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領土、主權和第二國的罪行 ——華雷斯市（Ciudad Juárez）謀殺遇害婦女身體上的文字

作者：麗塔·勞拉·塞加托（Rita Laura Segato）生於1951年8月14日，是一位阿根廷和巴西雙重國籍的學者，她被稱為「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女權主義人類學家之一」和「這個時代最清晰的女權主義思想家之一」。她因研究土著村莊和拉丁美洲社區的性別、對婦女的暴力以及性別、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而聞名。她的專業領域之一是對性別暴力的研究。

原文：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Crimes of the Second State——The Writing on the Body of Murdered Women

翻譯：Yimo Chong

華雷斯市位於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州（地名原文），與德克薩斯州艾爾帕索（地名原文）交界。它是婦女痛苦的象徵。「婦女的身體等於死亡的危險」（格言原文）這句格言在那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真實。

華雷斯市也是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象徵，它對利潤有著永不滿足的渴望。我在那裡僅僅呆了一週，但這期間籠罩這座城市的險惡陰影和我在每個白天和夜晚感受到的持續恐懼，在我回到巴西後的幾個月裡一直都困擾著我。在那裡，人們可以看到資本和死亡之間的直接聯繫，無管控的積累和集中的聯繫，以及貧窮、黑皮膚、混血婦女的犧牲——她們被吞噬在連接貨幣經濟和符號性經濟、資源控制和死亡權力的裂縫中。

2004年7月，我受邀前往華雷斯市。起因是前一年兩名來自墨西哥組織「Epikeia」和「我們女儿回家」（Nuestras Hijas de Regreso a Casa）的婦女聽我講述了對困擾該市的神秘犯罪在我看來唯一合理的假設：具有類似樣貌的婦女死亡，作案手法極其殘忍，屍體顯示出輪姦和遭受折磨的跡象，而且數量奇多，持續時間超過11年，似乎令人費解。

我最初承諾參加一個關於華雷斯市女性謀殺案的九日論壇。但在第六天，當我在當地第五頻道接受哈伊梅·佩雷斯·門多薩（Jaime Pérez Mendoza）採訪時，一系列事件導致了整個城市的有線電視信號癱瘓，論壇也被迫中斷了。信號崩潰時，我剛開始描述我理解的犯罪原因，這種可怕的巧合使我們決定離開這座城市。我們在第二天早上離開了華雷斯城——為了我們的安全，也為了抗議遭受的禁言。當每個與我們交談的人都確認我們的離開時一個明智的決定時，我們感到震驚。值得記住的是，在華雷斯市，似乎沒有什麼巧合。正如我將試圖論證的那樣，一切都像一台複雜的通信機器一樣運作，其要旨只有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能夠破解密碼的人才能理解。因此，華雷斯城的可怕罪行給外國人和遠方觀眾帶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可理解性問題。而恰恰是在他們的不可知性中，謀殺者得到了庇護，彷彿一種險惡的戰爭密碼，一種完全由「演戲」行為組成的暗語。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符號表意：2003年8月16日，當墨西哥城的《晨報》（La Jornada）首次發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報告「描述年輕女性遭綁架和失踪的可能作案手法」時，郵遞系統的問題使其無法在華雷斯市發行；該報記者格拉西拉·阿滕西奥（Graciela Atencio）在她關於華雷斯市被害婦女的一篇文章中也質疑這是否只是巧合（Atencio 2003）。

不幸的是，這並不是我在該市期間唯一的重要巧合。7月26日星期一，在我做完第一次演講、我們的論壇進行到一半時，在之前發現最後一具屍體整整四個月後，跨境加工廠女工人阿爾瑪·布里薩·莫利納·巴卡（Alma Brisa Molina Baca）的屍體出現了。我不想去描述調查人員和當地媒體對這句遺體做出的不合常規的行為。許多違規行為，毫不誇張地說，你必須看到才能相信；你必須見證不可思議、難以置信的事情。但我要指出，屍體是在一年前發現了另一名受害者的空地上發現的。後者死時還是個孩子，她的母親在前一天晚上，即7月25日，在奇瓦瓦州的洛馬斯·德·波利奧（Lomas de Poleo）和美國新墨西哥州交界的荒蕪沙漠中的荒涼街區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公眾還指出，前一年時總統維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下令對墨西哥奇瓦瓦州進行聯邦干預期間，又發現了一具屍體。桌子上的牌已經擺好了，這段陰險的「對話」似乎證實了我們是在密碼裡面，而且我們所追踪的足跡指向一個目的地。

