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3歲倫敦女子被綁架謀殺後—『幸好女性同胞在英國街道上被擄走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從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總監Cressida Dick的官方發言來看英國女性缺乏保護的每一天
(Cressida Dick, 封面照片取自倫敦警察廳官網)
『幸好女性同胞在英國街道上被擄走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卻證實了與Cressida Dick所言相反的情況，從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間發生了5,663起綁架案通報(自2010年起不斷逐年上升)，儘管英國自2009年起已無特別針對受害者的性別做統計，但國家打擊犯罪調查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至2019年間有超過32萬人失蹤，其中有117,899人為女性。
Sarah Everard的悲劇
2021年3月初，英國女子Sarah Everard於3月2日晚間在南倫敦克拉珀姆步行回到住處時，被綁架後殺害的消息震驚全英國，嫌疑犯是一名在職的大都會警察廳警察、且案發數天前民眾方指控該區有男子在公開場合「不當裸露」，更是令警方的公信力下降。新聞媒體大篇幅報導此一悲劇事件，社群媒體上也激起諸多分享與迴響— 女性訴說她們長年遭受到的性別歧視與侵擾、侵害，
網友Harriet Johnson的推文有上千回應和4萬則以上的轉推。
妳所認識的每個女人都特別繞過遠路。
都得特地原路折返。
都得假裝對商店櫥窗展示品有興趣(以爭取更多時間)。
她們手裡都緊握著鑰匙(以當作防身工具)。
都假裝在跟朋友通話(以不顯孤單)。
都緊貼著街道轉角然後逃跑。
每個妳認識的女人回家的路上都驚恐萬狀。
每個妳認識的女人。
自Sarah的新聞見報以來，關於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以及如何讓女性在街道上感到安全的討論在社群媒體上層出不窮，有些男性因為感覺到己方被汙衊而大感憤怒，或者宣稱『他們也會感到害怕』，部分有自覺的男性則詢問: 男人能做點什麼，來幫忙改變這個可怕的現況?
英國女性的集體憤怒
英國左派媒體衛報(The Guardian)的播客《今日焦點》(Today in Focus)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英國女性們在Sarah不幸死亡後，憤怒的情緒止不住也掩蓋不了?
主持人Rachel Humphreys邀請該報的資深記者Alexandra Topping探討她長年觀察受迫害的女性與本應扮演保護角色的警察/制度間不對等、不健康的關係。Topping語重心長地表示，當她聽聞Sarah失蹤的消息，她的心直往下沉；她注意到Sarah據報腳穿一雙運動鞋(遇到危險時比較方便逃跑)、行進間用手機跟友人對話，這些全都是女孩/成年女性在夜間獨行時保護自己的小小措施，因為來自男性的騷擾與暴力對每個英國女性來說都絕不陌生，這從她們還是個穿制服的女孩，被比自己年紀大上好幾輪的男人侵擾時、被陌生男子抓住私處時、在巴士上因為鄰座男性展示不堪入目的圖片，導致她們必須提前好幾站下車時— 就開始了。悲哀地，這早已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結果，Topping說，Sarah的所有努力與小心謹慎在那天晚上沒辦法保護她。
而身為保護角色的警察完成了什麼呢? Sarah失蹤後，警方在該地區展開家戶調查，這是相當例行性的工作，但當地的居民提到警方還做了一件令女性憤慨不已的事情: 警察警告女人天黑後就別出門了。
英國女性的集體惡夢
Topping言道，警方此番作為(要求受害者一方規範自己)，顯示了女性到頭來必須約束自己的行為、監控自身的安全，這也正反映出當侵害發生時，社會/警察制度經常「譴責、檢討受害者」，諸如受害的女子穿著打扮如何、她正在跟何人說話……種種不公的現象使得Cressida Dick與事實不符的發言『幸好女性同胞在英國街道上被擄走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更加荒謬可笑，實際上，在英國，每年有超過50萬的女性受到性侵，但這些女性跟保護者警察之間的關係卻是蒼白又無望，絕大多數受害女子未曾報案，她們認為警察不會認真看待自己的案子；從2017年起，英國國內的強暴案定罪率大幅下降，原因不是罪行真的減少，2020年，只有1.4%的通報案件被皇家檢察署予以起訴。下滑的定罪，部分起因於女性對警察制度失去信心，一部分也與十年來英國政府的樽節政策導致警方的預算編縮有關。
所以，為什麼英國的女性們對發生在Sarah身上的悲劇如此憤慨、如此悲哀? 這是因為那已不僅是Sarah的個人事件，她是多年來英國女性每日生活中為安危擔心受怕的縮影，以及每人心中惡夢的實體化，為什麼英國女性們在Sarah不幸死亡後，憤怒的情緒止不住也掩蓋不了? 為什麼社群網站上漫天的哀悼與對社會的批判? 如同Topping所拋出的問題，為什麼越來越少的性侵案、暴力傷害案能夠上到法庭? 為什麼越來越少的女性願意相信警察/制度作為一個成功的保護者?
