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森：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评论

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评论

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文

王立秋/译

译自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 “Scholarly Critiqu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France Salon, Volume 7 (2015), Issue 20, #4. ISBN 2150-4873.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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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术评论，学术评论的目的是什么？一眼看上去，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H-法国》和其他学术出版物给它们的书评作者的指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H-法国》解释说：

最有效的评论会把作品放进更广泛的语境，解释值得学者们注意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评论应该包括对作品的范围、目的和内容及其在关于那个主题的文献中的意义的总结。评论还应该评价作品的优点与缺陷，根据作品申明的目标，来考察作品对材料、方法论和论证的使用。

《美国历史学评论》则说它“期待评论者写出有思想的、介入性的评论，这样的评论会解释书的基本论证，评估其优缺点，并把它放到书写历史的学问的(historiographical)语境中去考虑”。《H-法国》和《美国历史学评论》都要求，评论应该这样写：使被评论的书所属的子领域之外的读者，也能够理解它。二者也都强调评论应该由作者自己来写。《美国历史学评论》明确指出，它“不会规定评论的内容”。《H-法国》也让评论的作者来决定要不要接受编辑建议的“实质性的变动”并肯定评论“代表……个体的学术判断”。[1]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学术评论是个体的学者，联系关于一部学术作品的主题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来阐明和评价这部作品的主张的努力。虽然《H-法国》、《美国历史学评论》和其他期刊的书评指南没有明说，但是，书评形式的学术评论也属于学术研究的同行评议，而后者，对保障知识的诚信和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本科生在被要求写书评的时候可参考的指南也有类似的强调。比如说，《历史学学生指南》的“书评写作指南”解释说，评论必须“陈述作者的主题和论题”并“描述作者为支持论题而出示的证据”。对于这个水平（本科生）的作者来说，我们实际上并不期待他们完成学术评论和个体的学术判断的评价任务。我们只有在“可能”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学生“评估作品使用的论证和证据”；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学生“拿作品来和相关的课程材料做比较”；只有在“期待”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学生“在结尾给出自己关于这本书的假设、论证和结论的评价”。[2]如果说，我们经常既不要求、也不期待本科生对学术研究做出评价——因为他们缺乏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或没有做历史论证的经验，而这样的知识和经验，是学术评论的基础——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也不是本科生才有的。《美国历史学评论》通过要求评论作者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亲自撰写过一部成书的专著，而把新手排除在外。不过，几乎所有的书评作者最终都会发现自己是在评论一本这样的书：它的主题，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听从《历史学学生指南》的建议可能是有用的：至少把这本书总结好吧！的确，评论者最好从这一步开始；但太过于经常地，学术评论会跳过评论的这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任务。但对于没有字数限制的评论（比如说《H-法国评论》上的评论）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但学术评论就只是个体学者对另一位学者的作品的总结和评论吗？不，当然不。除起到通过同行评议来促进知识进步的重要作用外，学术评论还有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即守门和维护边界的功能。它确定了，在专业内，哪些作者、话语、方法论、证据和真理宣称(truth claims)是可接受的。书评和其他形式的学术评论既是个体的认知行动，又是定义学科的活动。这是学术评论极其重要，却又很少有人讨论的一面。更加公开和明确地讨论学术评论的这一面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的确，在历史学专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书评明确地起到了关键的，定义学科的作用。在1898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引论》中，夏尔-维克托·朗格鲁瓦和夏尔·塞涅博斯在制定新兴的专业历史学的标准的时候称赞了批评书评的作者，他们认为这些书评“成功地……守住了专业的门，使一度充斥学界的无能者和吹水者无法进入”。它们明确起到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创造了检查，并因此通过震慑，带来了正义”的作用。[3]后来，在批判这些早期的“方法派”历史学家（即实证史学）的时候，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就书评给学者提供“通过对照已经出版的著作来阐发自己的想法的机会”而言，发挥了“战略的功能”。正如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指出的那样，“与认为评论是全凭撰稿人善意的文献学杂务相反，《年鉴》的负责人亲自承担了大量此类工作”并在评价中相当坦诚。[4]在研究法国的美国历史学家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书评起到的，建立专业标准与边界的作用。对他们来说，专业的合法性，至少部分地，是通过法国历史专业对他们的作品的正面接受，来获得的。因此，在大卫·平克尼致力于评价研究法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是否具备可以和法国历史学家相提并论的专业性的时候，他到书评那里寻找证据，而他的结论（1991年）是：法国历史学期刊对美国历史学著作的日益好评表明，美国历史学家做到了。结果，他总结说，“是时候埋葬平克尼论题了”——他在1958年提出的那个论题认为，研究法国的美国历史学家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综合工作上，因为他们的专著将不可避免地，劣于法国同行的同类著作。[5]

