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2020年度人物：“时代的一粒沙”|中国新冠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
野兽按：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大陆居民疫情下的政治态度调查发现，大陆居民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的一党专政”和“能够保证言论自由的民主政体”的信心和居住意愿的选择上，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区别，甚至一党制的得分更高。自信心爆棚的网民在微博上纷纷讥讽英美“抄作业都抄不好”，中国官方也公开发话要向其他国家传授治理经验，仿佛中国治理的现代化已然实现了。然而，就连中国国家监察部门都在公开文章中表示，要警惕国家治理日益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中国的治理能力是否真的如想像般高效呢?
还记得年头疫情爆发的初期，人们对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湖北地方政府的质疑吗？为何那么多吹哨人都被噤声，处罚？为何SARS后建立起来的传染病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假如人民日报通报的是真的，中央早在1月初已经对疫情做出指示，为什么武汉仍然拖延了半个月才承认疫情并做出反应？这些已经被淡忘的声音，本身就提醒了中国的治理能力并非那么完美。
【CDT档案】2020年度人物：“时代的一粒沙”——中国新冠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2020终于走到了终点，但我们永远难忘它噩梦般的开头。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2020年1月23日，随着疫情的恶化，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封城，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开始了长达76天的地狱之旅，这同时也是已成功蜕变成赞歌的中国新冠抗疫史上的至暗时刻。
医疗资源的缺乏使得一线医护人员难以得到足够的防护和休息，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超负荷工作，而接二连三的殉职者鲜有人知。一床难求的医院使得大量被感染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救助而走向死亡，他们绝望的哀嚎曾经充斥网络，却又不断遭到质疑和删除。民间组织起来的自救力量，不断搜罗物资送往武汉，却受制于当地的红十字会体制，无法有效率地进行监管和分配，而特权者却能够随意拿走一箱口罩。网络上的普通年轻人，把自己逼成了超级对接平台，废寝忘食地为求助者们寻求床位与救助资源，能帮一个是一个。在危机时刻坚守第一线的基层医护人员在高强度劳动后迟迟拿不到补助，援建火神山、雷神山的工人们，也在返乡路上遭遇了歧视和排挤。被困在武汉的外地打工人钱财耗尽，无以为生，只得睡桥洞、捡垃圾。
疫情也带来了严重的人道灾难和次生灾难，在过度防疫政策下，基层的暴力执法屡见不鲜，人们因为没戴口罩或是和家人打牌而遭到殴打、辱骂、抓捕和示众游街，部分地区封村封路，小区不让返回人员和租户回到小区。违法建设的一间泉州酒店却在疫情期间被当做隔离点，坍塌后造成29人死亡，一家正在此隔离的健康五口之家惨遭灭门。因为疫情带来的打击，许多经营小本生意的个体户们走向破产，大批养蜂人困在云南境内，因为无法转场也没钱买饲料，一位蜂农自杀离世。种花的、养鸡的、开餐厅的、开旅店的、开书店的，无一不是损失惨重，难以为继。新冠肺炎的中国死难者至今没有确切名单，没有单位陪同或者社区陪同，他们的家属甚至不允许去领骨灰。殡仪馆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没有哀乐和哭声，而网上的删帖把他们的声音封锁得死死的。当疫情过去，所有人仿佛从噩梦中醒来，迫不及待地回归平常的生活里后，死难者家属仍被留在那个绝望的冬天里，一遍遍怀念死于非命的亲人。
还有反抗者们。副总理孙春兰来到武汉青山区开元公馆视察疫情，物业不让业主下楼，一位不知名的女住户在楼上大喊：”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报道艾芬医生的“发哨子的人”文章被删除后，无数网民发起了一场大型行为艺术，用英文、拼音、甲骨文、文言文、摩斯电码、盲文等接力传播文章，对抗审查。以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张展为代表的公民记者，因为疫情的信息封锁和审查，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进入武汉做调查，为网民们提供疫情的第一手咨询，却在被捕后在国内互联网上销声匿迹。端点星志愿者陈玫、蔡伟因为备份疫情中被审查的文章，被当局以寻衅滋事为名逮捕问罪。李文亮去世当晚，疫情期间遭遇大规模删帖封号的愤怒的网民在微博上喊出了“我要言论自由”。更有成千上万网民涌入李文亮的微博凭悼，造就了一处互联网上的奇迹——中国哭墙。
武汉作家方方用日记形式记录下了她在封城时期的见闻，并坚持问责失职的政府和官员。因同情普通人的遭遇，她感慨道：“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他们是时代的一粒沙，却又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冠时期的无名者群像，向我们讲述着真实的历史，即便他们从不被宏大叙事所记录。让我们记住他们，这些普通而又鲜活的人——他们就是我们，让我们记住彼此的痛苦、绝望、生离死别，还有不屈、反抗和希望。
那些求助者，以及无法得到救助而死去的人
“就在刚刚，我的整个世界崩塌了，就在刚刚警方通知我，爸爸找到了，但已经去世有几天了，就在我爸爸老家的路上，是附近的人看见并报警的，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是有多么绝望与恐惧还有不甘心，他还有那么多未做完的事，爸爸你冷不冷，饿不饿？” （@一只找父亲的杨）
2月20日，一名武汉的微博网友 @一只找父亲的杨 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求救称，自己的父亲出现症状，疑似患上新冠肺炎后，因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以“床位紧张”、“服务不过来”为由推脱一直无法确诊，担心祸及家人而离家出走。22日，在出走数日后，该网友父亲的遗体在老家的路上被找到，死因未最终确认。@一只找父亲的杨 多次在微博上发帖更新寻人进展，但在一条被网友保存下来的已删除微博上，她讲述了自己被“有关部门”施压删帖，对方称“没有证据说你爸是疑似”，发微博求助“触犯了法律”。
“我会听你的话，要一个孩子，请你投胎转世做我的女儿，我用余生这条命继续爱你。请你长得一定要像我，就如同我长得像你一样。只是我要求求你，保佑爸爸。现在，还不能带走他。我每天都在拼了命的救他，并后悔没有如此的保护你。我太没用了。但是万箭穿心，只要一天不拔出箭，我就不会倒下。请你等等我们，总有一天，天上人间，我们一家会相见！” （@小杭）
来自武汉的豆瓣网友@小杭 在“豆瓣广播”里记录了一家人的悲惨经历。小杭的父母因新冠肺炎相继去世，小杭自己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症状。最早在1月19日，小航的豆瓣广播上开始出现了关于新冠肺炎的记录，称自己家离武汉华南海鲜城不到500米。仅仅两天后，小杭尚在四处抢购口罩的同时，她的母亲就出现了发烧症状。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当天，小杭发出了求救信息，在豆瓣上询问医疗物资信息，与此同时她母亲的症状变得越发严重。之后小杭的妈妈开始住院，从小杭的描述看，当地医院的“医护力量和设备严重不足”，“前线医护人员已经精疲力尽”，她担心母亲得不到好的照顾，但是又担心现在不住院之后床位会更加紧张。1月27日，小杭的父亲做了CT检查，确认感染。1月28日小杭的母亲去世，离出现“发烧症状”仅一周的时间。小杭拼尽全力救父，但父亲病情危重最终无力回天，于2月8日去世。在同一天，小杭确认了自己的感染。她在豆瓣上说：“我想活着”。
