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可以拯救阿富汗吗？关于现在与未来的九个问答
一种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在军事上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文章《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试图从经济视角分析塔利班夺权背后更复杂的长期原因：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结构抵御了历次土改，由此滋生的地方军阀割据也为塔利班崛起提供了丰厚土壤；而由国外援助支持的阿富汗城市经济产生了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也并没有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而是偏安于个别现代化的孤岛上。简而言之，城乡差距乃至分立导致了美帝国代理人政府的治理失败以及塔利班的又一次胜利。
本文基于有限的公开研究资料，将尝试指出以上观点存在的矛盾及不足之处。例如，阿富汗城市并非仅仅居住着官僚买办和资本家阶级。农村地区也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传统的部落和村社共同体的优势而成为铁板一块。“经济逻辑”一文也忽略了近年来阿富汗社会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例如，土地问题已越来越成为阿富汗许多地方催生不平等的严重问题。尽管地方和中央存在着权力分配的矛盾，但城市和乡村并不是简单地割裂为两个经济系统。不仅地方军阀和乡村精英通过土地等形式分享了主要城市的经济利益，而且迅速的城市化在过去十余年间尝试吸纳农村的剩余人口，造成人口城乡流动。此外，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不能放弃从性别视角介绍经济结构的尝试······
本文也反对将塔利班视为新的国家治理者，不认同塔利班具有清除城市和农村既得利益集团以促进阿富汗人民福祉的动机。但必须承认，下文所勾勒出的阿富汗概况仍然是非常粗糙的。
1 塔利班将清算大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吗？
接受国外援助的主要大城市的确形成了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但城市居民并非都是获得丰厚回报的既得利益者。数十年来的城市化也带来了新市民，包括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工作的职员以及从农村迁徙而来的贫民窟穷人。一些市民的确晋升为精英阶层，但他们只占城市居民的一小部分。并且加尼政府垮台前从事公职的途径已被高度垄断，上升渠道趋于关闭。
居住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可能只是想寻求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将他们视为没有一点进步性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恰当。现代化的城市经济提供了数量非常有限的专门工作，比如公务员、记者、教师、律师、公司文员和工厂工人等，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宗教意识形态以外的知识和观念，并且推动社会进入到一个脱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进程。部分女性得以接受平等的教育并进入到社会从事各类职业——而这在塔利班执政时期是不被允许的（目前整个阿富汗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80%，女性仅为19%）。尽管政治权力事实上高度垄断，但人们能够合法开展各类政治活动，拥有一定的行动空间。
还有大量城市居民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贫民（而2007年《劳动法》不保护非正规工人）。他们主要从事各类小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比如木工、地毯制造、批发零售、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等，也存在大量失业者，整个家庭以乞讨和捡拾垃圾为生。根据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的数据（2018年），阿富汗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居民比例高达71%。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缺乏水电、学校、医院和厕所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新冠疫情加重了这些居民的贫困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不到 1.90 美元。这比 2017 年的 55% 有所上升。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居民在更严酷的压迫到来时，转化为持续革命力量的可能性。也不应该将清算大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期望由人民转移到塔利班身上。
2 阿富汗农村能够自给自足吗？
农业的确为大部分阿富汗人（约70%）提供了生计。但连续多年的地方冲突、广泛的流离失所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业衰退、罂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许多农村地区已经不能自给自足。水源短缺、耕地不足在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人口，而城市也并不能为这些人提供足够就业，这成为塔利班势力壮大的温床。也有许多人选择前往国外地区（比如伊朗和巴基斯坦）成为移民工人。
2018-2019年的旱灾影响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阿富汗人，摧毁了农村经济，并致使390万人需要食品和生存救济。特别是在阿富汗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减半。而在2020年阿富汗发生了频繁的山体滑坡和山洪暴发。一些研究表明，阿富汗目前在满足粮食消费方面尚不能自给自足，从1979年到2030年，粮食生产和消费比将从0.9下降到预计0.55。届时谷物产量可能仅能满足 49.8% 的居民需求，相当于产生 2440 万人的粮食缺口。