前辈学者在专业发展的早期时刻赋予书评的重要性，和书评在今天的历史学家那里扮演的，技工似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我们都靠书评来了解新的学术，而书评也能够造就或破坏被评论的书的作者的学术声誉。但如今，书评看起来几乎起不到定义学科的作用了，而它们在学术评价系统中的地位，也反映了这点。现行的学术评价系统鼓励青年学者集中精力发表同行评议的学术作品，没有这方面的成果的话，他们的职业前景将一片黑暗。在竞争强烈的工作市场上、在争取终身教职和升职的斗争中，书评都起不到多大作用。学界的激励结构几乎不鼓励学者去评论一本书，特别是在诚实的评论可能给学者的职业前景带来更多伤害而非帮助的时候。我所认识的最有能力的青年学者之一基本上就是因为害怕得罪以后可能在他申请终身教职或研究课题时评审他的人的作者，才拒绝评论书的。资深的学者这方面的担忧要少一些，但职业初期习得的习惯是很难摆脱的，特别是在激励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批评的评论可能让人付出的代价很多，而评论冗长、艰涩的著作可能给人带来的好处却很少。结果，学术评论的文化停滞或萎缩了，书评也不能再像它们一度做到的那样，起到定义学科的作用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发生的：学术出版的速度，使学者很难在他们的专业化领域中保持流行(remain current)，在他们更广泛的专业领域中救更难如此了。赶上出版的洪流要求，阅读要日益让位于浏览。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一本为本科生写的格外好的，关于写历史的书竟然包含一个题为《怎样不读到第一章就读完一本书》的章节。[6]若只以帮助学生在他们面前的众多著作中找到出路的工具而论，书评比以往更必要，然而它们在专业中的地位却依然很低。

如果说，书评曾帮助方法派历史学家把专业的“麦子”和业余的“糠秕”分开，也曾帮助年鉴派历史学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取代他们之前的“实证”和“事件”史学的替代方案的话，那么，如今，在一个比以往更加碎片化的专业，书评还可能起到什么定义学科的作用呢？[7]答案在于我们历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共享什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于人文学科之间共享什么，也即，学术交流的状况。学术出版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之中，这个转变同时带来了威胁和机会。如果我们想通过这个动荡来推动学术研究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介入它，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专业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学术评论来介入学术出版更好的法子了。

学术出版的变动之一，是大学出版社功能的变化。大学出版社起初是大学为出版自己教员的学术成果而创办的，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主任菲尔·普切达的话来说，它们一开始起到的，是“学术自费出版商”的作用。[8]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些出版社扩大了自己的出版清单，把出版社所属大学外的作者也包括了近来，并引入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同行评议程序。在美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光辉岁月，大学的补贴和资金充足的图书馆的订单，给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削减，使补贴和订单数量骤降，并引起了大学出版社长久的，持续至今的危机。为补偿出版学术专著给它们带来的日益巨大损失，使收支相抵，大学出版社转向更有利可图的“中等销售”的非学术商业书的出版。比如说，许多出版社开始出版大商业出版社不那么关注的相对小众的畅销书。

最近（看起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些行政人员开始把大学出版社更多地当作生意而不是学术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了。一些大学不但不给补助，还要求出版社变成机构的利润中心。甚至最庄严的大学出版社也接受了越来越商业的逻辑。根据安德烈·席弗林1999年的判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虽然坐拥经费——它是美国资金最充足的出版社了——……也积极地试图用商业畅销书来取代传统的专著”。[9]这一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多数不盈利的出版计划难以为继。比如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停止出版当代诗歌，它通过援引它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来为这一决定辩护。这个回报包括牛津大学获得的每年平均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利润。[10]

大学出版社的商业算计，塑造了它们出版的东西的内容，而这对法国史学术研究来说，最为不利。更长的专著太过于昂贵，结果就更难出。以我为例，就像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群发的一条信息中解释过的那样，一家美国大学出版大社的主任告诉我，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我的《法国知识分子反左翼》——这本书最终在一家商业出版社（博格翰姆出版社）出版——在分发给读者之前，将受大幅删减。主任写道，“基于当前文稿的书的零售价太高没法进入你[原文如此]预期的市场，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出版之”。[11]根据杜克大学的编辑主任肯·威索克，法国史是“一个几乎从来都不好卖的领域”结果，这个领域的学术作品虽说不是“不重要”，却“在财务上难以持续”。[12]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样的作品更不好出。如果我大体的印象没错的话，那么，过去几十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单的变化，也倾向于肯定这点。不盈利的法国史学术著作在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清单上数目的减少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但如果，同样的动力机制，使大学出版社出版可疑的学术著作——因为它们预期，这样的作品至少可以赚一点儿钱——呢？这当然会更加彻底地破坏学术事业的诚信，而且这样的事情可能已经在发生了。尽管身为学者的我们缺乏关于出版社怎样决定出不出版某本书的信息，但我们有责任在出版社出版有严重缺陷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这样的著作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时候——批评它们。学术共同体需要向大学出版社澄清这点，即，跟出版非学术的商业书不一样，出于商业的理由而出版可疑的学术著作，违背了它们的使命。[13]

