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听了“不明白博客”的最新一期：蔡霞|如何看待江泽民的政治遗产。

又想起了蔡霞老师的《习近平的弱点》一文，之前在这里整理分享过蔡霞老师的四篇长文，前段时间也关注了她的推特，今天还读到了一篇邓聿文的评论《蔡霞被剥夺退休待遇——中共对党内反对者的“新”惩罚》。

邓聿文：蔡霞被剥夺退休待遇——中共对党内反对者的“新”惩罚

邓聿文 端传媒 2020-08-20

近日，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因反习和反党言论被党校开除党籍，剥夺退休待遇。虽然从蔡霞言论的激烈和犀利程度来看，开除党籍的处罚后果是可以预期的，假如她不是已经退休多年，还很可能被开除公职；但“剥夺退休待遇”则有些出乎意料，似乎是中共对异议者和反对者使用的一种新的惩罚形式。

尽管外界将蔡霞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看待，但她的身份也是党员，因此，虽然她的反习批党言论是出于公义，然而，从中共的逻辑看，惩罚不听话的党员，是说得通的。但触及退休待遇则令事情变得不一样，退休待遇是对一人职业生涯的应有回报，甚至包含雇员在就业时为养老提前预存的薪金，所以无论从逻辑还是事实看，剥夺退休待遇都不能跟言论惩罚挂上钩。这种做法，是中共企图从经济和财务上限制人的言论自由。

三种惩罚

对那些中共认为危害不是很大，还够不上开除党籍公职的反党言论，需要采取一种方式，达到让人们自觉不敢骂党的惩戒效果。

从今年的几个案例看，中共对体制内、党的队伍里出现的反叛人士，采取了不同的处罚方式。比如，对任志强，由于其反习檄文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在中共和习近平看来十分恶劣，加之任本人身为房地产公司老板，同中共某些高层曾来往密切，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可以使用，因此，对这类反对者的处罚就严重得多。任被指控以“经济腐败”的罪名，不但被开除党籍，且恐有牢狱之祸。

许章润的多篇反习雄文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在中共和习看来，其危害性可能要少于任志强，因此，找一个“嫖娼”罪名污名化许，并以此为由革除教职和开除公职。

任在被开除党籍的同时也被取消了相应的退休待遇，虽然其性质和取消蔡霞的退休待遇一样。但由于官方同时指控他涉嫌违法，虽然并未正式审判，但按过去处理此类违法犯罪的做法，剥夺退休待遇也是顺理成章。

许章润被开除公职，自然也不能享有之前附着于公职时的退休待遇。尽管这对他本人非常不公，因为这等于几十年的教职生涯清零，但这也是中共的传统做法，不是如今才这样的。

蔡霞则只是被当局开除党籍，而非公职，当局这样做，或许是在他们看来，其言论造成的社会后果要比任许二位轻一点，又或许是因为蔡已经退休，或许这里也有某种程度的人情在内。但不管如何，既然没有开除公职，她就有权利享有属于自己的退休待遇，如今剥夺它，当然不义，且也公然违背当局的法律。

这三种惩罚类型视乎其对中共的危害来定。如果说对任和许的惩处乃是惯常做法，对蔡则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新”做法。因为不开除公职而剥夺退休待遇，其对被处罚者的后果等同被开除公职。前者比后者唯一好一点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分钱都不给，而是保留一少份。比如对蔡霞，用其本人的话说，可能是将她的教授待遇降到讲师一级的最低档，在这个基础并减，每月还给她一点点工资。但这基本上形同剥夺。

当然，这种惩罚也不是自蔡霞开始。之前就有退休人员因为在自媒体发表了一些在官方看来有违政治纪律的话，或者转发了某些被认为是政治谣言的小道消息，而遭到当局削减退休金的处罚。只是被罚者的名气不大，减发的金额也不多，没有引起外界关注而已。但这个性质可以说非常恶劣。当局之所以采取此种惩罚形式，为的是在经济上切断人们生存的资源，从而迫使他们自觉噤声。

对当局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遏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惩罚手段。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在中共的高压下，不说在行动上，即使在言论上，也不敢过于激烈和反动。就算敢公开批习和反共，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舆论效应，言论市场的效果及其对中共的危害，也和发言者本人的身份及知名度有密切关系，同样激烈的反共言论，对无名者来说，可能旁人就当作邻居的讲话一听而过，但出自知名人士或者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之口，获得的关注度就大，人们会广泛传播。

虽然对中共来说，不论何种言论，只要不符合它的价值观，在它听来都是刺耳的，它会根据言论传播的市场效应来判断应采取什么处罚措施，最严重的可能就像任志强一样。但大量的由不知名人士或知名人士散布的反党言论，除了少数它认为“影响恶劣”，不得不严惩，以儆效尤外，对多数可能“危害轻微”的反对言论如果也采取开除党籍、公职甚至判刑的处罚，造成一种红色恐怖，对中共的形象会有很大损害。虽然中共现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非常差，可至少主观上它可能不想再进一步加重人们对它的此种恶劣印象。

所以，对那些它认为危害不是很大，还够不上开除党籍公职的反党言论，需要采取一种方式，达到让人们自觉不敢骂党的惩戒效果。取消退休金就是这种形式。

收缩“退休后”发言空间

退休待遇不是党赐予的，中共却利用对财政资源的垄断把它变成自己的私产，成为一种分配和惩戒武器，按对党的忠诚来分配资源，对不听话的人进行惩处，以达扼杀政治异议之声和政治反对派之效果。

