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一位好友在北京组织查建英见面会，和我们读书会的三十多号人有次面对面交流。

那时候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也没多久，《弄潮儿》还没影。我记得当时我就该书内地版的删节部分问了几个问题。时间太久，也记不大清楚了。就记得会后还有聚餐活动。

查建英：我不喜欢当女主角，也不喜欢当女配角

九月 6, 2015 

来源:南都周刊，作者:主笔_黄佟佟 香港报道

用查建英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只羡慕或钦佩刺猬的狐狸，“这个狐狸不专注，到处乱跑，口味比较杂，好奇心比较重，什么事情都有兴趣。我愿意成为一个观察者，站在灯光之外的地方……”“不是为了安全，是因为这样我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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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走了进来，轻盈得像一阵风。

作为一个小众偶像，查建英在香港书展拥有足够的自由，她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知道她，而她在意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豆瓣粉丝小组里男女的比例各半，他们形容她很热烈、敏锐、聪明、感情深沉真挚、见多识广、正派正直、不端着、大方自然……衿持的女记者们纷纷找她合影，说她是她们的偶像，最后大抵都要问到查老师终极问题——裙子是哪里买的?她就笑嘻嘻地告诉她们是在798的一家小店。

原来您也买小店啊?

当然买啦，她瞪大眼睛做不可思议状。

那一瞬间，真的很少女。

很难想象，面前这位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女子是1958年生人，作为北大78级中文系的校花，她的美丽早已传遍江湖，但与照片上那个忧郁深沉的优雅妇人和《锵锵三人行》里那个言辞犀利的女知识分子相比，私下里的她要温暖活泼很多，一整个采访，她都默默地在算着时间，因为一心记挂着待会儿要去的一个午餐，“去吃好吃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您平时都喜欢干点啥呢?

“我常常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但不包括购物，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她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永远闪动着笑意，当然偶尔，还有那么一点狡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只羡慕或钦佩刺猬的狐狸，“这个狐狸不专注，到处乱跑，口味比较杂，好奇心比较重，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从小就爱读《十万个为什么》，长大了还是对各种事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就串了各种各样的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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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究竟干了多少行当，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她当过红小兵，也当过农民，1978年又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北大的幸运儿;1981年看同学申请自费留学，她跟着申请了一个，谁知道就成功了，连英语也不大会，就糊里糊涂去了美国，成为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她走后几个月才开始有托福。

1980年代她是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留学生里的代表作家，做过八年全职太太，现在又成了著名的电视时事评论人以及非虚构写作的大拿，2006年著作《八十年代访谈录》在知识界中反响强烈，而2014年在香港出版的《弄潮儿》更是洛阳纸贵，每一步似乎完全是不经意，但每一步似乎也都在某种热点上。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肯定不是，但是我是跟着环境走的人，我的人生不是很有设计感，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生活比工作最重要。”查建英说。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生活薄待过的人吧?”我问她。

在平常人的印象里，她和刘索拉、洪晃一样，都是优越的高干子弟，最早的海龟派，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小时候父母都在北京市委工作，住在李莲英的外宅里，“那是个大杂院，里面有二百多户人。”她纠正我，顾左右而言谈起她认识的一个美国大学的校长。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曾担任过两任州长和议员。越战中，他丢了一条腿，后来装了假肢，他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我们家也曾在‘文革’中受批斗，小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黑孩子，然后上的是一个很烂的中学，我哥哥坐了这么多年的牢，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人是疯掉了。校长就跟我说，‘建英，我现在才知道你曾经历过这么悲惨的事，因为我觉得你特别阳光，我完全没想到你曾有过这样的童年和家庭故事’。”

“我是这么答他的，我为什么不觉得我苦?第一，在中国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灾难当中，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是最惨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承受(灾难)，所以它就有所减缓，至少觉得，周围有很多人跟我们家一样。而且，我还有朋友呢，我特别感谢那些工人子弟，因为我是‘文革’爆发以后上了学，我的同学没有看轻我。虽然我是这么答他的，但是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天性。你看这位校长他丢了一条腿。他的生命经过了很大的磨难，人也备受争议。可是他也很阳光，这就是天性，有些人生下来可能就比别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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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平等，这是写在第一行的大大的文字，如此强调，也许正因为人生而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乐观，有些人则不，查建英生来就乐观，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则生性激烈，结果两个人的命运迥异，没有道理可说，如果要用按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能还因为查建英有一个“充满爱的童年”，虽然“大环境我们家里挨斗挨批，但小环境我们家里很有爱”。

“我爸爸很爱我。因为他前后两任婚姻有三个儿子，只有唯一这么一个女儿，虽然他老觉我应该去学科学，应该懂理论，要不‘你都不是20世纪的人’。他当年就这么说。但实际上，他也挺佩服作家的，一直让我走自己的路，他没有传统的中国父亲的大男子主义，至少在跟我的关系上，他很早就和我是朋友关系，又宠爱又是朋友。我不是天之骄女。为什么后来我还能从那种比较仇恨、阴暗的心理走出来，而且比较阳光呢，跟这种小环境有关系。”

也曾经天真过，1987年她迫不及待从地海外回来 ，“其实是很没面子，连博士学位都没拿，那时候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回来吧，中国现在好得不得了，我就回来了。当时的文化人有一种很天真的理想，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能改变多大多大的事。等两年以后，我再回到美国，我真正第一次开始反省这种态度，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激情，觉得我能改变社会，我要启蒙民众，我要教育一批人。有些人，我觉得天生是要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他也适合担任。但我很早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到南卡罗来纳大学这里又特别偏僻，但正因为偏僻，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独立思考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经历过‘文化热’后回到美国，我觉得中国可能缺少另外一种拉开距离，保持冷静，然后去看清前因后果，主角和次角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这可能是我更适合扮演的角色。”

做一个时代观察者，是查建英给自己的定位，“你看我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个年轻记者说由我来做“八十年代访谈录”也蛮意外的，因为80年代当中有一半时间我在国外，但我又好像跟各个圈子都熟，都认识，在不同的圈子里面都插了一脚，可是在每个圈子里面都站在边上。我觉得这个说得挺到位的，我确实是有意地在90年代以后保持一种边缘的观察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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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查建英的身份是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而写作则是她的业余工作，观察大时代中的人，并且用人的经历去折射时代是她这十来年一直在做的功课，这也是2003年她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的写作方向，具体说，就是向美国人介绍在变革大潮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这些人里有知识人张维迎、刘东，复杂的老作家王蒙，还有成功的地产商潘石屹、张欣，电器商人张大中以及资本家孙立哲……

这些登在《纽约客》上写给美国人看的长文却意想不到在中国互联网时代受到热烈的欢迎，《国家的仆人》、《龟的故事》……这是查建英想也想不到的中国市场，2014年《弄潮儿》在香港出版，火速成为香港畅销书，也是2015年香港书展上最受追捧的热门图书。

对于书的名字，查建英并没有多扯唐诗宋词，而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人可以改变涨起的潮水，但是这又取决于你如何弄潮，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定数并影响其他人。我所有的朋友以及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全神贯注直面应对着‘崛起的中国’，这据说是他们人生戏剧中最为重要的一幕。”

“一个个人主义者试图用个人的故事和命运来反映古老中国的变迁”，这是一种关于查建英的评论，对于中国的情况，她有着清醒的看法，“我在公开场合都说过对鲁迅先生的某些微词，我更喜欢胡适，但我觉得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意是‘真的勇士’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这种韧性就是持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锻炼耐性或者耐心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特别复杂，历史文化特别深厚和坚固，你要改变一点事，比如你要换一个桌子的摆法都要出人命的，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改变，做一点事儿，你都需要坚持，因为很多时候，不断地觉得很无力或者很失望，都是因为你把自己能改变的东西，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大了。”

在“无我”这一点上，查建英似乎达到了某种禅宗的豁达，她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说着一些清清淡淡的话，这些话你要回家想半天才能琢磨出厉害来，对于大场面、大问题、大时代，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她喜欢的是小角度、小人物、小范围。别的女作家都特别注意形象，出来见人要化好妆，照片一定要PS，会场上放了自己不好看的照片会愤怒地要求退场，但查建英对于外貌有一种彻底的淡然，别人上电视老在问要补点儿妆吗?她则追着人问，“哎，我待会儿还去吃饭，我卸干净了吗?”