学术出版的第二个变动才刚刚开始，它可能给学术交流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当然就是数字革命，和在出版业务的所有层面（从生产到分销到营销）上发生的相关的变化。比如说，在生产这一端，数字技术使作者之间的国际合作、文稿编辑的外包、和重版书目的灵活变动（可以随时按需求印刷）成为可能。分销的变化包括像博德斯那样的零售连锁店的衰落和亚马逊的崛起，和可在数秒内下载完毕的电子书的出现。数字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相关进步使美国大学出版社日益登上全球舞台，特别是因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全球学术界以英语为主要的工作语言。在订阅MUSE计划期刊的图书馆有将近百分之四十在美国之外，和发展中世界以创纪录的速度创见大学的时候，未来的市场在哪里是显而易见的。和好莱坞（身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它们的共同点不止一个）一样，美国大学出版社也日益在心怀这些市场的情况下，塑造它们的产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主任彼得·多尔蒂说，“甚至专注于出版美国主题著作的出版社也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塑造它们的书和它们的编辑项目——使它们出的书能够在国际上通行无阻”。[14]

数字技术也使各种新的出版方式和阅读方式成为可能。数字出版及其开源模型经常被当作学术出版危机的可能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来提倡，但它们不必然比印刷出版更廉价。同行评议、文稿编辑、页面排版和类似的活计还得干，支持这些活计的经费还得找。[15]类似地，数字出版节省的生产实体书的成本，不必然比把书转移到新的平台上、转化为新的格式（因为旧的平台和格式过时）引发的新成本更高。[16]因为数字革命正在改变人们查找信息和阅读的方式，所以，它也在改变书的结构。威索克说，“我们开始看到这点，我们需要让作者来做章节摘要，以适应人们使用书的方式——如今，他们是以数字的方式在一组出版物进行搜索”。[17]不幸的是，大学出版社不具备引领数字革命的条件。正如威索克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主任帕特里克·亚历山大解释的那样，大学出版社很难应对变化的出版图景，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资源。在你利润微薄、资本稀少的时候，在新技术上下错赌注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8]

在被问到专著的未来的时候，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编辑主任吉塔·马纳塔拉说，“说到底它的命运不在大学出版社手中，在读者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出版社正为求生而挣扎呢。（类似地，在专著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学术界的图书馆也在努力支持专著。）未来取决于学者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视专著，保持阅读专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是能找到、还是会找到资助专著的模式。”[19]尽管马纳塔拉的话听起来有些像踢皮球，但它的确包含一个基本的真理：大学出版社是为服务学术研究而创立的，它们也一直在相应地定义自己的使命。[20]结果，这个产业再怎么变（商业的、和技术的变革），在大学出版社该做什么上，学者的意见依然重要。现在，更甚于以往地，在学术出版的关键问题上，大学出版社需要接受学者的信息输入。而我们学者呢，看起来，却非常不愿意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看看凯伦·奥芬2015年2月为激发关于法国史出版的讨论而付出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回应。[21]不但H-法国的订阅者几乎没人选择参加讨论，甚至H-法国也决定，除非我有那个人的书面许可，否则我不能说出那个出于财务原因要求删减我的书稿的人的名字。显然，我们不讨论事情是怎样做的。

公开讨论学术生产的状况会给带来什么后果呢，特别是就书评而言？首先，它会要求我们在评论上投入更多的经历和更加关注之前很少有人讨论的学术交流问题。给学术评论更多的工分，将有助于这一事业。在出版社尝试新的出版模式和生意模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问一问，这些新模式会对质量产生什么影响。翻译的质量会因为好的翻译需要太多成本而受损吗？把文稿的编辑外包能把事情做好吗？书会因为出版社力图限制它的篇幅而导致证据不足或论证出现漏洞吗？开源出版物的标准还会和以前的出版物一样吗？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机会（比如说，允许超链接）的出版格式的变化给学术著作增添了价值吗？为适应新的阅读方式而做出的变化（比如说威索克想到的章节摘要）是进步吗？当然，没有出版业的内部知识，此类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但如果学者愿意讨论怎样学术出版是怎样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多。无论如何，学者都需要介入对学术交流手段（新的记述正在改变它们）和高等教育的经费与行政变化的系统批判。为正确地做到这点，我们就需要重新想象书评的目的。尽管书评的目的应该依然是总结和评论书的论证，但评论需要把书当作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生产与交流系统的产品，而不只是作者的产品来考虑。

