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看逆權運動的記憶處理

此乃自己一些尚未成熟的初步想法，寫得比較爛，純屬拋磚引玉

曾經，每一年的初夏，香港人總會就著三十一年前，在天安門上發生的六四屠城事件，有著不少的討論。討論的風氣和方向，隨著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和對中國割蓆的心態逐漸滋生，越來越多聲音也在批判著，香港人是否有「責任」和「義務」去繼續去悼念六四。去年，由反修例事件引發的逆權運動，極權在香港人身上，添上不少屬於自身的傷疤，從一個層面上，我們更應該記住的，反而是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大學攻防戰等事，死得不明不白的烈士，和近萬名被（濫）捕的抗爭者。

這一年的六四，極權借武漢肺炎催生的限聚令，首次禁止燭光悼念集會的舉行，而中國強行把國家安全法灌輸予香港，更令悼念六四成為一道「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而無法在香港合法進行。一直視為六四集會的「大台」支聯會，其核心團隊雖仍然進入維園（及後也有不少市民破開了包著維園的鐵碼，坐在足球場上，也幸而死黑警在那夜沒有大動作），但也（被逼）放下了身段，鼓勵市民「遍地開花」點起燭光；而香港人在今年的六月四日晚上，也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答卷，這一年的燭光，在拒絕遺忘以外，亦多了一重對抗極權的含意，香港人不僅成功令其「遍地開花」，向世人展示著抗暴的堅持和決心，在不同的場合裡，有關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得到更多人的迴響。

從不少媒體訪問裡，除了可看到老一輩（對沉冤未雪）的堅持，年青的一代也表示漸漸明白八九民運和逆權運動裡異曲同工之處，兩地的年輕人和大眾市民，都是在對抗著同一個極權的魔掌。六四的香港面向，自當年透過訓身支持民運而展現「經濟動物」的另一面，到三十一年以來對燃起燭光的堅持，到了如今，又有了新的演化。

這一年，支聯會為六四紀念館製作了新的專題，亦特意跟香港的運動有所扣連。展廳內除了平行闡述八九民運和逆權運動的時間線、抗爭者物資、運動模式對比等，也放置了不少跟逆權運動相關的書籍和文宣，如報紙廣告、連儂牆單張等。兩年前在六四紀念館，自己花了最多時間閱讀的，是1989年香港報章裡有關民運的剪報；但兩年後，讓我花了最多時間的，卻是靜靜地把整本《榮光歲月》都讀完了。

六四紀念館的這個展覽專題，無疑是為仍然發生當中的逆權運動，作了一時的定鏡，而跟八九民運作扣連的敘事方式，儘管有其化學作用，但也無可避免地有其制肘和取捨，運動裡不少的情節和面向，也未有呈現。

曾幾何時，自己其實不太敢觀看跟逆權運動相關的書籍和紀錄片，一來覺得運動尚未完全完結，當刻的定論也許仍未足以對運動定下相對確切的定論，而且也擔心自己看到一些不堪回首的影像時會崩潰。不過，當下的事情終歸會成為我們需要面對和疏理的歷史，在一個時刻重新檢視某些時刻提出過的觀點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也對思索未來（更為兇險）的路向有所作用。能夠平靜地讀完《榮光歲月》（縱感悕噓）而未有崩潰，也可當作是一個對自己承受能力的測試。

面對著沉重的歷史，回憶起的時候感到悲痛，乃人之常情、在所難免，但如果就這樣逃避面對，不作反思，未來的局面，只會更難被打破。

之前曾經提過，在這訊息發達的年代，有關逆權運動的民間紀錄甚多，故此我暫不擔心有關運動的歷史就算在日後被洗刷也沒有對抗的能力。最理想的狀態，是共產黨倒台，管治香港或粵國的新政體，會承認這一段歷史，並在香港的土地上，設立官方的博物館/紀念館，詳細闡述運動裡各個節點，並廣邀民眾留下他們就運動的口述故事。

劇作《五月三十五日》的結尾有一句，「讓我們來一場光明正大的悼念」，就算上述最理想，獲官方承認的歷史紀錄無法達到，最起碼，香港人日後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談論這場運動，或設立民間的歷史紀念館的時候，不需要偷偷麼麼，也不會招致殺身之禍和惹上官非。最不想看到的結局，就如1989年後的中國般，在極權的全方位打壓下，提起這段歷史的人俱成為了階下囚或流亡者；而白色恐懼導致的寒憚效應，把香港人推向一種失語的狀態，不敢再提起這段歷史，促成記憶的扭曲和衰亡。

但就算香港人最終能夠取得勝利，轉型正義能夠降臨，運動裡受過種種切膚之痛的千千萬萬人，他們的創傷和陰霾，就算在可以自由談論和面對這段歷史的時空，也非那麼容易能夠撫平過來。早前從馬來西亞訂購了有關五一三事件的口述歷史結集《在傷口上重生》，其中一段內文提到，有些難屬到了現在仍然拒絕成為選民，在大選中投票，也會在選舉前預先購買一大堆糧食作為儲備；也有過去四十多年都沒有去墳場拜祭先人的情況。傷疤，也許在一個人與世長辭之時，也無法解脫，但提供適切的關顧，亦會是重光後的當權者的一種責任。

但當然，前提是，這一代香港年青人，能夠在年華老去之前，就看得到勝利、重光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