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下，我们对劳工、女性权利和养老的几个忧虑

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年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老化程度严重加深的情况下，官方出台这一政策并不意外。

然而面对已然躺平的青年，哪怕是当下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很可能也无法将他们从地上拉起来，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生活连婚都结不起，更何谈生育。所谓“躺平”，就是面对房租、房贷、车贷、水电这些生活压力，面对职场竞争、性别不平等、家庭问题这些无关意识形态的最现实问题，这一届年轻人决定放弃。现在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背负了一个家庭的期望和重托。成家之后早上要照顾3个孩子起居生活、操心上学成绩；晚上要照顾白发苍苍的4个父母，看病、养老问题又让人焦头烂额，是为新时代的“朝三暮四”。官方仅仅一句“提供全方位的生育鼓励措施”，是难以说服民众的。

近10年来，除去2016和2017年因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实现了短暂的出生人口上升外，出生人口数一直呈下降趋势，2020年更是降至了1,200万人。开放生育来提高生育率的算盘，极大可能是打不响的。有鉴于此，多数事务社尝试从劳工问题、性别不平等以及养老等多个方面对三胎政策提出忧虑和关切。

996就是打工人最坚实的保险套

这政策出来后我们不期然的想起白岩松的金句：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上班996，工作找不到，然后很大压力，然后只要想生孩子跟老板说就ok，不会吧？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就是台下和应的观众：不会！

难道大家没听过“996就是最好的保险套”吗？下班回来另一半都已经睡了，周末（如果不用加班的话）都拿来休息了，还要多应付一个小孩？很多城里的人根本不想结婚生子去养猫了，还有更多猫都养不来的都选择躺平了：如果自己的小孩长大后也是要996、也是买不起房，我们忍心制造更多注定被资本收割的韭菜吗？不会吧？

从目前的文件可以看到，三胎政策出台只提到“完善生育休假”、“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除此之外就没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政策配套。但反观其他国家为了鼓励生育，绝大部份都有额外的津贴和带薪休假，比如日本如果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如果员工有学前儿童，政策对其有加班限制，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一年不得加班超过150小时，同时限制其深夜工作。又比如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广在家工作；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参与婴幼儿的照顾和家务的料理；为就业父母提供托幼服务；为生育女性保留工作岗位等，创造家庭友好型工作氛围。

反观中国职场的普遍加班文化、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等等，还想打工人生三胎？不会吧？

持续制造廉价劳动力，激化阶级矛盾

另外，哪个群体最有可能生三胎呢？在2016年，乡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38.48，相比之下，镇上妇女和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35.69和34.14。二胎生育率也是一样，乡村妇女16.37，比镇上妇女（14.88）和城市妇女（12.32）都要多。很有理由相信，愿意生第三胎的肯定也是农村妇女较多。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户籍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依然沿着近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走下去，即继续强化以户籍、地域和经济收入为基础的不平等，加上教育政策开始实行普职分流，不难预见，进入职高的人将会是这些三胎；再加上宏观劳动政策持续倾向资本和企业运营，而劳工权益和福利仍然被忽视甚至出现倒退（比如深圳刚刚延长工资支付期限），没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相关政策配套，这些三胎的孩子最后非常有可能就变成廉价的体力劳动者。这对国家而言是，这些政策组合拳可以确保被剥削劳动力的稳定供应，但这是基于对农民工、农民这些已经承受了改革代价的人群的再次剥夺了，也会再生产不平等，最终更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适婚女性的职场就业歧视加剧

当“三孩生育政策来了”冲上了热搜榜一位时，隔不远的就是“杨天真要求员工两年不怀孕是有病”的热烈讨论。作为老板的杨天真，坦诚自己在职场上因女性的身份也会被投资人问到，一两年内能不能别怀孕别生孩子。杨天真说得对，提出“员工两年内不怀孕”的要求是“有病”，病就病在，老板尝试运用其资本权力，肆无忌惮地用“钱”干预员工的家内劳动安排，不管是家务分工、育儿照料，还是现在的子宫，都想控制什么时候能生，什么时候不能生，全方面地让女性员工成为其附属。