這就是我在這裡追溯的解釋路徑，也是我在2004年7月30日星期五清晨有線電視信號崩潰時要說的話。這條路徑正是描述了命案、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跨越「大邊境」的兇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正當結果以及集中在華雷斯市某些家族手中不斷管制的積累之間的關係。事實上，當你為華雷斯市把脈時，最突出的是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執法部門提出的充當罪魁禍首的人名。這給人的印象是，人們想往另一個方向看，並等待警察將他們的懷疑指向另一邊——城市的富人區。通往另一邊的非販運涉及各種可能的類型：跨境加工廠女工人被勒索的勞動所生產的商品，這些勞動中增加的剩餘價值，以及毒品、身體和這些企業為「天堂南部」（譯者註：即墨西哥）帶來的大量資本。這種非法流動類似於向一個不公平的、貪婪的、無法滿足的收稅人不斷還錢的過程，但這個收稅人還是隱藏了他的胃口，對他自己所產生的引誘力毫不知情。無節制之苦和匱乏之苦之間的邊界是一個深淵。

關於華雷斯市，有兩件事可以說是確鑿的。事實上，世上每個警察、總檢察長、特別檢察官、人權專員、媒體和社會活動家都在說：一個是「毒品販子（narcos）要對這些罪行負責」，把我們引導到一個看起來像暴徒的對象，再次肯定我們對社會生活邊緣的恐懼；另一個是，「這些都是出於性動機的犯罪」。在阿爾瑪·布里薩的屍體被發現的第二天，報紙便重複說這是「又一起出於性動機的犯罪」；特別檢察官則強調，「很難建超性犯罪的數量」。這些說法再次混淆證據，把公眾送上我認為是錯誤的道路。這就是在假裝支持法律和權利的同時，輿論製造者和當局如何助長了對華雷斯市、墨西哥其他地區、中美洲和世界上發生的殺害女性犯罪的不加區分的看法：激情犯罪、家庭暴力、性虐待、連環施暴、販運債務犯罪、販賣婦女、網絡色情犯罪、販賣器官等等。我稱這種不加區分的意願和華雷斯市自然縱容所有針對女性的犯罪為「煙幕」，其後果是阻止人們清楚地看到問題核心顯示出的特殊和類似的特徵。由各種形式的侵犯形成的同心圓中心隱藏著一種特殊的犯罪類型（不一定是最多的，但却是最神秘的，因為它具有精確的、幾乎是官僚主義的特徵）：綁架具有獨特體型的年輕女性，其中大多數是工人或學生，他們被囚禁數日，遭受虐待、「狂暴的」折磨（正如前專家主任奥斯卡·馬丁內斯[Oscar Máynez]在論壇上不止一次地宣布）、肢解和謀殺。隨後是執法部門混淆或丟失線索和證據，律師和記者收到威脅和攻擊，當局故意施壓、指責明顯無辜的替罪羊——最終，這些罪行從1993年至今一直在持續，沒有間斷過。這些年來有恃無恐的現象令人恐懼，可以用三個特點來描述：（1）沒有在公眾輿論中可信的犯罪者遭起訴；（2）沒有一致的調查路線；（3）這種犯罪的後果是無休止的重複循環。

兩位勇敢的調查記者——《收割婦女》（Cosecha de mujeres，2005年）的作者戴安娜·華盛頓·瓦爾德斯（Diana Washington Valdez）和《沙漠中的骨頭》（Huesos en el desierto，2002年）的作者塞爾吉奧·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Sergio González Rodríguez）——收集了警方多年來擱置的許多細節，並列出了一長串與婦女失踪和謀殺案有某種聯繫的地點和人物。 塞爾吉奧·岡薩雷斯四年多前為他的書做調查時，在墨西哥城的一條街道上遭到毆打，兇手本打算把他留在原地等死。他僥倖存活，但失去了所有的牙齒，並入院一個月。