四十分钟专访时间一到，她开始把眼神投向助理，希望她来解救她，我知道她希望早点从这些人盯人的采访里脱身而去，去吃好吃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女主角，也不喜欢当女配角，我告诉你吧，”她看了我一眼，加重了语气，“我就不喜欢当角。”

不喜欢当角，你喜欢当什么呢?

“我愿意成为一个观察者，站在灯光之外的地方……”她笑嘻嘻地看着我，“不是为了安全，是因为这样我能看得更清楚。”

南都周刊×查建英

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和香港，现在和1999年你那时来香港有什么不一样么?

查建英：香港以前给我的感觉特别好，但这次来了以后我感觉变化特别大，对于新生代，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解，很多信息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法发言，但我觉得，的确，这种激烈性和激进性把香港社会整个撕裂了，我看了以后挺惊心动魄的。作为对香港很有感情的人，我很感叹，对香港很担心，不知道它这个转型该怎么走。

南都周刊：《弄潮儿》是2014年的书，最近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听说你在写小说?

查建英：这是我觉得比较纠结的一点。你看我的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现在叫非虚构，当时还没有这个词，近年反而好像在中国有一股非虚构热。我写完这个《弄潮儿》之后，我就想写小说。因为我最早中文出版的是小说，所以我还是有一个小说梦，觉得没实现，而且想写长篇，其实这两年一方面是家里的一些事情，我母亲两年前去世，走之前我是一直看着她的，最后半年多都是我和我弟弟在那儿轮流陪伴，然后去年正好我先生也有比较突然的一个手术，所以各种事情比较焦头烂额，写作也时断时续，印中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一些变化。

当然这都是外因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我20多年没写小说了，所以回头从早年写很文学化的小说，很不容易走到了这种非虚构的，用英文第二语言来写，好像铸造了作为一个作家新模式的感觉，再回头写小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回不去了，或者不可能再去写当年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可能小说和荷尔蒙更近一点，更感性一点，非虚构可能会更重于智慧和理性。

查建英：大家这么看，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就看我们是不是特别固定地去理解这两种文体。之所以这两年比较纠结这个小说写得有点不满意，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再细也没法说了，因为写作都是写完了才算数的，只能说现在这一刻的想法就是，也许我应该尝试一种像小说的非小说，或者像非小说的小说，所以这种东西可能不应该是我以前想象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我最奇怪的是你的《弄潮儿》要请别人翻译，你是个作家，而且是中文作家。

查建英：我没有请别人翻译，是出版社请人翻译的，我订正了一下，我是绝对不会自己翻译自己的东西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

查建英：因为很简单，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已经费了很多心思打磨。看一个别人翻译出来的我的东西，就像我做的一道菜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它还是那个菜，但被另外一个机器加工了一遍，就少了一些原来的锅气。

南都周刊：那你为啥不把锅气加回去?

查建英：不可能。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我以前从最开始写英文，就有人想让我自己翻译成中文。它用另外一个语言，需要再生。除非我重新再写一本书，那不如我再写一本新书了。

南都周刊：作为读者，您写的书其实蛮少的，才五本。

查建英：对，没错。我昨天还说我来书展都觉得心虚，我是一个低产作家。

南都周刊：是慢工出细活呢还是比较懒?

查建英：我觉得两个都有。我要自己夸我自己一点儿，就是慢工出细活。我要是说得更老实一点，就是也不够勤奋，比较懒散，而且我有工作。

我一直在印中研究所，做项目的策划、组织和管理。

南都周刊：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查建英：我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但不是购物，我不太喜欢购物。我喜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南都周刊：我发现大家都特喜欢跟你聊天，陈丹青阿城都跟你聊得很愉快，你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还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查建英：我希望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有一直在写么?

查建英：断断续续吧，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有八年，几乎就是在家带孩子，有时候给美国之音写美国生活手记，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当然也很享受，有时候也会很焦虑，觉得我就这样了!当时我生活在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城市，休士顿。一旦我回来接上地气以后，我又觉得工作重新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

南都周刊：在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其实非常少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女知识分子，您和龙应台都是佼佼者，但我们看到龙应台是冲到前面去的，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号召力，气场强大，我反倒觉得您是很退后的。

查建英：对，没错。

南都周刊：您说您想做观察者，这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因为您的性格比较散淡，不喜欢做女主角。

查建英：我不喜欢做女主角，也不喜欢做女配角，我就不喜欢做角。所以昨天香港书展派了一个实习生陪我，她跟我聊说“查老师，我觉得你好像跟别人正好相反，比如我们昨天的讲座，你就不愿意一个人讲，一定要拉一个朋友来变成聊天”，我说因为我这样比较舒服，也不用准备，这也是我懒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喜欢即兴，为什么我老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它完全是即兴的，朋友之间的聊天，一些话题都不告诉你，甚至当场会变的，这样你撒谎都来不及，你肯定是真情流露，而且你不是在演戏，是你自己的性格。我不喜欢那种舞台感。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我怕那些灯。

南都周刊：我觉得您有一种对人世的善意，个性里有很明亮的东西，这种气息非常少在女作家里面。

查建英：女作家你比我更了解，是不是因为她们老是写跟男女关系有关，纠结在情绪里?

南都周刊：那你也写啊。

查建英：但我觉得我写从个人经验出发的男女故事，尤其是转到非虚构以后，其实就没写过，转成那种非虚构的理性写作其实是很反我的天性的，我的天性是比较容易冲动的，比较感性，很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湖北人那种，特别暴躁，急脾气，然后爱憎分明，在街上看见别人不排队、插队，她恨不得就要打架的那种。我有她这一面，然后我要很费劲地调和这个。

我爸爸是搞哲学的，比较理性。现在转到了当记者，一干这么多年，我希望再写小说，也是一种不是小说的小说，也是希望不要再写完全是当年文学青年时候的那种，要不就是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要不就是极为主观的内心体验，比如全部是从个人的情绪出发，我不太喜欢这个。也许是这一点，所以我可能不是更像个作家。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满意吗?

查建英：家庭生活，我这是第二次婚姻，第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失败。

南都周刊：第一次是不是杰夫(《丛林下的冰河》的男主角)那种?

查建英：你还真看过我的小说。其实那个杰夫完全是另外一个。如果说有任何原型的话，也是以前那个男朋友的原型。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白人，我觉得跟我自己1987年回来也有关系，就是回来一年之后我跟他就分居了，然后就离婚了。然后第二次婚姻，我觉得是比较对的，所以它能维持到现在，也生了孩子，已经20多年了。当然，婚姻长久了以后我觉得变成亲人了，就是亲人的关系。

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

南都周刊：其实说起来，你生活挺顺的，这跟你长得漂亮关系大么?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查建英：你这个是女人的角度，哈哈，也是奇怪的。我很早就在中国承认我是有女权观念的，可是我的确从小到大在生活当中都很受男人的保护或者受惠于很多男性的，在个人生活当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去仇恨男人。我只是从一个平等理念上甚至就是一种直觉。

南都周刊：很多中国女性都怕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好多学者都说现在的女性意识好像在倒退，还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查建英：确实是啊!

