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byn的退場，帶出怎樣的問題？
文／HH
要不是疫情席捲歐洲的話，應該會有更多人注意英國工黨的新黨魁競選。
這場起源於Corbyn帶領的工黨在2019年大選的大敗的黨魁競選，最終由中間路線的Kier Starmer勝出，而被視為Corbyn路線的承繼者Rebecca Long-Bailey則大比數落敗。自2015年至此，透過參與現有中間偏左政黨，繼而推舉社會主義候選人上台執政的路線算是告一段落，因為短期內看不到有其他人可以承繼Corbyn（或者是相隔一個大西洋的Sanders）的政治遺產。一時間，世界其他地方的進步力量亦痛失兩個極為重要的參考點。
即使在英國，圍繞著工黨選舉失利的討論也太多集中在其脫歐立場、工黨內部的反猶主義、Corbyn的所謂「極左」路線，以及Corbyn個人身上。對於香港讀者而言，若不是長期且深入地關注英國政治，很容易被這些主流媒體資訊蒙蔽，簡化了複雜的政治角力。
更重要的是，對於世界各地的進步力量而言，工黨的這次失利，帶出的不僅僅是在議題上如何在主要議題（如脫歐）打出階級牌的問題，也是在體制內參與選舉帶領政黨更為進步的可行性問題。
工黨大敗丟傳統票倉：How？
而就選舉而言，在議席數目上，工黨這次面對的是自1935年以來最差的敗仗。
但在票數上，保守黨的勝利沒有那麼壓倒性。比起2017年，保守黨在2019年的總票數只是多了約30萬（1.2%），要知道，該黨在2017年（即Theresa May和Corbyn同時任黨魁的那一次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失去議會大多數，造成懸峙國會）一下子多了約230萬票，可見保守黨在這兩年間並沒有「進步」很多；而更應該說工黨大幅「退步」了，一下子少了260萬票。
至於這260萬票是如何從工黨的票箱中撤離就更加難說得清。英國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的Charlie Kimber在最新一期的International Socialism發表了題為Why Did Labour Lose的文章，比較2017年和2019年的大選，發現工黨在各個階層的票數都下跌了，而跌幅最多的反而是傳統上較支持工黨的技勞工（包括技術、半技術、非技術）和依靠國家退休保障或其他福利的低下階層。恰巧保守黨就在這兩個階層的票數進帳最多。雖然不能直接下定論指工黨的票全部去了保守黨的票箱，但作者指整體的趨勢是明顯的——這同時體現在選民的入息分析上，保守黨在家庭入息低於2萬英鎊的組別領先工黨11%，這個差距在2萬英鎊至4萬英鎊的入息組別更被拉開至16%*。
不能否認工，黨在脫歐問題上的立場和2019年的大敗有關，畢竟在被保守黨翻盤的54個議席中，52個在2016的脫歐公投中都投票支持脫離歐盟，但結合上述工黨丟失傳統勞工票倉的背景下我們再看脫歐在大敗的角色，就可以理解，大敗的原因不僅僅是該黨在2019年大選的競選政綱提出的第二次脫歐公投可能，而是工黨的左翼沒有辦法在脫歐議題上打出照顧勞工階級的競選牌。
關於工黨的脫歐立場，背後是更為複雜的政治角力，Corbyn在2019年大選的競選政綱提出第二次公投，被普遍認為是對黨內的留歐派的妥協，其中一個最為人熟悉的留歐派人物，就是當選新黨魁的中間派Starmer。當然，黨內還有不少支持留歐的左、右翼人物，然而關鍵是，不論留或脫，左翼都無法提供一套讓工人階級、普通人得益的、具說服力的處理方案，換句話說，從2016年脫歐公投開始，失敗的種子已經埋下。
當年的脫歐公投的主要爭拗點是歐洲的「移民危機」，但這場爭執體現的除了保守勢力的種族歧視操作，還有非倫敦政治中心，尤其是受歐盟和英國緊縮政策影響的中北部地區的工人階級，對於歐盟和倫敦的反撲。
幾年過去，「移民危機」或許已經不是主流輿論焦點，但Corbyn和他所代表的進步力量的動員對於緊縮政策的推手——新自由主義的歐盟亦沒有足夠的批判，令Boris Johnson的Get Brexit Done顯得更吸引。Corbyn遺憾退場，Johnson帶領的英國轉為向Trump的美國靠攏，似乎是一個更令人恐懼的未來。
左翼在體制內：接下來？
Starmer上台後，英國的進步力量再次出現了左翼應否留在工黨的討論，同樣地，自Sanders退出美國民主黨初選，選舉作為一種策略的限制越來越明顯。絕大多數支持左翼留在工黨的評論都指出，工黨有龐大的會員數目和工會連繫，而且有一定的左翼傳統作為基礎。說實在，要在主流兩黨文化的英美獨立參選或者成立新黨競選，都極為艱辛，沒有個十年計劃，都是不太可能上台執政。或者可以像UKIP和Brexit Party靠單一議題發展，但重視組織傳統的左翼應該不能認同，加上不能就此放棄Corbynism遺留下來的年輕支持者基礎。
事實上，英國工黨內的左翼亦正在醞釀在更新Momentum（一個支持Corbyn競選黨魁的分支），讓工黨內的左翼組織不至於在Corbyn退場後就灰飛煙滅。只是，年輕且具活力的Momentum也要看到自己的界限，集中在倫敦，而且比起一個左翼campaign group而不是一個有長期目標和路線圖的團體，他們與地區組織的關係亦不深厚，如何不重蹈工黨在這十年「脫離人工階級」的覆轍，就是他們接下來要認真反思和批判的問題。改革的幅度當然要遍及整個工黨。
上星期工黨內部爆出高層合謀強迫Corbyn下台的新聞，一些非民選黨內建制派，透過手上權力，控制資源投放，甚至想好Corbyn下台後的臨時黨魁，儼如「太上皇」。類似的情況Sanders在民主黨內一樣遇到，但要革除這些「寧願對手贏，也不願意讓社會主義者上台」的黨內保守力量，除了在黨內的鬥爭要更為果斷，始終要回到廣大人民的授權本身，也就是更廣泛的組織和動員。
當然，這也是世界各地的進步力量要面對的問題。香港的民主運動，尤其是上年下半年一連串的激烈衝突，讓人真正開始認識體制外抗爭的高昂成本，但在體制內做一個改革者，誰有這個魄力，如何獲得體制內外的基礎，會有不被掣肘的時候麼？
*英國2019年的家庭入息中位數是29,400英鎊，平均收入是35,300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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