“我觉得我熬不过今晚了，现在终于能慢慢体会什么叫做死亡了，真的很可笑，没有人相信，竟然没有人相信我要死了。但是我的意志力告诉我，我不能死，也没什么用了。我动不了，没有办法动，起都起不来了。”（@伯曼儿）
一位账户名“伯曼儿”的湖北网民，因发烧而住院，在1月24日查出肺部有问题，期间她在抖音和微博直播了自己的住院经历，称医院不给治疗，并且条件很差——“我是主动去隔离的，我没想到进的是人间地狱，进去隔离每天两篇奥司他韦，不给输液，什么都没有……”在被转到人民医院后，人民医院也“根本没有管我”。
她的发帖在微博上引起大量关注成为“网红”，同时也遭到各种质疑、攻击，粉红大V“孤烟暮蝉”挂出伯曼儿的微博截图：“这个伯曼尔，在外网被疯传，影响太恶劣了，建议等她出院后，跟进一下。”警察也因她的直播而找上门，向其父母施压，称她发的东西是“负面新闻”。如今，她的抖音以及微博账号上相关信息已经被删除。
那些死难者家属
“人为造成的灾难，害多少人成为了受害者，多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初的官员（可防可控），所谓的砖家（不存在人传人）这些人没有被追责，官继续当着，砖家继续忽悠着，小日子过得滋润。却把心思用在了对付死难者家属身上，现在的规定是：有单位的必须单位全程陪着拿骨灰，安葬。没单位的社区负责。要由负责单位分批报备预约安排时间，不能全部一起。你们怕什么？你们心虚什么？分批一个个对付，上各种手段，公安也电话，怕广大的受害者家属在一起了，找你们追凶？人为造成这次灾难的就是凶手，杀人的凶手……”（@雪在手中）
“我是今天上午10点左右到汉口殡仪馆的，大门口沿路停着长长的私家车和志愿者车队，进门安保很严，到处是便衣，基本一抬手机就有人过来制止。我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有的家属抱着遗照坐在对接点等待，有的抱着骨灰盒从我身边走过。人很多，很安静，没有哭声，也没有哀乐，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抱着骨灰盒离开。只到最后我要离开才看到一位阿姨放声大哭，她的哭声引来所有人回头，大家呆呆地看着她，甚至有一丝尴尬。” （@沙丘2046）
“为什么有人发了汉口殡仪馆排队的图片，却被删被限流？我经历了整个领取过程，社区提前预约了，早上8点到殡仪馆排队4个小时。有多少亲属们的悲伤，愤慨，却只有认命。多少个没有被确诊的人，最后就成了一个冰冷的盒子？数字之外的他们都被忘了吗？都不值得一提吗？” （@吴阿扣）
3月26日，在一个阴有小雨的天气，武汉的汉口殡仪馆里，疫情期间的死难者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领骨灰盒。有零星的照片和记录在自媒体上传播，而后，便是删帖和限流。与之相对比的是，意大利殡仪馆堆满棺材的视频和照片满天飞，西班牙停尸房的视频不断被各大新闻媒体推送和传播。有自媒体写道：“在这里，死亡就是个数字，而在疫情前期，因为排不上检测而去世的人，他们连数字都不是。”后来文章被删除，账号也被封禁。
@雪在手中 的微博账号属于一个名叫张海的武汉居民，他享年76岁的爸爸是个退役军人，“早年参加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工作，因核辐射受到过伤害，是一个对国家有功的人”，疫情期间，张海听信政府的早期宣传即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1月17日把父亲从居住地广东送到武汉就医做骨折修复手术，住院一周多后就感染病毒，不到两周就抢救无效去世。国家承诺的“免费治疗”也形同虚设。他的微博里除了对公权力的愤怒，还有对父亲的无尽悔恨和哀思。之后张海坚持维权，提出三个诉求：1.追究地方政府瞒报责任；2. 武汉政府正式道歉；3. 经济赔偿。他通过微博微信和媒体发声、公开筹款设立遇难者纪念碑、拨打武汉市长热线，换来的只是警察的无尽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的全面监控。张海反映，他建的遇难者家属群充斥着网警，家属也都普遍受到警察的压力，禁止他们“抱团取暖”：“武汉有个家属，公安到他家，明确地说，如果维权召集超过5个人，肯定要被抓。要维权，你自己去。”
“老婆：今天你走了96天了，我现在头疼，今晚又睡不着了。每天上班下班，休息时朋友拉出去打牌，表面上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实际上我知道，永远也回不去了。现在要尽量让自己忙起来，一闲下来就会想你，眼泪就停不下来，心痛，头也疼。这些时经常头痛，有时觉得这样疼着疼着死了也不错，可以早点去陪你，不用这么痛苦了。只是还有牵挂的人和事实在放不下，等我都安顿好了，就解脱了。说到这些，你又要笑我心理素质差了……”（@用户5995238071明月天）
“上班已经三天了，每快到下班时间，我就像有幻觉一样听到我的手机铃声在响，感觉老公来电话了，他会告诉我让我几分钟后下楼他就到了，然后还会让我想想吃什么？回去的路上要不要去买东西？如果是冬天，他知道我怕冷，会提前把暖风开到最大……这一切的一切从此之后，便真的成了回忆，我再也等不到他了。下班的路上三天都是一路哭回家，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从此下班路上再也没有人陪我等我了，哪怕是狂风暴雨这条路就我一个人走了！当我累了、病了、走不动的时候，儿子怎么办呢？为什么先走的人不是我呀。”（@用户静儿0726）
“对不起，妈妈。昨晚情绪失控的厉害，好想您啊。好想和您一起骑着电动车再去逛逛超市，再去江滩边上散散步，好想再吃您做的饭，好想和您说说心里话。您在，是我强大的精神动力。可是这一切再也没有了，新房您也住不上了。我终于体会到父亲走后您的那份孤独，那种无助，更佩服您的坚持和毅力。妈妈，我多想陪你慢慢变老。”（@妈妈我想你20200219）
这些残留在微博上的心声，属于在新冠疫情里失去了妻子、丈夫、父母和亲人的无名网友，他们没有百万粉丝关注，没有热闹的留言，没有简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甚至连头像都没有，他们只是对着茫茫的人间独自诉说着自己的无尽哀思，而这些博文也早就被淹没在了洪流般奔涌的互联网上，来不及被看见就已被遗忘。虽然他们的亲人只是在这场灾难中的一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却是整个世界。@妈妈我想你20200219 如今已经删去她所有关于妈妈的博文和私人记录，账号中只留下转发的官方新闻和文章。但在网友保留下来的截图中，她每天自己做晚饭并发到微博，仿佛以此为精神寄托，但她说：“我突然对未来感到恐惧，一切的梦想都毁灭了。每次站在窗台我都有随你们一起走的想法。”
那些身处第一线的医护以及工人
“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但被院领导训斥，很多人在场。训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说擅自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造成严重社会舆情，如何负责，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
“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武汉中心医院医学影像科医生）