我在邊境的另一邊與戴安娜·華盛頓交談過兩次（聯邦調查局不允許她在沒有護衛的情況下過橋），也讀了塞爾吉奧·岡薩雷斯的書，由此發現的情況是：來自「好」家庭的人——大地主——與謀殺案有關。但缺少一個關鍵環節：是什麼促使這些受人尊敬、財富優渥、名門望族的一家之主們參與到可怕的、所有跡像都表明是團體作案的罪行中來？這些人與綁架和輪姦之間有什麼合理的聯繫，使他們能夠被確認和正式指控？似乎缺少一個理由。正是在這裡，在尋找這個原因的過程中，過度使用的「性動機」概念是不夠的。需要新的法律類別和更清晰的定義，以便能夠理解華雷斯市有限數量的死亡事件的特殊性。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顯而易見，由普通非法分子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會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完全不受懲罰，沒有一個嚴肅的警察部隊會如此輕描淡寫地談論犯罪動機，而這些動機一般都是經過長時間調查後確定的。這些基本事實使華雷斯市不寒而栗，變得難以言表。

科學與生命

在聽說華雷斯城的謀殺案之前，我在1993年至1995年研究了巴西利亞（Brasília）監獄中判決有罪的強姦犯的心理狀態（Segato 2003a）。我聽到這些囚犯（他們都是因在街上匿名性侵犯不知名的受害者而被定罪的）所說的話，證實了女權主義的基本論點：性犯罪不是偏常的個人或精神病人的行為，也不是社會反常現象；相反，它們是一種深層符號結構的表達，這個結構組織了我們的行為和幻想，並使它們變得可理解。換句話說，侵略者和這個集體共享一個性別想像，他們說同樣的語言，他們可以被理解。在訪談中，梅納赫·阿米爾（Menacher Amir，1971）在經驗數據的定量分析中已經發現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出現。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強姦犯一般不會單獨行動。他們不是反社會的動物，不像孤獨的獵人一樣捕食他們的受害者；相反，他們在與別人共謀犯罪。沒有足夠的語言可以強調這一發現的重要性，以及它對理解強姦作為一種發生在社會中——也就是說，在一個可以被滲透和理解、可交流的小天地裡——的真實行為的重要性。

強姦是在沒有共同的意圖或意願的情況下使用和虐待他人的身體，其目的是消滅受害者的意志。實現這一目的的標誌正是受害者失去了對其身體行為的控制，並由侵犯者的意志來管理它。受害者對其身體空間的控制權被徵用了。由於這個原因，可以說強姦是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對主權定義的最顯著行為（Agamben 1998；Schmitt 2006 [1922]）：對一個領土的立法控制和對別人的身體作為該領土的附屬。不受限制的控制，任意的和自由裁量的主權意志力，其可能性的條件是消滅他人的類似屬性，剷除它們作為改變性或替代性主體性的指標的效力。在這個意義上，這種行為也與對他者的消費聯繫在一起，一種通過他者作為一種自主意志消亡，並被允許以被佔用和被包括在吞噬者的身體裡的姿態繼續存在的吃人行為。它的存在的殘餘成為支配者計劃的一部分。

為什麼強姦會有這種意義？根據性在我們所知世界中的功能和作用，強姦結合了他人身體和道德上的屈服。不存在純物質方面的主權力量。如果沒有對他人心理和道德上的征服，就只有死亡的力量，而死亡的力量本身並不是主權。完全的主權，在其最極端的階段，意味著「讓生或讓死」（Foucault 1999）。如果沒有對生命本身的控制，也就是對活人的控制，統治權就不完全。這就是為什麼一場以滅絕告終的戰爭不是一場胜利，因為只有殖民力量才有可能在那些注定要活著的人中展示死亡的力量。主權的卓越標誌不是對被征服者的死亡力量，而是被征服者在心理和道德上的失敗，以及統治者把他們轉變為展示其任意死亡力量的接受者。

正是由於它的表現性而非工具性——暴力的最終目的是表達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意志的絕對控制——強姦是最接近折磨的侵略行為，無論是物質上還是道德上。表達對他人意志的控制是表達性暴力的目的或最終結果。統治、主權和控制是其語義領域，而不是功利性的好處。值得記住的是，這些都是只能在生命共同體面前行使的功能，因此相比滅絕，強姦與殖民有更多的共同點。在一個主權制度中，有些人注定要死亡，這樣主權權力才能在他們身體上留下痕跡。在這個意義上，一些人被選來代表這台戲劇性的統治，他們的死亡是一種表現性的死亡，而不是一種功利性的死亡。

