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游行抗议「防疫措施」？

自五月以来，德国各地不断涌现不同规模的游行，抗议反对政府颁布的“防疫措施”。对许多人而言这种行为很难理解，聚集在一起不是增长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吗？即便自恃年轻力壮被感染了也能云淡风轻，难道不怕传染给一些高风险人群吗？这究竟是若为自由故，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各处的游行现状

斯图加特是德国疫情逐渐稳定以来，游行规模最大最频繁的城市。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游行中，有超过数千人参加，据一位警方发言人的信息，尽管“现场十分拥挤”，但游行以平和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防疫规则被良好遵守，例如1.5米的隔离距离，参与人数在官方限制的一万人以下。

除斯图加特外，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多特蒙德等城市也涌动着大大小小的游行，但情况却不能一概而论。以柏林为例，警方为游行投入了大约千余名警力。亚历山大广场上，超过一千人参加了一场未经合法申报的游行，其中不乏有多人举着“Wir sind das Volk” （我们是人民）或者 ”Freiheit, Freiheit” (自由，自由)的牌子，对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酒瓶。由于每个联邦州的防控疫情措施不同，柏林这场超过千人的游行已大大超过柏林官方规定的五十名游行人数。联邦议会前，警察用高音喇叭劝说人们就地解散无果后，逮捕了大约三十名名游行者。

在科隆，超过百余名民众也在未经过申报、未佩戴口罩及未遵守1.5m隔离距离的情况下，举行了反对“抗疫措施”的游行。科隆警察局局长Uwe Jacob对此表示“我可以理解，在如今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所有科隆人都十分艰难。但那些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是在帮助疫情的再次肆虐。有些人希望能够取消口罩义务，这个要求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这种时候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关乎到他人的生命”。

此外，不断有记者在拍摄过程中，遭到部分游行者的攻击。例如柏林五月一日的游行中，德国第二电视台的六名工作人员被一群蒙面的游行者打伤。那么，究竟是谁，出于怎样的目的，参加了这些游行？

参与游行的人

其实在看待这些反对“抗疫措施”的游行时，不禁联想起了近三年前那场混乱的汉堡G20。当时有众多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游行，不乏有放火烧车、暴力砸店的极端人士混迹其中。而如果将那些遵守游行条例、和平表达意见的民众统一划入“暴乱者”的范畴，不仅不公允，也正是遂了那些企图拉拢普通民众入瓮的极端人士的心意。

第一阵营：普通公民。据迄今为止的现场观察反馈，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是德国的普通公民，而他们参加游行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1. 认为严苛的抗疫规则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给予公民的权利。例如德国在逐渐解封前规定公民非必要情况不要外出，至今仍实施全境的口罩义务等。尽管默克尔已在其电视讲话中反复强调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仍有许多习惯于自由生活的民众无法适应，认为政府太过专横。此外，也有一部分民众希望通过游行抗议的方式，促使政府的决策更加透明，保证公民在政府制定防疫措施过程中的话语权。

2. 认为这次疫情并没那么严重，政府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媒体持续危言耸听。这点理由听起来似乎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许多参与游行者的真实想法。图宾根市长Boris Palmer曾说“我们很有可能只是救了那些，因为其年龄或者先期疾病，一年半载内反正就会去世的人”，这样的言论或许无法被大多数轻视疫情的民众接受，但仍有不少人从德国的高感染率低死亡率总结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略微严重的流感。此处涌现了一个荒诞的困境，在防控像新冠这样的大流行病时，最好的时机是在感染人数较低时，推行严格的防疫措施。这些及时的处理方式将帮助国家进行更好的医疗准备，减少死亡人数。但面对低死亡率的好结果，却又会有一些群众发出令人捂面的灵魂拷问：你看现在死亡人数也不多呀，或许就算什么都不做，死亡率也还是会那么低？政府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

3.认为防疫措施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自德国全面封禁到如今慢慢解封，上至大型出口公司，下至餐厅咖啡店，都面临着无法继续维持的困境，而企业的倒闭必然也导致了失业人数的暴涨。除经济上的窘迫外，无法与自己的亲人会面也令许多人十分不甘，譬如一位参与游行的老奶奶说自己很想念住在法国的孙女，因为疫情德法边境封锁，她已经很久没有拥抱孙女了。在他们的眼里，疫情确实可怕，但相比生活中另外的难关，似乎便没那么可怖了。