“不让声张，物资就更不敢谈了。我院的很多医护也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心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特别绝望，没有外援，也不让报”。（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一位工作人员）
“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医生陈小宁）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殉职医生江学庆笔记本上的会议记录）
“发哨人”艾芬和“吹哨人”李文亮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堪称是这次疫情中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最突出，医护死亡情况最为严重的医院。据公开资料显示，除李文亮外，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副主任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伦理委员会刘励、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也先后在新冠疫情中因感染新冠而殉职。据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是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没的地方。12月底到1月中旬期间，该院多次将病例上报给区疾控和区卫健委，均无结果。医生们已经发现人传人迹象，然而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
在难以上报的日子里，中心医院的医生们不被允许谈论、向外界泄露疫情相关信息和求助。艾芬作为最先发现病例的急诊科主任，第一时间将病毒检测报告传播出去，并向同事发出了“SARS冠状病毒”的预警，当天医院转发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请大家……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第二天艾芬遭到医院纪委严厉斥责。
然而，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并没有做到加强防护，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后来江主任被感染、病情恶化直至死亡。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里的有87位群成员把头像全部换成了统一的黑底蜡烛，只留下一张头像，那是江学庆本人。
医院也没有准备好相应的物资和防护，随着疫情的加重，医院弹尽粮绝，医生杨珥说，“简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队。”“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同时，医院的隔离措施也不到位，面对大量涌入的病患，交叉感染的几率大大增加，医生陈小宁说：“没有开窗，没有通风，没有消毒杀菌。”医生杨珥说：“1月，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病人排队，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个同事，被排队不耐烦的患者拉扯、撕破防护服，动辄有患者来扬言要杀医。”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艾芬医生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因传播病毒消息而遭到训斥一事，同时也描述了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她所领导的急诊室所经历的人间惨剧。目睹大量危重病人无法被收治，或者来不及收治就去世的惨状，艾芬和同事们的身心都濒临崩溃。而因为急症室不受医院和社会的重视，导致冲在第一线的他们缺乏物资和支援。艾芬提起那些无名死者的时候说：“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而她表示，很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几位网友自弹自唱《我怎么哭了？》纪念新冠疫情期间牺牲的医护人员。
“没有领到过此类补贴。 1、防疫初期，统计口径是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含救治/筛查/消杀/后勤保障等 2、国家卫健委3月中旬发文界定，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触时，才算一线防疫。其他时段/岗住不能列入。 3、通知要求，加强对此专项费用审计。所以执行均从严。能不列入均不列入。我们没拿。也不敢拿。”（@非***飞）
“凌晨了我妈还在医院填表，想要钱的话要求填到每个人服务过的所有病人名字。前两天还说要把发了的钱还回去 。上一次发热门诊结束不隔离直接回家，钱也没有发，五分钟两通电话不接绩效全部扣光。”（@草***S）
“从年前一直忙到现在，得带着发热病人去发热门诊，还得带着他们去CT室检查！现在好了，只有接触确诊或疑似才算一线，那检查前谁能知道是不是疑似啊！都是抱着决心冲上前的，现在却是这样的结果，真是心寒，辛辛苦苦工作得不到认可！太失望了！”（@我姓生姜的姜）
“说白了就是我们这种基层医疗都是陪跑的，一开始讲的很好听有补贴，湖北当初打破两得当回滞留人员，我们需要三方上门流调，老小区，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楼梯跑出来的，整理资料，记录体温，对待自己家人都没有那么殷勤，求爷爷告奶奶的，跟他们讲让他们隔离，就差给他们进去里面管吃喝拉撒了，怎么辛苦度过2个月，医院自己把临聘人员都用上了，我就想问，900块的工资是你们养他们这群人，还是他们自己生活下去，现在知道后备紧张，不否认疫情重灾地的艰辛，也不要把陪跑当做理所应当吧，谁不在直面这些人，当我同事接到确诊病人的时候，谁不慌，谁上没老，下没下，真真寒了其他地方人的心。”（@吃柠檬的少年、）
“前两天热搜刷热干面醒了，我们这些疫情期间满腔热血投身医疗卫生事业的人也该醒了。回武汉那天我就说了，谈不上什么责任和使命。我没那么伟大，一心想回来只是对得起我熬过的夜和考过的证。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真没有谁是为了所谓的补贴和入编才奋不顾身。本来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孩子，穿上白大褂就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但是现在我们只想要一线的“名”，随随便便就把大家几个月的辛劳全部抹掉算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一颗_肉丸子）
3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事司副司长段勇在“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人员”时表示要严肃追责违规发放临时补贴事件，并提出“进一步明确一线人员范围”：“以是否直接接触疑似、确诊患者为依据。临时工作补贴的发放，以实际参加现场处置患者救助工作情况为依据。”此后，有大量基层医护人员在微博上诉苦，他们因为被划定为非一线人员，辛苦加班却无法领到曾经承诺的补贴，浪费大量时间填表，而且医院在疫情期间没有了其他病人，已发不出工资奖金，一些医护甚至还要把已经领到的钱退回去。