从现实来看，对于在职人员的反党言论，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局已经有了一套包括经济惩罚和政治惩罚在内的组合拳来对付，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开除，故在中国，多年来出现了一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即在位时不敢说真话，退休后则反而放开来说，什么都敢说，由此赢得舆论喝彩，这在中国退休的官员那里表现比较明显。舆论对此有一个称呼——“两头真”。

“退休”之所以成为保护伞，可能是因为退休后不用再顾忌以前的种种清规戒律，但亦不排除“我就是说了一些过头话，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心理。

在邓江胡时代，甚至在习近平前期，对党内一些老同志的“骂娘”，尤其对其中的一些党内开明派官员的刺耳声音，当局的确也表现得很忍耐，只要不是太过分，至多是要单位出面进行警告，但不会在退休待遇上进行威慑。但在习后期，当局对此的容忍度大大减少，那些“两头真”的官方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也都小心翼翼，甚至在私人场合也不再放开来讲，因为怕被人传播出去。

之所以有此变化，一个原因就在于，当局对敢说话的退休人员加大了政治压力，包括在退休待遇上的可能威胁。

我们需要承认，对大多数依附于体制，特别是在党的系统工作的退休人士来说，他们可能不担心因说真话而遭受党的政治惩戒，甚至视政治惩戒为一种荣耀，客观上也的确可能会给被惩戒者带来某种舆论荣誉，但是他们害怕退休待遇被剥夺——工作了大半辈子，最后导致退休待遇没了，晚年陷入生活困顿，此种经济上的惩戒或比政治惩戒的杀伤力要来得大，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财务自由或者不害怕过清贫生活。

中共就是用这一手来卡住人民和它的党员发声。退休待遇不是党赐予的，中共却利用对财政资源的垄断把它变成自己的私产，成为一种分配和惩戒武器，按对党的忠诚来分配资源，对不听话的人进行惩处，以达扼杀政治异议之声和政治反对派之效果。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习近平的弱点

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By 蔡霞

September 6, 2022

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xijinpingderuodian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高歌猛进：他在中共内部巩固了权力，将自己的官方地位与中共标志性领导人毛泽东并驾齐驱，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可终生领导中国。在国内，他自诩减少贫困获得了长足进展；在国外，他声称把中国的国际声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假如为了民族复兴，习近平的强人策略或许还是能接受的代价。

表面上看，习近平仍然很有信心。在2021年1月的演讲中，他宣称中国“不可战胜”。但在幕后，他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习近平摒弃中国长期以来的集体领导传统，营造让人联想到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激怒了许多党内人士。与此同时，一系列政策失误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习近平对经济改革倒行逆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应对无能，摧毁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在私下里，中共精英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我曾有机会长期近距离观察中共的宫廷内斗。在中央党校任教的15年期间，我帮助培训了数千名在中国官僚机构任职的中共高干。在任教期间，我就党建问题给中共最高领导层做过咨询建议，2012年退休后继续这样做着。2020年，在我批评习近平后，我被开除党籍、被剥夺退休金福利，并被警告我的安全堪忧、处境危险。我现在流亡美国，但仍与中国的许多关系保持着联系。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预计将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尽管一些党内精英对习近平越来越不满，意味着他争取连任不会完全没有争议，但习很可能会成功，而这种成功将在未来导致更多动荡。在获得史无前例的额外任期的鼓舞下，习近平可能会在国内进一步收紧控制，并在国际上提升他的野心。随着习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极端，他所引发的内讧和积怨只会越来越强烈。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更复杂和残酷。

到那时，中国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即习近平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来对被意识到的威胁做出反应，而这导致更多的反击。被困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绝望地寻求救赎，他甚至可能会采纳灾难性的铤而走险建议，如攻击台湾。习近平很可能会毁掉中国过去40年所获得的成绩——稳定的具有领导力的良好国际声誉。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

中国黑手党

在许多方面，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几乎没有改变。一如既往，这个党对中国实行绝对控制，包括统驭军队、掌控行政部门以及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构。进一步，党内的各级组织对政治局常委会——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政治局常委由五到九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由党的总书记领导，这是中国的最高领导者。2012年以来，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常委会如何运作的详细情况是严格保密的，然而众所周知，许多决定是通过在涉及重大政策问题的上报材料传阅“画圈”来做出的，常委们在这些“文件”的空白处写上评论意见。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党党政机关“一把手”以及一流大学及智库的专家撰写。“文件”在常委之间被传阅，是文件撰写者的殊荣，也是他所在单位的“政绩”。我任教期间，中央党校要求我们每月要上报这样的文字材料。上报的材料如果获准在常委之间传阅，作者则被奖励相当于1万人民币的奖金——当时超过教授一个月的薪水。

中共体制另一个持续不变的特点是：人脉至关重要。一个人若要在党内升迁，那么，他的个人关系，包括其家庭声誉及党内派系，往往与能力和意识形态表现一样重要。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的舆论宣传以及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习是靠才华崛起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习近平从他父亲习仲勋的关系中受益匪浅，后者是一位具有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的中共领导人，曾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担任过宣传部长。1980年代初，习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担任县委书记时，他的母亲给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写了一个信，请他关照习近平的仕途。然而，高扬最终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披露了该信的内容。这信的爆光令习家非常尴尬，因为它违反了中共新颁发的反对干部寻求特权的制度规定。（习近平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2009 年高扬去世，他直接拒绝参加高扬的葬礼；鉴于两人都曾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此举违反了惯例。）这样的寻求特殊帮助的丑闻或许会毁掉其他一般干部的仕途，但习近平的人脉却拯救了他：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一直是习近平父亲的密友，于是两个家族安排了罕见的把习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调动。

