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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羅生門 (2) - 日漸成真的「莫比烏斯馬蹄鐵」式政治光譜（上）
引子(二)
我考慮了很久，到底應不應該用這樣一張扁平化、不準確、不嚴謹的圖片來描述香港的政治環境。因為正反雙方的權力對比狀況遠不對稱，一不小心，任何過度簡化的呈現就會落入所謂「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窠臼中。
香港的複雜性可以說是一個異常值，是這個一隅之地多年來歷史、政經、人文等因素所構成的一個微妙結果。對一些香港政治光譜相對不太熟悉（同時又真的想了解）的朋友而言，要相對讀懂香港，必須先對這些不同層次的因素有一定的認知。最近，香港情勢日益嚴峻，社會的分裂、兩極對立以至激進分化已成既定事實。以下，我想用這個絕不準確、決不嚴謹的模型芻議一下我眼中這些年來香港政治光譜的演變。
- 以上這個模型的靈感主要來自從沈旭暉這篇文章看來的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以及從Facebook專頁小聖蚊的治國日看到的這篇圖文。必須在此強調，上述兩篇文章以及馬蹄鐵理論並非完美無缺，而以上這個光譜圖更加有著種種問題。
- 圖中數值1-9代表了個人或組織對整個2019年反修例風波的立場定位，1和9的光譜兩端各自代表了傾向支持政府做法和傾向不支持政府做法的政治立場，並以顏色深淺來表示其傾向程度。此處的「泛支持政府」和「泛不支持政府」是一個有意籠統的說法，可以但不限於理解為數值愈低，愈認同政府管治，愈傾向泛威權主義立場；數值愈高，愈不認同政府管治，愈傾向泛自由主義立場。
- 整體而言，顏色愈深，主張及行動也趨向愈「激進」。
- 數值1-9只是為方便描述座標而設，絕非任何嚴謹的測量尺度。持每種立場的人數比例也不在此圖考慮之內。
- 紅色部分帶有誤導性，容後解說。
一些必要的（同時也被大幅簡化了的）背景闡述：
- 首先，我們必須認清的一點是，（除了兩方平日出氣之外），無論是稱呼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簡單使用「黃絲」或「藍絲」甚至「廢青」、「廢老」以及一些更侮辱性的詞語概括他們，都是一種只求方便的標簽化、扁平化。示威者遠非如鐵板一塊、有嚴密組織的一個整體。無論是從個人而言，還是從各種政黨和民間組織而言，他們都存在著南轅北轍的政治意識形態以至經濟主張。事實上，在本次事件以前，非建制派內部的相互攻訐有時甚至比他們對建制派的攻擊更加狠辣。另一邊廂，由本地的建制派起，一路延伸至內地，在香港運作或跟香港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各種政治利益實體，又何嘗不是山頭處處？而支持政府的個人，其支持政府的傾向、邏輯和原因往往也不能一概而論。
- 竊以為要描述本次修例風波的政治現實，僅從2019年初港府提交修訂草案說起已經遠不足夠。本次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已經成為香港回歸22年以來，民間對政治狀況和管治手法不滿的一次累積總爆發。沈旭暉《當一國兩制2.0究極進化為一國兩制3.0：動議撤回，又如何？》這篇文章的「一國兩制多重版本」是個可供參考的分析框架。
- 先從2003年前說起，當時香港社會的政治光譜大約是在介乎3-6.5之間（見：第一屆立法會、第二屆立法會），民間「激進」行為的代表人物大約便是其時還是街頭抗爭者的梁國雄，當時還是一個抬著紙棺材、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時高叫口號就已經是「激進派」的年代（見：2001.10.26 星島日報一篇關於「長毛」的文章）。而當年的長毛，仍然未有足夠票源進入議會。
- 2003年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爭議以及七一遊行可說是香港特區政治上第一個重大轉捩點，也是中央對港政策開始調整的起點。七一遊行前所未見的人數有很多原因，例如經濟、民生狀況等，但政治及政府管治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由於立法會功能組別、分組點票等機制的存在，建制派即使在直選中票數不佔優勢，仍可以佔據議會大多數，七一遊行這種標榜「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示威從此成為了未來十年民間對個別具爭議性的議題的一種最後表態方式。