2012年至今，超过410万人背井离乡进入到城市。这使得喀布尔成为全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有更多农村居民季节性迁徙于城乡之间，以获得更加多元的收入。未来除非塔利班政权实行严格的城乡分立体制，不允许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否则这种趋势将难以扭转。尽管没有研究来支撑我们的推测，但以男性农民为主的迁徙工作也许会使原本在家承担家务的妇女不得不从事更多农活并开始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世界银行称目前有54%的农业劳动力是女性，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后果还未可知。
因而，认为阿富汗广大农村地区仍能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部落与村社制度，很可能是错误的。
3 部落和村社共同体是否阻止了农村土地兼并？
近年的情况是，在农村和城市的许多地方，土地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且冲突加剧的趋势。在阿富汗，财富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拥有土地方面的不平等——这可能是统计基尼指数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的重要原因。土地冲突不仅涉及到有权势者以“土地黑手党”的形式侵占土地，而且包括归国难民声索原有土地的纠纷，不同部族争夺水源地、游牧与定居社区之间的纠纷以及家属对私有土地继承权的争夺等等。
一些地方比如城市周边的部落和村社共同体制度趋于瓦解。分配国有土地的权力一直是政府官员奖励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巩固政治忠诚度和行使权力的工具，结果是普遍的土地侵占和掠夺（甚至在整个乡镇范围内）。在城市邻近的郊区，为了兴建高层办公大楼和新住宅，地方上的黑帮与腐败官员大量进行土地掠夺并抬高了房价。一个典型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9月（卡尔扎伊执政期间）的西尔普尔。西尔普尔位于喀布尔市以北 1 英里处。100 名武警在这片土地上推平了 30 多所房屋，影响了 250 多人。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喀布尔的安全主管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直接作用。随后，这片土地被分给了300多名政府高官及军阀，用以建造他们自己的豪宅。
2016年自由之家发布了一份关于土地掠夺的报告，称仅在阿富汗的 18 个省，就有约200万吉里布（阿富汗的一种土地计量单位，一公顷约5吉里布）的土地被占用。引用卡尔扎伊前顾问的话，阿富汗各地有 450 万吉里布的公共土地被当权者掠夺供个人使用。这还并不包括被掠夺的农民私有土地。
而在居民主要务农的农村，土地集中程度可能与地形等农业条件有关。一些研究显示在灌溉平原的村落更可能存在强大的社会等级制度。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村里的精英）拥有大部分土地，并通过强大的政治关系（比如与省级官员的联系）获取非农业收入和城市就业。这些地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较高，且存在大量的无地家庭。无地者要么成为佃农，要么进入到城市边缘成为底层居民。在这些地方，传统的村社共同体没有起到防止土地集中的作用——相反，他们被架空或掌权者以私利为行为动机。
而山区村庄被认为更可能拥有相对平等的部落结构，比如东部山区的普什图人。但是认为部落和村社共同体仍然可以维系社会稳定是荒谬的。对于土地纠纷者来说，即便寻求地方论坛（例如部落长老委员会或宗教首领主持的会议）而不是正式法院来解决问题，他们也发现这些论坛越来越具有寻租倾向。村委会修罗（shura）制度被批评为代表多数政治派别和精英，而以牺牲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妇女和少数族裔）为代价。女性被规定不得成为修罗的成员。关于妇女通过继承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尽管阿富汗前政府的《民法典》也承认妇女的土地权利，伊斯兰教法（Sharia）赋予妇女作为女儿和寡妇不平等的继承权（寡妇只继承已故配偶八分之一的财产，女儿继承儿子继承的一半土地），但普什图习惯法否认这一点。在实践中，阿富汗妇女通常被文化和传统规范剥夺了继承和拥有土地或任何其他不动产的权利。结果阿富汗几乎所有土地都以男性户主的名义登记，只有不到 2% 的妇女拥有土地，其中大部分妇女是寡妇。过去数年发生了越来越多寡妇声张土地继承权的诉讼案件。当我们强调土地分配平等时，显然不能忽视性别平等。
正式司法制度的腐败也是人们选择依赖习惯法的原因，这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塔利班在部分地区通过伊斯兰教法（Sharia）来调解部落和土地纠纷，扮演公正的角色。但这些判决仍然往往是主观且自利的。而许多土地纠纷者可能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以及其他习惯法的具体内容，以至于他们盲信了这些判决没有受到腐败影响。
以这些事实作为依据，我们似乎并不能认为在当下的阿富汗，土地改革是没有必要的。被剥夺了土地的无地农民、失地的归国难民、城市中的贫民窟居民以及妇女和一些少数族裔，都是当前土地所有权结构中的受害者，只是土改必须考虑到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而考虑到阿富汗越来越严重的粮食缺口，不以新的土改为契机推行农业的现代化，阿富汗似乎很难避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寄希望于塔利班推翻过去他们从中得利的伊斯兰教法和普什图习惯法，并进行彻底的土改，确实有些空想。
4 央地矛盾让塔利班轻易夺取政权？
