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不到的女兒》文章節選，後續發展，以及未使用的素材

這是發生在日本的真實故事，這篇報導發表在端傳媒上，由@一朵 和我一同採訪撰寫。此為節選章節。

《觸不到的女兒：她在日本危殆，作為人權律師的父親卻被限制出境》

節選：

得知女兒出事後，唐吉田買了去日本的機票，儘管此前他想前往香港看病被攔住了，朋友也告訴他有98%的可能性走不成。「我必須要試，我多走一步，就離孩子近一步」。日本政府出於人道主義為他緊急辦理了簽證，唐吉田也動用各種關係詢問國保能不能讓他出境看望女兒，又在5月19號去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信訪材料，都沒有回音。

「我是抱着一定能走成的願望的。」6月1日，唐吉田啟程，計劃從北京飛福州、再飛東京，不料在北京大興機場就遇到阻攔。廈門航空的工作人員不讓他登機，因為福州邊檢通知他們「唐吉田不符合出境條件，堅持去福州還是會在下一個行程被攔下」。此時登機時間已過，但在隨行的日本記者的幫助下，唐吉田據理力爭，登上了去福州的飛機。朋友開玩笑說他享受了「VIP待遇」，因為中國有一些航班遲遲不起飛不是因為天氣原因或空中管制，是重量級人物拖拖拉拉不登機。

唐吉田渴望離女兒更近一步的願望在翌日破滅。抵達福州機場後，他被邊檢帶到問話室，警察和一直跟着他的便衣模樣的人交流後，口頭向唐吉田宣布，「依據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條第五項（即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決定不準出境）之規定，不允許唐吉田出境」。廈門航空的工作人員甚至撕掉唐吉田的登機牌扔進了垃圾桶。

唐吉田帶着撕碎的登機牌回到北京。6月28日，他通過視頻通話看到了女兒的臉。「好好休息，好好治療，快點康復，希望能早點看見你」，電話剛一接通，唐吉田就開始抽鼻子。正琪似乎對父親的呼喚有了些反應，眨了眨腫脹的眼睛。但她的眼神依然顯得空洞，無法聚焦。2100公里外的父親，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淚。

正琪倒在東京的獨身公寓裏

4月30日晚上9點，阿古智子來到正琪公寓門口，她收到唐吉田的消息說已經幾天聯繫不上正琪。此前，正琪告訴唐吉田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不停咳嗽。他覺得情況很不妙，急切地拜託阿古智子去女兒公寓看一眼。

阿古智子是東京大學的教授，做現代中國研究。2000年代，阿古在北京駐日使館做專門調查員的工作，結識了許多維權律師、調查記者和學者。2008年，唐吉田作為主要發起人，推動北京市律師協會直選。阿古智子由此結識了唐吉田，她經常詢問唐吉田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分析，「他了解中國內部的權力機構，唐吉田的話是比較能夠相信的」。正琪要來日本留學，唐吉田便拜託已經成為朋友的阿古照顧女兒。

阿古智子來到公寓，一邊拍門一邊叫喊正琪的名字，都沒有回應，無奈下她找到附近的值班警察，警察一摸門下方的通風口，發現有熱風透出來，猜測裏面開了暖氣，人肯定在，於是他們持續呼喚正琪。過了一個小時，終於聽到了一個小小的聲音說，門口的信箱裏有鑰匙，又說出信箱密碼。他們推開門，發現正琪倒在門口附近的地板上，已無法動彈。

阿古智子和警察馬上撥打了救護車電話。「她身體很弱了，意識也有時候不太清楚，一會兒說要睡覺，一會兒就說腰疼頭疼，又覺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說，4月底的東京很温暖，平均氣温在20攝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體很弱了，才打開了空調。