“我们是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工人，完工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在雷神山干活，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早出晚归，甚至下着雨还在拼命地干着，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有的同事因为淋雨着凉都感冒了，在医院每天看到病人上下来往于救护车之间，一天看到很多病人被送到雷神山医院。目前在中建三局铂公馆隔离基地已经隔离了一个多月了，有的从开始到现在都一个半月了，目前身体也没问题，也抽血化验过，但是还是不能走，被中建三局扣留在这里，隔离十四天的钱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后面就没钱了，还把我们关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每天有七八十号保安把我们看着，现在我们只想回家，只想去工作，去挣钱养家糊口，家里有父母，妻子，孩子，可是中建三局目前不给我们解决问题，工地这里几百号人和他们闹了好多次了，而且还打起来了，警察也来过，可是就是得不到解决，后面的隔离补助目前没有着落，我们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希望大家能帮我们转发。”（用户5963934469）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位工头说：“他们到达火神山，开工后基本天天连轴转，2月4日收治病人之前的3天，是现场最为紧张的抢工期，一天只能睡1-2个小时。”在完工后工人被要求隔离，然而在隔离满14天之后，他们并未接到可以返乡的通知，也不能离开隔离点，隔离期满之后也不再有补助，他们滞留在条件简陋的板房里，生计难以为继。雷神山工人张旭说，一天的住宿费加上伙食费，至少要花掉120元钱，他听说武汉对滞留人员有一天300的补助，给市长热线打电话申请，对方告诉他要通过社区登记，他找到社区，社区说他并不属于滞留人员的范畴，“必须要封城前到武汉的才算滞留人员。”而武汉市政府工作人员说，工人们都是有公司的，“他们属于来汉务工人员。”
另一位火神山的工人张元，结束建设后获准离开武汉，然而，虽然他持有武汉开具的通行文件，家乡的工作人员却把他当“瘟神”，要强制将他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关在一起。张元再三反抗，才获准在家附近的一个宾馆隔离。
那些过度防疫的受害者、疫情次生灾害受害者
基层暴力执法：
中国能够迅速控制疫情，有赖于全国采取的严厉防控措施，但是这些防控措施在一些基层却演变成了暴力执法，甚至出现了借疫情防控之名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现象。一家人在家打麻将被扇耳光，小区物业不让租户进入，防疫人员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打死，在室外未戴口罩的人被抓捕、游街示众和强制隔离，住户的家门被封堵禁止外出……这些遭到暴力对待的老百姓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和声音，他们的遭遇大多被一段段现场视频曝光在了社交媒体上。
新疆无差别防疫：
“……新疆一些地区的管控太过于盲目了，上班族有工资是可以的，但是农民们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家庭是靠着卖牛奶之类的维持生活，现在我们挨家挨户全部上锁，禁止出入了，有些家庭一天都可以卖出去50公斤左右的牛奶，结果村委会宁愿让他们把牛奶倒掉，也不愿意合理地安排一个人去伊宁市内供货。”（匿名网友）
“如果需要每个人隔离30天以上，那么请用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么做的合理性，下发红头文件，保证我们不能返工有证明为我们推迟返工提供依据。如果一个已经隔离了20天的小区没有发病案例，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依旧在封门，如果需要继续隔离，为什么这两天蔬菜水果等日常用品不能及时到位，并告知我们自备粮食（我们如何自备？），我们不是在抱怨，我们只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试图了解你命令这么做的依据，如果这都能被归纳于不理解工作，不支持大局稳定那我就不知道透明公开公正究竟对在新疆的每一个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了。”（@我是屁S
）
2月17日，新疆自治区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决定从2月18日起，防控措施延续14天，此时很多当地居民已经隔离了超过20天。有的城市一个疑似病例都未出现，却依然实行严格封锁，每家每户贴封条，严禁居民出门。“一刀切”的严厉措施，让不少新疆民众生活困难，甚至连基本生活也无法得到保障，人们在微博求助，甚至讽刺：“真把人民当韭菜”。新浪话题#新疆无差别隔离#一时成为了微博热点，但话题很快被删除。
“今天xj（新疆）也没有什么新闻，封c（城）状态下去不了医院的孕妇没有成为新闻，误食塑料玩具去不了医院的孩子没有成为新闻，社区发放中药逼迫民众服用没有成为新闻，心理疾病跳楼的人没有成为新闻，买不到蔬菜和生活必需品甚至是卫生巾这件事也没有成为新闻，大片的水果烂在地里干着急的农民没有成为新闻，一城病例全省封锁没有成为新闻，累倒在基层的干部没有成为新闻。不过还有些事情成为了新闻：社区干部发放药品的摆拍视频，xj（新疆）的白天有多长成为了新闻，xj（新疆）的美景成为了新闻，但在超话里寻求帮助的那些人，活生生的人，还是没有成为新闻。”（匿名网友）
“我理解控制疫情的措施也积极配合，同时心疼基层的工作医护人员，但我不理解毫无人性化的审批措施，我回来就是因为我爸病危，但被落地隔离至今25天，我爸在医院坚持等了我25天，期间多次申请，结果就是无期限的等待。就在刚才我爸走了，我没见上最后一面，疯了一样申请终于换来可以走的通知。此时此刻我还在等待社区接到审批然后过来接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会我这25天的等待和此刻的心情。我只想恶毒一次，我希望他们和我经历一样的痛苦。”（匿名网友）
“前一天听说有人跳楼，今天才知道室我室友，下午人就入葬了，可我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和她天天住在一起的那么多天，那个五楼，五楼底下都是水泥地，那么硬。她一个人被疫情困在租的房子里一个月，本来就有抑郁症。她跳下去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呢？头着地死亡，会痛吧，会吧？哭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无法想象，朝夕相处的生命，说没就没了。”（匿名网友）
7月15日，乌鲁木齐市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第二天宣布紧急封城。一个月之后的8月16日，乌鲁木齐市首次实现新增确诊病例"零报告"，但是官方仍然死死地封城，非但乌鲁木齐市如此，几乎整个新疆都被封锁。一个多月的严厉封锁措施让新疆的居民饱受困扰与折磨，有微博反应当地有强制居民喝药预防新冠肺炎、在居民门外插钢筋、在门上焊锁的非法方式防疫。绝望的居民聚集在微博上的“乌鲁木齐超话”、“新疆超话”下诉苦，在遭到删除后，又转移到了“北京超话”下面发帖，可他们的遭遇全程被主流媒体视而不见。正如网民描述的那样，"2020年8月，在这里，你可以死于自杀、难产、癌症、误吞玻璃球，就是不能死于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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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病患、残疾人以及遭遇灾祸的人：