南都周刊：社会上女性的状态非常撕裂。有一部分是非常前进的，要独立，要平权。因为女性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中国的高校的男女比例已经破五了，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但你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婚恋当中受的压迫更严重了，越优秀的女人越嫁不出去，成为剩女。

查建英：没错。我和王蒙在《锵锵三人行》那个节目里面专门谈剩女这个现象，剩女是这种语言上对女性的歧视，像三、剩女、婊、绿茶婊等等一大堆。我觉得是中国传统里面渣子的那种文化，就是男性文化、父权文化的重音、返潮。

南都周刊：现在的父权文化越来越厉害。

查建英：现在有些女性某些方面走得特别远，意识上的开放和在职场上的这种能力越来越高，而婚恋上却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完全是撕裂的，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敢出来承认自己，不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而且现在的男人比“五四”时候差太多了。那时一流的人都说自己是女权主义，只不过不这么叫。

南都周刊：你觉得女性应该怎么走?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说，她大致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查建英：最主要的得自己救自己。有一些女权的运动，比如一些年轻女孩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新的女权运动的一个苗头，它会壮大的。因为显然老式的那种妇联式的帮助不了现代女性了。

其实就跟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一样，你需要一个广泛的，或者有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超越性别、超越族群的同道者一起来推动这件事儿。这批人肯定是整个全社会走在前列的，所以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们是会受到强大的主流的贬低、排斥，甚至要付出很高的个人代价，这是没办法的，但这绝对是一个方向，早晚要走的。

南都周刊：所以女权肯定不是仇男，女人和男人要一起来推动女权，这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

查建英：对，没错。这是上帝预设的，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

査建英：广场之后

过去二十多年的后天安门时代，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但繁华之下，却是一个价值观严重畸形、全民向钱看、急功近利、焦躁不安的社会。尤其2012年以来，当局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日益严密，对公民社会、异见人士、维权行动的打压日益严厉，这些都成了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统治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正在成为中国公共生活里被广泛接受的潜规则和生存之道。

我们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老生常谈，它们的广泛流传，往往是借助一些广为人知的符号，比如长城、一层套一层的「中国盒子」、毛泽东、笑呵呵的熊猫，如此等等。年代最近的中国符号，则是天安门广场。一九八九年以来，天安门好比一团充塞天空的血色乌云，笼罩了我们对于中国的想象。我们虽然不断读到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点滴报导，最近还对欣欣向荣的亚洲市场产生了兴趣，天安门却挥之不去。坦克、鲜血，还有那尊化为斋粉的小号自由女神塑像，依然在我们的脑海里萦回。在西方公众的心目当中，中国的形象蒙上了无法洗刷的污垢，因为那个千里之外的巨人故态复萌，再一次堕入了倒行逆施的高压模式，再多的金钱，再多的廉价劳动力，都不能赎清这等恶行。

围绕天安门的老生常谈之所以流传不衰，部分是因为媒体音像和报刊文章的着意渲染。跟所有的同类一样，这一个老生常谈也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真相。然而，问题在于它围绕一套简单的政治事件和图景来建构中国的形象，由此衍生了一种黑白分明的二元论述，无法反映持续变化的复杂现实。这一来，西方公众心目中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时代那个迷信盲从的疯狂国度，不再是邓小平执政早期那个熊猫一般的可爱国度，摇身变成了一个由极权政府和失控自由市场组合而成的怪胎。这固然是一幅新奇的拼图，但却产生于一种陈旧的眼光。

若是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作一番更为细致的审视，我们会看到一幅更为复杂、更为模糊的图景。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迁，人们有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或者说「中国道路」，以便与苏联模式相区别。这一进程充满了矛盾与疑惑，以及往往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我们必须放下成见，拿出耐心，才能真正理解这一进程，不受老生常谈的摆布。要完成近距离的谨密考察，我们或许不得不捐弃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不得不克服迅速拿出结论的急躁心理。

大多数人想必都会同意，这样的考察方法确有裨益。本书便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意在以见微知著的方式，从多个侧面描绘今天的中国。宽泛地说，本书讲的是中国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变化，弥漫在北京上空的情绪，以及一些个体的心态，社会剧变的阵痛与这些个体的人生如影随形。具体地说，本书讲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些从业人员，讲他们的信念、友情和生存能力如何应对文化政治诡满变局与重商主义新需求的考验，或是如何发生顺应时势的变化。从个人层面来说，本书讲的是我的一些中国友人，讲我们共同或各自经历的转变，从过去转向现在，从革命时代的浪漫情怀与荒唐闹剧，转向全球化时代的务实精神和种种挑战。本书所有章节都以天安门之后的中国为背景，「没了城墙的城市」除外，这一章讲的是北京的城市变迁，所以我拉长了镜头，以便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长奋斗提供更多的历史参照。本书以当今中国的文化变迁为中心议题，开篇章节「渴望」讲的是天安门事件刚刚结束之时，一部极具争议的电视肥皂剧的制作过程，结尾章节「岛民」则讲述了一家香港公司的故事，该公司于不久之前进军中国大陆，尝试开办中外合资的文化企业。居间章节涉及城市规划、电影制作、新闻产业、艺术、饮食、色情产品及性政治等等话题，全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中国文化生产及消费的变动环境。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记述，目的是呈现这个半共产第三世界国家的变化，突显中国文化圈矛盾丛生的常前氛圆，刻画中国的文化生产活动走向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对未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鉴于本书选择的事件和人物形象反映了我的个人旨趣和主观认识，或许我应当做个自我介绍。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成长时期适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月，并且幸运地踏身于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行列：我只在农村接受了一年的「再教育」，随后便直接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一九八一年，二十一岁的我来到美国，在南卡罗莱纳和纽约的研究生院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一九八七年，我描看论文奖学金返回中国，希望重新融入我的父母之邦。此后两年，我开始写作中文小说，事业上小有收获，与当时中国生机勃勃的文化潮流和知识分子也有了越来越深的接触。学生们走上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正在和一群锋头正健的中国作家合作编辑北京的一本精英杂志，同时还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做一份临时的工作。

天安门事件使得这一切夏然而止。目睹了六月四日的大屠杀之后，我回到了美国。从那以后，我的工作─直是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奔波。我从一九九○年开始担任芝加哥一个独立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协调员，由此得以时常造访中国，在北京我母亲家里住上几周乃至几月的时间，以便开展研究和访谈。过去两年，我一直在为香港的一家著名月刊撰写关于北京的评论专栏。我和一个华裔美国人结了婚，把家安在芝加哥，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写作。

生活经历既是如此，我在中美各自的文化场域中，便既不完全在里边，也不完全在外边。我的认同感是双重的，对于太平洋两岸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理念，我同样心怀敬重与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我究竟如何定位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立场，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只脚搁在中国，一只脚搁在美国，脑袋则搁在中美之间的某个地方，兴许是香港。

然而，自自诩为一位英勇的世界公民，畅游在文化和地理上的深广鸿沟，这一种飘飘然的自我形象，根本不能反映身处其中的真实感受。筹备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渐渐认识到，至少是对我而言，在大洲之间飞来飞去的生活看似风光，不用彻底依附单一民族与文化的生活看似自由，与之俱来的却是巨大的代价。因为这种生活，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掂量、拷问、澄清我多重的人格和声音，我爱憎交织的情感，还有我双重的视角，不得不面临种种十分痛苦甚或撕心裂肺的困惑，这些苦楚，我到现在也不敢细细思量。许多中国人曾经和我交谈，或者接受过我的采访，最终被我写进了这本书，在他们的眼里，我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同行、一个喝小酒侃大山的伙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西化的中国人、一个寄居海外的中国人、一个半吊子中国人，也可能是前述种种的混合体。有时候，他们把我当成无须顾虑后果、可以畅所欲言的倾诉对象，因为我不再是中国居民，也有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我当成「自己人」，因为我们共同的背景和经历毕竟有着不小的份量。显而易见，这样的局面可以带来便利，同时也暗藏陷阱。这种特殊的信任、同志情谊和人际关系包含看许多风险，常常迫使我竭力应对至少两个问题：一方面，我必须格外小心，以免影响那些中国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必须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对他们的生活做一番相对公允、相对全面的刻画。