救護車很快趕到，但疫情導致病床緊張，儘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檢驗為陰性，但她的外國人身份、發燒症狀、以及患傳染性結核病的可能，都讓普通醫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護車裏等了快三個小時，救護人員則逐家詢問醫院，兜兜轉轉三個區，終於找到東京中央區一家醫療水平非常好的醫院願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醫院做完所有檢查，已是早上六點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墊上等消息。確認女兒入院後，他心才放鬆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個盹就天亮了，「那幾天都聯繫不上她，心裏不踏實，睡不好」。

阿古智子和警察馬上撥打了救護車電話。「她身體很弱了，意識也有時候不太清楚，一會兒說要睡覺，一會兒就說腰疼頭疼，又覺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說，4月底的東京很温暖，平均氣温在20攝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體很弱了，才打開了空調。

救護車很快趕到，但疫情導致病床緊張，儘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檢驗為陰性，但她的外國人身份、發燒症狀、以及患傳染性結核病的可能，都讓普通醫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護車裏等了快三個小時，救護人員則逐家詢問醫院，兜兜轉轉三個區，終於找到東京中央區一家醫療水平非常好的醫院願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醫院做完所有檢查，已是早上六點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墊上等消息。確認女兒入院後，他心才放鬆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個盹就天亮了，「那幾天都聯繫不上她，心裏不踏實，睡不好」。

正琪曾告訴阿古，自己想要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特別是研究貧困地區的女孩，因為她們缺少接受教育的機會。她在申請大學的志願書上寫到自己想創辦一個支持女童就學的NGO。因為有社會學和心理學專業的大學數量有限，加上雖然正琪已通過N1考試，但許多大學還要求英文成績。語言學校的簽證只有2年，正琪在2020年度沒能考上理想的大學，今年她必須要考上。

語言學校的班主任、父親唐吉田、阿古智子印象裏的正琪，都有一個一致的特徵，就是愛讀書和學習。許多中國孩子來阿古家，知道阿古從大學本科開始學中文，又在香港大學修讀了教育學的博士課程，中文很流利，所以都不說日語。但正琪都盡力和阿古說日語，「我用漢語和她說話，她回我日語的」。

2006年，唐吉田到深圳工作，正琪跟着爸爸從吉林延吉轉學到深圳讀了一段時間小學，住在離福田口岸很近的城中村裏。「她比在老家的時候開心，很興奮，突然從延吉這個偏遠的城市，到了深圳這個城市，確實是五光十色」。而正琪最喜歡的地方是家附近的書城，有時唐吉田也會帶她去深圳中心書城，「她看書很投入，我叫她，她都聽不見」。科幻童話、歷史書、武俠、言情她都看，「躲在屋裏打着手電筒看書，以至於把視力弄得下降」。語言學校的班主任也說正琪從來沒缺過一節課，課上都很認真，拿到了語言學校發的全勤獎。

剛入院時，正琪也還能給父親發消息，說自己向醫院要了輪椅，想適當活動保持體能，「那不廢了」。她和父親說，這是一個教訓，應該要多注意身體的。「她說她還年輕，能夠度過這個難關，還讓我注意身體，因為我有過病受過傷，身體條件不太好」。

2011年2月，在中國茉莉花革命之後，唐吉田被非法拘禁20天，在冬天的北京，審訊的椅子背後開着空調冷氣，又被剝奪睡眠，沒有充足食物，唐吉田流鼻涕、發抖、咳嗽的痰裏出現了血絲。3月被送回延吉時，他身體十分虛弱，體重掉了30多斤。「琪琪媽說我是從煉人爐裏撈回來的」，熟人在街上碰到都說他的臉色像死人一樣。在延吉市醫院，唐吉田確診患上了肺結核。

人權律師的女兒

誰也沒想到，正琪病情迅速惡化，肺結核菌侵入腦幹和脊髓，5月7、8日，她已無法應答醫生的呼喚、陷入昏迷不醒。醫院檢查後發現，正琪腦內的積水十分嚴重，甚至有生命危險。