“小姨年纪不大，还不到六十，因为小姨夫去世更早，守寡多年，育有一女，生活倒也还过得去。前天凌晨突发脑溢血，早上六点送到武汉某大医院。医院收治后仅做了常规检查，因为脑溢血需要做开颅手术，「根据规定，该类手术必须要先做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做手术」。于是小姨在急诊室从早上六点一直躺到下午三点，躺到血压下降瞳孔放大，也没有等到有人来做核酸检测。实际上，小姨一周前刚做完核酸检测，但送到医院时正好是第八天，医院要求「必须七天内的检测结果」。医生还说了句让人好气又好笑的话：「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雪猹）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医疗资源紧缺，且防疫政策繁琐，一些有严重基础病，残疾，或者突遇疾病、意外的患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备受折磨，甚至死亡。微博网友@雪猹 的小姨因为等待核酸检测而错过了救治时间，陷入深度昏迷，最终家人无奈签署了放弃治疗的声明。
“那天，我看着我妈的心电监护慢慢停止，疯狂的大哭，医护人员过来指责我影响到他们的治疗环境。太平间很快来拖人，医护人员要我赶紧收拾东西跟遗体一起走，一刻不能停留。即使我们进院时，已经都做过筛查，不是病毒肺炎。我兵荒马乱，不停收拾，连给我妈擦身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在太平间，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疫情肺炎死的人只有三成，剩下带来的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多是我们这样的重症病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二水柚子茶）
“我一直以为治病两年的痛苦是极限了，却遇到的天灾人祸，被剥夺治病的权利。最后还没有办法办任何后事。太多我妈这样的病人被牺牲都不计入数字，也不会公布。外面一片歌功颂德，一片形势大好。仿佛集体失忆，一个城市难道其他病都不会生了吗？我姨夫尿血，没办法去医院检查；同一个医院的病友，没办法接着化疗，只能等着疯长癌细胞；网络上孕妇求助的仍然有；胆囊手术的，眼科手术的，急性阑尾炎手术的，胃溃疡吐血的，脑梗发作已经半身麻痹的……中国梦，还要继续做下去啊。”（@二水柚子茶）
网友@二水柚子茶 记录了身患癌症的母亲最后的一段痛苦的日子，隔离时高价而匮乏的蔬菜水果、被转卖的捐赠物资，母亲因为得不到治疗而垂死挣扎，叫不来的120，到达医院后目睹的人间惨剧，以及母亲过世后感受到的冷漠和被忽视，都让她的文字里透露出深深的心寒。
受到疫情连累的弱势人群还有很多。1月29日，鄢小文因出现发烧症状和小儿子一起被隔离，他17岁的脑瘫儿鄢成被独自留在家中，生活无法自理，托付村委会照料，其间鄢小文也多方求助公益组织、湖北省残联，甚至微博网友，希望有人能照顾鄢成，然而6天之后鄢成却不幸死亡，怀疑是因疏于照料而被饿死。
梁鑫患有尿毒症的父亲在2月10日跳楼自杀，因为其父出现发烧症状，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医院不再给他做透析，拖了一个多星期后，其父还未等到核酸检测以便确诊，他吃不下饭、腹泻并出现大小便失禁，饱受折磨。其父跳楼时只有母亲在场，只留下一句“不想连累你”，便用手撑着栏杆翻了下去。
2月29日，位于邓州的初三年级的李某敏因家中贫困，没有钱买手机按时跟听学校网课，而将母亲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大量吞下，导致生命垂危。李某敏家中共有姐弟三人，疫情期间都需要上网课，父亲借钱买了一部手机，无法满足三个孩子的学习需求。李某敏落下了许多功课，同时还要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质疑，因此一时想不开企图自杀，幸好被及时救治。
3月7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泉州欣佳酒店坍塌，造成29人死亡。该酒店在疫情期间被作为区级医学观察点使用，用以集中观察来自重点疫区或有相关旅居史的人员。事故中，来自湖北黄石的蔡子阳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包括蔡子阳的三个孩子，分别是7岁、5岁、2岁半，按计划，他们3月8日就将解除隔离。事发前不久，他们还在抖音上更新一家人的隔离生活视频。根据搜救人员的描述，他们遇难时的姿势让人心碎：妈妈护着女儿，爸爸护着妈妈，两个儿子在两米外，约莫是另一张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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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在武汉的外地人：
“1月19号从成都来汉，准备呆几天就回去的，没想到到了武汉才知道有疫情的事情，接着第二天就封城了，如果早点知道可能也不会来了。现在呆在武汉整整两个月，房门也没有出国，关键怀孕了，不能做检查，菜也不好买，一天吃一顿稀饭加腐乳，闷在家里六十天，情绪已经崩溃，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而已，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回家！”（@海螺姑娘）
“昨天给市长热线打电话了，社区来了几个人，询问情况，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盒泡面，3000是新闻上说的，实际上只有流浪汉才可能拿到，一般人别想了，还是自己想办法。何时解封不知道。政府这是让困在武汉的外地人自生自灭啊。”（@西原暮云)
“我和父母租住在汉口一个简易的出租房里，为了生计，父母开始在武汉捡起了破烂。作为女儿，看到这一幕是崩溃的。但特殊时期，不得不为生活低头，我也和父母一起捡起了破烂。来武汉时，我只带了一件外套，现在只好捡别人丢弃的外套穿。我住的地方没有热水，洗澡又怕感冒，至今我两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刚开始封城那几天，武汉菜价很高，父母买不起，一天只能吃晚上一顿饭。那段时间，我太想吃肉了。”(王楠）
由于疫情暴发前后正是农历春节，大量在外地工作、定居而老家在武汉或湖北的人，因为回家探亲、过年而被滞留。还有就是一些到武汉出差、学习、旅游、做生意的外地人，同样被疫情阻断了归程，不得不滞留在当地。这些外地人不但要承受着担心被感染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而且长期的滞留也会因为吃饭、住宿等等导致经济上陷入困境，孩子没法上学，大人没法工作，只能透支存款，面临个人破产。有媒体报道，很多人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天里露宿武汉的公园、火车站、停车场、地下通道里，甚至遭到执法人员驱赶。他们聚集在#滞留在湖北的外地人#以及“困在武汉的外地人超话”中求助和诉苦。3月下旬湖北解除离鄂通道管控，允许滞留人员返岗后，很多人也因为拿不到离开申请书、健康证明以及目的地开具的接收证明而迟迟无法成行。
即便踏上了返岗之路，也一路困难重重，很多地方想方设法阻拦湖北返回的人员。运送返岗人员的“点对点”大巴车在到达目的地时有的被劝返，有乘客被迫在大巴车上过夜，还有乘客被勒令只能在车上用塑料袋上厕所，“怕下车传染病毒”。自由摄影师冉施返回工作地上海，在他已经隔离60多天、健康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仍然被小区工作人员强硬地拦在门外。“一听我是湖北籍，态度就变了，对我恶语相向。”他只得住进租房中介临时安排的隔离房间。而需要返回新疆的人则更为困难，在新疆工作的姜岩的四位家人因为单位不愿意接收，他们连离开湖北省都做不到。一些时隔两个月回到工作地点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被裁员，或者岗位被别人顶替，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被歧视的治愈者：