实际上，阿富汗城乡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除去我们上文所说的人口流动，地方强人在大城市通过对大型企业持股、掠夺土地和支持黑帮活动等方式攫取了大量既得利益。因而，尽管他们可能坐视塔利班赶走中央政府，但不会容忍塔利班损害自己在大城市的利益。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军阀都组织民兵来同塔利班作战了。一些老军阀在前总统加尼在任时与他有过公开的冲突，例如巴尔赫省前省长阿塔·穆罕默德·努尔曾在2017年拒绝加尼的革职命令。但他们在7月仍然参加到抵抗塔利班的行动中去了。他们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当塔利班与一些政要密谈并公开宣称要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时，许多军阀又迅速倒戈。尽管艾哈迈德·马苏德和阿富汗前副总统安鲁拉·萨利赫在潘希捷尔（panjshir）山谷组建了第二次抵抗组织，试图召集过去北方联盟的势力，但他们目前的要求同样是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个加强集权的中央政府会引起地方精英的不满，这其实值得商榷。假若地方精英的利益与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深度捆绑——比如组成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本身就由地方势力支持，那么他们可能会情愿接受这种变化。但如果总统决定拔掉那些过去的军阀，而代之以自己的心腹，他无疑会遭到无情的背叛。如果塔利班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它将遇到同样的问题。
5 塔利班获得了底层劳动者的支持？
与其说他们获得了劳动者的支持，不如说他们所制造的灾难迫使人们没有选择。
塔利班绝不是代表了阿富汗农村地区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大约 70% 的阿富汗人年龄在 22 岁以下，有 2300 万年轻人居住在阿富汗。但无论是前总统加尼主导的喀布尔政府还是塔利班，都没有意愿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工作（ 2020 年底阿富汗的失业率上升至 72%，贫困率从 55% 上升至 72%），反而将他们送往战场。失业和贫困正是塔利班与其他军阀割据势力长年相互战争的结果。塔利班借此接受来自贫困家庭的男性儿童，将他们送往巴基斯坦宗教学校（Madrasa），让他们从小学习服从宗教领袖和军队上级的命令，成为父权制的一部分。阿富汗前政府、美帝国主义以及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反对派武装团体都从失业和贫困青年中招募战士，以实现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目标。
不仅如此，塔利班通过种植罂粟并生产鸦片等毒品来获益。即便在本世纪初执政期间，塔利班也没有终止毒品生产和跨境走私。相反，这成为塔利班官方的最大收入来源之一。如今阿富汗有 360 万年轻吸毒者，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与塔利班有紧密联系的毒贩和一些政府官员支持的黑手党一起参与分发毒品和毒害年轻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多年找不到工作后也转向吸毒。
塔利班领导的绝非一场阶级革命。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帝国主义代理人政府在收到指令后将土地和人民拱手让给一个具有地方军阀性质的宗教极端保守势力。塔利班的高层统治集团利用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充当自己实现统治的工具，并且其今后的政策考量也不会以这些年轻人的利益为中心。塔利班高层统治者早已是阿富汗上层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可能试图为自己建立合法性。
6 为什么塔利班迅速地击败了政府军？
根据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的访谈，大多数省份实际上是相当于和平移交给塔利班的。因为政府军接到总统府的命令，要他们不要抗击塔利班而应该投降。而这个命令是去年美国拜登政府与塔利班等阿富汗各方势力进行多哈谈判后就决定的。
今年4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夏天全面撤军后，塔利班加速与各地方政府军达成投降协议。坐镇喀布尔的大量将军（主要是前北方联盟的野蛮军阀）也不在意到底是谁取得胜利，而是选择从军费中谋取私利。他们削减了前线士兵的食物和薪水，并且通过制造“幽灵士兵”来中饱私囊，即虚假汇报并不存在的士兵名额，并将拨发的士兵工资和口粮汇入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他们可能相信即便是塔利班掌权，也必须向他们这些有权势的阶级示好。
而一些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坚持作战的政府军由于被包围导致缺乏弹药和食物而战败。他们没有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喀布尔放弃了他们。
7 阿富汗可能摆脱产品倾销地的地位吗？
阿富汗已持续数十年保持贸易逆差。2020年阿富汗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商品则从消费品到生产资料。这意味着阿富汗实际上成为周边及国际上主要工业国家的商品倾销地，有数据表明80%-90%的消费市场由进口商品占领。
我们可以说，这种长期的贸易逆差是由阿富汗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过去由国外援助的城市工业化的失败以及官办工业的腐败低效导致了这一点（所谓“金主驱动型经济”）。但是主要工业国进行倾销的需要使得阿富汗很难改变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点原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将在今后继续左右本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失去了发展时机的阿富汗将不太可能有抵御国外工业产品的能力。
8 塔利班可以实现阿富汗的自力更生吗？