就在三天前，5月4日，正琪農曆生日當天，唐吉田給女兒唱了生日快樂歌，說5月10日新曆生日時，給她發微信紅包。但正琪已經無法接收了，錢被自動退回來。

平日裏，唐吉田給人的印象都是「挺抗折騰，皮糙肉厚」，「但事情發生在孩子身上，我確實是……」他連用三個成語形容自己的心情——「失魂落魄、度日如年、心急如焚」。沒有旁人的時候，他時不時就落淚，用頭撞牆。正琪住院以來的一個多月，唐吉田忙着辦出境手續，「最開始睡眠跟不上，白天出去辦事，走路都會覺得發飄、打晃」。忙碌的手續沖淡他內心的波動，但只要沒有具體的事情佔用時間，他「就無法控制自己，馬上就會想到處於煎熬中的孩子」。

唐吉田和前妻給正琪取名時，取了「正氣」的音和意，但一直以來，揹負這一期待的正琪，肩上還有另一個沉重的身份——人權律師的女兒。

唐吉田之前在延吉當地的學校教書，後來去檢察院工作，又轉行做律師，為各類弱勢群體維權，最後被吊銷律師執業證，也遭到有關部門的長期關注。父親事業的起起伏伏，極大地牽動了正琪的生活。

唐吉田在北京被控制的時候，延吉的國保就會到家裏敲門，核實唐吉田的行蹤。「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有些人就會用一種異樣的眼光去看她」。唐吉田領女兒去買書，或者出門做其他事，都會有人打電話追問和跟蹤。父親被抓走，小時候的正琪也會哭。他和女兒說，「這不是我做了什麼坑蒙拐騙的事，是因為我在利用我的專業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他們不理解，甚至對我有比較深的敵意」。

「她很難為情，或者說有些困惑」。唐吉田說，女兒小時候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太理解。但每次唐吉田回家，正琪就會很樂意地接過父親沉重的皮箱，父親離開時候她又很不捨得。

唐吉田的朋友對端傳媒表示，「因為唐律師被打壓，她在學校被區別對待，唐律師又不希望她接受洗腦教育，就這樣失學了」。正琪十四五歲去了南京，在父親朋友創辦的NGO——天下公邊學日語邊工作了一年半。天下公是一家政策倡導型公益機構，致力於平權和反歧視，援助過「艾滋就業歧視案」等訴訟，參與過《食品安全法》的制定，不過早已因打壓而消失了。唐吉田說女兒在機構裏「什麼都做，像一個實習生一樣」。

曾在天下公和正琪共事的人對端傳媒回憶，那時正琪正是青春期，處在迷茫又叛逆的年紀。她很警惕，「不輕易對人說她叫什麼名字」。因為一看就還未成年，在天下公的辦公室裏許多人會問她為什麼在這裏，為什麼不去上學，「她都不作答」，「宛如驚弓之鳥」。東京語言學校的班主任也說，正琪從來不講自己初中之後的事情。

正琪的這位同事表示，「那時她覺得父親的維權事業搞砸了整個家庭，她不太認同老唐的事業。但別人說她爸爸和類似的維權律師不對的時候，她會說這些批評的人都是被共產黨騙的傻子」。正琪會抱怨父親對自己關心太少，有時抱怨父親工作帶來很多麻煩，但是機構舉行活動，父親來南京出差，她見到爸爸又會非常自豪。

唐吉田覺得，女兒在天下公感受到了幫助別人的快樂，他說雖然自己做的事也對她有影響，但「我之外的人對她的影響可能讓她覺得更自然一些」。

唐吉田會和女兒說自己小時候被說成「地主崽子」的經歷。唐吉田的祖父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自己因成分問題遭過白眼，「那種孤獨無助的感覺讓我逐漸明白這個世界可能有和我一樣被對待的人，我除了通過學習努力走出困境之外，還要為其他人做些什麼。」唐吉田說，也是因為這段經歷，自己走上人權律師這條路。

他也和女兒說一些自己正在做的事，人們的難處、不幸和苦楚，告訴她需要換位思考。也許是父女的聊天溝通了心意，也可能是正琪離開了家鄉，認識了許多父親從事人權事業的朋友。唐吉田覺得女兒漸漸地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不能說百分之百地接受和認同，但她逐漸修正了原來的想法，後來我們的交流就特別順暢」。