“很多新冠病人出院后都很压抑，我的一个病友跟我说，活着没意思，还不如当初死在医院好了，省了日后被人歧视。我原来是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出门，我现在变成了一颗“玻璃心”，我害怕别人的白眼。
这还是武汉封城期间我有限的接触到的很少人，我已经感觉到了冷落，大家不接纳我们这类治愈的新冠患者。我更害怕武汉解封，社会活动恢复，未知的冷漠让我害怕。大家不希望看到我们，我就自己藏在家里，自觉地远离人群。这个病传染性很高，我们坐过的地方别人不敢坐，我们走过的地方别人要消毒，我们给大家带来麻烦和恐惧了。”（李爹爹）
新冠疫情以来，社会上对新冠患者谈之色变，他们虽康复归来，周边人仍视若洪水猛兽。康复后的病人回到家之后，却持续遭受邻里、同事、朋友甚至亲人的疏远和歧视，这让他们颇受打击，甚至陷入抑郁。70岁的李爹爹在新冠重症隔离病房经历过生死关，他没想到，治愈并充分隔离后回家，还要忍受被周围人冷落和躲避的“自我隔离”生活。出院一个多月，他总共出过四次家门，第一次迈出家门，邻居惊恐地扔下手中的塑料袋跑远了；第二次出门问社区下沉干部关于健康码的问题，下沉干部朝他摆手要他站远点；第三次去小区门口领爱心菜，社区工作人员叫他不要出门，让他老伴来取。第四次去医院取药，医院保安让他隔远一点。即使在自家露天阳台上晒太阳，也被邻居举报，不要在公共空间出现。
“当被所有人一致攻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为自己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求她们。我去群里@发我视频的女子，求她放过。但是又在另一个大群看到了更多的八卦。那个阵势，是不把你刨出来不罢休的节奏。被逼无奈，我只有自我暴露房号、年龄、家庭状况、生活情况、父母……我留着泪、心里滴着血，把自己揭了个底朝天以求得邻居谅解。好在，多数邻居表达出了善意和接纳，让我的害怕和担心才得到一点缓解。”（张玖梅）
武汉居民张玖梅和他的父母同时感染新冠，年事已高的父母先后病重离世，母亲最后一两天陷入了昏迷，一句话都没有留下，而父亲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为父母奔走得身心俱疲的张玖梅也被送往隔离点隔离。离家的时候，她被小区的好事者拍下了视频，传到网上的业主群，张玖梅受到了小区居民们铺天盖地的议论。在被确诊后她被转到方舱医院治疗，核酸转阴后又被转到了康复驿站进行隔离，之后回到小区又进行了14天的居家隔离。刚回到小区的时候，她不敢在大白天的在大门口下车，让司机把她送回驿站，因为“驿站里面都是病友，没有歧视。”最后车子直接开进小区的地下车库她才下车。
直到一切都过去后，巨大的创伤才开始慢慢吞噬她，张玖梅的生活停摆了：“一直发呆，想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思维是乱的，精神是涣散的。你突然要是问我想什么，我又说不出来，都没有答案，没有一个答案。不管想什么，都走不出来，思绪在里面绕绕绕，停不下来。”
疫情期间损失惨重的个体户：
“花烂在地里我还能少亏一点钱。硬往外发，如果发不出去亏得更多。 我给你算算，包装一扎花3块，从楚雄到昆明，拉一扎花的成本是4块，地里工人采花的钱也得给。就等于这扎花烂在地里亏10块，往外卖还卖不出去，得亏15块。” （云南花农李戈）
“3万6千只出壳刚一天的小鸡雏，一筐一筐，连着蛋壳，通通倒进了新挖的土坑中。 挖掘机几铲子，土就把鸡雏盖住了。“叽叽叽”的声音很快变小，消失，我倒是没哭，只是那心像针扎一样。 大年初一，活埋了第二批，还是3万6千只。初三，3万6千只；初五，3万6千只。后头还有6批在候着。不出意外，2020年的这个年关，总共将失去36万只小鸡。”（河南养鸡户张振刚）
“从大年初三到现在，光是死去的蜜蜂，就装了六七桶，都倒掉了，那是能装三四十斤水的大桶。要疯了，那些蜂子死得密密麻麻，都拖不出来。”（养蜂人刘德成）
养蜂人为了产蜜，会带着蜜蜂追着各地的花期跑，叫转场。但这场迁徙却被疫情切断。因为新冠肺炎，在云南易门赶花期的刘德成遇到村子封路，不能带着蜜蜂及时转场，饲料糖也运不进来，蜜蜂只能采食已经被打上农药的油菜花，结果大量工蜂中毒死去。这期间，蜂螨又爆发了。给蜜蜂治螨时，刘德成用药狠了，导致蜂场崩溃，损失十几万。2月13日，45岁的刘德成在养蜂的帐篷里用一条麻绳结束了生命。据认识他的人提起，杨德成家里有人患病，生活困苦。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刘德成的弟弟因为癌症去世。刘德成还提起说，想来年把蜂子都卖了，回去照顾患了肾病的父亲。在抖音上，杨德成留下了生前最后一个视频，他翻唱了《朋友别哭》，说：“养蜂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帐篷，100多箱蜜蜂，四处流浪。”
全国各地的养鸡户也损失惨重，从1月20号开始，因为公路封锁，活禽市场关闭，饲料运不进来，鸡苗和鸡蛋都卖不出去。河南尤甚——在堪称全国最严的“封路”政策之下，人和鸡都逃不出自己的村庄。河南商丘人佳宁的青年鸡迟迟不能出栏，被压死了五六十只，死鸡被她扔进锅炉，化为灰烬。河南许昌的王俊杰把十几筐刚破壳的小鸡仔倒进麻袋里，送给养狗场的朋友去煮熟了喂狗，没收钱。来自河南荥阳的邢海超发布了一则埋鸡的小视频，黄毛和黄土混在一起，配上他沉稳的河南口音的旁白：“新年第一炮，先豁（倾倒）四箱”。为了减少损失，养鸡户想各种办法却处处碰壁。邢海超去找当村长的哥哥，哥哥告诉他，自己也开不了路，邢海超去找畜牧局，局里回答：“人命大于天，你们那个损失在人命面前，不算什么。”他想：“人命是大于天，但市场出了问题，就是民生出了问题，这人命不也需要民生去维持吗？”
那些反抗者们
陈秋实、方斌、张展、李泽华、陈玫、蔡伟：
“为什么来这儿呢？我直接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我想跟武汉啊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说，既然是同胞，秋实就愿意与你共同进退，不求同富贵，但求共患难，今天是大年三十，习近平上哪儿去了我管不着，但是我陈秋实来了。”
“我们今年的疫情堪比03年的非典，而两次疫情的爆炸都是因为对于事实的隐瞒。对信息的封锁，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我们至少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只要我们让信息跑的比病毒快，这一仗我们就能打赢。……我想对那些拥有更先进医疗技术和条件的发达国家说，请帮帮中国，请帮帮武汉……即便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说了太多耀武扬威的话，但是那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便我们都知道就算你们帮主中国度过了这次难关，中国政府也会继续骂你们是西方敌对势力，但是没办法中国政府就是这个德性，可是十几亿中国人民是无辜的，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是时候做出改变了。”（陈秋实）
“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我的家庭，也无愧于我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无愧于我学的传媒，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我没有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像柴静一样，能够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说在2016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我不愿意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我为什么要从中央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能够站出来！”（李泽华）