在那里，习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筹莫展。1988年，在一次地方选举中，习竞选当地的常务副市长落选，之后他被提升为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然而，习近平在那里表现平庸，导致仕途萎靡不进。在中共官场，从地厅级到省部级是一个主要的“关口”，多年来习一直无法跨越。但是家庭关系再一次介入了。1992年，在习的母亲向福建新任省委书记贾庆林作了恳请后，习被调到省会。从那时起，他的职业生涯起飞了。

下级干部都知道，要攀援中共官场阶梯，就必须找个上司靠山。这对习近平来说相当容易，因为许多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亲。习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导师耿彪，曾经是高级外交官和军事将领，他曾为习近平的父亲工作过。1979年，他让年轻的习近平担任自己的秘书。习近平从政的早期就需要这种关照，几十年下来产生了连锁性的效应。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谱”（lineages），内部人士称之为“恩庇”群体（“XXX”条线上的），相当于中共内部事实上的派别。其实，中共内部那些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和政策辩论的争端往往并不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各个“系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的一个系统导致个人化的效忠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势了，结果意味着他在官场变成孤儿。

局外人发现这一点，即把中共更多地作为一个黑手党组织而不是一个政党去考虑，会很有帮助。党的最高领袖是黑帮老大，下面坐着黑帮兄弟，即所谓常务委员会，常委们依惯例分割权力，每个人负责各自的领地——外交政策、经济、人事、反腐败等等。他们还应当作为黑帮老大的咨议员服务于老大，就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向老大献计献策。常委之外还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员，他们可以被看作黑帮头目，负责执行习近平的指令，消除种种威胁隐患，以图博得老大的青睐。他们的地位意味着特权，亦即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自肥，没收财产、吞并企业，而不必受惩罚。和黑手党一样，中共惯于使用不客气的直接手段来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贿赂、勒索，甚至暴力。

共享是福

尽管自共产主义中国成立以来，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和有灵活性的正式规则依然保持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即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程度。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一切事务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和最终决定权，即便毛只是偶尔行使该权力，即便按照官方说法毛在地位平等的领导人中仅仅只是排名第一。而当邓小平在1978 年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时，他削除了毛泽东的个人终身独裁制。

邓小平限定了中国国家主席两个五年的任期制，并建立了集体领导模式，让其他官员——首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虽然他在幕后大权在握。1987年，中共决定改革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遴选过程，名义上党的监督和从中选择政治局成员的机构。共产党首次提出要让候选人数量要超过当选席位——这算不上是民主选举，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即便有邓的支持也不能保证成功获选；例如，邓小平曾承诺提拔毛派思想家邓立群入政治局，但后者因未获得足够的选票而被迫退出政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中央委员会选举时，习近平勉强过关，在所有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这反映出党内普遍反感“太子党”的现象，亦即中共高干子女靠裙带关系而非能力崛起政坛。）

为寻求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重演——那时毛主义的宣传曾达到登峰造极——邓小平也试图防范形成对任何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早在1978年，一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官员，他是我家关系亲密的好朋友，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去北京郊区参观养猪场的活动中，他注意到华国锋在此地视察时使用的物品——热水瓶、茶杯等——竟然被陈列在玻璃柜中，仿佛是一个宗教圣坛。我的朋友写信给华国峰，批评个人崇拜，华就把这个陈列撤掉了。1982年，中共领导层甚至在党章中写入禁止搞个人崇拜的条款，他们认为这是独特的危险。

邓小平分权的意愿仅仅到此为止；当胡耀邦、赵紫阳被认为在政治上过于自由化时，邓先后将他们赶下台。然而，邓的继任者江泽民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江将他的顾问团队制度化，使其更像是一个行政办公室。他向常委员全体成员征求意见，以其多数票作出决定，并广泛分发演讲稿（征求意见）。江还通过提高候选人与入选席位的比例，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更具竞争性，乃至连太子党，包括邓小平的一个儿子，也会输掉选举。

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后，中国进一步走向集体领导。胡锦涛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来执政，众所周知常委会被人们称为“九龙治水”。但这种“平等”主义做法也有不利之处。只要有一个成员不同意，常委会就无法做出任何决定，这加剧了胡锦涛作为软弱的领导人无法克服僵局的印象。将近十年，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陷于停滞。但也有好处，因为需要一致同意，从而防止了轻率作出决策。例如，胡锦涛上任第一年，非典在中国爆发，胡慎重处理非典疫情，撤职了掩盖疫情的卫生部长，并鼓励干部如实报告非典传染的情况。

胡锦涛还试图扩大使用任期限制。尽管胡锦涛在试图设立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任期制时遭遇阻力，但他确实设法在省部级以下（含省部级）建立了任期制。更为成功的是，胡锦涛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序：政治局委员要先经过中共高层的党员投票选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种准民主制度，习近平升到了权力的顶点。2007年，在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中共400多位高层领导人齐聚北京，以投票的方式，从200名部长级官员的名单中推荐组成政治局成员的25人。习近平得票最多。我怀疑，决定因素不是习作为浙江省委书记与上海市委书记的政绩，而是投票人对他父亲的尊重，以及来自于党退位的老领导人的支持和压力。在五年后的一次类似的投票测评中，习近平得票最多；在即将离任领导人的一致意见下，习被提拔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迅速着手消除中共几十年来在集体领导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孤家寡人党

当习近平上台时，西方许多人称赞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有些人甚至认为，像苏联的最终领导人一样，习近平会进行激进的改革，解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使政治制度民主化。当然，结果证明这是幻想。恰恰相反，习近平作为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渴望像毛一样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遂着手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力。恰恰是因为之前的改革未能对党的领导人进行真正的制衡，习取得了成功。现在，就像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再次上演独角戏。

