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親美」或「反美親中」： 「攻擊親中企業」現象下身分認同與制度選擇的二難

一

持續數月的「反送中」運動，近來日益激烈。頂著炎夏高溫，週復一週上街的勇武派的「攻擊目標」，也不再僅僅只是毫無作為的港府，激進建制派的政客以及殘暴鎮壓的港警。連日來，「攻擊目標」的名單中，亦包括了一系列與港府/警察存在「勾結」，以及受北京控制的企業——最為突出的代表，即是在「八三一太子站事件」後遲遲不願提供閉路電視視頻以證實太子站內是否有人在警方逮捕行動過程中被「虐打致死」的港鐵（MTR）。而就在今天（9月22日），據《南華早報》等媒體的報導，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內的示威行動中，部分親北京的企業亦成為示威者攻擊的對象——包括華為（Huawei），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以及美心（Maxim）旗下的翠園餐廳。

從慣常的邏輯出發，企業因政治因素而遭到攻擊，向來不是公民運動應以提倡的策略與方向。特別是對「反送中」示威者而言，企業的安全與不受干涉，與其所捍衛的核心價值：自由與民主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場漫長的示威運動中的絕大多數時候，示威者儘管在街頭與警方衝突激烈，亦從不去破壞（Vandalize）沿街的商舖食肆和櫥窗。也因此，現時對企業的攻擊，很可能亦會成為港府、建制派以及中共官方反覆申述的觀點的論據——示威的「黑衣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的「激進」並不代表著「廣大香港市民」對「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擁戴，少數人進行的「暴力」乃至「恐怖主義」的活動，必須受到「嚴懲」等等。

儘管如此，筆者卻認為，此間示威者「攻擊面」的擴大，並非是示威運動「激進化」的表徵。相反，這種現象卻是示威者在面對身分認同與跨國資本共構的社會機制下，所作出的一種基於現實考量的判斷。當大國博弈與身份屬性日益與跨國資本主義宰制之下的全球資本與人才的自由流動相衝突，立足於身份/政治立場來判定一個跨國資本是「好資本」還是「壞資本」，已幾成國際的通行準則。而香港民眾對特定資本因其政治立場或身分背景的「仇視」，則是這種全球氛圍之下的一種正常表現。若是一定要將之與「破壞自由主義經濟」相聯繫，不如說這種「破壞」是全球化與自由資本主義在當下社會的「突變」下，普世性的一種異化過程。

二

從國家的層面看，一方面，主導國際自由貿易的美國，向來會以「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為理由，單方面地制裁或給予特定國家優惠；美國同時亦會要求自己的盟友：包括日本、歐盟、澳洲、紐西蘭等主要市場追隨美國的步伐，以維持國際自由貿易在美國主導下的同質性。另一方面，近年來在這一領域內亦駕輕就熟的中國，亦會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龐大的市場吸引，採取類似的手段，懲罰並號召民眾「抵制」那些所謂「反中」國家的企業；或通過「大撒幣」的方式，「獎勵」親中國家及其企業，以實現中國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目的。

也因此，在美中貿易戰乃至美中「冷戰」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中美兩國同時操持「身份-資本」判別機制的夾縫中「選好邊站好隊」，對同時身處美中兩國「邊緣地帶」的香港的企業還是個人而言，都是一個必須慎重作答的選擇題。民眾的選擇非常容易地能夠看到——對積極參與「反送中」的民眾而言，「親美反中」是他們抵抗中共極權主義壓迫的唯一出路，也因此，示威者們在遊行過程中高舉美國旗，積極呼籲並奔走於美國有關香港問題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並以「光復香港」為旗號，宣示自己與中國的不同。

但對企業而言，情況便更為微妙——身處香港這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最佳典範」（弗里德曼語），全球資本當然不希望在世界兩大經濟實體的對抗中得罪其中的任意一方。但一方面，中國在這一次「反送中」示威過程中，早已祭出「抵制」大旗，先後對立場傾向示威者的國泰港龍航空、寶礦力飲料等企業進行威脅，並通過民航管制施壓的方式，脅迫國泰多位高管辭職，多名參與示威的員工被解僱；另一方面，美國亦在貿易戰的過程中，不斷對涉嫌與中國政府過從甚密的科技巨頭祭出制裁大棒，除了廣為人知的華為、中興之外，包括無人機領軍企業大疆科技，人臉識別領域的海康威視等，都因竊奪知識產權，或是在新疆集中營問題上協助中國進行種族壓迫而遭到美國封鎖。盤據香港的國際資本，在反送中這一特殊議題上，面對「親中」還是「親美」時，都必須一定程度上作出選擇——對中國政府控制的「中資」而言，答案無庸置疑，自然是「回歸祖國」並「抵制外部勢力干預」，但對以私人資本為主的港資、外資而言，立場的選擇就變得極為微妙，稍有不慎，便可能成為包括示威群眾和中美國家力量都不待見的「犧牲品」。