“我原本以为这个国家总有人逃得过制度的窠臼，不被命运和岁月将生命与灵魂碾碎。总有人是幸运者，我也多么想成为那个幸运者。但刚刚意识到，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绊住了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只是人们在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罢了。里面，用张爱玲的比喻，都是虱子。”（张展）
疫情期间因信息不流通，有多名公民记者亲赴武汉进行调查，以陈秋实、张展、方斌、李泽华为代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武汉疫情的见闻以及民生的视频和文字，向国人和全世界提供了官方叙事之外的宝贵民间记录。但同时他们也都遭到了警方的抓捕和拘禁。
陈秋实在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当晚坐最后一班高铁到达武汉并发布视频《我和武汉人民共同进退》，承诺将冒着健康风险与“被维稳风险”对当地疫情状况进行持续报道。之后陈秋实持续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更新他的见闻。2月7日，有消息称陈秋实被警方带走；陈秋实户籍地青岛的警方通知陈秋实的家人，指其已于2月6日下午被国保带走并接受医学隔离。之后陈秋实销声匿迹至今。
张展于2月1日左右赴武汉做疫情调查。她在个人推特、油管平台发布大量报道。5月14日，张展在武汉所住宾馆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次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至今。6月18日被以同罪名正式批捕，8月18日张展案送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展在看守所绝食抗议，身体衰弱，并遭到强制灌食，身体状况极差。12月28日，张展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4年。
方斌在2月初以Youtube及微信作为渠道发表武汉市中的影像，其中他进入武汉四所医院拍摄的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和死者的影像被广泛传播。之后方斌被人闯入家中，并被带去派出所，之后暂时获释，但最终在2月9日后失去下落。
李泽华在武汉疫情期间曾去过百步亭社区、武汉市殡仪馆、武昌火车站、P4实验室，期间曾被警车尾随。2月26日，李泽华失联，疑似被捕。失联前他在YouTube直播名为“我正在被搜查！！！我正在被搜查！！！”的影像。直到4月22日，李泽华的YouTube频道发布了视频，证实自己在当日被中国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名义带至武汉市青山区八大家派出所，接受询问、作笔录至次日晚上。笔录结束后李泽华被派出所所长告知不予处罚，在被隔离后送回了老家。
另外，在疫情期间备份了大量有关疫情的文章的网站“端点星”的志愿者陈玫、蔡伟和其女友小唐也于4月19日被抓捕，并以涉嫌“寻衅滋事”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小唐被释放，而在6月12日，陈玫和蔡伟以同个罪名为由正式逮捕，现关押在朝阳看守所。低调的陈玫和蔡伟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知道他们作为的人说：“端点星是一种保存记忆的努力，也是能够联结他人、并反抗强加于个人之上的暴力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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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和抗议武汉政府的公民：
“这个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我作为一名湖北人，认为有必要站出来呼吁，让湖北省政府出来负责。”（湖北公务员谭军）
“最早只有一两个人接受媒体采访后被骚扰。后来有很多人是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就是因与我联系，也被要求不准用微信发表相关讯息，不准接受律师谘询，也不准与我联系。有些人因此而放弃维权，但有些人被警察骚扰多次后，仍坚持维权。”（律师杨占青）
“他们透过各种方式监控与打压我，所以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特别气愤。如果政府能直接面对我们家属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但他反而用打压的方式来面对我们。”（张海/@雪在手中）
湖北宜昌的公务员谭军是第一个公开试图对湖北省政府应对疫情的做法提起诉讼的人。据网上流传的一份起诉书，他指责湖北省政府“隐瞒掩盖”病毒的真实情况，导致民众“忽视了病毒的危险，放松了警惕，疏忽对自己的防护”。他提到今年1月初，在病毒已开始传播后，官员仍决定在武汉举办一场有4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并且湖北卫健委在1月11日发布的通告称，没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谭军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在《湖北日报》刊文向湖北省人民道歉一日，并要求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但西陵区人民法院因无权受理该案件，谭军已将诉状邮寄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另外，还有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聚集在一起，向政府提起多起诉讼。律师杨占青所在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中国海内外律师成立的一个协助新冠受害者家属向中国政府追责的组织，他们为家属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杨占青提到，一些家属按照指导去搜集证据后，开始受到当地警察或社区人员的骚扰与威胁。几个月后，他表示法院以不明程序驳回了诉讼，且仅透过简短电话通知。但以张海为代表的受害者家属仍表示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女儿离开我58天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因为自己还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我怕一天也坚持不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奇怪，女儿七七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祭文。竟然有政府的人要我不要再这样在微博发了。难道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诉求告诉大家都不行吗。我在之前也告诉了你们，可无人问津，你们还要有冤屈的老百姓有活路吗。你们如果做的对，你们怕什么！”（@哭泣的亡魂）