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步骤之一是，解决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危机。习近平表示，互联网对中共构成生存威胁，已经让中共失去了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习近平镇压博客作者和网上活跃人士、审查异议，并加强中国的“防火墙”、限制访问外国网站，其结果是扼杀了一个新生的公民社会，并消除了能对习近平有所制约的公众舆论。

他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发起反腐运动，称其为拯救党免于自我毁灭的一项使命。由于腐败在中国很普遍，几乎每个官员都是潜在目标，这使习近平能够利用这场运动进行政治清洗。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共共查处39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这些干部往往被当作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培养提拔；此外，63.1万名负责在基层执行党的政策的处级干部被惩处。在整肃行动中，一些被习近平视为威胁的最有权势的官员遭到逮捕，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中国安全机构负责人周永康，以及被视为习近平竞争对手、潜在继任者的政治局委员孙政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帮助习近平崛起的人没有被触及，比如1990年代福建省委书记、最终成为常委的贾庆林，他在习近平权力攀升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尽管有理由相信贾庆林及其家人极度腐败——据从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的巴拿马文件透露，贾的孙女和女婿拥有数家秘密离岸公司——然而贾家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安然无事。

习近平的策略并不含蓄微妙。我从一位党内知情人士那里得知，2014 年左右，习的手下登门拜访一位公开批评过习近平的高官，威胁他说，如果不停止就要对他进行腐败调查。 （他闭嘴了。）习的下属在追捕他们政治清洗的对象时，经常向官员的家人和助手施压。我在中央党校读博士研究生时就认识的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2016年被捕，就是根据他的司机的供词；供词称王在轿车里曾向另一位乘客抱怨升职被忽略。王珉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之一是抵制习近平的领导。

一旦将对手赶出重要岗位，习近平就安插自己的人。习近平在党内的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浙江帮）。这个团体由习在担任福建省和浙江省领导人期间的属下组成，并囊括习的大学同学和中学旧友等。自从掌权以来，习近平迅速提拔他的追随者，而往往超出了他们的胜任能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室友陈希被任命为中共组织部部长，这个职位必须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并有权决定干部升迁。然而，陈希完全没有相关资历：他的五位前任都有地方党务经验，而他的职业生涯几乎仅限于清华大学。

被习近平取消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党政分开”，这项改革旨在削弱强调意识形态控制的党务系统干部的权力，降低他们对政府机构的技术官僚和管理决策的干预程度。为了使官僚体系专业化，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试图将政府行政摆脱党务系统的过度干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习近平开倒车，成立了大约40个临时性质的“小组”，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并直接插手政府职能机构的事务。例如，与他的前任不同，习有自己的团队来处理南海问题，绕过外交部和国家海洋局。

这些“小组”的作用是从中国政府首脑李克强总理手中夺走大部分权力，并将李的搭档地位降低为助手一级。这种变化可以从李在公开场合的举止中看出。李的两个前任朱镕基和温家宝分别与江胡并肩而立，李则知道要与习保持距离，似乎是在强调各自权力的差异。此外，过去官方通讯和官方媒体都提到“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但今天几乎没有人谈论“习李体制”。在中国，党和政府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内部人士称之为中南海的“南院”和“北院”之争；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习坚持让每个人都他视为最高权威，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

习近平还改变了常委会的运作方式。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每个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都必须通过定期向习近平提交报告，以表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且习近平亲自点评他们的工作表现。曾经的常委之间的友情及平等相处一去不复返了。北京的一位前官员告诉我，作为七常委之一的王岐山——是国家副主席和习的长期盟友——曾向朋友抱怨，习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已是“君臣关系”。

最厚颜无耻的改变是，习近平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一如江泽民以后的每一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时担任着三个职务：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虽然两个五年的任期限制仅适用于这三个职位中的第一个，但从胡以来就形成共识，即两个五年任期制也适用于其他两个职位，如此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同时担任三个职位。

但在2018年，应习近平的要求，中国立法机关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而且理由很可笑：官方公然称这是为了使国家主席职位与党和军队的职位保持一致，尽管显而易见的改革应该是，增加对另外两个职位的任期限制。

再来看个人崇拜。尽管党章中仍然明确写着“禁止个人崇拜”的条文，但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要求对最高领袖保持自毛以后未曾见过的高度忠诚和敬仰。2016 年至今，自从习近平被称为党的“领导核心”（前任胡锦涛没有的头衔）以来，在官方的人物照中，习近平位居其他常委成员之前。而习的肖像也效仿毛泽东，在政府机关、学校、宗教场所及家庭中到处悬挂。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习近平的属下提议，将清华大学——习的母校、中国顶尖学府——改名为习近平大学。他们甚至主张，将习近平肖像挂在天安门与毛像并列。尽管这两个提议都不了了之，但在2017年，习近平还是设法将习近平思想载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唯一一位在任期内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载入党章的领导人，次年又载入国家宪法。2017年，官方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冠以七个朝鲜式的新头衔，让习的前任们无地自容：“开创性领导人”、“造福于人民的勤奋工作者”、“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等，不一而足。

在党内，习家军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拥戴习继续掌权以完成他开启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伴随他们的强势作为，他们的信息也被不断简化。今年4月，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提出了一个新口号：“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导”。模仿毛泽东“小红皮书”的样子，他们还发行了袖珍习语录集，要求民众背诵习语录的内容等。习近平似乎不仅要做党的伟大领袖，而且要当现代皇帝。