天下公發起人之一的程淵和家人曾照看過正琪一段時間，程淵的妻子施明磊對端傳媒回憶，有一次，正琪對他們說，「你們做機構這麼不容易，等我以後賺了錢，我有很多錢捐給你們，你們做事就沒那麼難了。」

2012年，正琪參加了「佔領男廁所」行動，呼籲解決女廁所不足的問題。同事說，「當時她對這些懵懵懂懂，選擇的是一個不繁華地段的『旱廁』，基本不存在女廁所排隊的情況。」但正琪對性別平等的活動特別感興趣。她和父親說自己在日本感受到男權社會的色彩太濃了，女性話語權很少。她覺得某節課的女任課老師評論問題都是從男性的視角出發，於是在課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她說，我也考慮不了老師高興不高興了」。

不過，走出延吉並不意味着正琪擺脱了「人權律師女兒」這個身份帶來的沉重。2013年，一家三口赴香港給唐吉田看病，順便參加教會活動。正琪和母親已驗完港澳通行證往香港方向走，但唐吉田被攔下，好幾個警察，「還有兩個荷槍實彈的像特警似的」圍住了他。正琪拍了一張父親被攔下的照片，唐吉田使眼色讓女兒快走，但邊檢警察們發現了，他們「像瘋了一樣讓她刪，她邊走邊刪，但是他們嫌慢，衝過去把她撲倒了」，正琪手裏握着的紅色翻蓋小手機甩了出去。唐吉田至今記得，女兒的喊聲在羅湖的過境大廳迴盪，非常刺耳。

「這不是一個父慈子孝的故事。大多數抗爭者家庭的孩子，不是自主的選擇，但是會被捲入其中，孩子是會很矛盾、困惑、迷茫而掙扎的，一個青春期的孩子承受了太多壓力。」施明磊說，「也許她在日本才能活得更自由快樂。」

但日本生活的自由快樂就這樣戛然而止了。

在日本留學，她過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

⋯⋯

唐吉田和正琪的母親在2010年離婚。唐吉田說，正琪母親曾以離婚相逼，讓他不要回北京，留在延吉，但最後他還是選擇回到北京繼續人權律師的事業。「對孩子我確實虧欠很多，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對她媽媽也關心不夠。自己走上這一條路，對他們的孃兒倆的衝擊、煩擾和壓力非常多。」最早父母沒告訴正琪離婚的事情，但她慢慢地知道了，唐吉田說，「她內心可能也想促和，但她也慢慢發現，她媽媽和我在一些問題上確實是不太好協調統一的」。

「她媽媽可能有一些誤會，認為我要拉着正琪走我的路，其實不是的。」唐吉田說，自己對女兒的期待就是按照興趣去學，有條件幫助別人時要積極努力幫助，在互助的過程中，找到自己在人生和社會中的位置。「從一些細節上，我知道她是特別有同情心的，很良善。」父女倆走在街上，碰到年長體弱的殘障人士乞討，正琪都會把手裏的零錢給出去，然後批評沒注意到他們的父親，「她說你怎麼沒有愛心，又不需要你給多少，總不能對別人的求助和苦難無動於衷吧。」

正琪也和父親說，自己心有不甘，不想像有些同齡人那樣「被父母安排和社會的浪潮帶着，走到哪裏算哪裏，不管喜不喜歡弄一份工作，弄一個通常人的生活」。她告訴父親，自己想去日本留學。唐吉田說，「我就是這把老骨頭了，但是你如果確實是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努力的話，我頭拱地也會想方設法」。

在東京，正琪一個月大概要一萬塊人民幣的生活費。她和唐吉田說，考上大學後，就儘量不用父親再負擔了。剛來日本時正琪打工時間還長一些，但後來因為疫情，打工也更加困難，「她覺得不太好意思，跟我說，還麻煩我再管她一年」。唐吉田和女兒說，「沒關係，我對自己生活要求也不高，能夠張口求助的，先挪一挪，以後再想辦法一點點還」。