5月11日，武汉妇女杨女士举着“政府隐瞒疫情真相 还我女儿”的牌子到武汉市政府上访。据网友称，杨女士的24岁女儿田雨曦2020年2月死于新冠肺炎，而她则是感染“幸存者”。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的她最终遭到了警察和保安的暴力驱赶，并被夺取了抗议纸牌。之后有网友反应杨女士被限制出门。
喊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人们：
“愤怒吗，请记住这个感受，等我们这一代人到了那个年纪，成为社会顶梁柱的时候，不要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磨平棱角，不要腐坏，不要麻木，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为弱小发声，请一定一定记住这个感受。”（@一***阳）
“这个热搜还要撤，李医生活着的时候不让他说话，现在还让我们闭嘴，这就是自由言论？这就是中国梦？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能不能有点骨气，真让人寒心，武汉病死的人的亡灵都在看着你们呢！”（@S**）
“一个容不下人说真话的体系，最终杀死了一个诚实、勇敢、敬业的公民。不仅应该只是悲愤，还应该感到耻辱！人民凭什么就没有言论自由，凭什么不能有质疑，凭什么没有知情权，凭什么电视新闻媒体都要是政府的口舌！！！凭什么你们作威作福我们就要服服帖帖！ ”（@雨***船）
“我们怕了多久？保住了什么？记住这份愤怒，今天所见的滔天不公。我们应该拥有正常，要回我们的权利。别说你说这一句有什么用，有用！一万句就差你这一句，我们要的东西就差你这一句！每一句话，都重要至极！ ”（@和***）
“看到无数无数陌生人在为同一个人祈祷，每一句评论转发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国人。疫情到现在为止，带走许多无辜的生命，希望日后结束的时候，人们不只是自由的出门而已，痛定思痛，我们要言论自由，要发声自由，要公正，要人权，要知情权，要监督权…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力，今年已是2020年。”（@***）
李文亮于2月6日晚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当然有网民将李文亮训诫书上警方问询他的话语“你能做到吗？”、“你听明白了吗？”创建了话题#你能做到吗？你听明白了吗？#，纷纷表达对李医生的哀思和对当局的愤怒。更有网民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要求言论自由、放开信息审查与管控、反对因言获罪，在此话题被删除，网友们迅速开辟了另一个话题#我们要求言论自由#，直到再次被删除。
“如果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官方抓捕，我妈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李文亮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一个医生，因为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而说了两句真话，但连这种道德感都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她决定加入我。”（猫子）
“如果机会允许我一定会上街游行的，我可能不会是第一个人，但是如果前面已经有了一千个人，我一定会是第一千零一个人。……正是上一代人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把风险转移到了这一代人。”（猫子）
一群因为喜爱摇滚乐而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在“我要言论自由”的运动上更进了一步。他们因为李文亮的死而愤怒，在群里商量好了行动方式，并倡议更多的人在口罩上写下如“言论自由”的口号和更多诉求，拍照传播以示抗议，他们因此收集到了150多张抗议照片。
23岁的猫子是武汉人，他家距离李文亮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只有几公里远。他的母亲有很多朋友都确诊了，母亲加入了他的行动，他们各自戴着口罩，共同举起“言论自由”标语，由父亲拍摄下了照片。但秋后算帐很快来临，抗议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又很快被删除。四五天后，身在国外的群主接到警察电话，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煽动什么；一个群管理员被警察和国保开车上门带走两次。不仅参与抗议行动的人被警察约谈，群里一些没有参与行动，也不曾在讨论期间发言的人也被警察找上门。最后，他们的微信群不得不解散。
成千上万在李文亮微博下留言的人：
“李大夫，如果有一天你的微博不见了，别害怕，别伤心，我们的心里有座不朽的无字碑。”（@燕过留声zw）
“美国《时代周刊》悼念2020年离开的55位世界名人，包科含比，马多拉纳，肖康恩纳利……还有我们的文李亮医生。 2020年终过究去，留下名的字，离的开生命，都将未在来无数次回望里，记得一这年的波澜，恐吓，畏惧，勇敢和淡然。”（@请叫我Mr张198107）
李文亮医生于2月6日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后，这位在武汉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留下与审查、遗忘、戾气、麻木、恶意对抗的点滴痕迹，又宛如在和李文亮医生分享自己的命运，倾诉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从2020年3月11日起，中国数字时代以“中国哭墙”为名，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的留言每日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到现在，我们已经坚持备份了9个月，它注定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奇迹。
2020年就这样过去了，还有很多人我们无从寻觅和记录，无数“时代的一粒沙”在时间的冲刷和权力的蒙蔽中毫无痕迹地逝去。而主动对抗遗忘，就是留下来的每个人，在这一年和今后的每一年所背负的责任。
最后，用一段武汉人六日被删除的文章《武汉每一盏熄灭的灯 都承载着五公升的眼泪》作结尾：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度便会太平盛世，我们会听到齐声的呐喊，会自豪于富裕和强大，我们会不断歌颂今日之英勇，但目睹过故事的我，拒绝在未来看见那些掌声与表彰。
我只希望你们记住，这座城市经历过的呜咽与哀嚎，那是几万个家庭，若真要问数字，我告诉你们：每一盏熄灭的灯，都承载着五公升的眼泪，那些痛，不该被原谅。
母亲们怀胎十月，孩子牙牙学语，十年寒窗苦读，一生勤勉奋斗，六个钱包买房，只等平安度日，一切，终于绝望，埋葬于无声。谁，来还这些人的一世辛苦？
我不谈政治，不关心权力，我自知无能，不议朝堂。
但我不想你们在每天无数混乱的声音中，看不见饱受苦难的，我的人们。”
附：
2020年年度人物其余候选人
方方
李文亮
艾芬
任志强
蔡霞
卢昱宇
许章润
孙大午
张展
陈秋实
王全璋
十二港人
黎智英
黄之锋
周庭
许志永
李翘楚
常玮平
弦子
拉姆
陈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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