皇帝没穿衣服

一般而言，一个政治体系越是以一个领袖为中心，这个领袖的缺陷和特点就越是举足轻重。就习近平而言，这个领袖虚荣，固执，独裁。

其实，习的这些品质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暴露无遗了。2008年，习近平成为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我在那里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上，中央党校的二号领导传达了习近平对教师们的一项威胁：“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意思是拿着政府的工资却私底下批评其制度。习近平的荒谬观念——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纳税人养着国家——令我感到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讥。我大声说：“共产党吃谁的饭？共产党吃人民的饭，天天砸他们的锅。”没有人举报我，我的教师同事们同意我的看法。

习近平一旦掌权，就再也不能容忍批评意见。习近平惯于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不讨论制定政策，而是动辄发表冗长的讲话。根据官方数据，201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习召集了 80 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在会上就“学习”的特定主题进行长篇大论的讲话。他拒绝下属任何他认为会让他难堪的建议，据王岐山（王是核心圈子人物、习第一任时出任中共中央常委）友人透露，王岐山曾建议习把对党内要求的“八项规定”改名为正式的党内制度。但即便这是相当谄媚的建议，也被习认为是某种冒犯，因为这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习因此当场斥责了王。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是一个琐细的管理者。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他扮演着“掌管一切”的角色。例如，2014年，他就环保问题下达了17次指令——事无巨细的干预显示出明显的偏执。邓、江、胡都认识到，管理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兼顾地方事务的复杂性。他们强调，各级干部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灵活性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创新空间。但习近平却坚持他的指示要一字不差地被贯彻。我知道的是，一位县委书记在 2014 年根据实际情况，试图为中央的“八项规定”制定具体的执行规则，因为“招商引资”需要请客吃饭。然而，习得知这个创新尝试后大发雷霆，指责这个县委书记“妄议党中央”——这项严重指控后来被写入党的纪律条例中，情节严重者可开除出党。

中共有一个可追溯到毛时期的悠久传统，即干部可以写信给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甚至批评。然而，习近平上任后不久，那些尝试这样做的人得到了反面教训。 2017年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前国家主席的女婿刘亚洲写信给习近平，建议调整新疆政策，停止关押维吾尔少数族裔民众。他被警告不要再妄议习近平的政策。习近平拒不接受他人建议，杜绝了一个自我纠错的重要渠道。

为什么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们截然不同，对别人的建议如此排斥？我认为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习有自卑情结。与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相比，习自知自己的教育程度很低。尽管曾在清华大学念化学工程，但习是“工农兵”学员之一，亦即1970年代根据政治可靠、阶级出身而非学术成绩被大学录取的学生。相比之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被大学录取的。2002年，当习是省级干部时，他在清华大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士学位，但正如英国记者迈克尔·谢里丹所证明的，习的论文充斥涉嫌抄袭的例子。据我在中央党校期间了解，高级官员经常将课业分配给秘书完成，而他们的教授则对此视而不见。事实上，当时习近平本应自己完成论文，但是他因担任福建省省长而忙于工作。

错误先生

在任何政治体系中，不受约束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脱离现实、没有集体意见的束缚，领导者就会轻率行事，而实施的政策往往不明智或不受欢迎，或两者兼具。毫不奇怪，习近平要“掌控一切”的统治风格导致他做出诸多灾难性的决定。其间的共同点在于，没有能力把握指令的实际后果。

先来看外交政策：习近平摈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决定直接挑战美国，追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外展开冒险性和攻击性的行为，包括南海军事化、威胁台湾、鼓励他的外交官采用一种粗暴的外交政策风格，被称为“战狼”外交。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进一步疏远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随着各国厌烦了与之相关的债务和腐败，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

同样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适得其反。开启市场化改革是中共标志性成就之一，它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将民营经济视为统治威胁，复辟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他加强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来指导企业经营。他以打击腐败和实施反垄断法为幌子，掠夺私营公司和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过去几年，中国一些最具活力的企业，包括安邦保险集团和海航集团，实际上已被迫将业务控制权移交给国家。其他一些企业，如腾讯集团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新法规、调查和罚款的组合打压下被迫屈服。2020年，大午农牧集团所有者、亿万富翁孙大午因公开批评习近平镇压维权律师而被诬告和逮捕，很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他的企业在一次虚假拍卖中被卖给一家仓促成立的国有企业，收购价格只是原企业真实价值的零头。

如所预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分析人士大多认为，未来几年的增长速度会更慢。尽管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乌克兰战争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但根本问题是中共对经济的干预。政府不断插手民营企业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做法，早已被证明是生产率的毒药。许多中国企业家生活在企业被没收、自己被拘押的恐惧中，几乎不再考虑投资创新。今年 4 月，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恶化，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公布他对中国经济困境的补救措施，包括退税、减费、基础设施投资、货币宽松等若干组合措施。但是，正因为这些举措不能解决国家过度干预经济这一根本问题，所以注定要失败。

就习近平的控制欲而言，没有哪件事比他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更具有灾难性。当这种疾病于 2019 年 12 月在武汉市首次传播时，习近平对公众隐瞒相关信息，以维护繁荣中国的形象。与此同时，地方官员被瘫痪了。正如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一个月后在国家电视台上承认的那样，未经上级批准，他无法公开披露疫情。当八名勇敢的医护人员吹哨（揭露）疫情时，政府拘留了他们、强迫他们沉默。八人之一事后透露，他被迫签署虚假供词。