（按：當年的這種遊行示威，市民和警員是可以一路有說有笑的；即使是長毛等人的「衝擊」行動，其實也和警察有著不成文的默契。至於今天的香港警民關係，可以參考一下梁文道這篇《撕裂2.0》。） - 2004年，第三屆立法會產生，梁國雄第一次進入議會，標誌了「議會內新型抗爭」的開始（見：梁國雄宣誓事件）。在這個時間點，香港社會在討論的，是應否在2007／2008年實行雙普選（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2004年在座談會的發言）。
- 時間來到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其年是香港人中國身分認同最高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甚麼？可以參考一下這篇《2008改變中國──這年為何成為中港關係的分水嶺》。（此文系列共有6篇，@盯著鏡子的呆子 整理了連結在此。）第四屆立法會中，可歸類入激進民主派的有黃毓民、陳偉業還有梁國雄這三人。如果粗略地描述，其時香港的政治光譜大約是在2.5-7之間。
- 2012年，梁振英上任香港特首。隨著中央對港政策調整（見：2008年 - 曹二寶“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2008年 - 三權合作、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聯辦開始高調走入前台，「第二支管治隊伍」似乎正在成形，「西環治港」一說甚囂塵上，一些所謂的「激進建制派」、「民眾鬥民眾」也開始在香港出現。愈趨強硬的官方取態、日漸收緊的政治氣候、陸港矛盾的逐步劇烈，加上對傳統泛民主派的日益不信任和排斥，約在2010年左右出現的本土思潮自此逐步興起、漸成氣候，並發展至自決、港獨等派別。同時，部分人開始對傳統「和理非」「行禮如儀」的平和遊行效用提出質疑，所謂「勇武抗爭」的理論開始浮現。
- 梁振英任內出現的大型群眾運動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風波、2013年的香港電視牌照爭議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在很多意義上都有著一種微妙的承繼關係，其起因、過程、結果以至餘波都對2019年反修例運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網上關於雨傘運動的分析、報導、研究已經很多，礙於能力和篇幅，我在此只作簡要描述：
整體來說，雨傘運動前中期，「和理非」行動仍佔主流，調解爭拗時唱「生日歌」緩和氣氛的做法成為當時一大奇景。而部分佔領者的「勇武」認同傾向在反佔中人士攻擊及與警察的衝突等一系列事件之中逐漸醞釀。在雨傘運動中後期，「勇武派」和傳統「和理非」的路線分歧愈趨嚴重，非建制派自此出現嚴重分裂。這也是現今示威者「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蓆，不篤灰」、「無大台」一系列口號的由來。值得留意的是，當年的「激進」代表梁國雄，在雨革後期已經被本土派批評為「保守派」、「和理非」的一分子。
（見：「和理非非」V.S.「勇武派」——由雨傘革命看香港民主社運路線的分裂與衝突 、
從「反送中」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無大台」的社會運動意味著什麼？）
而官方對雨傘運動的定性大致如下：
當年文匯報的報道：反對派偽裝穿煲 三原因注定失敗「佔中 」＝港版顏色革命
內地評論文章：香港“占中”是失败的颜色革命
