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政治派别中“左中右”思考

大部分人很少有“政治”这个概念，一谈到这两个字，要么就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要么就是谈政色变，讳莫如深。的确，封建时代，妄议朝政可是杀头之罪。微信群一聊，下一秒，可能你号没了。但是，正因为大多数人闭口不谈，永远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一百年过去，政治文化的发展就跟不上去。

谁都不可否认开国领袖毛泽东讲的话最深入人心，最接地气，最能让咱普通老百姓听得懂。就像美国人民手捧《独立宣言》一样，深以为革命先驱流血死人换来的必是无上真理。老毛曾在1957年讲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多么浅显易懂的一句话。

从新闻传媒谈起

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拿到《新闻学概论》这本专业教材，翻开，肯定会恍然大悟，从此以后明白该如何做人。里面曾这样阐明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特性：

中国的新闻媒介除少数由各民主党派所办的报纸外,绝大多数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这样,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是：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任何一个党派或者集体必然有保守的，就有激进的。有民主的，就有共和的。有自由的，就有专制的。古罗马中政体中，有位高权重、黄袍加身势在必行的凯撒，与之抗衡的是反对专权、保卫人民的护民官；我们建国后有主席和总理。所在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行事风格也就不同，特别在我们这种“上层决定下层”的框架下，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比较明显。比如在新闻宣传的表现上，19年新年，主席说“有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干劲、拼劲，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一时间火遍全网，朋友圈纷纷转发慷慨激昂，做好战斗准备。19年6月总理说“有6亿人每个月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社会一时间又哑然了。

人活着，除了吃喝睡，关心环境变化是高级动物本能。以前我们局限在身体周围的现实环境中，不停游走和谈话让我们感知周围发生的一切。今天，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我们坐着电脑面前，拿着手机，官媒、微博、公众号、头条……对远在天边的关心甚于关心周遭发生的一切。新闻信息、宣传、舆论、谣言、阴谋、10万+……铺天盖地而来，消息秒触人心，搞得你一会儿愤怒跺脚、一会儿激动兴奋，一会儿生而为人。从信息（娱乐）制造、传播到触达，新闻媒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精神产品的制造商，并且具有意识形态输出功能，这是行业常识。接触的媒介不同，在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长期饲养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也就不同，比如微博的长期观星族会对婚姻十分失望，传统文学圈的八卦群体则反之。看《人民日报》的群体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看《人物》的则对生活感叹沉思；看《环球时报》的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指点江山的军政才干，看《新京报》的就对政企官商愤怒失望；对贸易战谨小慎微的经济学家会被另一批经济学家评为扰乱军心；当方方被围攻的时候有知名学者文人会站出来反击。喜欢崔永元的人和喜欢胡锡进的人，只要给机会，放下手机二话不说直接干起来。可见，人们看见的不一样，形成的偏见也不一样，传媒对大众的影响如此之深。国人中庸，儒家文化倡导以和为贵，除了“一致对外”这种明摆着的无害的宣言外，就内部而言，沉默的大多数就算深谙其道，也保持着不偏不倚的姿态，中立而不表立场成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立身之本，这种情况下，鲁迅只会成为偏激的代名词。以和为贵，慢慢发现和气还能生财，何乐不为？也难怪抗日战争时期伪军达200多万人，这也是中间派的典型代表。

当下，党建的春风呼呼的吹，政治建设放首位，全国上下红红火火热闹沸腾。就连贷款中介放起贷来也是满嘴党和国家，毫不亏心。搞建设，有糊弄的，有认真的；有高效的，有低效的。每天书垒了一堆、金句频频、呐喊诵读，但都是说的好听无法落到实地，甚至有时候这句正确的话和那句还有点冲突矛盾。如何搞，怎么搞，这里面也有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如果中庸代表落后不前，那拿起了“知识武器”的新一代年轻人，如何对信息判断分辨？又如何识别各种立场并主动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

于是，绕了一圈终于回到正题，我们开始谈谈：

政治中的左中右：

左派和右派来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按这个定义，清末时期，义和团、改良派康、梁师徒就是右派，革命派孙中山、《革命军》的邹容就是左派。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随着马恩主义思想的出现，左派右派又有了新的定义，左派激进改革派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生根发芽逐渐成为传统，右派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左派强调集体和平等，右派强调个人和自由；左派强调结果公平（不管用什么手段），右派强调程序公平（不管出现任何结果）；当时，国内左右之争也很剧烈，比如，1920年初，五四运动关了三个月的陈独秀出狱，在李大钊的引荐下，接触了俄国共产国际那边来的人，于是《新青年》杂志政治立场就偏向了左派，像胡适这类自由主义者与之割袍断义，纷纷离开，划清界限。

但左派右派不是这么绝对的，很少有人追求极端的平等或自由、集体或个人，有的人一段时间是左，一段时间又是右，比如康有为经历了“保皇—反清—保皇”三阶段，也算经历了“右—左—右”的心路历程。于是在“极左—极右”之间就形成了一道政治光谱；

抗日解放前，民生凋敝，革命左派无疑是受欢迎的，是要被拉拢的，广大人民以左派为荣，“右派”以资本家、地主为代表成了顽固保守的的羞辱词，其具有反革命的属性，是要被打击的。

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左就是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右就是走资派。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后，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成了“左派”，而提倡市场经济的改革者成了“右派”，刚开始，提到市场经济，右派又会被冠以“走资派”的名声。

我们左也倡导平等集体，右也倡导自由个人。但由于传统原因，左代表保守派，右代表改革派。这点与西方恰好相反。

而且西方国家共产主义从不是主流，所以在研究整治多样性方面有了更丰富的样本。我们知道，新闻媒体是政治的发声筒，媒体一定是为政治服务的。拿西方媒体来说，它们在宣传报道上，政治立场的侧重点也表现不一，各有侧重，也就是所谓的偏见。从政治光谱上划分如下：

以美媒为例：

最后，感谢党和国家，感谢宪法赋予我们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基于这些简单的了解，对政治的大体分派基本有了相应的认识，当政治家、经济学家辩论的时候，我们能对他们有相应的对照，至少以上每个决策关乎我们自身，我们能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你手头的一票也许真能成某个决策推行的关键一票，那你会做出你想要的选择。

抛开那些混淆一通模棱两可的口号呼喊，这才是关乎人民、决定个体的政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