此外，习近平的琐细管理偏好大大妨碍了对新冠大流行的反应。习近平不是让政府的卫生团队来制定政策实施细节，而是坚持由他本人亲自来协调全中国的行动。后来，习近平自诩“亲自指挥、谋划应对、统揽全局、果断行动、指明前进方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结果不会更好。事实上，他的干预导致一系列混乱和不作为；当地卫生官员收到北京的混乱信息，手足无措而拒绝采取行动。据我从国务院（中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消息人士处获悉，李克强总理提议在 2020 年 1 月上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但习近平因担心妨碍正在进行的春节庆祝活动筹备而拒绝批准。

2022年2月，当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在上海肆虐时，习近平再次选择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应对方式。我从国务院的一位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决策过程的细节：上海疫情爆发不久，举行了一次有约60名流行病专家参加的在线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上海严格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导方针包括放宽隔离要求，那么，这座城市的生活就可以大致照常进行。上海市党政系统及卫生系统很多官员都支持这种做法。然而，习闻言大怒。他拒绝听取专家意见，坚持强制执行他的“清零”政策。上海数以千万计的居民被禁止外出，即使是去购买食品、寻求救命的医疗服务也不允许。有的人死在医院门口，更有人从公寓楼跳楼身亡。

就这样，上海这座现代的繁荣城市变成人道主义灾难地，人们忍饥挨饿，婴儿与父母被拆散。倘若领导人更开放地接受影响性的意见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实施如此严厉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变得显而易见，起码会改弦易辙。但对习近平来说，收回成命就好像是承认错误，绝无可能。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中共领导层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向来如此。”个人关系是这些派系的主要组织原则，而这些派系群体倾向于把他们自己排列在从左到右的谱系上。换句话说，虽然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个人化的派系，但在国家的政策方向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而每个派系都倾向于把它自己与老祖宗的思想联系起来。

谱系左边（左派）是那些致力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左派在邓时代以前占主导地位，主张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左派目前囊括以毛泽东命名的诸多子派系、还有已故的陈云（邓小平时第二号权势领导人）、薄熙来（习近平上台前被边缘化并被监禁的前政治局委员）以及习近平本人。在基层，左派还包括少数政治上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大学生队伍，以及因邓小平改革而下岗的工人。

谱系中间（中间派）以邓小平的政治后裔为主。因为今天的干部大多是在邓时期培养出来的，所以中间派是主导中共官僚体系的派系。中间派支持全面的经济改革和有限的政治改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党的永久统治。中间派还包括退休的江泽民和曾庆红（前国家副主席）的团体，以及一个名为“团派”的团体，由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现任总理李克强的支持者组成。

最后是谱系右边的右派。右派在中国语境中指主张市场经济和温和权威主义（乃至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我属于这个阵营，在三个阵营中实力最弱。右派囊括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追随者，胡赵是邓小平之下的中共领导人。或许可以说，右派还包括在2003至2013年间担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温至今仍具有影响力。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被问及政治改革问题，温家宝回答说：“我不会屈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习近平面临来自上述左中右三个派别日益增多的反对。左派虽然最初支持他的政策，但现在认为他在重振毛泽东的政策方面做得不够，其中有些人在他镇压劳工运动后对其幻想破灭。中间派不满于习近平对开经济改革开倒车。右派则完全被噤声，习近平取缔了哪怕是最轻微的政治辩论。

派系分歧在政治局常委中可见一斑。其中常委成员韩正被广泛认为是江派成员。尤其是，李克强与习近平似有分歧，而官员之间的争吵正在进入公众视野。长期以来，李克强一直在悄悄抵制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强调需要企业重新开工和保护经济发展。今年5 月，李克强在一次在线会议上对 10 万名干部表示经济状况比预期更糟糕，而习近平的盟友随即发起反击。他们透过新华社为习辩护，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作为抵制习近平疫情政策的象征，李和他的随行人员拒绝戴口罩。4月，李克强在南昌市的一次演讲时，李的助手要求与会者摘下口罩。截至目前，李克强一直忍让习的专横跋扈，迫不得已默许习继续清零政策。或许，他不久就会达到忍让的临界点。

在官僚机构中，精英阶层的愤慨正向下扩散。在习近平上任初期，随着他展开权力“洗牌”，官僚机构中的许多人日益不满和失望。但他们的抵抗是被动的，表现为不作为。许多地方干部请病假，或找借口拖延习的反腐行动。 2021年底，中共中央纪委公布，当年1至10月，共查处“贯彻落实习近平和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不力”案件24.7万件。在上海封城期间，抵抗变得更加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地方官员公开批评清零政策。 今年4月，上海三林镇居委会成员集体辞职，并在公开信中抱怨他们被关在办公室24天，无法与家人见面。

尤其令习近平不安的是，精英们的不满情绪正在向公众蔓延。在一个威权国家，不可能准确地衡量民意，但习近平严厉的清零措施很可能让大多数中国人失去对习的好感。早在2020年2月，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就发出异议的声音，他称习是应对疫情不力的“小丑”。（经过一天庭审，任被判处 18 年有期徒刑。）中国社媒平台上充斥着普通民众恳求习近平结束清零政策的视频。 今年5月，一个自称“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的团体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宣言，题为“不要做奴隶——自救”。该文件呼吁上海市居民与封城作斗争，并组建自治机构互相帮助。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中国人不无讽刺地提出，抗击疫情最有效的办法是尽快召开二十大，以阻止习近平继续执政。

尽管习近平声称消除了贫困，但大多数中国人仍在艰难度日，入不敷出。正如李克强在2020年所透露的，中国仍有6亿人（约占其人口的 40%）月收入勉强达到1000人民币。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获得的数据，在 2021 年1至11月期间，约有440万家小企业倒闭，是同期新注册公司数量的三倍多。面对金融危机，地方政府被迫削减政府工资、包括教师工资，有的高达 50%。地方政府很可能会寻找新办法，从民营企业和普通公民那里掠夺财富，从而制造更多的经济苦难。