三

以這次處在示威者攻擊的焦點港鐵為例，在「反送中」運動早期，示威者與港鐵的關係不可謂不佳。在6.16兩百萬人遊行中，港鐵列車長鼓勵搭乘港鐵前往港島的示威市民「為香港發聲」，港鐵亦在示威者與警方對峙可能出現的「封站」之後，均安排特別列車疏散滯留在抗議區的民眾。然而在「7.21元朗事件」之後，港鐵受到了中國官方《人民日報》的批評，指責其「護送暴徒離開」，此後港鐵便在中國和港警的雙重壓力之下，愈來愈配合警方圍捕抗爭者的行動，並逐漸與抗爭群眾交惡。直至8月31日太子站事件及多條港鐵線路同時關閉以配合警察濫捕後，示威者與港鐵決裂，稱港鐵為「黨鐵」，並在此後近一個月的示威中，號召「罷搭」，「飛站」，並不斷衝擊港鐵車站設施。

港鐵與示威者之間關係的「突變」，其實反映了企業在面對香港衝突時的困境。港鐵雖名義上是私有化的自由資本，但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性質使之在諸多問題上都會受到港府的掣肘。在示威伊始，港鐵試圖維持「中立」，在不妨礙警方正常執行公務的前提下，盡可能的保障大規模的示威者能盡可能地通過其鐵路系統。但在中共官方勒令港鐵「效忠」，並透過港府和警察持續對其施壓之後，港鐵不得不成為港府和警察鎮壓示威者的工具。港鐵作為跨國資本在港府挾制下的「配合」，無疑會影響其作為國際自由資本的聲譽，但在中共宰制下的「身份-資本」的判別機制下，港鐵作為自由資本的「去政治立場」在港人與中國及港府的對抗中成為了不可能。可以預測的是，美國在未來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港鐵或可能成為美國制裁的對象。

無論是中國官方的壓力，亦或是未來可能面對的美國方面的制裁，在自由資本體制的框架下都是無法理解和接受的「過度的政府干預」行為。身為企業的港鐵本身，其在自由市場的經濟運作機制並無大過，卻因不可調和的政治二元對立與其配套的「身份-資本」的判別機制而不得不作出折損自己聲譽和利益的決定，這樣的決定，亦可能根本得不到包括強權和在地民眾的認可和原諒——港鐵既有可能會繼續遭到中共的抹黑，亦會遭到美國的譴責，更會在漫長的抗爭過程中持續成為示威者的鬥爭對象。在號稱「自由資本最佳範例」的香港，身份認同與政治效忠逐漸綁架資本的自由與自主，所體現的，恰恰是香港身處中美兩國，甚或是「威權主義」與「自由民主」兩種在當下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路徑之間的一種兩難性。

四

正因如此，企業或個人的「身份效忠」或是「政治效忠」，在這樣的語境下就成為了非常切實的政治乃至社會制度與治理路徑的選擇問題。眾所周知，香港在政治上受轄於中國，包括中聯辦、港澳辦、全國人大等一系列超然於《香港基本法》之外的政治機關，無時無刻不再影響，甚至主導著香港的政治走向。隨著中國內部日益極權化，極權主義向外擴張的目標和壓力，首先落在了這裡。

隨著習近平上台，中共對港政策的「急速左轉」，北京日益不能滿足於中港之間傳統上「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對疏離。中共不斷強化對港的直接控制，卻在另一方面打破了香港既有制度的微妙「平衡」——從經濟乃至社會治理上，「一國兩制」保障了香港能盡可能地承襲英治時代的制度優勢，並持續在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下享受其作為「紐（約）倫（敦）（香）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而這一層面的國際聲望，是縱使作為所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絕對無法提供的。

其實，在中共內部，亦有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退休的前重慶市長黃奇帆在一個學術論壇中，大談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儘管很大程度上仍不脫中共只想「利用」香港的赤裸動機，但亦反映了香港相對於中國在經濟制度上的絕對優勢。對正在向極權主義邁進的中國而言，成為以自由主義為基本價值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一份子，始終是一個無法企及的夢想；但香港卻早已在這個體系中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成為了中國可以不斷利用的「金雞母」。但香港在國際經濟地位的保障，恰與香港在政治上的「居中性」（in-betweeness）以及經濟上沿襲英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連貫性密不可分。換言之，香港的「雙重依附性」（Dual Dependency）與「雙重否定性」（Dual Negation）——既依附中國但又並不完全同化於中國，同時又可被視為「西方」的一份子，但又不完全歸附於「西方」——是中國與自由經濟體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體系相互磨合的媒介。從後殖民主義角度來看，「雙重依附性」是香港「再殖民社會」最重要亦最亟需破除的迷思，但在跨國資本宰制的慣常情況下，「遭受雙重利用」或是香港人無可避免的悲劇性命運。

