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风流当借口，性骚扰就是性骚扰

出版人范新、作家宗城、编剧史航，以及南京先锋书店某员工等多位文艺界人士，均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

文化人历来是“社会的良心”，开口秦皇汉武，闭口琴棋书画。但文化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当然也有一些真有良心的。

几位文化人是否符合《民法典》中“性骚扰”的条款，有待确证，我们不必急于辩解谁有罪、谁无辜。

而控诉之外，女性普遍、隐秘的苦痛和代价巨大的反抗，既暗示了公道和实力的性别分割，暴露了文化资本的无形“魅力”，也揭示了女性文化革命的持续缺席。

文化人的糊涂账

文化人的性骚扰，像一笔“糊涂账”。特别是其他文化人辨析“性骚扰”，颇有“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风。

近来的糊涂账大概分为三笔。

有人说，骚扰时没有当场打回去，就是“同谋与帮凶”。既然当时选择“屈从权力”，那么后来的“质疑与声讨都是可疑的自我指涉”。

虽然使用了大量“主体性”等学术黑话，但这位文化人的意思无非是，“事后诸葛亮”在道德上很不纯粹，没什么资格指控性骚扰者。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就跟坏分子属于一伙的。

照这样的意思，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在电光石火的时刻是不允许有任何困惑的——不仅要时刻保持内心清明，还须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硬功夫。

还有人说，文化人性骚扰是几千年性压抑的结果。这种“深度”剖析可能是专栏作家的通病——跟做托福阅读理解常见错误一样，“推得过远”。每个热点都要发声，每个热点都需要挖掘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问题，性骚扰只好跟性压抑挂钩了。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毕竟八十年代这一类理论的批判范围“无所不包”，针对传统文化的“沉疴痼疾”都比较好用。

性压抑的说法属于捣糨糊。如果性压抑就要导致性骚扰，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缺钱，怎么不见大家都“偷偷摸摸”抢银行？还不是因为看守钱的人手里有“真家伙”。要是把捏软柿子的坏人都说成文化心理的“受害者”，死刑的“合法性”都得存疑。

也有人说，性骚扰存在“情境问题”。作者引用了学者玛丽·比尔德《女性与权力》后记中补充的一段，1978年，比尔德曾于火车卧铺上与一位刚认识不久的男子发生性关系，2000年她叙述此事时认为“或是我有意识做出的选择……我抱怨说自己在米兰被一个男人‘泡到’（pick up）”，而2018年“MeToo”运动时，她将这段经历定义为“自己被强暴了”。

作者强调，玛丽·比尔德的自述文本前后存在巨大差别，证明个人心理和判断随着情境不同会有较大变化。如果脱离情境，对性骚扰做事后追诉，存在法律上的危险。

这一提法是必要的，但也并非绝对。2017年多位美国女性控诉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时，很多事件发生在数十年前，寻找证据非常艰难。律师、封口费、电话记录……总有细微的证据留下，将犯罪者最终推向审判席，还无罪者清白。

一旦以“情境问题”等条件来“压制”诸多受害者的发声，或者令大多数沉默的受害者心生恐惧，那才是犯罪者的“帮凶”。

即使由于证据不足，被控诉者没有被“绳之以法”，控诉者“黑尾鸥1988”也已经清醒地呼吁：“性骚扰，自始至终，不是性欲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我们不要他禁足一礼拜，我们要他偿还我们被摧毁的人生”“核心诉求不是法律制裁，而是揭穿他的嘴脸，让公论留在正义之士的心里”。

而作者忧心忡忡“反性骚扰不应该成为一个针对男性的道学运动，不需要给男性戴一条道德和礼教的头巾”，总有点率先“跳反”的意思。事情还没完全揭露，甚至很多女性尚没有发声的机会，有些文化人已经急了——你们搞运动不要扩大化，我们大多数男性可是好的。

三笔文化人的糊涂账，一言以蔽之：女性控诉者必须全知全能，心平气和，智识高超，步步为营，进退有据，稳健圆满——最好永远在研究室里研究自己“被性骚扰”的所有条款，体谅大多数男性的“不容易”，并且永远还差一个精确的证据。