同時，港府採用「無視」、「拖延」、「群眾鬥群眾」、「提出談判」等各種冷處理方式，加上示威者內部嚴重分裂、佔領對民生影響等不同因素，運動最終無疾而終。傘運結束後，民眾普遍對政治產生無力感，香港社運隨之陷入數年的低潮狀態（見：雨傘運動過後的社運低潮、劉銳紹 - 二○一八年香港政局與民生 ）。然而警民關係、警隊形象也跌至多年以來新低，相關爭議包括9·28催淚彈驅散行動、警方選擇性執法、使用過度武力、七警案、朱經緯案等。 - 2015年，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的這一段中（有關片段可見：
https://youtu.be/j1m15BdeD0M?t=347），特意點名了港大學生會刊物出版的一本小書《香港民族論》，於是各大電視新聞、報紙紛紛重點報導，而這本書馬上被搶購，賣到缺貨。
所謂「港獨」「首登大雅之堂」，正式成為一個香港政治議題。自此，官媒、官員等紛紛有了個絕佳的政治靶子。梁振英以大光燈照向港獨，又因為打擊港獨有功，晉身國家領導人。（這句不是我寫的，是范徐麗泰說的。）
/ 這裏插入些個人印象吧。「港獨」一詞在十多年前對99%的香港人來說根本是天方夜譚，不要說聞所未聞了，恐怕一般人連想都沒想過。這麼說吧，當時若有人說港獨，根本就沒有港人會正經看待此人，多半會以為其人在開玩笑或者神經病，更遑論這個概念有朝一日會跟"疆藏台獨"相提並論了。
2008年的高登論壇（其時未有連登）上，主流貼文還在一起為四川大地震同悲，為中國隊奧運中的勝利同喜呢。甚至毫不誇張的說，把08年前的高登仔搬來現今，可能他們在第一刻也會有內地網民的相似反應，對港獨口誅筆伐。（有興趣的，可以參考一下以下個案：陳巧文 、四川大地震香港女生幸災樂禍事件）
在2015年施政報告之前，對絕大部分上一輩的香港人來說，別說知道這本小書了，恐怕連聽也沒聽過「港獨」；就算是在青年人羣中，此書也不見得大有人知。
當然，時移世易，形勢已經大有不同。
只能無奈的說一句，短短十年，何以至此？
（關於港獨，可以看一下@盯著鏡子的呆子這篇《香港獨立一直都不是主流》。）/ - 2016年，旺角發生魚蛋騷亂，當中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中的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被控暴動罪，反使其知名度大升。最後本土派在傳統泛民主力支持另一候選人楊岳橋的情況下，取得66,524張選票（15.38%），梁天琦更揚言建制、泛民、本土將會「三分天下」。現時示威中所流行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起初便出自此補選。而在其後的2016年香港立法會參選確認書風波中，梁天琦等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成為香港選舉史上，參選人因政治背景而被褫奪參選權的先例。其後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中，六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
（按：2018年6月，魚蛋騷亂中的多名人士被裁定暴動罪罪成，各判囚三年至七年不等，部分人棄保潛逃，當中梁天琦被判監6年，現正在囚。法庭判罰基本上呼應了官方以及建制派人士一系列表示要「硬起來」、「 治亂世用重典」、「 起阻嚇性作用， 免港永無寧日」的說法。） - 總而言之，2012至2019這幾年，香港的政治光譜大約是在1.5-8.5之間，兩端均向激進方向發展。
非建制派方面，部分激進化原因包括中央對港政策收緊，反對派在制度內的周旋空間隨之不斷縮窄，政治氣候持續高壓、政府管治日趨失效、各種政治醜聞及爭議、陸港融合所導致的一系列矛盾、民生議題如2008年後樓價飛升等等。立法會內，「拉布」、「點人數」等利用議事規則在議會內的非常規抗爭手法也愈見普遍，甚至成為常態。
建制派方面，一系列「新型」的建制團體和媒體人物如「愛港力」、「保衛香港運動」、「 幫港出聲」、「青關會」、「正義聯盟」、「撐警大聯盟」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較「著名」人士有周融、屈穎妍、傅振中、陳淨心、高達斌、李偲嫣之輩。
同時一些立場明顯較「左」的政治新星如何君堯、吳秋北等人也相繼崛起，香港政治人物說出何氏「殺無赦」此一類的言論，在「上一個版本的香港」可說是難以想像的；與此同時，馮煒光之流竟然可獲梁政府委任為「新聞統籌專員」、劉江華落選立法會後隨即被委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港府之無人可用與任人唯親可見一斑。
