形成自己的民族资本集团。由于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体和资产阶级自身的落后，资产阶级自己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一重任就落到了执政党头上。
2012年的政治权力集中为中国的民族资本集团正式形成打开了大门。高强度的反腐、党建活动、各行政机构的重新划分、党政一体化等措施打破了官僚们之前形成的利益格局，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僚们的控制，确保他们的活动都能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为形成统一的民族资本集团而努力。国企内部的类似措施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使得这些国企不再只为某些官僚们的私人利益而服务，而是成为中国资本集团的一员，为整个中华资本主义而服务。在一些民企中通过建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确保了这些企业也属于民族资本集团。中国从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模式，走向了带有强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色彩的模式。从各资本集团占山为王的时期，走向了形成统一民族资本，进入世界市场瓜分地盘的时期。确定某一资本是否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服从党的领导。
中国政府不仅塑造了民族资本集团，同时也竭尽全能为这一集团服务。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进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输出过剩产能等行为，直接帮助资本提高在国内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反腐、提倡依法治国等行为，相对规范了政商之间的关系，使得官僚不能随意破坏市场主体，地方政府对企业乱摊派、乱收费、吃拿卡要等行为大幅度减少，资本的地位得到提高。官僚不再是市场化过程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受益者，市场主体中的从业者得到了更多收益（当然只是中高级从业者）。整顿金融秩序、扶持小微企业等行为，优化了商业氛围，为更多中小资本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扶贫、治理环境等行为，承担了本应由资本承担的某些社会职能，同时也为资本提供了很多商业机会。而这些服务，西方资本是很难从西方政府中享受到的（不是没有意愿，而是缺乏能力）。所以近年来，中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是中国资本集团拥有道路自信的原因。
简单说来，所谓的“中国道路”，就是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政体【2】，经济上实行带有强烈统制经济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统制经济的色彩变得更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波拿巴父亲，无论是中国资本集团的形成，还是其发展，都离不开波拿巴父亲的保护与帮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波拿巴父亲的有效应对，中国不仅成功缓解了危机，反而形成和壮大了民族资本集团，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中的新兴力量，与西方国家的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得中国资本集团对这一体制具有高度认同和自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时期海外留学生的爱国行为，很大程度也是这一自信心态和优越感的表现（当然也是暴发户式的自大表现）。
这种模式其实并非中国特色，西方国家也曾经长时间实施过这种模式。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随着各国革命浪潮的扑灭，剩下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进入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西方各国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波拿巴主义的政体，比如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经济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广泛确立，使得国家政权能深入干预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创造了普遍的大繁荣。这就是卢荻经常提及的“黄金时代”模式的最典型表现。
然而，这一模式同样也蕴含了危机。在经济上，由于仍然是资本主义体制，也同样遵循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无论是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还是长期性的利润率危机都无法避免——西方国家早已经历过这一阶段，随着战后大繁荣的结束，普遍陷入“滞涨”状态，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只不过新自由主义是用加剧人民苦难的方式来解决资本的危机，又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危机。在近几年，虽然各级政府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来保障经济增长，但经济形势仍然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中小资本和服务业资本遭受了重大损失。垄断资本愈加集中、地区差距扩大、实体经济衰落、地方债务问题、人口再生产危机等矛盾，会越来越严重。无论是通过加强政府统制的方式还是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摆脱经济危机，最终这些代价都会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造成底层民众的贫困和苦难异乎寻常地加剧，形成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必备条件之一：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存下去了。
在政治上，波拿巴主义政体高度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素养。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中国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日益托着中国的，不是士兵头盔上的尖铁，而是领导人的头发丝。其实，波拿巴主义并不一定是保护民族资本的有效工具，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买办资本的得力助手，比如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而中国的波拿巴主义之所以能促进民族资本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是许多历史因素的共同结果。自从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之后，中国的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变得冷酷且市侩，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用尽各种手段追逐着自己的利益。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写道：“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毫无疑问，这样的官僚集团完全无法保护民族资本的利益，反而是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然而由于中国是由工人国家直接转化而来，执政党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以前的斯大林主义痕迹。尤其是中共内部的元老们继承了毛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与斯大林主义党的组织文化。在官僚集团意识形态崩溃的时代，中共领导层通过将自己残余的斯大林主义伦理文化强制扩散到全体官僚层乃至全社会，以此来凝聚早已分崩离析且腐朽堕落的官僚集团和社会各群体。所以在这十年期间，中共对党组织建设以及红色文化的强调在毛时代之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这只是中共高层残存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根本无法培养出新一代合格的领导人（就算是真正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也无法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极端僵化和专制的体制只会培养出唯唯诺诺的投机分子，导致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苏联就是典型案例）。中国的民族资本集团就诞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它还是一个新生的婴儿，而保护它的父亲却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一旦这些残余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效果消失，那么统治集团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这就形成了革命形势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到那时候，是中国真正剧变的开始。
【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2】“所谓波拿巴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这么的一种政体：在其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种素质，但它为了保存本阶级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个冠以“救主”之名的军方和警察机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骑在自己头上。这种局面由阶级矛盾变得愈发尖锐的时期所开创；波拿巴主义之目的是为了阻止冲突的爆发。”——《再论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3.htm
不过中国当前的波拿巴主义是另一种长期稳定的波拿巴主义，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波拿巴主义制度能够获得相对稳定和长久的性质，只有在它结束革命时代的情况下；如果力量对比已经在斗争中得到检验；如果革命阶级已经死亡，有产阶级还没有摆脱恐惧：明天是否会带来新的震荡？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即群众的力量没有事先在斗争中消耗殆尽，波拿巴制度是不能施展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