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悲哀，就是市场经济的悲哀

文／辛时弃

职业足球金字塔的残酷和光鲜

新冠疫情让全球体育赛事停摆，体育产业遭受重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本来就很严重的高额债务和欠薪问题，也因为疫情而进一步暴露在我们面前：2020年5月23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一份因无法解决欠薪问题而被取消注册资格的球队名单，其中不乏曾经的“中国足球十冠王”辽足。这家成立于1953年的老字号俱乐部，曾经培养出李铁、李金羽、肇俊哲、曲圣卿等名震一时的“辽小虎”，最终竟因拖欠近亿元工资、奖金和超过4亿元的税款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辽足球员们2019年全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唯一的收入还是在两场保级附加赛获胜后拿到的缩水奖金。尽管如此，俱乐部居然还想用未经球员允许的代签工资奖金确认表上交足协，以换取下赛季的准入资格。走投无路的球员最终只能选择举报，但他们合理讨薪的后果却是“集体失业”。

有业内人士估计，这份名单上的十余个职业俱乐部将面临被解散的命运，可能导致至少200名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的职业球员失业。即使这些球员仍想踢职业联赛，其余球队也在减小投入，忙于降薪和控制球员编制，加剧了他们找“下家”的难度。如果不能在这些球队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绝大多数球员只能转行，甚至放弃足球路。于他们而言，能在业余足球学校教小孩踢球、遇上从没拖欠过工资、能帮他们上四险一金的“地道老板”已经是莫大的幸运，那些去做小买卖、去开网约车的更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事实上，即使在疫情暴发之前，职业俱乐部背后依靠的资本集团经营和管理混乱、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等痼疾，导致“欠薪已经不是新闻，不欠薪倒是值得一提”已经是中国职业足球公开的秘密。

这份残酷，和中国职业男足金字塔顶端的光鲜形成强烈的对比。就在2019年12月，中国足协发布了“限薪令”，规定中超国内球员税前顶薪不超过1000万元，外援不超过税后300万欧元。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统计，2019年中超球员的平均薪资为120.7229万美元，在足球联赛中仅次于欧洲五大联赛。这个令人咂舌的薪资水平或许带来了近年来中超俱乐部在亚冠赛场上的不错战绩，但它显然和男足国家队的糟糕战绩并不相符：2019年11月，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输给排名低于自己的叙利亚队，年薪2300万欧元的时任主帅里皮赛后当场宣布辞职，理由是“我不喜欢挣着大钱，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贡献。” 2019年底，中国男足的FIFA世界排名是76位，球员的工资水平却是世界第6。

当中国足球遇上市场化

中国足球今天出现的种种“怪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化。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本入主俱乐部，金元足球逐渐抬头；第二是整个足球产业链的商品化，俱乐部和比赛变成商品，球员和教练为资本打工，球迷则成为消费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足球不可避免地成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

资本的强势入主带来金元足球，从而带来瞩目的俱乐部成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州恒大：2010年前，这支球队还是中超和中甲之间的升降机，结果在恒大2010年入主后就“脱胎换骨”。通过斥巨资引进多名实力强劲的球员，给他们开出断层水平的高薪，广州恒大只用了一年就从升班马变成了中超冠军，两年后更是问鼎亚冠。随后，资本实力雄厚的俱乐部纷纷效仿恒大，以至于几年下来，部分中超外援的收入可以跻身世界球员收入前十。当然，能够做出这种投入的资本都不是一般的土豪，中超俱乐部的豪门大多背靠房地产、金融、电商等高利润产业的头部资本。然而，这些大手笔不必然带来盈利：虽然广州恒大在2019年的总收入接近9.5亿元，但总成本也达到28.9亿元，亏损高达19.4亿元。这种高投入到底是否可持续？风险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相形之下，作为中超的下游俱乐部，深足曾在2015年出现欠薪问题，当时的主教练李毅还发微博帮队员发声讨薪。金元足球固然可以打造出国内甚至亚洲一流的豪门，但也会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中小球队因为缺乏雄厚财力而无法做出强力引援，因此更难取得良好战绩，从而更难获得资源，形成恶性循环。

市场化带来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足球产业链的商品化。于俱乐部而言，转播分成、门票收入、球迷商品销售和广告赞助都是收入的一部分。虽然和成熟的欧洲主流联赛相比，中超转播的观看费用和球票价格不算高，球迷消费和转播收入也不是俱乐部收入的大头。但放在中国来看，要做铁杆球迷还是要有一定收入水平撑腰。2013年，有媒体了解到，一个广州恒大的球迷一年的客场观赛花费要2到3万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和食宿费用。如果只留在主场观战，恒大的19-20赛季的中超球票平均一场也要花费1到2张电影票的价钱，更不用说球迷商店了动辄几百元一件的球衣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超豪门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才有足够数量的中产及以上消费能力的球迷来为球队“买单”。当足球这种大众运动变成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畅享的“小众运动”时，不禁令人唏嘘。

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中国足球市场化带来了资本的投入。不可否认，金元砸出了像广州恒大这种豪门的瞩目成绩，使得中超近年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一跃成为亚洲第一联赛。然而，这是以中超中下游球队和大量中甲中乙等低级别联赛俱乐部的举步维艰为代价的。显然，大杀四方的豪门和顶尖运动员只是少数，那些无缘登上头条、大众“看不见”的普通俱乐部和草根球员才是多数。更可悲的是，如果国脚们为俱乐部踢球可以轻松地有钱、有名、有利，国家队的比赛反而像个无关紧要的加分项。当爱国和赚钱不冲突时，爱国没有任何问题；当爱国和赚钱冲突时，球员和俱乐部就名副其实地用脚投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足的 FIFA 国际排名总体呈下降趋势，证明国家队的竞技水平确实在不断下滑。

当足球变成生意经，一切魑魅魍魉也会接踵而至。当资本长期无利可图，它就会跑路，留下讨薪和转行的球员们，宏运和辽足便是如此；当资本只是拿足球当跳板，天价阴阳合同、洗钱和资产转移的问题甚至会引起央行的重视。早年的赌球和黑哨，也是无数球迷不堪回首的往事。即使在我们14亿人中，出现了许多像张玉宁这样的好苗子，但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他们将一一泯然众人。这样的土壤，自然很难说服青少年以足球为业，也对全民参与足球运动没有太大帮助。

所以，中国足球的出路不在市场化。那么，它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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