首任特首董建華為擺脫公務員系統對管治的阻力，而構想出的高官問責制以至隨後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委任制度，其本來「吸納及培育足夠的政治人才，為有志參政的人士提供一個參政發展途徑」的目標，發展至此幾已完全失效，更被質疑淪為政治利益輸送的渠道。（見：曾鈺成 - 殖民管治留下的兩個問題）
而當甚麼青年發展委員會、扶貧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之類的諮詢架構都成為了一堆「離地離到上太空的」的權貴、富二代之「鍍金工具」（代表性人物有劉鑾雄之子劉鳴煒），官方和民間的矛盾愈演愈烈也是不足為奇了。（見：回歸逾20年 香港人不滿些什麼？）
事實上，香港政府管治力量已經形成了一種另類的「劣幣驅逐良幣」式惡性循環。當政府工作成為沒有人願意入的「熱廚房」，當與建制派為伍或者加入政府制度架構，在許多傳統精英以至年青尖子眼中已經成為了一種「厭惡性工作」，當官方在政治上帶頭向「左」靠攏，相當一部分的有能之士只會對特區管治行列避之則吉。（見：林鄭組班難 香港困局縮影）
形勢至此，所謂的政治「中間派」實質上已不存在，最接近的大概只剩下曾五次參選立法會都落敗的方國珊。而自稱「中間派」的代表人物有湯家驊 (民主思路)、黃成智、狄志遠（新思維）等人，非建制派一般視其等為被收編的傳統泛民人士。
（按：其中湯家驊的立場改變之大令人咋舌，湯現為林鄭政府行政會議成員之一。） - 香港選舉中非建制派和建制派所得的票數多年來大致維持在六四比，2008年後，這兩個分別有一定支持人數的陣營，分裂歸邊的現象愈趨嚴重，社會撕裂的情況正在加劇（見：香港：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嗎？ （2017））。而本土派視傳統泛民主派為「隱性建制派」、「幫助官方維穩」，雙方老死不相往來，較激進者甚至有「投白票都不投泛民」一說，內鬥愈演愈烈。
- 2017年，時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背後奉行的政治路線大致與梁振英一脈相承，任內成功推動了如高鐵一地兩檢等爭議性草案通過。
關於「好打得」、「只有一次失手沒考第一」的林鄭特首其人，可以看下這篇文章。至於她的政府班子和施政手法，在此我引梁文道的兩篇文章：這又是一場鬥爭、虛位特首與大內群英 ，以及建制派大佬曾鈺成的這篇文章供大家作參考一二。 - 2019年2月，特區政府針對「香港籍疑犯陳同佳在台灣殺人案」，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關於早期對草案的諮詢、爭議、司法覆核和替代方案，以及其他外圍因素如中美貿易戰等，此處不贅。
- 2018年9月，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成立四十周年內部座談會中表示，香港局勢穩中向好。（見：張曉明：有效打擊港獨 為DQ議員釋法 從國安高度審視港事）
2019年3月，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對港區人大提到了他對香港過去一年的印象：香港政治生態向好，立法會運作暢順，港獨得到遏止。（見：【兩會2019】人代引述韓正：港獨會毀掉一國兩制 要把青年當作朋友）
的確，香港反對派數年來處於嚴重分裂狀態，在雨傘運動失敗後的清算和政治高壓下，社會運動也長期陷於低潮。2019年6月之前，大多數人對反修例遊行的人數預期都不感樂觀。 - 前文提到的自稱中間派「民主思路」，在2019年2月更發表了一項民調：「去激進化勢成 溫和政治抬頭」，報告提出：「市民意識到激進主義難成出路，所以民心轉向令溫和政治抬頭。」
香港特區形勢一片大好。 - 以上，是一個很簡陋的、對香港政治光譜演變的回顧。
那麼，到底發生了甚麼，才讓這個看似不大不小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演變成香港有史以來密度最高、烈度最強，更席捲社會各階層的抗爭運動以至政治危機？