本书的大多数中心人物，都可以说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比较滥，有大学文凭的人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我说的知识分子则是指一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作家、建筑师、制片人、艺术家、评论家和出版人。我之所以把他们作为主要的刻画对象，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知识分子历来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作为最优秀、最聪颖的一批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可以以一种格外引人入胜的方式揭示中国的现状。总体上看，我这个说法可以成立，话又说回来，其他人群的呼声，以及其他类型的人生波折，无疑也有权获得同等的关注，也可以引发我同等的兴趣，本书的人物选择只是因为我对这个特殊群体的个人偏好，很多时候还因为我熟悉他们，可以与他们进行轻松自如的交流。本书写到的一些访谈对象与我相识多年，还有些则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同事。在中国，人脉、背景、关系和交情往往是做成任何事情的关键因素，再者说，中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官方的监视之下，因此我们可想而知，这样的相互信任和轻松氛围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我得以与他们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畅谈中国人觉得「敏感」的各种话题。不过我必须声明，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当下的中国描画一幅全景，要画出那样的全景，重点就应该是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我的目光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知识阶层和文化产业，为的是捕捉中国正在兴起的普世主义精神，它正在推动中国融入一种全球性的文化。

每次到了中国，我都会产生爱恨参半的感觉，久而久之，我便对这样的感觉习以为常。有时候，北京好比一种皮肤病，使得我奇痒难当，彷佛受制于某种千回百转、莫名其妙的激情，心绪变得极其苦涩，极其脆弱，动辄大起大落。每当我在北京停留的时日超过了几个星期，这城市就会让我忍无可忍，因为那样的奇疗愈演愈烈，最终使我血流不止。我会坐上情绪的过山车，对人对事反应过激，这一来，为了找回顺畅的呼吸，找回我的平衡和理性，我只能落荒而逃。到了美国，我可以获得更为清晰、更为冷静的视角，可以理智地评判我从中国带回的一切，可以休养生息，长出一层新的皮肤。

然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再次感受到中国的魔力。先前的奇痒卷土重来，我开始渴望返回中国，开始向往所有那些杂乱无章的顽强斗志，所有那些赤裸粗糙却令人精神振奋的生活追求。我为香港和海外的华人读者撰写专栏，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安宁有序，家里却时常有流亡美国或访问美国的中国友人进进出出，因此我开始怀念沉浸在乡音之中的美妙感觉，怀念和北京的朋友一起流连新老小店的光景。我想知道北京新近流行什么样的俚语，什么样的黑色幽默，想知道我那些朋友的别后境况。过不了多久，我就得跳上飞机，投入又一个往返循环。扪心自问，我知道，我已经对这样的生活上了瘾。

也许这就是一部分的原因，可以解释本书的主角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身陷重围的人物，他们在时代、生活和派别的夹缝中寻找平衡，忍受撕裂的痛苦，他们的抗争与抉择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与他们的晤谈，为我的旅程提供了许多闪光的亮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他们与我情同手足，因为我向来喜欢敢于越界的人，他们敢于迎接并适应多种多样的人生处境，哪怕这往往使人质疑他们的忠诚、动机和根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我所享有的特权，也就是抽身离去。他们只能在原地拼博到底，承受全部的风险与后果。他们必须应对险恶复杂的处境，使得我自愧不如，他们的经历饱含斗志与酸辛，又使我为之动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走在自己时代前头的世界公民。

过去几年中，我在中国的许多熟人都蜕去了身上的旧皮，翻开了人生的新页。

松子的故事，不过是千百个类似事例之一。八九年抗议运动爆发之时，这位天资聪颖的青年科学家供职于北京一家军队的武器研发机构，并且跟中国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一样，深深地卷入了那场运动。当时他万分激动，满怀希望，每天都要给我打几次电话，向我通报广场上的最新消息，以及关于军方和政治局动向的最新传言，都是他从他那个消息灵通的圈子里打听来的。第一个通知我官方要戒严的人就是他，在我听到第一声枪响之前，也是他从北京西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屠杀已经开始，听声音就跟掉了魂儿似的。他是个忠诚的朋友。屠杀之后那个生死攸关的日子，北京的交通彻底中断，他主动提出帮助我离开。街上有狙击手的枪弹，还有杀红了眼的武装士兵，可他还是冒雨陪我骑车上街，直到一部黑出租最终答应送我去机场为止。

将近两年之后，我再一次见到了松子，那时他已经变了一些。他养成了一种新的嗜好，前面两年一直在打麻将。他告诉我，「中国的麻将人口十分庞大，这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他长年泡看病假，成天无所事事，拿自个儿来开尖刻的玩笑（「我们研制的那些装甲运兵车可真管用！」），痛骂那些把注意力转向挣钱的人，说不想离开中国的人都是有病，他自己则是病得太重，所以才走不了。他变成了一个败兴专家，瞬间就可以把一桌宴席弄得难以下咽。天安门事件把他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毁得一塌糊涂，简直叫人目不忍睹。

然而，更叫我惊愕的还是他接下来的转变。我一九九二年造访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松子来到我母亲的公寓，身穿三件套的西服，脚蹬亮锃锃的皮鞋，腰间别着寻呼机，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现在我是生意人啦！」他如是宣布。接下来，他轻描淡写地讲了几个叫人震惊的故事，讲他和同事如何利用军队研究机构的特权倒卖石油，从中赚取差价，讲他和一个合伙人如何通过虚假广告大发横财（「中国的消费者可真好骗！」），还讲到了风行全国的走私与诈骗。他帮看妻子买通铁路官员，他妻子由此可以把大批货物（白酒、丝绸和羽绒服）带上著名的西伯利亚列车，运到莫斯科去卖，利润非常可观。他说，西伯利亚列车上载满了走私贩和贸易商，中国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应有尽有，大家都跑出来挣钱，希望凭着运气和胆识发家致富。他兴高采烈地宣称，「这就叫参与国际贸易！党用不着我们去腐蚀，它早就从心子里烂掉了。我们所里那些党的干部，还不是忙着为自个儿挣钱。我要是执迷不悟的话，那可就真成了傻子。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流氓，终究会有遭报应的一天。不过，那一天还没来的时候，我最好得过且过，给我自个儿揽点儿银子。我并不喜欢赚钱，我心目中的好日子，无非是下雨天躺在床上，手里拿本好书。可是，我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有个北大同学，八十年代的角色是著名的先锋文学评论家，后来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一九八九年，她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一九九一年，她成了个体户。她虽然保留了文学研究机构的公职，一礼拜却只需要去一次办公室，其他时间都待在市中心的一座百货大楼，因为她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女装店，出售五颜六色的夹克、皮大衣和针织衫。她和合伙人在货架上方挂出一张巨大的「皮尔·卡丹」招贴，把小店命名为「夏娃之梦」。她之所以经营个体生意，直接的原因是通货膨胀、生计艰难和苦闷无聊，以及国家机关的压抑气氛，她的上司是个死硬的党棍，命令她收集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黑材料」。不过她跟松子一样，对自己的新生活也有一套理论。她告诉我，「在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太过脱离社会，根本不了解那些最起码、最日常的中国现实。我们不知道普通人想要什么，也不知道社会底层是怎么运作的。」我看见她仍然把福柯（Foucault）和拉康（Lacan）的著作摆在状头，便向她指出了这一点，可她只是耸了耸肩，「睡觉之前，我有时也会读读这些书。白天卖衣服，晚上读理论，我并不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冲突。实际上，两者都关乎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冲动。」从那以后，她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曾经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还曾去南美寻找投资机会。我发现，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种种变化：她的衣看更加时髻，妆化得更加精致，成天坐看出租在城里跑来跑去，不再坐公交车。她的新生活节奏很快，所以我无从揣度，她还有没有读福柯和拉康的时间。

我有个老朋友，原本是在北京编杂志，写一点儿艺术评论。他那本杂志是改革派的阵地，天安门之后遭到封杀，于是他坐上飞机，去了南方的深圳。到了那个没有多少规则的「经济特区」，他投身股票生意，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又赔掉了其中的一半，由此变成了炒股专家，开始为一份商业通讯撰写专栏。如今他正在参与制作各种电视综艺节目，同时也在寻找机会，打算自己出资，办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