絕大多數時候，唐吉田有難處都不會和女兒講，但他知道女兒一定知道自己過得艱苦不艱苦。「我要是各方面條件比較好的話，她不用有那麼多心理上的負擔和精神壓力，身體抵抗力就會比較好，如果這樣的話，病情不太可能發展得這麼嚴重，這麼快。」

意識不醒的一個多月裏，她受到多方援助

5月28日，在正琪公寓隔離的母親忍不住自己坐電車去了醫院。這兩年，母親雖然沒和正琪聯繫，但一直在微信上悄悄關注女兒的生活，看到正琪的微信步數從4月底開始就一直是0，她感到很心慌。母親曾想過或許等正琪在日本成家，自己會去看看她。萬萬沒想到，會在這樣緊急狀況下來日本，見到滿頭插滿管子、沒有知覺的女兒。

彼時，正琪腦部感染已消退，改善了腦積水的症狀，但是吸收腦脊液的能力尚未恢復，神經外科醫生正在考慮植入一種將腦脊液排入腹膜的導管。 從各個角度看正琪大腦的圖像，會看到許多小的白點。這是一種結核菌，它們已進入了正琪的肺部、大腦和神經系統。她的炎症尚未消退，體內深處有血塊，就算轉危為安，肺結核通常需要6個月的藥物治療，結核性腦膜炎需要1年的藥物治療。

⋯⋯

阿古智子在照顧正琪母女之外，亦發起簽名徵集活動，用中日英三語不斷更新正琪的最新情況，帶正琪母親去四處講述正琪的故事。此外，日本媒體對唐吉田無法赴日探訪女兒的遭遇給予大幅報導，NHK和TBS更製作了專題電視節目。

海外學者和民主人士也發起「聲援唐吉田律師之呼籲信」，呼籲中國政府「基於人道主義，允許唐吉田律師前往日本照顧其女兒」。這封信徵得上百個簽名，包括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滕彪，法國漢學家白夏等。7月1日，歐洲律師協會（CCBE）致信習近平，表達關注唐吉田律師的遭遇。

在6月2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NHK的渡邊記者提問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唐吉田擁有合法的護照和日本簽證，為什麼不允許他出國呢？」。汪文斌回答，「你提到的有關的情況呢，我並不掌握，作為原則，我可以告訴你，中國政府一向依法維護中國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6月3日，日本記者再次提問，汪文斌回答，「昨天我已經回答了有關的問題，下一個問題」。在外交部發布的兩天的記者會實錄裏，關於唐吉田的問答均沒有被記錄。

與此同時，唐吉田和身邊的人仍在繼續努力申請出境。6月9日，唐吉田給習近平的夫人、世衞組織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寫信訴說女兒的情況。6月10日，他又向福州機場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提交了被限制出境的信息公開申請書，要求對方回覆限制出境的具體理由和決定的部門。

唐吉田說，「他們說我危害國家安全，雖然我不能標榜我是最愛國的，但是我至少，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從來都是希望和我一樣所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能夠過的更好」。

尾聲

⋯⋯此刻，女兒的重病成為唐吉田無法放下的事。很多親朋好友問起正琪的情況，唐吉田每講一次，「都好像刀割一樣」。突然而至的病情讓唐吉田更深入地審視自己的親情關係與連結，「一定程度上對我是一個再造的過程」。

現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女兒錄音：「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他唱她曾經喜愛的歌、朗讀詩詞，講他記起的女兒的小事。在和女兒的對話框裏，這樣的長語音信息已經發了一百多條，阿古智子會錄下來，讓護理人員放給正琪聽。他說正琪小時候發不出「g」的音，總把哥哥叫成「dede」，又在唱「常回家看看」的時候，哼成「常回家探探」。他還和女兒細數她的優點，說有一年慶典，正琪班上抓小學生去翻牌組成標語，她被雨澆了都堅持着，「我告訴她，在我眼裏，她很能吃苦，做事情非常有韌性」。