除在书评中思考学术出版的状况外，学术共同体还需要考虑试验新形式的，不只关注单本书的学术评论。为什么不评论一下出版社的出版清单或丛书或期刊呢？在学术交流的新技术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仔细地评论它们。这样，学术评论才会回到它的根源——定义学科——也这样这样，学术评论才能在学术生产与交流的新世代起到推动专业的作用。

学者必须监控、讨论和评价学术出版的变化，不然，他们就是任由风险来操控自己。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可能的确席卷了学术专著甚至是大学——无论我们怎样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不主动介入我们眼前的变化的话，那么，学术事业几乎一定会受到损害。学术评论必须有所调整，对学术交流的不断变化的状况作出回应。

[1] 引自“H-France Book Review

Guidelines,” last updated January 20, 2015,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www.h-france.net/book-review-guidelines.html;

and “Book Reviewing in the AHR,”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american-historical-review/book-review-guide.

[2] Jules R. Benjamin A Student’s Guide to History, 11th e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10), 75.

[3] 转引自Christian Delacroix, François Dosse, and Patrick Garcia,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Gallimard, 2007), 133-34.

[4] André Burguière, 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rans. Jane Marie Tod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16.

[5] David H. Pinkney, “Time to Bury the Pinkney Thesi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7:1 (1991): 219-23. “平克尼论题”原文和平克尼后来的文章参见 “The Second Newberry Library Conference on French History,” The Newberry Library Bulletin 4:9 (1958): 281-301; David H. Pinkney, “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storian of Modern Fran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1 (1958): 11-25; David H. Pinkney, “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storian of Modern France Reconsidere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9:1 (1975): 170- 81; and David H. Pinkne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European Pas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1 (1981): 1-20.

[6] Jim Cullen, Essaying the Past: How to Read, Write and Think about History, 2nd ed.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13), 47.

[7] 关于这一碎片化状况的英美历史，参见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art 4, “Objectivity in Crisis;” and François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ans. PeterV. Conroy, J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art 3, “The Crumbling of History.” 多斯后来更新了这一分析，参见Delacroix, Dosse, and Garcia,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part 5,“Expansion et fragmentation: la ‘nouvelle histoire’.”

[8] Phil Pochoda, “Universities Press On,” The Nation, December 29, 1997, 11-16, 12. 下文中关于大学出版社历史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篇文章。

[9] Andre Schiffrin, “Payback Time: University Presses as Profit

Center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ne 18, 1999, B4,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article/Payback-Time-University/2625/

[10] Ibid.

[11] “University Presses and publishing in French history [more responses],” H-France listserv message of February 25, 2015.

[12] Adeline Koh, “ On Open Access, #AltAc 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ic Press: A Con-versation wi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t Thre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25, 2013,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blogs/profhacker/interview_dukeup_3/48841.

[13] 我在关于理查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文革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遗产》的长篇书评中尽力做到了这点。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尽管有严重的缺陷——被《金融时代》选为八大年度最佳历史著作之一。参见Scott Christofferson, “Maoism and the French Six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2: 2 (2013): 195-204.

[14] Peter J. Dougherty, “The Global University Pres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23, 2012,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he-Global-University-Press/132927/. 本段关于全球化的数据即来自于这篇文章。

[15] 参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主任帕特里克·亚历山大德评论，载Adeline Koh, “Is Open Access a Moral or a Business Issu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10, 2012,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blogs/profhacker/is- open-access-a-moral-or-a-business-issue-a-conversation-with-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41267.

[16] 根据威索克的说法，参见Adeline Koh, “Buying Book Chapters like Music Tracks, and What’s Wrong with Traditional Peer Review Anyway? A Conversation wi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t Two,”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17, 2013,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blogs/profhacker/interview_dukeup_2/48527.

[17] Ibid.

[18] Ibid.; 以及Koh, “Is Open Access a Moral or a Business Issue?”

[19] Adeline Koh, “What is the Futur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n Interview with Gita Manaktala from MIT Pres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17, 2012,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chronicle.com/blogs/profhacker/what-is-the-future-of-academic-publishing-an-interview-with-gita-manaktala-from-mit-press/41335

[20] 美国大学出版社学会在它的使命声明中说，“它的成员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贡献推动学术研究”。“AAUP’s Mission,” accessed June 24, 2015,

http://www.aaupnet.org/about-aaup.

[21] “University Presses and publishing French history [query],” H-France listserv message, February 21, 2015.

微信版见：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NDQ4OQ==&mid=2657448303&idx=1&sn=9e184c752ea92b0bc08a1ef79c28f285&chksm=bd1d56c98a6adfdf715c74dd8fbd6df51e25564373b4888a400ca1b49ef4ad738dd5d86d96c8&scene=0&xtrack=1#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