近些年，我认识的许多小说家都挤进了写电视剧本的行当，开始炮制肥皂剧和情景喜剧。有些人把手稿拿到文学拍卖会去拍卖，后者是一种新设的平台，功能是向富裕的企业家宣传并兜售「严肃文学」。一家报纸如是鼓噪，「我们的文人应该抛弃俯就商业的传统观念。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人。」

我有个做调查记者的朋友，天安门事件之后遭到了官方没完没了的纠缠，要他交代自己在事件当中的表现。于是他忍无可忍，干脆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办起了自己的商业咨询公司。我去过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北京一座新建的豪华高楼里，装潢精美，计算机齐备。他告诉我，他半数的员工都是天安门之后遭到清洗的学校教师。这些人如今置身于电讯噪音此起彼伏的环境，看着都像是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私营公司专业人员。我这个朋友说，他心里有很多扩张计划，最终的梦想则是创办一家私立大学：「在中国，独立于官方的优质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他相信，他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办成这件事情。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曾经是北京一间精英中学的红卫兵，十七岁时响应毛泽东「改天换地」的号召去了内蒙古，结果是在那里的一个农业贫困县待了二十一年，一九八九年春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他径直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并且预言，「这一次胜利的会是人民。」现在呢，他的精力都用来申请银行贷款，兴办工厂，拓展业务。他在内蒙古结识的一些农民朋友追着他来了首都，成了他新办工厂里的可靠工头。他依然关心政治，依然坚信中国会迎来自由与民主，依然认为必须有人为这样的理想献出生命，可他已经认识到，他必须打下资本与财富的基础，将来才有机会在社会上发出声音。在他生意应酬和商务旅行的间隙，我俩有时会一起喝上一杯。我听着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关于人权和多党制的长篇大论，想看他又有一家工厂赔了钱，身上的债务越堆越高，禁不住觉得他的生活充满了讽刺。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似乎总是一只脚走在时代的前头，一只脚落在时代的背后。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类的故事似曾相识。冷战结束之后，前共产国家纷着手把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社会上随之出现了许多性质与此相同的冲突。以及一种与此相似的氛围。原有的文化圈子分崩离析，生活方式也面目全非，挥之不去的是对于未来的茫然之感。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梦想破灭、纯真不再的感觉，人们默默地哀悼那些失败的乌托邦理想，但这样的哀婉情绪其寿不永，很快就在新现实的痛击之下遭到压制。除了那些种族战争肆虐的地区之外，东欧和前苏联的大部分地方都跟中国一样，普遍见证了社会的商业化趋势，以及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崛起。与全球化一同到来的私有化浪潮，对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中国的后冷战社会变迁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这不光是因为深刻的文化差异，还因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重要因素：一九八九年的革命以失败告终，共产党继续留在台上，掌控着变革的进程。

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关键事实，否则就难以理解当前中国的局势，难以理解它独特的复杂性和讽刺。这个事实衍生了一种半生不熟、缩手缩脚、色厉内荏、玩世不恭、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往往显得滑稽可笑的氛围。中国的改革便在这样的氛围中曲折前行。东欧和俄罗斯欢天喜地地目睹了旧政权的戏剧性圳丹塌，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景象，却是旧有结构缓慢、柔和、烂泥一般的消融过程。依照我的突发奇想，我们不妨称之为「巨无霸效应」：在当下的中国，不管是文化、政治、社会观念还是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生活层面都具有这种驳杂不纯、稀里胡涂的大杂烩特征，其间没有浪漫，也没有适于拍摄的如画风景。它太过模糊，太过油滑，往往粗俗到无耻的地步。天安门事件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全国广播公司（NBC）并没有急急忙忙地奔回中国，岂不是情有可原？有些人觉得，拍摄天安门之后的中国，无异于拍摄一场屠场废墟上的诡异欢宴。

一方面，天安门之后的中国没有给我们提供温暖人心、涤荡灵魂的净化体验，那是取得了成功的自由民主抗争才能提供的东西，另一方面——这让某些预言家感到难堪——它也没有呈现那种高压与萧条久久持续的漆黑图景，尽管那是残酷镇压之后的常有情形。头顶着政治上名誉扫地的阴云，中国即刻踏上了谋求经济繁荣的喧闹征程，再次敲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套鼓点。在东欧和俄罗斯，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新时代曙光乍现的澎湃心情，无论天气冷暖，眼前总归是一个「全新的早晨」，历史总归翻开了全新的一页。而在中国，到了要跟过去划清界限的时候，人们可没有这样的运气。

中国一直在变，遵照的是它自身的古怪逻辑。政府一方面一再无视国际社会谴责它侵犯人权的声音，千篇一律地强调国情独特，拒绝「屈服于外部压力」，一方面又确确实实「屈服于」内部压力，做出了一些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性质难以界定的事情。不用说，党并未允许民主在中国立足，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如今都会同意，中国人向来对西式民主不怎么感冒，更何况，再怎么说，没有哪个中国人——包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真正懂得民主的涵义。党固然不打算给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但却已经给了他们更多的经济自由，所有人又都知道，经济自由不可能止步于经济层面。谈到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的一位华人律师朋友说：「如果有上百万人走上了街头，动因就不可能只是某个抽象理念，必然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有关。不是吗，这事情跟民主不相干，真正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物价飞涨，人们愤怒是因为他们得不到挣更多钱的公平机会，跟那些高干子女没法比。」北京的一个资深记者帮我做了个这样的总结：「天安门事件已经把党逼得走投无路，要么改善民生，要么就得下台。」对于政府的强硬说辞，他表示不屑一顾：「党当然要说这种很话。它就像只鸭子，煮熟了照样嘴硬。你永远也别指望它公开承认任何错误——掉面子掉到那个份儿上，它还怎么统治呢？其实呢，老邓心里明白，经济才是关键。他已经开放了经济，这一来，中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比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的还要大。」

很多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就连一些最狂热的八九反抗者，似乎也吸取了一点儿教训。有个媒体记者积极地参与了天安门的抗议运动，到了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他却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向我坦承：「这就跟你爹狠狠抽了你一记耳光一样。你一时很难接受，只能一点儿一点儿地明白过来，他终归是你参。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来，一点儿一点儿地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呗。」

狂热消退之后，八九运动中另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渐渐浮出了水面。举例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学生中那个极度激进的派别如何以容不得任何妥协的言事辞谈论鲜血与牺牲，一步步取得了天安门广场的主导权，他们那种一目了然的极端倾向又如何使党内的元老惊慌失措。主宰最终对决的不是理性与克制，而是狂热与蛮力。讽刺的是，在屠杀之后的审判当中，获刑最重的恰恰是那些更为克制、更为成熟的异见领袖。这还不算，经历了一场如此高调的运动，整整一代人的民主奋斗却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脆弱却生机勃发的中国版公民社会（推动民主的半独立出版物和团体）一直在官方架构的内部或是边缘悄悄发展，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根据地，天安门事件之后，这些根据地大多遭到了封杀或清洗。面对诸如此类的事实，许多中国人渐渐把天安门事件看成了十年民主运动的一个孽子，一个害得母亲死于难产的死胎。这之后，人们听说了流亡者在海外的所作所为，由是收到了又一条使人清醒的讯息。流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领袖内讧不断、贪污公款，致使留在国内的中国人越来越反感这些昔日的同志：倘若异见分子在一九八九年取得胜利，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今天的情况肯定会糟糕得多。说不定，归根结底，反抗者自己也是共产主义的产物，学生们自己也是毛泽东的儿女，他们为新的理念抗争，方法却只能是老一套，离不了群众集会、高呼口号、派系斗争和腐败风气。区区一个浪漫季节，扫除不了几十年的积习，它多半会谬种流传，在几代人的血脉中继续存在。