经过40年的开放，大多数中国人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在中共精英内部，许多人对习近平打破传统的权力分配规则不满，并认为他的鲁莽政策正在危及党的未来。结果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不仅要面临内部异议，而且要面临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社会动荡的真正风险。

再来五年？

心怀不满是一回事，诉诸行动是另一回事。中共高层人士知道他们会被指控腐败，因此他们不敢与习近平作对。而高科技监控被认为如此普遍，以至于包括退休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党内精英，都不敢在官方活动之外相互交流，即使是日常事务。就公众而言，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受到审查、监视、以及害怕被抓捕。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反对者专注于使他出局的合法途径：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拒绝他连任第三个任期。

或许是感觉到了日益严重的失望感，习近平尽其所能地让竞争环境对他有利。当然，最重要的投票者是他的常委同僚，他们最终对习的去留具有最大的发言权，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立法机构成员的掌控。习近平很可能已尽最大努力确保常委会成员的支持，从承诺他们继续掌权到不对他们的家人进行调查等。

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军队，因为拒绝习近平的连任可能需要将军们的支持。宣传人员经常强调“党指挥枪”，但中国领导人知道，实际上总是“枪押着党”。尽管习近平多年来一直有步骤地提拔自己的人来充实将军群体，但从军队将领的言论看，在对习近平个人忠诚和对党的中央军委这个机构忠诚之间，他们摇摆不定。（习近平掌握军权。）

有迹象显示，在军队将领中仍然存在着反对者。去年12月，我从中国的几位联系人那里得知，因批评习的维吾尔政策而受到习近平指责的刘亚洲将军与他的弟弟同时“失联”了，他弟弟也是将军，兄弟俩的房子都被搜查。这一消息在军方引起震动，因为作为前国家主席的女婿，刘亚洲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触动的。习近平通过拘留刘亚洲兄弟俩，向太子党及军队高层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警告：他们必须站队。

此外，习近平加强了表面上的反腐运动。2022年上半年，共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21人（含省部级），厅局级干部1237人。其中，中国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今年 1 月，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孙立军的供词，孙曾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被指控犯有腐败罪，面临被处决的可能。根据中共中央纪检委的说法，孙的罪过是“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以及“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3月，孙立军的上司、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也被控贪污，并被免职和开除党籍。信号很明确：要么忠顺要么垮台。

习近平为进一步保证他能连任第三个任期，对退休的中共干部发出含蓄的威胁。长期以来，中共大佬在中国政治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在 1989 年，正是退位大佬把赵紫阳拉下马的。今年1月，习近平剑指这一群体，宣布政府将通过对各地工作“倒查20年”来“清理系统性腐败，消除隐患”。 5月，中共收紧了对离退休干部的指导原则，警告他们“不得公开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得散布负面政治言论，不得参加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不得利用原有的权威、地位及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

更进一步，习近平努力确保出席中共二十大的2300名代表的支持，其中三分之二是各地的高级官员，三分之一是在基层工作的普通党员。依据对习近平的忠诚度，与会代表经过了仔细筛选。为了防范在大会上出意外，出台禁止“非组织活动”的禁令，以禁止代表们在省代表团的正式小组会议之外串联，限制代表们组织反对特定政策及领导人的能力。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中共内部的暗斗可能会愈演愈烈。习近平可能下令逮捕更多高级官员、进行更多审判，而习的批评者也会泄露更多信息、散布更多谣言。与西方分析家的一般推测相反，习的第三个任期尚未板上钉钉。日益增多的反习人士可以成功地将他赶下台，只要他们能够说服多数常委；习已经失去了中共基层党员的支持；或者他们能够说服党的大佬们进行干预。一旦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加剧，即使是最坚定的盟友也会起来反对习；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尽管如此，今年秋天最可能的结果是，习通过操纵程序、恐吓对手而获得他在党内的第三个任期，并因此得以连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就这样，邓小平执政以来唯一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将化为乌有。

无制约的习

然后怎样呢？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把其胜利看作是某种授权，亦即为实现中共振兴中国的既定目标，他可以为所欲为。他的野心将上升到新的高度。当打压民营企业而导致振兴经济的努力失败后，习近平将加倍推行他的中央集权经济政策。为了维护权力，习将继续先发制人地消灭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加强社会控制，让中国越来越像朝鲜。习近平甚至会在第三个任期之后试图继续掌权。胆大妄为的习近平很可能会加速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并试图强行接管台湾。伴随习近平不断追求中国的支配地位，他也将让中国进一步孤立于世界。

但是，所有上述举措都不会让党内的不满情绪神奇般消失。即便获得连任也不能减少中共内部对习扩权、搞个人崇拜的反对声浪，更不能解决习在民众心目中日益恶化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内的可能举措，很可能会增加战争风险、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不满情绪。即使在中国，仅仅靠武力和恐吓来掌权是行不通的，政绩表现依然重要。毛和邓都靠成就赢得权威——毛击败国民党、解放中国，邓开放中国、开启经济繁荣。相比之下，习近平没有可称道的胜利，也没有犯错的余地。

在我看来，中国改变习路线的唯一可行方式，是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在战争中屈辱地失败。如果习近平攻击他的首选目标台湾，战争可能不会按计划进行，而台湾在美国的帮助下，将能够抵抗入侵、并对中国大陆造成严重破坏。在那种情况下，精英和大众将会抛弃习近平，这不仅为习个人垮台铺平了道路，甚至也可能为中共垮台铺平了道路。追溯历史先例，19 世纪的乾隆皇帝未能将帝国版图扩展到中亚、缅甸和越南，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为大清朝的垮台奠定了基础，并引发了长时期的政治动荡。皇帝并不总是永远的。