現在，當中美關係逐漸由「合作共贏」走向「冷戰式對抗」，香港作為「中介」的意義在強權對壘的宰制話語下走向絕境。中國威權式的政治控制與美國對香港保持現有的自由狀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使得整個香港社會必須在中美兩種二元對立的制度中選擇自己的立場。此亦是在「送中」議題自今年年初吵得沸沸揚揚之時，中美雙方都頻頻出手，試圖使香港的制度「更同化於己」的原因。一方面，中國藉其政治機關遙控港府，可以獲得香港本地事務絕對的話語權，但另一方面，美國亦可通過取消《美港政策法》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註銷」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的「會籍」，徹底摧毀香港在自由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無論個人還是資本，甚或是港府本身，都必須回答這個「二難問題」——它否認了香港作為「居中」的「雙重依附」自由港的任何可能性，強迫香港必須成為日後長期中美對抗陣營中一方的「棋子」。

五

對普羅香港市民而言，這樣的「選擇」，或只是身為「邊緣」、「弱勢」在面對兩強「雙重宰制」時的一種不得不作出的回應；但或也可能是香港走出「雙重依附」困境，並建構自身主體性的一種途徑。對是次示威的抗爭者而言，「制度選擇」極為簡單——擁抱「自由民主」，反抗「極權統治」。這看上去雖是「親美抗中」，依附於一個強權以抵制另一個強權的「效忠」，但從整體的宰制結構上看，卻是以「單重依附」解脫「雙重依附」的一種可選擇的權衡利弊的策略。也因此，示威者在遊行中高舉美國旗甚至港英旗，並在美國奔走以求通過《人權與民主法案》，雖然從姿態上會被某些自以為是的後殖民學者抨擊為「擁抱殖民」或「擁抱白人中心」，但就立足香港本土的現實層面考量。「親美」所可能受到的損害，是遠遠小於「親中」的。在不預設「威權」劣於「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與中國僅一河之隔的香港，如若「親中」，一方面會喪失自己在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成為「非自由世界」（Unfreedom World）的馬前卒；另一方面，亦會在中國對香港政治的不斷介入下最終被同化為「另一個中國的城市」，以致徹底喪失主體性。更遑論「自由民主」相較於「威權統治」對促進多元社會與自由思想市場的積極意義，對香港社會能夠更廣泛地論述「主體性」所提供的不可估量的價值。另一方面，暫時性的「依附」於美國，雖然迫使香港不得不更徹底地融入到全球資本的分工中，但在美國與「自由世界」（Free World）的保護下，香港「政治依附於中國」的格局被打破，所形成的權力真空，恰恰可以成為主體性建構最好的舞台。而這一權力真空與主體性建構最切實的途徑，即是「真普選」的實施。筆者相信，透過切實的「真普選」所得到的「責任政府」，很難繼續罔顧民意，一味諂媚與本港利益不相干的強權。策略性依附美國並擺脫「雙重依附」，以獲得建構主體性的一點點可能性，或是成為香港「擺脫再殖民命運」的一種途徑。

雖然，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是次「反送中」運動的最終結局，極有可能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妥協成果——香港維持「雙重依附」的現狀，並在中美的相互監督與制衡下繼續成為兩方利用的「中介」。但縱使如此，「馬照跑舞照跳」的香港人自由的生活狀態，若能在美國牽制中國的格局下得到保障與尊重，不再受中國單方面的欺凌，與現在相比，亦是一個更能獲得大多數人接受的選擇。相較於「媚中」最後失去基本自由直至「被同化」，維持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的主權移交時的狀態，或許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

六

可以說，是次「反送中」的抗爭與衝突，在面對中美對壘的國際大格局下，形成了一種不可調和的撕裂力量。這種撕裂力量，本質上是在回答「親美」還是「親中」問題的取捨。對香港而言，「居中」的姿態，以及「雙重依附」於強權的宰制架構，使得這一問題成為了包括港府、資本和個人在內的「兩難」。

儘管如此，群情激憤的示威者用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高舉美國旗，破壞親中企業，本質上都是「親美抗中」的認同選擇。這不僅是一種政治姿態，亦是對英美民主自由制度的意願選擇。在不以「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ve）去定義「自由民主」這種本質上立足於西方的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對「自由民主」之選擇，雖然無法使香港擺脫被全球資本主義所操控，卻在策略上能夠使香港獲得自由民主保障之下的主體性探索與建構的空間。換言之，「擁抱英美」，絕非「擁抱殖民」，只是英美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相較於中國所代表的「威權統治」，更能夠使香港的主體性建構獲得可能性。策略性地依附於西方主體，或許會使香港在國際資本的剝削與分工下難以自拔，但卻為漫長的「後殖民主體性建構」提供了一個建基於「真普選」與多元主義基礎上的途徑。不過，前路漫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並非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香港的「徹底解放」，縱使在這一設想能夠實現的基礎上，或還需要許多年的奮鬥才得以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