然而，我們有必要理解，所有的暴力，包括工具性功能占主導地位的暴力，都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工具性而包含了表達性的層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每個偵探都知道的：每個暴力行為，作為一種話語姿態，都有一個簽名。正是在這個簽名中，可以通過一個行為看到一個主體的重複性存在。任何一個偵探都知道，如果我們認識到一些犯罪行為的共同點，我們就可以確定一個行為背後的簽名、輪廓和可識別主體的存在。侵略者的作案手法不外乎是各種講話中的風格標誌。識別一個暴力行為的風格，就像我們識別一個文本的風格一樣，會把我們帶到作為作者的肇事者那裡。在這個意義上，簽名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不是意志的結果。相反，它是宣告本身自動性的結果——通過語言或行為所表達的，主體可識別的痕跡、立場和利益（Derrida 1972）。

正如我所論證的（Segato 2003a），強姦是一種必然針對一個或多個對話者的宣言，這些對話者要么在現場，要么在宣告主體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事實證明，強姦犯是沿著兩條對話軸線，而不是像那些只關注他與受害者互動的人所經常提出的那樣，僅沿一條軸線發送他的信息。在垂直軸上，他確實是在和受害者說話。他的話語有懲罰性的一面，侵略者作為社會道德的保障，具有了道德化的特徵，因為在那個共同的想像中，女人的命運是被遏制的，被審查的，被約束的，被他的暴力姿態所削弱的，他通過這個行為重新體現了主權功能。然而，正是對話水平軸的發現，可能代表了我對巴西利亞定罪強姦犯研究最有趣的貢獻。侵犯者以幾種方式向他的同夥表達自己。他請求對方接受自己進入他們的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被強奸的婦女成為入會儀式的犧牲品；他與同夥競爭，表明由於他的攻擊性和死亡力量，他值得成為陽剛兄弟會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在這個只承認等級語言和金字塔式組織的兄弟會中獲得一個傑出的地位。就普通強姦犯而言，他把強姦作為獲得男子氣概的代用途徑，由於各種原因，他無法通過合法的——或者至少是社會授權的——暴力來獲得男子氣概。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性別歷史極其漫長和緩慢的節奏中（非常漫長，以至於它似乎與物種的歷史相重疊），產生男性氣質的過程與產生女性氣質的過程不同。從跨文化角度來看，有證據表明，男性氣質是一種有條件實現的地位，因此必須在整個生命中以一定規律重新鞏固。這是通過一個測試或征服的過程來完成的，而且首先取決於從另一個人那裡徵收貢品，而這個人由於在這個秩序中的被順化地位，被認為是滋養陽剛之氣的全部示意的提供者。這個他人，通過交出新貢品這一行為，使自己被排除在他所賦予的社會地位之外。換句話說，一個特定的主體要獲得作為頭銜、等級的男性地位的必要條件是，另一個沒有這種地位的主體通過被說服或強加的過程將這種貢品授予他。在地位秩序的「正常」社會政治條件下，我們作為女性是貢品的給予者，而他們作為男性是接受者和受益者，連接這兩種地位的結構循環著以不平等為標誌的符號秩序。如此重現的父權制支撐著由地位法則的不對稱所支配的所有社會生活場景。

簡而言之，根據這一模式，強姦罪是由性別結構產生的戒律導致的，它保證了每個新成員有貢品可以使他們進入陽剛兄弟會。在我看來，這兩條軸線之間的緊張關係——垂直軸線，即對受害者的消費，以及以獲得貢品為條件的水平軸線——可以揭示華雷斯市長期存在的殺害婦女事件的關鍵方面。事實上，把我帶到華雷斯的原因是，我對強奸的解釋模型似乎能夠對殺害婦女的謎團提供新啟示，並對拼圖碎片進行組織，從而出現一個可識別圖案。

在這個模型的啟發下，我傾向於不把華雷斯市的女性謀殺案理解為對受害者仇恨為主導因素的犯罪（Radford and Russell 1992）。我並不懷疑厭女症——從嚴格意義上講就是對女性的強烈仇恨，這在犯罪發生的環境中很常見，並構成了犯罪發生的前提條件。然而我相信，受害者是這個過程中的廢品，是可以丟棄的碎片，而華雷斯城之謎的背後，是被同齡人群體接受的極端條件和要求。賦予這個場景以意義的是其他男人，而不是受害者，她們的作用是消耗掉以滿足一個群體的要求，成為並保持群體的凝聚力。這個場景中的特權對話者是同夥：這個黑手黨兄弟會的成員，以此保證和印證他們的盟約；它的對手，在他們的商業競爭對手、地方當局、聯邦當局、活動家、學者和敢於混入他們神聖領域的記者面前展示權力；或者受害者的父親、兄弟或男性朋友。這些要求和展示的形式是黑手黨秩序的父權制度特徵。

第一部分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