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3:從釣運到統運
周恩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有關報導說他在1975年9月讀到一篇《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的文章,特意要將此文轉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他死前半個月左右,在身體極為衰弱的情況下要見羅青長,特意囑咐他,「一定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張學良將軍和張鎮將軍。」
蔡省三的訪問在《七十年代》1975年九月號刊登。那時正值中共釋放一批當年被俘虜的國民黨戰犯到香港,他們表示要去台灣,而國府卻不批准入境。蔡省三是蔣經國經營贛南時期的舊部,在戰犯中較年輕,其時又正值蔣介石去世未久、蔣經國接掌權力,因而我們的訪問算抓住時機。
從周恩來臨終的關注,和羅青長與潘靜安的直屬關係,也許可以明白《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的原因,就是我們大篇幅報導釣運,從而接觸到許多台灣留美留歐的學生、學者,雜誌反映他們的動向和想法,這是中共需要了解的,但因為文革與世隔絕而無從知悉。這也許是我們被調查部籠絡的原因。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1971年保釣和中美關係突破,這一年10月聯合國通過接納中共的議案。中國自文革以來,教育基本停頓,翻譯人才絕大部分都被當作「臭老九」。所謂「臭老九」,就是文革將「敵人」劃分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八種人之後,第九就是知識分子。文革中期,「臭老九」不是下放勞動,就是投閒置散。即使有翻譯人才,中共也不放心讓他們出國。為應付聯合國工作,就大量招募旅美旅歐的台灣或香港的留學生,香港也有個別人通過我的介紹而前往聯合國。這批在聯合國工作的人,尤其是台灣去的,很多都成為《七十年代》長期作者,比如張北海,和「自由神下」專欄的殷惠敏、金延湘、余剛等。保釣為中國入聯合國準備人才,也為《七十年代》提供寫手。
釣運在1971年末,就告分裂。釣運的主流,將釣運轉向「中國統一運動」,也就是「統運」,而另一部分親國民黨的學生學者,就將釣運轉向「革新保台」運動,還有一部分轉向「台灣獨立運動」,及「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釣運的主流派,那兩年紛紛組團訪問中國。除此之外,台灣也有保釣運動,那時台灣的一些反對派即所謂黨外人士,受國際傳媒影響,也有想到大陸去看看的。其中有個別人士通過我與中共聯絡,接受款待。
台灣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島內實行黨禁報禁。一些著名的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台灣都看不到,比如魯迅。台灣報紙雜誌報導中國大陸,都過度醜化,即使是事實,也因為用語而使讀者懷疑其真實性,比如「共匪」「毛酉」等等用語。留學生出國,看到的書籍、媒體不是如台灣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於是由懷疑台灣報導的真實性而轉向徹底否定,並以此而很容易被中共宣傳或西方「非常有用的白痴」的中國見聞洗腦。
和絕大部分具中國情懷的知識人一樣,我當時主筆政的思想傾向,也是認為「統一」是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1972年一位回港任教港大的學者寫了一篇長文講台灣問題,大篇幅批判台獨;其後有一篇文章回應,講「台灣人的感情必須尊重」,但基調仍然是「統一」,只是要以尊重台灣人的愛鄉土感情,和理解台灣人長期受歧視所形成的反外省人統治的感情,去推進統一而已。
即使如此,《七十年代》還是受到海外台籍人士的關注,原因是我們揭露台灣蔣政權的苛政,符合當時台灣人的意向;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報導,也是台灣人較少看到的,可能迎合他們的想像。雜誌常被人帶入台灣,受許多人傳閱和珍惜。
那些年,台灣旅美旅歐的學生學者,在訪問中國之後,有不同的反響。我發現,外省籍人士,比較在意中國接見他的領導人的等級,比如問我廖承志是哪一級,也留意中國的政治發展;台灣本省人對大陸本身的發展不那麼關心,他們若被領導人接見,多會關注中國的對台政策,比如是否支持台灣人民爭取自主的運動等等,而所獲印象和他們的期待有很大差距。
不同的反響,使我反思對台灣問題先入為主的觀念。複雜的問題還是不設限地開放討論為好。
(原文發佈於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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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