文化人的迷惑性

想进步的文艺青年，往往喜欢寻找一位精神导师。如果导师是死的，还稳妥一点；一旦导师活着，同时好为人师，多半有点危险。

鲁迅就说，寻找导师的，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因为凡是自以为“老马识途”的，顶多是年纪大一点，圆滑稳重一点，自己误以为自己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早就朝目标进发，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佛教也有类似的说法，有人自称菩萨、阿罗汉的，九成不可信。只有一种可信——说完自己死了。《楞严经》中，佛说“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末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

导师也不好一概抹杀，总之不要有太高的期待。会说话的，不过就是舌灿莲花；会弄笔的，无非是文采风流。假如大家又希望他能搞人工智能，就是自己错了。他如果能搞人工智能，早就去搞了，而那时粉丝还希望他会刻芯片。

导师靠不住，五四以来的青年很多都“觉悟”了。

王朔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里，有位自诩导师的赵尧舜，故事最可笑。

他要么劝“顽主”看书，因为“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啊”，被后者怼“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他要么不赞成管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因为有追求的年轻人才能引领人类“不断前进”，“顽主”不客气地说"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人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名字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赵尧舜，最后还是折在了“男女关系”上。“顽主”骗他有姑娘想向他学习请教，害得赵尧舜巴巴地在街角干等了一天。

然而自己也靠不住，很多人还未意识到。

民国时期，《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一位青年大发牢骚：“只有自己可靠”！

鲁迅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因为“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半边天的困惑

1949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强烈的外力推动色彩。妇女的权利得到法律形式上的确认与保护，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女性正式拥有“半边天”的地位。

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缺乏内在的文化革新。直到今天，女性依然很难脱离秦香莲和花木兰的“二元境况”：要么和前者一样，是父权和夫权损害的弱者；要么和后者一样，是和男人几乎没有差别的女英雄，并且只出现在男权式微之处。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者”，比如前一阵子和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谈的“全嘻嘻”，一边给自己冠以夫姓、用生孩子“拴住丈夫”；一边自称“女性主义者”。

彩礼女权两不误的“女性主义者”的存在，恰恰暴露了中国女性内在的、自生的“权利”观念的缺乏。

一方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代女性已经对“妇女解放”话语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隔膜；一方面，大众传媒、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歧视和不公，往往得到规则的默许——女性必须要跟男性分享相同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做抹杀性别差异的花木兰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种割裂导致女性对精神性别的思考和实践，充满了无知、困惑和矛盾。

同时“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实际是一种“双重标准”，为女性带来了双重的负担：女人既要和男人一样，作为社会的“主体”来服务社会；也要“不言而喻”地照顾家庭，为生育子女付出高昂的身体代价，为整个家庭付出难以计量的情感劳动。

电视剧《狂飙》里，令观众津津乐道的“大嫂”，实际是“大哥”的影子。电影《爱情神话》里，三位女性围着一位中年男人“老白”——一个拥有上海“独栋”的离异落魄男人，在婚恋市场上甚至可以“选妃”。导演说：“我无法用女性视角去叙事，否则那将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在流行文化里，观念的更迭是缓慢的，但确实是在推进的。

二十多年前，流行女歌手蔡依林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放在今天肯定会被批评“媚男”。

如果一位男性在感情中不能提供情绪价值，热心的豆瓣网友都会劝女生“分手”——很多女性敏锐地发现，男性缺乏情绪价值，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他们对处于权力上位的领导，从来不会“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这些评判未必是公正、客观的，但已经体现了新时代女性从新的角度思考性别问题的倾向和努力。

哈维·韦恩斯坦的事情披露后，“MeToo”运动大爆发，新的争论不断浮出水面。今天，针对数位文艺界人士的“性骚扰”指控，应该得到舆论的进一步公开。当受伤害的女性鼓起勇气说出故事，不会被强行打压，不会被秋后算账，那么不公平的现象就有希望得到纠正，哪怕其中存在着虚假的述说。

新的争论、新的分歧，正是重新塑造和改革性别文化的最好契机，也将促使女性真正从“内在”反思自己的精神定位。

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思考：大规模指控的目标是要杜绝性骚扰，改革民事司法体系，打碎父权制，还是要提倡无冒犯的调情？这些指控和究责，是否会导致无限上纲上线，令无辜的男性动辄得咎，还是说运动尚且推进得不够，根本不足以撼动旧的不公平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