惡夢即現實
英國獨立媒體Novara Media在其官方播客(TyskySour)也投注一集時長由主持人Michael Walker和來賓討論Sarah遇害身亡所帶出的社會反響。與Novara長期合作的女性撰稿人Dalia Gebrial亦坦言英國女性從年少時就開始遭受男性侵擾與暴力，以至於這種「預期的暴力」早已成為現實生態。針對社會中根深柢固的「性別暴力」，Dalia指出女性無法指望警察的保護，只能倚靠自身的防護措施(如同衛報Topping所言)、女人必須重新建構她與公共空間的關係，在拉扯與妥協中，保護自己成了主要且唯一的目標，但究竟為何性別暴力日漸猖狂、警察/制度越顯薄弱? 可見社會早已出了大問題。
有毒的倫敦大都會警察廳
僅管幾乎不忍卒睹，主持人Walker回顧2020年6月倫敦西北部弗萊恩特公園的雙屍案:非裔的27歲自由攝影師Nicole Smallman和46歲的社工姐姐Bibaa Henry在失蹤兩天後，被發現陳屍於公園，行兇者仍然在逃。這起案件最令人髮指之處，來自於人民(女性)的保護者— 兩名警員被指控在姊妹的屍體旁自拍，並將照片發送到WhatsApp，最終照片流傳出去。
姊妹倆的母親Mina Smallman控訴兩名警員的行為羞辱了她死去的孩子們，『這就是倫敦警方已經淪喪至谷底的鐵證，警察認為自己的地位穩固，他們一點也不在乎，他們當然可以拍下兩個死去的黑人女孩，還把圖片傳出去。』
身為英國教會第一位少數族裔女副主教，Mina的喪女之慟還呼喊著更深沉、更廣泛的痛楚，她說警方在一開始根本不在意兩姊妹的失蹤，『一個住在國宅的黑人女子，』Mina說，『警察看了我女兒的地址就認定她是個怎樣的人。』言下之意，低社經地位的非裔女郎，不好的事件當然，也應該會發生在她身上。性別，在此又與族裔、經濟社會階級緊密結合，弱勢者恆弱勢。
警察= 加害者?
當議題再度回到警察所扮演的角色，Dalia Gebrial感慨，新冠肺炎疫情賦予警察/制度前所未有的權力，警方以鞏固公共衛生安全為由，避免疾病傳播，禁止民眾為各項名目聚集抗爭，就連一群女性為Sarah發起的守靈活動，也以警察的鎮暴終止— 但Dalia點出其實在疫情之前，警方的「暴力」就已經被扭曲的警察系統所「保護」了，警察們才會膽大妄為到拍攝死者的照片並公開傳播。諷刺地，應該受到保護的女性，反而因為警察的作為更加岌岌可危。
英國男性可以做些什麼
死者已逝，但或許英國女性可以不再擔心受怕地獨自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或許她們可以不再緊握著鑰匙、不再假裝撥打電話、不再繞遠路?
或許。
Michael Walker請兩位男來賓Nathaniel Cole及Saaqib llyaas Bahktawar發表「男性可以怎樣防治性別暴力產生」，Nathaniel跟Saaqib兩人都對社區教育、男性發展、反種族歧視等工作積極投入，Saaqib組織青少年參加的工作坊，帶領他們更加認識自己，Nathaniel則認為要讓男孩們在一個可以抒發情緒與情感的環境中成長和發展，讓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感覺、慾望以及恐懼，而不是在壓抑下長大後，想要透過取得權力、使用暴力傷害他人。
或許Nathaniel和Saaqib的提倡會收到附議，或許他們，以及其他更多人的努力會有成果，或許透過教育能夠使得整個事件的重點重新回到使男性不會想要傷害女性，而不是女性怎樣才能在夜晚的街道上保護自己。或許整個重塑我們的觀念，可以使得英國新一代的男性不再認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而是一點也不打算成為女性同伴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