能力所限，特別最近三個多月來發生了數之不盡的事件，我既不奢望，也不打算在本文的篇幅內能夠完整、詳細回答這個問題。（畢竟寫到這裏，我都還沒有解釋題目中的「莫比烏斯馬蹄鐵」。）不過，我有幾點觀察想跟大家分享。
一、「空氣中濃郁到宛如實質的絕望感」：
首先，梁文道的這兩篇文章值得參考一二：建制同溫層大獲全勝、外國勢力包圍下的特區
特別是前一篇，我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四位市民為此喪命，立法會史上第一次被人強行攻佔，曾經偏向保守的基督教宗派站出來在示威人牆面前集會唱詩，曾經老死不相往來的本土右派和左膠變成了共同登山的兄弟；各階層、世代和行業的人都發動了起來（其中還包括一個『香港廚師聯盟』），分別舉行一次五十多萬人，一次一百多萬人，還有一次兩百萬人的大遊行之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教授，以及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個共同答案：原來是我們的通識教育出了問題。
我寧願這是他們在沒話好說的時候，拿出來胡亂搪塞的說詞，也不願相信這就是主導這座城市的建制派的真正水平。否則以這種識見，同一幫人馬以同一種邏輯繼續掌控大局下去，香港就真是要車毀人亡了。事實上，與其說是通識教育造成了香港今天這個局面；倒不如大膽地說，恰恰是他們這種說法背後那一整套思維，才是使得香港鬧到今天這步田地的真正原因。首先，通識教育到底是不是導致香港青年政治激進的元凶，這是一些學者專門做過研究的課題，難道他們在下這麼強烈的判斷之前，沒有先去做過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嗎？這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注重學者和知識界的工作（除非那些學者說了些讓他們聽得順耳的話），也沒有嘗試用最客觀最全面的眼光去虛心認知這個複雜的社會。在政府那邊，本來有過一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點作用的中央政策組；可惜的是，現在這個機構基本上處於一個半荒廢的狀態，甚至淪為一個權貴二代的俱樂部。
這麼多年以來，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去了解民情的呢？是政府高官出來主導的所謂「真情對話」嗎？就拿林鄭月娥本人當例子吧，鍾耀華先生說的對，從喜帖街重建開始，到天星碼頭事件，再到佔中期間，幾乎每一次所謂的對話都是聽她像錄音機一樣宣示既定立場，對方說的話她基本不回答，對方呈交的文件和報告她甚至根本不帶走。這種對話到底是出來表演你對過話了，還是真正想要了解和你意見不同的人在想什麼呢？
那麼是香港慣用的諮詢機制嗎？這套系統早在港英年代後期就已經被人批評失效過時，但現在就連這套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有用的機制都還要遭到進一步的擠壓。在近年各種各樣的政策諮詢當中，我們總是看到政府早在諮詢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明朗而堅定的立場，然後再透過建制派的勢力發動友好組織去提交大量支持政府的意見。這還算是真正的諮詢嗎？他們把諮詢當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把所有跟自己不同的立場都看成敵人，所以只想要在這套諮詢遊戲之內鬥大聲壓倒對方，而不是去真正理解對方的憂慮。到了後來，甚至乾脆縮短諮詢期，連做戲的工夫都省下了。
沿襲港英年代的做法，特區政府現在也有大量的法定公務機關和諮詢架構，委任不少社會精英以及各種領域的持份人代表。這本來是殖民地政府吸納社會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工具，離真正的民主遠甚。現在則更退一步，為了保證他們所理解的行政主導，並且延續那種政治鬥爭思維，幾乎所有容易跟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都進不去，裏面塞滿了一堆政治上過關的自己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我以前所形容的「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才吸納你；而是因為我吸納了你，所以你就變成了精英」的局面。 於是這一堆組織和機構陸續都變成了政府的圖章機器，既不能讓政府準確掌握情況，也不能獲得市民的信任。目前備受關注的「監警會」，就是一個最現成的例子。