在我看来，中国人之所以普遍觉得直接的政治行动徒劳无益，既是因为政府的严厉管制，也是因为对过往事件的此类清醒重估。更何况，随着「市场化春风」吸遍全国，其他的紧迫事务纷纷开始向人们招手，人们也就各有各忙，干别的事情去了。

至少是就现状而言，那个老皇帝似乎跟他治下的老百姓达成了一种默契：我统治，你发财，别的都不用管。

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民众确实在按照这条规矩办事。迄今为止，邓小平应该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党依然统治看国家，国家正在走向繁荣，繁荣则正在抹去民众对以往悲剧的记忆。看样子，除了流亡者和少数孤立个体之外，没有人操心记忆消逝的问题。

这一天，我和母亲去八宝山为父亲扫墓。八宝山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墓园，因为这里埋葬看许多共产党高干。人们为八宝山的墓地你争我抢，依我看，大概是渴望享有跟伟人做阴世邻居的殊荣。我父亲是个无神论者，生前说他对这种事情看得再淡不过，可他最终还是葬在了这里，就因为他不高不低的级别。

去八宝山非常折腾，那里交通不便——先得坐很长时间的巴士和地铁去北京郊区，然后还得在土路上走很长的一段距离——而且总是拥挤不堪。今天是四月五号，中国人祭扫祖墓的年度节日，所以人格外地多。我和母亲在地铁上挤了一路，到了墓园之后，发现那里简直跟游乐场一样热闹。人们推推搡搡，脚底踉踉跄跄，因为墓园里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石头。高音喇叭正在大声播报墓园的规矩：不要推操，不要大声说话，没事不要围观闲逛。随便你走到哪里，眼前都有这样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规矩，震得你脑袋嗡嗡作响，叫你无处可逃。我赶紧警了一眼父亲的遗像：他也是挤在满墙墓砖当中，那里的空间如此狭小，连我带给他的一枝白色百合都没地方放。

我俩勿勿离去。母亲气冲冲地说，「不长进的警察国家！死人都不得安宁。」我心里一片茫然。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沉浸在一段突然涌上心头的回忆里，想起了我眼泪汪汪跟父亲吵架的情景。那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刚满二十岁，中国经历了第一个「北京之春」，也就是政治解冻，中国版的「布拉格之春」。在此期间，魏京生被官方判处十五年徒刑，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异见人士，从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当中脱颖而出。政府指控魏京生向外国人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但大家都知道，什么才是他真正的「罪行」：他把邓小平称为独裁者，还要求言论自由。可我父亲相信政府的指控。我俩以前从来没吵得那么厉害，两个人都用出了刀子一样伤人的言语。我记得，后来我独自坐在一把破竹椅上，忍不住哭了起来。那是我与父亲隔阂的开端。父亲本来是我的偶像，对我疼爱有加，只可惜代沟一年一年地越变越深，伤口始终无法愈合。

我最后一次跟父亲吵架，正是在天安门抗议运动期间。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天天出门，各自去「了解形势」。吃晚饭的时候，一家人难免会谈到这件事情。我母亲和弟弟支持学生的行动，父亲则认为，政府和学生都昏了头。那时我正头脑发热，根本听不得他这种说法。我们的争论迅速变得火星四溅，最后还是弟弟平静地指出，父亲的推断和我的混乱宣言都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漏洞，这才让大家冷静下来。看到父亲依然高高兴兴地做他漫长的早课，天天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跳舞，不像我这样痴迷于「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心里也觉得失望至极。那时我忿忿不平地想，一个老共产党员，自己也曾经领导学生反抗当时的反动政府，现在却是这种态度，讽刺啊！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学者拿来了一封声援学生的公开信，请我父亲在上面签名。信上已经有了许多著名学者的签名，我父亲却不肯签。看着那个年轻学者失望地离去，我忍不住说了一句，「爸爸。你没看见信上有胡绳的签名吗？」我父亲当时是社科院研究员，胡绳则是社科院院长。听了我的话，父亲看着我，简单地回了一句，「看见了，可我不赞成信里的说法。」之后的一天深夜，我和父亲在客厅里相对而坐。记不得是什么由头，父亲不无尴尬地说，这些日子，我和他的分歧实在是太大了。当时我对他的感情已经降到了冰点，于是便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是啊，无所谓吧。」他把一张报纸扔到了我的脸上；我看见他的脸色一片煞白。几天之后，我离开了中国。那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去世之前，我父亲访问了苏联，还有四个东欧国家：柏林墙倒下的时候，他在柏林；瓦茨拉夫·哈维尔就任总统的时候，他在布拉格。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时候，他意识到，共产主义搞得确实不怎么样。访问回国之后，他对我母亲说：「要我说，我跟咱们女儿的分歧不外乎这么一点：她认为文化能救中国，我认为经济才行。」他的语气，包含着和解的意思。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全是他这次访问的有趣观感。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回了信，称赞他的观感很有见地。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读到我少有的认同话语，父亲真是高兴极了。这次通信之后不过几个星期，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与天安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无相似。大多数时间里，我和他都能够求同存呈，保持亲睦的感情。即使我跟他意见相左，只要能采取有礼有节的表达方式，他通常都会认真听取，至少不会觉得受了冒犯。有些时候，他甚至会部分地赞同我的观点。可要是起了冲突，情形便大不相同：受了自尊心和激动情绪的裹挟，我俩都会变得眼光狭隘，都会一口咬定自己オ是正确的一方，还曾又跳又叫，像两只比特犬一样相互撕咬，势不两立。到最后，我总是落得精神崩溃，因为父亲一旦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无理冒犯，便再也不会有丝毫容让。另一方面，从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来看，我父亲和中国政权毫无共同之处。终其一生，我父亲一直集理想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于一身；令他无比自豪的不光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有他的分析能力。他理性判断的最后一次严重失误，正是出现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他心里坚信，嘴上也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绝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因为这完全背离党的理想。六月四日，他惊得哑口无言。

记忆。中国人的国民记忆，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吗？一九九一年的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天安门广场。当我把目光投向那片空阔的地面，投向广场南端那些冷森森的纪念建筑，投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投向毛泽东的陵墓，前面的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

以面积衡量，天安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它线条量笔直，没有弧度，没有树木，视野中也没有哪怕一张坐椅、一片荫凉。它毫无幽默感，并且毫不遮掩，从它那里看不见一丝人性的慰籍、温暖或是欢悦，尽管这些因素似乎是城市中心广场的「天然属性」。归根结底，这个广场本来就没打算提供这类无聊的乐趣，因为它仅仅是游行集会的人流汇聚中心，是民众朝拜政权的场所。政权则通常化身为一个唯我独尊的伟大领袖，也就是现代版的中国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这里呈现给全世界的景象颇有点儿不合逻辑：广场遭到占领，遭到篡夺，转而服务于一个与它原有使命截然相反的目的。那时的广场变成了民主抗争与个性狂欢的阵地，要是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则变成了颠覆活动的大本营。既是如此，政府必须夺回广场，必须证明自己是个强大的政权，有能力收复失地。那段「反常」岁月如今只剩下一丝痕迹，那便是广场周边那些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警卫。秩序已然恢复，巴士、自行车和路人从广场旁边勿勿掠过，不曾放慢脚步。没有人在广场上流连，甚至没有人往广场的方向瞥上一眼。他们又何必流连？秩序刚刚恢复的那一刻，广场上便已空无一人。

难道说，记忆也是这样吗？难道说，八九年那段欢欣鼓舞的日子，人们真的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抗争的时候，整座城市都受了理想主义精神的感染，欣然漂浮在一片善意与慷慨的海洋。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人们不再推推搡搡，大喊大叫；街头偶遇的陌生人会用灿烂的微笑相互致意，比划 V 字手势，或是客客气气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出租司机免费接送学生，小店老板也纷纷向绝食抗议者捐款。我记得，当时有传言说，就连小偷都受了高尚情怀和团结精神的触动，停止了盗窃行为。再往后，政府调遣士兵来加强戒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普通北京市民挺身而出，在枪口下劝阻那些士兵，不让他们执行命令。我曾经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躺倒在大街上，栏住了政府的装甲运兵车。

