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最後一年

是死亡的氣息。男友這樣說道。

我們沿著筆直的街道快步地前行，街上的行人很少，即便有，也衹是匆匆路過，而我們是來散步的。我總是提醒他，為什麼就不能走慢一點，他就會走慢一點，但沒過一會兒就恢復原狀了。加快的步伐下，潛藏的可能是無意識的焦慮。

幾年秋天，我从成都搬到了上海，來一所創新型文理學院讀liberal arts，男友和我一起住在學院附近的小公寓里，一起為來年的出國做準備。早上八點半，他開車送我到學院門口，再吻別，等到下午五點放學後再次相見。就這樣，我感到我的一天被吞噬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獻給學院，三分之一留給自己。

老實說，我對上課、上學並不感興趣，選擇這樣一所學校，因為它既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留學項目，我能順利地通過這個項目去到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我在這裡。

放學後，回到家，教男友學學英文。英文一直是我的強項，無論是運用還是考試，我都遠在他之上。於是，語言考試、日常學習和運用中遇到的困惑、學習觀念上的不解，都成了輔導的內容。

可是我發現，在這件事上，我變得好容易生氣！因為時間緊迫，並且在英文上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每當男友犯了我覺得很低級的錯誤，或者提了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我就會著急，仿佛對著孩子的低分考卷恨鐵不成鋼的父母。

就在我快要生氣、對他發火時，我猛地打住了，因為，就算是作為老師，我也應該鼓勵學生，把精力放在怎麼幫助、更好地引導對方上，而不是打擊、越過界限對著對方撒氣。

我意識到，在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例如老師和學生，醫生和病人等等，更有掌控感的那一方很容易越過界限，利用關係的不平等來達到自己的私人目的。例如，我回想到我漫長的中學時代，那個眼神兇狠的班主任，總會在挨領導罵、和家人鬧矛盾以後，把一肚子气統統撒在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上。因為學生沒有任何制約老師的能力、資源，也沒有一個外部機制能幫得上忙。每當老師越過權力的邊界，除了承受，我們並不知道用哪種方式抵抗。

更有掌控感的那一方，隨時都恪守邊界，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拋開我們所擔當的角色，我們都是活生生、不完美、有許多個人目的的人。例如父母，他們其中的一些以為自己在愛孩子，然而因為自身的侷限、年輕時未完成的課題，那愛輕易地流向了控制慾。而孩子，在這場關係里是難以反抗的弱者。

強者和弱者，往往是兩面一體，如果弱者讓渡自己的權利，強者則進一步膨脹，如果弱者都伸張自己的權利，強者也衹能後退。膨脹的強者如果不受制約，那麼後果可想而知。這樣的情況在大陸每天都上演著。

儘管我的個人生活越來越快樂，在高中畢業後，終於从父母那裡獨立了出來，从大學退學，來到這個體制外的小而美的文理學院，和喜歡的人每天都很甜蜜。但「快樂」和「幸福」究竟是不同的，我快樂，但我幸福嗎？如果給一個很久沒放過假的高中生一天假期，那麼他能感受到的快樂可能瞬間翻倍，但這快樂是建立在長時間的不自由后短暫的解脫上的。如果沒有「不自由」的襯托，那麼這快樂根本不存在。

而幸福是持續、穩定地感到安全、滿足，幸福包含了快樂。但是，生活在大陸，真的有人可以全然地感到幸福嗎？

一樁又一樁的報復社會事件，外賣騎手、農民工、失業的單身漢，很多不被看見、埋沒在人群里的個人，似乎祇有通過一種極端的方式，即爆發，才能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聲音。

如果我們足夠瞭解中國，且有能力把很多表面的現象關聯起來的能力，我們就能知道這裡現在發生的一切的一起都絕非偶然。

我感到不安全，並且，我關心他人的處境。這兩點加起來，匯成了一個字，逃。祇有先讓自己的身心帶到一個安全的境地，才能更好地make a difference.

最近的一條朋友圈：

在中國，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對話是很難也幾乎沒看到過的。人與人雖然聚在一起，交匯，像浪潮一般朝一個方向奔湧隨後又散去，但似乎很少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碰撞、看見、交流。
在我每天上課的地方，高大精緻的寫字樓和工地只有一牆之隔，然而這堵牆隔絕的絕不只是物理距離。
不過我想，“不關心”“不願了解”“不去對話”並不能僅僅用一個人是否冷漠或是否有責任感來解釋。這無關一個人的特質，而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大多數人都是弱者，那些看似分化的階層其實很可能只有一個階層。

以前我不懂我媽為什麼出遠門還掛個大餅，她說是怕挨餓，明明家裡的生活根本就和挨餓扯不上關係，何況走到哪裡又不能買吃的呢。後來越了解她童年生活的那個年代，以及更久遠的事件，越能理解這個行為意味著什麼。
在一個每兩三百年全員大洗牌的社會，確實談不上有什麼階層，並且一旦洗牌後，那些洗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的人，想的也只是盡力保住自己的位置，很難再去關心剩下的人。能否“生存”的危機感和創傷足以讓很多人不願去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