由于美国援助的迅速削减和政局动荡，阿富汗经济正经历严重的崩溃。当前国际上的主要强权也许会以塔利班放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条件，给予塔利班政权一定的经济援助。但新政府将如何避免重蹈前政府的覆辙，并没有确定的答案。由于长期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位置，阿富汗也将很难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预估价值达1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藏（包括锂、铁、铜和钴等关键工业金属）将可能使阿富汗成为强权国家觊觎和介入的原料来源地。
若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一支获得主导权力，塔利班也可能拒绝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那么这很可能将导致比现在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比如更大规模的饥荒以及对反对派和普通民众的残酷镇压。或者塔利班政权将会把执政压力转变为对其他民族、教派以及女性更严重的压迫。
9 阿富汗的左翼力量可以期待吗？
阿富汗的传统左翼政党已经缺乏影响力。一些组织和成员流亡海外。如果塔利班选择不分享政治权力，而是采取由最高宗教领袖领导的毛拉委员会统治的政府制度，那么在这种排斥其他政治势力的环境下，左翼力量将比加尼政府执政时期更难以采取公开行动。
考虑到塔利班已经获得了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承认，不排除这些国家会以更深度的形式参与到巩固塔利班对阿富汗的统治当中。这对于进步力量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过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也可能使得许多人选择与传统左翼价值保持距离。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文分析到的，阿富汗已经面临着城乡经济崩溃以及阶级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大量妇女、青年和部分归国难民陷入长期结构性贫困。如今，最富有的10%的阿富汗人控制着一个大多数人口无法满足日常基本需求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这并不是塔利班夺取政权可以改变的。这些困境将成为更多阿富汗人民转化为进步性革命力量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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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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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stan:Time to move to Sustainable Jobs,commissioned by ILO-Afghanista Office,2012.
When rabbits are in charge of carrots: Land grabbing,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conomic -state crime in Afghanistan.Huma Saeed and Stephan Parmentier.State Crime Journal Vol. 6, No. 1, 2017
The youth and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From the online journal Eteraz Monthly, published by leftists in Afghanistan, June 2021.
Land, people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2002-2012, Liz Alden Wily,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2012
Assessment of Cereal Self-Sufficiency and Food Balance Projection in Afghanistan.Sayed Samim,Hu Zhiquan and Yu Wen.April 2021
Assessment of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Sayed Alim SamimH and Zhiquan. SVU-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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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ce Of Inequality: The Dangerous Rural-Urban Divide In Afghanistan.Tamim Asey. Global Security Review,Jun 9, 2019
Back to Militias, the Chaotic Afghan Way of War. Thomas Gibbons-Neff and Najim Rahim.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17/world/asia/afghanistan-militias-taliban.html. July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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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pse of puppet regime, the disgraceful defeat of the US imperi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fundamentalism to power.http://www.sholajawid.org/english/main_english/collapse_E_sh_27_d4.html.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