八九之后，我第一次回国是在一九九一年初。那时候，北京人在公开场合都显得无精打采，满怀戒心。每次参加社交应酬，我一直都能感觉到那种潜藏的紧张气氛：很多人讲话小心翼翼，只要一提到「六四」，有些人就噪音发颤、强忍眼泪。我到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席间的话题偶然转到了当时风传的一个谣言，说北京马上会有大地震。有个人开玩笑说，那好歹得把震中安排在李鹏的脚下吧。李鹏是当时北京最招人痛恨的人物，大家都认为他是六四屠夫。另一个人却说，就算有这样的大地震，肯定也会有直升机把李鹏提前接走，那些高干都有这种特权。前一个人苦笑起来，垂头丧气地说，「那看来还真没办法弄死他了！」听了这话，屋子里一片寂静，许久无人开口。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社会氛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邓小平在那一年的年初发表南巡讲话，给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尺度更大的市场化改革开了绿灯，于是乎，人们似乎从一段漫长压抑的冬眠之中瞿然醒觉，看到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广阔世界。有的人大惑不解，也有人惊慌失措，更多的人却忙不迭地行动起来。商业化的大潮席卷北京，冲垮旧有的结构，打破旧有的习惯与依凭，抹去旧有的幻梦与浪漫情怀。这城市又一次热闹起来。港台的影响迅速扩大，贸易和商业揽住了大众的想像。「下海！」成为了新时代的口号，要下的则是生意与买卖之间的「海」。浮现前方的景物，对那些年轻勇敢的游泳健将来说是一道激动人心的全新地平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只是全新的惊吓和恐怖。这城市变成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巨型汤锅，所有人都在你推我搡，都想从里面分一杯羹。热火朝天的光景已经回归，到处是漫溢的精力、希望和梦想。然而，这种光景与一九八九年貌同实异，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说，北京人的面貌和内心感受从未如此孤单。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今非昔比，以至于松子有一次问我：「要是你把一个点子讲给朋友听，朋友却拿看你的点子去挣了大钱，遇上这种事情，美国人会怎么做呢？他会向这个朋友开价要钱吗？」

许多人都对我那个编辑转行炒股专家的朋友艳羡不已，视他为快速成功的时代先锋：其他人刚刚起步，可他已经盆满钵满，生意兴旺。有一天晚上，我俩从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出来，我已经错过了末班公交车，他便骑自行车送我回家。路过一条幽静小巷的时候，他提醒我，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俩曾经沿着同一条路线一起骑车。接下来，他突然向我倾诉，说他十分怀念那段日子，每隔一段时间，怀旧情绪就会涌上他的心头。「通常是在夜里，往事会一下子闪回来：那些同人杂志，那些沙龙聚会，还有那些通宵不眠的讨论，全都是那么地激动人心。那时我们有一个群体、一种归属感，大家同心协力地做事情。我们当时不觉得，可那是我们这辈子最好的时光。」

「我可没时间址这些闲篇儿，」北京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影像艺术家告诉我，「这年月，时间就是金钱，行动胜于语言。只有那些思想守旧的人，才会坐在那里闲聊旧日的事情。」

有个四十出头的作家写过一些关于文革的短篇小说，在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有一次，他跟我聊起了复杂而微妙的中国古代星相学，然后便若有所思，轻声说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散的阴魂。你只要望一望气，看一看天，就明白了。周围飘荡着那么多屈死的冤魂，必须得想出办法来安抚他们，要不然，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所有人一起拖进地府。」

记忆是有代沟的。我这代中国人出生在五六十年代，被人们视为红色的子嗣。当时流行着两句豪言壮语，一句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句是「祖国的花朵」，用来概括我们这代人的无比幸运。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的成年礼，成年体验则是铺天盖地的政治狂热——狂呼乱叫的群众集会、对于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疯狂迷信，以及假充教育的洗脑宣传。一方面是对领袖的迷信盲从，一方面又是社会的彻底无序，这便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主食。我们都被塞进了一列疯狂飞奔的红色火车，一头冲向重创身心的幻灭。

我们这代人，兴许注定要背负十分沉重的记忆，不光有甚于我们的弟弟妹妹，多半还有甚于我们的父亲母亲。父母那一代的许多人，入土之时依然保有他们的信仰，还有随之而来的荣耀，我们这代人呢，还没有步入中年，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与荣耀。我们是天之骄子，只可惜误入歧途，是美好的期许，只可惜化为泡影，是一群小天使，只可惜莫名其妙地头上长角。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教训是，绝不能容许历史重演。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重要教训——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其他人为我们的过去背负同样的担子、产生同样的感受呢？说到底，我们自己不也对念念不忘自身历史的父辈十分反感吗？我们的弟弟妹妹并没有多少关于文革的记忆，我们的儿子女儿也不会记得天安门。他们也许会从历史书上读到这些事情，从电影里看到这些事情，从饭桌上听到相关的故事——但愿如此。然而，他们多半不会对这些事情产生同样强烈的感觉。相较于难得轻松的我们，他们会有一种轻松的生活态度——但愿如此。

话是这么说，关于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那个问题还是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啃噬着我的心。

这是个没有人忏悔罪孽的国家。社会遭受大规模的破坏，滔天恶行肆虐人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馑与迫害，子女揭发父母，丈夫批判妻子，党支书点个头就可以使人出卖朋友——这一切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但却从来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公开承认自己对他人行下的不义。备受推崇的「自我批评」，只有在个人向党组织认错的时候才会见诸实践：你可以承认你对不起组织，哪怕你心里并不这么想。与此同时，社会既不鼓励也不要求其他形式的忏悔或自我反省。事实上，心理问题很难用中文进行探讨，汉语缺乏适当的词汇储备，不方便人们剖析内心的痼疾。人们对待心病的态度，通常是避而不谈。

过去就让它过去，我们要向前看，这不光是党炮制的愚民格言，也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民众的当务之急。每个人的柜子里都藏着冤鬼，打开一个柜子，事情就没个完。也许有人只好上吊，要么是再一次相互揭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场铺天盖地、捕风捉影的盘查，葬送掉所有的一切。过去可能会接管现在和未来，国家也可能再次变成一个巨大的坟场和战场。你可以指望中国人逆来顺受地承当苦难，却不能指望他们在有机会爆发的时候保持克制。这是个古老的民族，可他们的情感年龄估计还停留在幼儿阶段。有个著名的中国电影导演曾经向我哀叹，「中国的国民心理实在太幼稚！所以中国人至今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明君。」

有鉴于此，尽管出于一己私利，党这种捂紧嘎盖子、迫使国民只顾眼前的政策的确包含着些许务实的智慧。看看波斯尼亚的情形，再看看前苏联的状况，难道说它们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训，还不能提醒人们，过去不能记得太牢、老账不能算得太清、历史不能推倒重写吗？那样干的话，结局无非是血流成河，天下大乱。中国人可比他们聪明。让我们团结一致，让我们继续前行。

当然，如果前方没有束西可看，「向前看」的政策就行不通。事实证明，前方的这个「东西」，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由此而来的是一句举国流行的双关语，「向前看」变成了「向钱看」。说来也巧，这两句话的中文读音刚好是一模一样。比这个例子更能揭示真相的故意混淆，实在是不太好找。

赤裸裸的金钱欲望，不加掩饰的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不顾廉耻，环境破坏，虚无主义，庸俗市侩，腐败成风，社会不公：我们不断听到这类关于中国新现实的抱怨和针砭，精英文化评论家是这么说，普通市民也这么说，那些没享受到经济繁荣新成果的人更是这么说。这类控诉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后天安门时代中国发展的黑暗一面，有时也难免失于偏颇，沦为一种道德说教，光盯着这块巨型画布上的黑斑，忽略了它五彩缤纷、变幻不停的纹理。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混乱变迁，到处都是对未来影响复杂甚或无法预计的现象。倘若控诉者用高高在上的道德立场来掩盖控诉的真正源头，也就是新现实带给他们的不适与困窘，这类控诉便更加值得商椎。