好吧，香港是還有兩級議會的存在。但這就更加是一個嚴酷的政治戰場了，建制力量必以徹底鬥倒反對派為要，務求對手不存容身之地。立法會的本來設計就已經相當有利於政府的統治了，既有功能組別，又有分組點票。反對派議員的空間原已不多，還要廢去拉票這種象徵式行動的機會；再把原本應該稍微中立的立法會主席這個位置，交到一個明顯傾向政府的人物手上。最後更不惜動用公務員體系，在參選人資格上面開始篩選所有不合己意的人物。而曾經是香港反對力量當然代表的一眾議員和政黨，則不斷遭到矮化。終於，從政變成了一種和搞社運差不多的人生路徑。
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常常聽到建制派人物，甚至中央要員抱怨媒體是禍港元凶之一。為什麼政府施政不順？為什麼香港總是有那麼多政治紛爭和噪音？他們認為都是因為媒體不聽話。現在可好，傳統意義上親民主派的媒體，獨剩一家《蘋果日報》。透過種種資本運作，以及利益交易和平衡的設計，包括無綫電視在內的香港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能算是自己人了。結果呢？原本還算寬闊的媒體光譜被壓縮成兩極，所有不同的聲音也只能夠歸邊到最極端的兩翼，網絡和社交媒體自然吸收了所有不能夠在傳統媒體上面表達的意見。
這麼數下來，建制力量難道不是該大獲全勝嗎？每一次你認為自己遇到了阻礙，指認出你以為的阻礙所在，最後也都能給你找到剷除那些阻礙的辦法。因為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資源幾近無限量供給。於是所有你不希望有對手存在的空間，都真的被你一一收拾掉了。你看，大學曾經被認為是培養和窩藏「反動青年」的基地，現在透過對校董會的控制，不止可以找到讓人比較放心的校長，還能阻止不合己意的人選出任高層，甚至關閉一些研究機構。甚至就連曾經是香港社會治安大患的黑社會，其龍頭家族居然也有人公開支持警方執法了。香港怎麼可能還會失控？理由其實很簡單，這種「成功」無異於建制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同溫層，你聽到的聲音全是自己言語的回音，你看到的景象盡是自己意識的折射；同時你還把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反對意見都趕到了街上。
即便到了此時此刻，面對一國兩制最危險的關鍵轉折，不針對過去這麼長時間以來的既有思維和策略做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統的自我檢討，反而找出一個叫做「通識教育」的全新歸罪對象，豈不是笑話？
在6月9日遊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團隊做的現場問卷調查得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果：
最後是無力感的問題。有人指過去幾年香港沒有重大社會運動，其中一個原因是「無力感」。當集體行動再難以影響政府決定的時候，很多人會轉向冷漠。然而，如果說香港人對集體行動感到無力，這種無力感其實仍然見於這次遊行。36%受訪者認為，這次遊行其實不能令政府作任何讓步，36%認為政府只會就原來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認為政府會重新諮詢及撤回修訂的，分別只有16%及12%。換言之，這次遊行人士都一定程度上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李氏給出的一個猜想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很多人都放下了理性的成效計算，純粹從原則出發，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反對這條草案算不算「大是大非」我們先不論（相關的爭論也已經多不勝數了），「無力感」在一般民眾中的存在是確確實實的。