4.反对疫苗。新冠疫情下，因为各国加紧研发疫苗的举动，触发了反疫苗人士的游行。我思考了一会究竟该把他们归为哪一阵营，在这些游行中，只有他们的忽然出现引发了打破次元的即视感。这些人士或质疑疫苗的安全性，或认为疾病是神给罪人的惩罚，用疫苗避免疾病是一种违反宗教教条的手段。对此，我只能忤逆他们的呐喊，衷心希望疫苗快些出来吧。

5. 认为政府未能考虑难民艰难的处境。例如针对希腊莱斯沃斯岛上难民营的情况，一些游行者希望德国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援助。正如他们手中的一块牌子上写着“Leave no one behind”。

第二阵营：极端右翼民粹人士，包括不限于一些德国右翼选择党的拥趸，几年前兴盛的Pegida (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支持者，新纳粹等。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里有反对政府的机会就有他们。例如Pegida的领袖Lutz Bachmann在节目中呼吁人们站起来反抗，不要安顺，并自信“人们正在慢慢觉醒”。

第三阵营：阴谋论者。疫情时代，阴谋论、不实信息与新冠病毒齐头并进，甚至蔓延得比后者更快。一些最被熟知的话语如“疫情是由权力者刻意制造以控制民众的”，或者“犹太人是背后的主导者”。叹口气，无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犹太人都可作为第一背锅侠被拉出来阴谋论一番，随后反犹情绪则又会上升。当人们在疫情中对生活失去控制时，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有一个所谓的邪恶“撒旦”，是更容易接受的解释。

是自由与安全的对决吗？

我们最该担心的，是普通民众在虚假信息或者阴谋论的影响下，逐渐向极端阵营靠拢，继而对疫情的管控进行不理智的反抗，导致新一轮的疫情传播。那么，凝视许多德国民众质疑的“违反宪法”，或许可问一句，在疫情下，自由与安全真的对立不兼容吗？

从德国的《基本法》出发，其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对自由的保护。但此处的“自由”，并不是个人自我满足式的无限制自由，而是在对公共利益负责条件下的自由。德国前联邦立法院主席Hans-Jürgen Papier对此引用了一句话“个人的自由终止处，是他人自由的开端处”。尽管他认为自由是宪法的核心，但仍同意当个人自由为了保护他人或者公共利益时，如大部分民众的健康，遭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是符合宪法的。当然与此同时，如何限制需要慎重斟酌，且在危机解除时，应立刻废除这些限制。

此外，德国现任司法部长Christine Lambrecht强调国家有保护公民生命的义务。在像疫情这般特殊的情况下，许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基本权利如“自由”需与现实情况做大程度的平衡。例如禁止人们访问养老院或医院，似乎有不近人情的意味，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阻碍人们情感间的连接，而是为了让高风险人群减少与外界的接触，降低感染几率与死亡率。

同时，考虑到疫情期间，各州政府由于应对匆忙也许会颁发违宪法令，人们也可通过提出紧急申请，质疑政府的措施。例如斯图加特曾禁止以”Querdenken”（横向思考）为倡议的游行，但在组织者提出申请，并经过联邦法院受审后解除禁令，使得文章开头提及的斯图加特游行得以成行。

割裂与妥协

一位母亲希望幼儿园早日开门，她可以不必工作的同时，还需筋疲力尽地整日照顾孩子；一位特殊学校的校长，出于对学生身体的考虑，希望能再闭校一段时间。一位年轻人希望能再次享受柏林夜晚的风，一位患有先天疾病的人希望社会能够再迟些解禁。

德国人，无论作为政客，公民，家人，朋友，老板，工人，他们正在经历的割裂现状与期望，也是全世界的人们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的。于我们而言，是否能分开对待不同游行人的游行目的和方式？于德国而言，如何能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平衡公民健康与经济发展？如何能够防治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将愤怒的普通民众，变成不理智的极端右翼分子？于德国公民而言，是否可以在未提前申报、不遵守防疫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游行，增加感染自身或他人的感染风险？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吗？

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推测，因全德境内管控的逐渐放松，新冠的再生数（R值）从上周三的0.65上升至1.1，这意味着，无论是德国的疫情，还是其民众逐渐割裂的疫情态度，都值得更为持续的观察与谨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