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德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说。一次，我在一个孩子的作文中嗅到了这种味道。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晒了自己上三年级的女儿写的作文，文章主题是观察春天。孩子的字写得很工整，语文老师在作文后面用红字写了几句褒奖的话。家长晒这样的作文，当然是有些炫耀的意味，但是我仔细读了一下这篇一百多字的文章，着实吃了一惊。到底是谁让她这么写的？

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孩子用了五六处“让我们”作为句子的开头，呼唤读者和她一起去观察春天。如果用了一次两次，也许是典型的祈使语气，但是如果用了多次，这就是一种呼召、动员，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请你去他家吃饭，连续发出了五六次的邀请，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好客的界限了呢？

这个孩子呼召他人和她去做什么呢？去观察春天。如果一个孩子通过自己的视角，发现了春天动人之处，因此非常兴奋地呼唤他人，与之分享自己，这当然是美事。寻求知音，与人交契本，这本就是人之为人。就算是陶渊明“静寄东轩，春醪独抚”，不也是期待“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么？

然而，这个孩子观察到春天了吗？没有。讲到春天，她的语言完全是贫瘠的，只是告诉读者，树叶绿了，花开了。没有形状、气息、情感，颜色也是单调的。这不是孩子掌握词汇量的问题（我不是苛求，她毕竟是一个三年级的孩子），而是她的视角。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孩子可能没有凑近一棵树，嗅闻一朵花。对于好玩、好动的低年级孩子来说，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孩子不是没有视角，她的视角是向着读者（第一读者可能是家长和老师），用一种呼召式的语气。她在意的不是春天，以及她对春天的观察。而是她以及他们正在做一件应该受认可的事情。

这个孩子“贫瘠”的作文，以及老师的褒奖构成了一个典型文本。文本是观察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尺，因为它将我们的内心展现了出来。

“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演讲，必然是称呼、呼唤，忽悠。”维克多·克莱普勒评价发表在《帝国》周报上戈培尔的文章，是“市场叫卖式的风格”。而这种语言背后，基本的特征就是“贫瘠”。而“贫瘠”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它在自我选择的限制中，完全只将人性本质中的一面表达出来”。

“每一种得以自由行为的语言，服务于一切人性的需求，服务于感情，也服务于理性，它是告知和谈话，自语和祈祷，请求，命令和起誓。而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克莱普勒说。

在他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克莱普勒说，在第三帝国以贫瘠为基本特征的公共语言背后，是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加区分，一切都是公共领域的。

希望我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为什么观察春天这样个性十足，接触实际的举动，却让一个小孩子写成了只有复数主体，没有对象的空壳呢？其实，我们成年人留下的文本和这个孩子不正属于同一个传统么？个人空间的边界在哪里，群体之间如何连接。这依然是个根本问题。

 小说、绘画、影视、展览种种，都是这个社会留存的文本，如果说贫瘠是基本特征，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一个孩子的作文已经透露出足够的信息。

无独有偶，政治哲学家沃格林也注意到语言问题。同样，他也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腐败主要反应在语言的腐败，而语言的腐败主要体现在词语不指向“实在”，而是空洞的，扭曲的，无内容的。

想一想吧，“春风”这个词引发我们思考所指向的“实在”，首先是“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是政治化的隐喻呢。想一想我们的第一反应吧！这种不言而喻的引导性力量，就是语言的力量。

读一点好东西吧。最近看了玛丽莲·罗宾逊的《基列家书》。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女作家残雪，因为她的作品是一种哲学性的小说，评论界很难读懂。玛丽莲·罗宾逊是一位推崇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请先忘了茨威格胡诌的加尔文的故事吧）的作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她很喜欢加尔文所说，世界是上帝荣耀的舞台。

因此，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这就让我们的视角不会贫乏、单一，也富有同理心。与此同时，每一个人和物身上也都有圣洁的光辉（作为一位基督徒，罗宾逊当然会认为这是反射光）。这就是新版小说出来以后，一些评论所说的小说的宗教性。读罗宾逊的小说，人们心灵得到的满足，来自于小说中的牧师、孩子、浪荡儿、河流、树木之间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折射出的神性。

小说的主人公埃姆斯牧师对自己的小儿子说，自己最欢喜的就是小儿子的存在，光是这个存在就让他心满意足，满心感恩。这是这部小说最动人之处。

什么是“存在”（Being）？安东尼·肯尼在他的《牛津西方哲学史》里解释说，being(存在者)不仅表示实存着（existing），而且表示存在状态。所以存在（Being）就是一个比实存物的总体更为丰富且更令人迷惑的领域了。

语言，正应该展现我们去发现丰富，遭遇迷惑，贫瘠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