徐先生是我一个北京密友的父亲，他就对中国在邓小平治下的变化深恶痛绝。徐先生是个新近退休的中上层管理干部，离职的时候满怀自豪，因为他履历清白，党待他也不薄，给了他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然而，这年月物价飞涨，社会上又突然涌现了一批暴发户，相形之下，徐先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便发生了急剧的下降。他牢骚满腹，叫苦连天，成天都在不胜其烦的妻儿面前控诉腐败，控诉社会不公，控诉戕害中国社会的种种邪恶。他抱怨的许多事情都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同样真实的是，他这种观念背后还有一个简单的深层次原因。我这个朋友告诉我，「七十年代，我老爸天天晚上都喝酒，还配上几碟小菜，其中至少有一碟荤菜。那时候，没几个人有能力享受这样的奢侈。现在他还是天天晚上喝酒，小菜却通常只有一碟，有时候只是花生米或者腌萝卜。有钱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出入那些新开的豪华饭店，可他却去不起。你说说，他能不觉得失落吗？」

我认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对今天的中国很不适应，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举例来说，我那些长辈亲戚、叔叔阿姨们就觉得，自个儿的处境跟徐先生多有相似。我高中时代的一些伙伴则困在了国营工厂的低技能岗位上，这些工厂已经奄奄一息，发不出适当的加薪和奖金，致使他们无力应付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我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朋友也是如此，他们都在自个儿的专业领域经受了猛烈的文化冲击，不得不努力寻找方向，努力适应政治和文化狂暴紊乱的商业化进程。我听过他们谈论失落，也听过他们谈论收获与希望。

也许，正是因为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包含着这么多难以界定的因素，令人如此爱恨交织，我们才应该格外谨慎，绝不能率意评判，草草论定。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恐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一方面步入了经济增长的「亚洲模式」，一方面又实施着严厉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有鉴于此，中国会不会兴起西式的普世主义，会的话又在何时，可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变成一个空壳，中国官方正在日益频繁地乞灵于民族主义，靠它来把国家拢在一起。由于中国有过一段摆脱西方宰制争取独立的历史，民族主义在中国确实很有市场。面对中国雄心勃勃的军备建设，许多西方人都对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警惕。这样的情绪若是受到奸恶政客的利用，可能会对未来的世界和平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的国内局势，则是以经济的野蛮生长为特征。发展不平衡兴许是高增长时期必然会有的副产品，但却导致了普遍蔓延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中央控制的进一步削弱。中国人害怕动乱的心理根深蒂固，从领袖到普通民众概莫能外。既是如此，我们不难想象，一旦出现危机，民族主义修辞的号召力完全可能成为暴君的工具，成为暴力的辩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反制民族主义的因素。以我之见，那种会导致仇外情绪和战争的民族主义，通常要在民族自尊受损、民族意识高涨、民众强烈渴望集体归属的时候才能大行其道。然而，中国正在经历的或许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经济重构和重商主义已经衍生并固化了太多的自身利益和地区间相互依赖，已经在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撑开了太多的裂缝，以至于民族主义话语正在慢慢丧失它的号召力。要想兜售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要求个人或群体为之支付高昂的代价，已经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

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候，许多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公众对政府宣传活动的表面支持，便把它当作民族主义情绪飙升的征兆，很少有人留意到表层之下的暗流。中国申办失利之前及之后，我刚好身在北京和上海，其间我虽然听到了一些支持政府的爱国言论——奇怪的是，这类言论大多出自知识分子之口——同时也听到了许多反对申办的声音。一九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奉中央政府之命主办所费不赀的东亚运动会，为此不得不自筹资金，要求所有的普通市民捐款。国际奥委会主席出席了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海民众据此认为，东亚运动会不过是中央政府的一场申奥表演，意在证明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我在上海见到的人无一例外地反对东亚运动会，不光是公开嘲笑这件事情，私底下还对政府怨声载道。尽管如此，你在公开场合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来自邻省的穷苦民工统统被赶出上海，为期一周的运动会结束之后才可返回，当地媒体也尽职尽责，高声发表着全心全意的支持言论和宣传口号。

口是心非的支持，在北京也是一目了然。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首都到处都是支持申奥的口号、布告牌和媒体宣传。但到了私人场合，在家里面、饭桌上或是筵席间，许多北京人都说，申奥「主要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各种段子通过北京的小道消息网到处流传，挖苦那些官方安排的群众申奥表演，以及官方向来来访的奥委会代表秘密行贿的勾常。许多人忧心忡忡，怕的是万一中国申办成功，政府就会为意在炫耀的大型体育场馆和高速公路疯狂花钱，不把钱用于这个城市真正需要的居民住宅和商业场所。西方媒体纷纷报导，奥运主办城市即将宣布的时候，大批的中国人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焦急地等待着庆祝中国申办成功。可等到结果宣布之后，许多北京人都告诉我，奥运主办权给了悉尼，他们只觉得如释重负，还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条件办奥运」。

重商主义和私营企业的繁荣确实给中国造成了新的问题，但也帮着化解了一些旧有的怒火与郁闷。随着生活日益轻松，钱包日益充实，人们也许会自信增加，怨气减少。不光如此，他们还可能对意识形态宣传更加警杨，更不会轻易追随极端主义的潮流。此外，过去一百年的战争和官方政策频繁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结果却只是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当可期望，中国人已经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

中国固然可能呈现民族主义驱动的扩张势头，但也可能陷入另一种局面，那便是「乱」，后者同样是人们普遍恐惧的变局。原因何在，想想中国政府或社会崩溃之后的难民潮就明白了，整个世界都会被它淹没！更别说，像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一旦崩盘，必然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然而，「乱」也是一把壁刃剑，它一方面十分危险，特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导致文革一般的国家瓦解或极度无序，一方面又可能催生翻天覆地的积极变革。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混乱状况有助于松开旧结构、旧等级和旧观念的五花大绑，有助于激发新的建设活力与创新动力。经济变革的初期往往缺少明晰的规则、秩序和法律，为许多冒险家——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地方政府，也有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提供了可乘之机。私营企业大量成立，身上只披了一层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薄薄外衣，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资本家和投资商也纷纷借由合资企业进军中国。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富庶南方的地方政府，一直在跟中央政府玩经济和政治的猫鼠游戏，不露痕迹地把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推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国际化的未来。作为本书探讨的重点，中国的文化景观也已变得更加多元。生长于新与旧、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商业、本土与国际的夹缝之中，后天安门时代的许多文艺作品，往往呈现出杂糅的特征，而这些作品引发的众声喧哗的讨论，也已经变得更加开放。这些持续变化的文艺品味，还有日常生活重于政治的新观念，既是源自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也是港台美国外来影响和引进模式的产物。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杂交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消解旧有的意识形态一元专制，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一代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更关注生活方式，对革命无甚兴趣。

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战乱与革命，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人道代价，中国似乎最终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在她迈向现代化的漫长跋涉当中，这是个意义深远的重大转变。在那些较为乐观的渐进改良派看来，天安门事件体现的也许是激进革命派改变中国的悲剧性最后一博。当前的道路同样会有人道的代价，并且意味着大量的妥协与拖延，然而，许多人依然相信，长远看来，这样的变革之路可以用较小的人道牺牲换来较大的收获。

就目前而言，从「中国特色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缓慢转变仍然显得变量丛生，前途莫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多半会继续呈现一种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四不像」状态。中国的转变进程极其复杂，常含讽刺，本书的各位主角，便是这一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愿他们的故事，能够让读者略窥中国生气蓬勃、斑娴多彩的时代风貌。

—— 原载: 《中国波普》（2017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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