7月1日，正琪的脈搏一度下降到30，CT檢查結果顯示，腦幹的狀況比上次檢查時更嚴重。7月2日，手術排出了她腦內的積水，醫生說正琪的皮膚顏色變好看了一些，大家去看望她時，她的眼睛睜得很大，盯着母親看一看，閉住，再用力睜開。

唐正琪的故事還在繼續。她還在醫院的ICU裡，非常危險，每一天醫生都在想盡辦法，希望挽救她的生命，也在等待她的爸爸，唐吉田律師來日本看看她。

最新的後續發展情況：

 7月7日下午，唐吉田去崇文門的北京市公安局信訪接待室，交上手寫的情況材料，要求立即解除边控，让他去日本陪伴病重女儿。 一位男警稱「已經向有關部門通報了他的问题，會盡力去協調解決。」有三家日本媒體在現場錄像採訪見證。

7月8日，唐吉田去在東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訪接待室，交上手寫材料，再次反映不能出境陪护重病女儿的問題。遭到接待輔警和警察的無禮對待，拒絕收材料，並要他「守規矩」。有日本媒體隨訪，被阻攔，一位日本記者差點被拘。

日本電視台的電視報導：中国の人権活動家が出国嘆願　日本で娘重体

在東京，7月8日，阿古智子和正琪的媽媽一同去了中國大使館，遞交了有1200人簽名的抗議信，請中國政府允許持有合法護照，得到合法簽證的公民唐吉田來日本探望重病的女兒。

日本媒體的報導：「娘に会わせて」署名1200筆超　中国人権派の訪日実現を訴え　東京

六月末，我們電話採訪唐吉田律師，在最後，唐律師說了這樣一段自白：

最後我補充一點點，這些年，在一些人看來，我做了一些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從我自己來說，雖然我沒有信宗教，但是我相信萬事萬物都有內在的邏輯，或者說都是有一些安排，或者是有一些注定的軌跡，運行的邏輯。實際上我做的是一些份內之事，我更多的是求我一個內心的平靜，或者說我自己不留遺憾。我在之前的文字裡，也講過，我遇到的麻煩，我遇到的這些，我不希望那些決策者和他們的執行者，也遇到。將心比心，或者換位思考。現在，他們正在緊鑼密鼓，熱火朝天的，準備他們的百年慶典，他們作為一個百年大黨，無論是口頭還是文字上，經常講這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不去過多的評價，但是我希望，類似我這樣，或者是其他那些遇到這樣的人道困境，遇到這樣親情上的需求和迫切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務的時候，官方相應的這些決策者需要是從最基本的人的角度，相應調整思維或者改變一些固有的觀念。具體的執行者，也不能說，我就是執行命令，至於這個命令對錯好壞，我不管。我們整個這個人世間，都是關聯的，當我們對別人的不幸置若罔聞，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時候，實際上給自己無形中增加不利因素。也只有，從最基本的人倫人道人性等等這些方面去考慮問題，這所謂的和諧，美好，讓人們有更多的獲得感這些，比較大的話語，或者高端話語，才能夠真正落到實地。讓每一個具體的人體會到自己作為一個人能夠被尊重，自己的自由、尊嚴、健康、人權、各個方面，會有一個基本的保障。對未來，有所期待有所預判，而不是說真正沒遇到事情，也不知道方向在哪裡，遇到事情之後，有強烈的無助感。我希望這塊土地上有越來越好的變化。就像他們說的“我危害國家安全”，雖然我不能標榜我是最愛國的，但是我至少，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從來都是希望和我一樣所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能夠過的更好。當然，有些人可能認為他可以呼風喚雨，即便這樣的人，我也是希望健康平安這些都能跟他們緊密相連。

今天是7月9日，今天是中國人權律師日，為什麼是今天，可以去谷歌看看。

僅以這個故事，這段話，作為對709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