当“三孩”政策出来后，“适婚女性的职场就业歧视加剧”的忧虑紧随其后，这绝不是杞人忧天，不然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就不会立马跳出来说，“政府应该为企业买单，否则会形成企业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生育成本谁买单，是一个皮球，表面上在企业和政府间来回踢，踢到最后默默承担还是女性。市场经济下，不管是未婚已婚、还是未育已育的女性，那一个子宫，那一个潜在的生育功能，那一个所附带的潜在的生育成本，早就在企业的成本计算中形成线性的连接，得出简单的等式：聘请一个女员工=上升的用工成本=不请为妙。

短短30年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就从当初我们引以为傲的73.24%下降到2020年的59.8%。除去不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女性因生育受到的职场惩罚还有低薪，国家卫健委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记者问上，就指出“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母职的惩罚实在地在女性身上操练着，生育率想当然也不会上升。

与此同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的论述也表露出官方有意通过开放生育来解决性别失衡，以及因性别失衡而导致的愈发严重的“光棍男”问题。目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只有主要数据结果被公布，我们只能得知202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11.3，较2010年下降了6.8。但由于缺乏具体年份的一胎、二胎出生人口的性别比，部分媒体将其归功于二胎生育的放开未免显得有点着急，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仍有待考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分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中，第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的性别比愈发畸形，2015年三孩及以上的性别比更上升到148.5（女=100）。可见，大家想要追“男”的心，随着孩次的递增愈发显露无疑。

性别比例失衡的文化土壤根深蒂固

对于性别比例的失衡，解决的关键绝不在于我们开放多少胎，亦不单在于“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支撑着这一文化观念滋长的土壤——市场经济下女性工作与婚育的对立、从学校到职场的性别歧视让女性沦为二等劳工、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下“养儿防老”依旧继续，以及私有制家庭内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等，每一个环节都在竭力巩固和再生女性的附属身份。生出一个女儿，无论是文化面上还是经济账面都比生出一个男孩低，性别失衡怎么可能不继续，怎么可能不波动？

令人惋惜的是，三胎政策中重点提出“要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再结合之前《民法典》中强调“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都透漏着官方试图将这一“光棍男”社会问题的产生归罪于女性所索要的“天价彩礼”。虽然具有买卖性质的高价彩礼从不值得鼓励，但将问题归因于女方及其家庭要求高价彩礼，却忽略性别失衡的本质问题，忽略上述种种统计的对女性的制度性的压迫和剥削，无疑是本末倒置。不仅无助于现实难题的解决，反倒是对女性的再一次伤害。结婚率低不是女性的错，生育率低也不是女性的错，但催婚催育所带了的一切性别化的恶果，如职场性别歧视、丧偶式育儿、家务劳动（含老人照料活动等）无偿化等，却由女性吞下。薅羊毛也不能只逮着这么一只羊薅，所以不要再动不动就叫女性回家结婚生小孩了。

三胎已经无法解决养老问题的燃眉之急

去年以来，关于养老资金骗局的新闻屡见报端，对于老年人而言，一方面眼见年轻一代在房价飞涨、教育市场化、劳动市场零散化等等一系列的压力之下难以喘息，不忍再给子女加重负担，另一方面又无奈社会公共养老服务的匮乏，不得不寻求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于是接二连三掉入养老资金骗局，被榨干最后一点养老钱。

面对人口老龄化，无论是二胎还是三胎政策都不能解决老人养老的燃眉之急，而发展老龄产业、多渠道筹资则往往容易给心怀不轨的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开放生育限制之后，没有社会化的育儿和养老机制，则年轻一代将难以避免地面临难以负担的抚养压力。当务之急，是跳脱家庭化和市场化养育（包括儿童和老人照顾）的思路，引入集体和公共的机制，支持探索和实践集体养育和集体养老。

视民众为子民的家长式治理逻辑能够扭转局面吗？

诚然，当下的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状况值得忧虑，然而，从部分二胎、全面二胎到三胎政策，从离婚冷静期到520部分民政部门暂停离婚登记业务，政府的治理方式像极了催婚催孕的老父母，而在网络空间里以删帖、炸组等方式限制网民就反婚反育问题展开讨论、就三胎政策表达不满，更是秉持了这种家长式的作风，对民众的真实诉求视而不见，在线性的治理逻辑下一意孤行。

很明显，之前的催婚催孕政策并没有达到目的，所谓“没有释放完全的生育意愿”并不会通过简单地放开生育限制而释放出来，被压抑的关于反婚反育的讨论在越来越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和越来越极化的贫富差距之下只会越来越热烈。将民众视为子民的家长式治理逻辑在威权之余，更是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