（按：香港遊行集會的人數一向有很大爭議，主辦方往往「作大數」，而警方向來會「報細數」，各持分者實際採用的數字往往是「屁股決定腦袋」。本地人也習慣了通過各方點算、人羣的密度、遊行的總時長、公眾交通工具的負荷程度、與2003年等人數爭議較少的遊行對比等方法，在主辦方和警方的數字中估計一個數字。（見：如何統計「七一大遊行」人數(2003)、民陣作數大D？還是警方作細數誇D？、六四-30-周年集會人數-禁忌的數字）至於我個人在冷氣房裏的觀察是：6月9日遊行人數起碼達到了或超過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人數。）
不過，具體人數已經不是那麼的重要了。重點是，在這種「無力感」下，還是有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在熱日當空下走上街頭，作出表態，不知道林鄭政府當晚十一點發出的一紙新聞稿在不在他們的意料之內呢？
（節錄）政府回應遊行
聲明指，政府在過去四個月細心聆聽了不同意見，並就多項建議作出正面回應，也因此分別在提交條例草案前後提出兩次修訂。有關修訂增加了額外保障，受各持份者歡迎，並有效釋除早前提出的大部分疑慮。
條例草案於本月12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政府呼籲立法會以平和、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審議法案，以確保香港繼續是適合居住和營商的安全城市。
（按：由於立法會內建制派的票數已經足夠通過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基本上就是按原定程序通過條例修訂。）
於是，「無力感」再一次得到了證實。
事實上，對一部分年輕的示威者來說，他們感到的也許不只是「無力感」，還有「絕望感」。
而這種「絕望感」正擴散至其他不同背景、年齡的示威人士當中。
6月9日當晚，政府宣布6月12日如期二讀草案後，前線示威者「順理成章」的展開了較激進的行動，如嘗試衝擊立法會大樓、佔據部分路面等。由於示威者和警方似乎都在留力6月12日二讀草案的行動，當晚的衝突並不嚴重。
一時間，山雨欲來。
6月11日晚上，警方在金鐘站大規模佈防，港鐵站有年輕市民一字排開被逐個搜查，引起輿論不滿，一批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到現場與警員理論，警方最後「收隊」。在那個時候，以下這種場面還沒成為常態。
6月12日的佔領行動和衝突之爭議我不在此細說。簡以言之，示威者的重點放在警方使用的武力是否恰當、警方「暴動」定性是否合適以及主要涉及「和理非」的中信大廈圍困事件；政府、警方和建制派的重點則放在部分示威者使用的暴力衝擊行為身上。（見：【6.12警察被暴徒捅鐡枝、掟磚頭雜物鏡頭 】）警方原稱集會為「騷亂」、後改稱「暴動」。 （另見：【澄清「暴動」意思】盧偉聰：從未定義612整個公眾活動為「暴動」 不涉暴力者不用擔心、盧偉聰：沒說整個事件是暴動 5人涉暴動被捕 民陣批仍沒撤定性、回顧6.12暴動定性字眼 看盧偉聰和林鄭如何華麗轉身）。
（按：6月12日發生的事件其實是示威者所謂「五大訴求」中「不檢控示威者」、「撤回暴動定性」、「追究6月12日街道佔領時警方濫用武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訴求的前身）這幾項訴求的由來。
在這個時候，誰又會想到政府、警方和建制派將會陷入起碼三個月的無限「強烈譴責」之中？）
林鄭月娥在6月15日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工作，直至政府重新開展並完成「溝通、解說和聆聽意見」等工作，不設時限，在同一記者會，她表示警方執法是天公地義，並贊成警方「暴動」此一形容、定性。
根據傘運的經驗和林鄭政府的往績，示威者一般認為「暫緩」只是「緩兵之計」，並表明6月16日會繼續上街遊行，爭取全面「撒回」修訂。
前文提到的，由「無力感」發展起來，充斥在示威者甚至一般市民羣體心中的「絕望感」，在6月15日晩上 黃色雨衣男子墜樓死亡後，達到了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