蔡霞接受港台专访，批评习近平治下中共不容异见、将党员当成“党奴”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也不检讨及纠正错误，反而整治异见人士，做法极为恶劣。她透露自己本来已经想退党，对于上周被开除党籍感到高兴。

香港电台提到中共中央党校早前发出公告，批评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的规范”。蔡霞对港台表示，相信受罚源于她今年发表包括反对中国政府在港订立《港区国安法》的三次言论，以至要求撤换习近平的录音讲话，以及参与联署悼念武汉医生李文亮等。

蔡霞批评中共不能包容及平和对待不同意见，而且近年要求党员绝对忠诚。她反问假如领导人做错是否应与中央“保持统一”，并质疑“一个人”的意志正绑架全党，将九千万名党员当成“党奴”。

蔡霞透露，校方在审查期间曾指她被“外面”利用，指她的言行会造成严重恶劣的不良影响。她提到学校有人曾经想息事宁人，希望她否认曾经发表批评习近平的说话，但她拒绝并决定不会逃避责任。

对于被取消退休待遇，蔡霞强调退休待遇与政治观点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不能挂钩，前者是她工作一辈子后的应得权利，校方做法是侵犯人权。蔡霞表明会委托律师跟进并提出申诉，然而校方至今没有向她发出任何解释文件，令申诉难以入手。目前旅居美国的她透露，校方曾经指出若她回国就会向她提供文件，但她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暂时不打算返回中国。

蔡霞于今年6月在网上发表言论，批评中共为“政治僵尸”、而习近平是“黑老大”，引起中国党政体制内部、学术界及舆论的关注。至上周一（17日），中共中央党校宣布开除蔡霞的党籍，以及撤销她的退休待遇。

江泽民的追悼大会今早在北京举行，习近平致悼辞

中国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的追悼大会于今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的骨灰由中共党旗覆盖，置于遗像之下。

三分钟的默哀仪式结束后，会场奏唱中国国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随后上台致悼辞。习近平宣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为失去江泽民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感到无限悲痛，江泽民将毕生心血和经历都献给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习近平回顾了江泽民生前功绩，提到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中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习近平续指，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共和中国的13年间坚持改革开放，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并且积极展开外交斗争。

习近平还称，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国内以至国际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因此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他表示，江泽民在当时决定中共及中国前途的重大历史关头，带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开展治理整顿。

习近平呼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的遗志，在新征程上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姿态，展现愈艰险愈向前的斗争精神。追悼大会最后进行向江泽民遗像三鞠躬的仪式，并且以奏放国际歌结束。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发放的消息，江泽民于上周三（11月30日）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于上海病逝，终年96岁。他的遗体日前移送北京，周一（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江泽民逝世：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础，又为当今习近平政治带来什么？

从历史而言，这些变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滞迟中国发展的一面，甚至形塑了部分当下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特色。

邓聿文 2022-11-30

【编者按】新华社消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如果没有八九六四，就不会有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属于江泽民的13年。1989年江满63岁。在花旗银行董事、美国人库恩为他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江原准备65岁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做教授，而不走中国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协谋职位的传统路子。但是时代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四过后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选中，成为接替被贬黜的赵紫阳的接班人。

对一个毫无“野心”，在高层也没有政治班底的人来说，这真是既喜且惊——其时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会认为，他不过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用江后来的话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是这一“过渡”，就让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后，他又继续留任三年军委主席、行使“监国之责”，因此实际掌控权力的时间长达16年。

江的主席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89-1994）受制于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个小媳妇般的听话角色；后一阶段（1994-2002）他才等来独立决策的机会，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变，也主要发生在后半阶段。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江泽民，有一点应该承认，他主政的这10多年，将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库恩语）。他推行了经济和国企改革，在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WTO，为中国锁定了开放之路；他又允许资本家入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了党内民主的一定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

这些成就当然不是江泽民一人所为，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朱镕基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只是对中共和中国来说，江留下的政治遗产更为复杂，本文就将侧重分析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础，又给高层政治带来何种变化。

从历史而言，这些变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滞迟中国发展的一面，甚至形塑了部分当下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特色。

改造中共阶级基础，使中共变成一个全民党或精英党

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

尽管从一些知情者事后的回忆来看，在江执政早期，尽管官方文献没有记载，他曾说过“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的话——这与他之后允许资本家入党、推动中国入世，大相迳庭。但这确乎可能是原话，某程度也未必就与江当时的政治理念相左，毕竟六四之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处于越左政治越安全的状态，连邓小平都不得不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消灭正在初步生长的私有制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上重回“一大二公”，是当时的政治正确。

中共有“宁左勿右”的传统，“左”表示进步和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中共的政治正统；“左”就是中共领导人的护身符，哪怕中共变成实际上的右派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也要打着“左”的旗号。因此，不管江内心是否认同，他也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威胁到正统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及其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家的愤概和不满，以向元老们交心，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之后，邓小平通过“九二南方谈话”力挽狂澜，“改革开放”重新成为时代最强音。为表对邓的尊敬、也彰显自己是邓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江把从文革结束到1997年这将近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定调为邓的功劳，并将中共的指导思想冠之以邓的名字，把“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以改革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发展在江主政期间，还是被历史视作邓的政治遗产。

这样一来，江要留下自己的遗产，就需另辟蹊径。他看上了这样一个领域——邓理论没有涉及或关注不多、但于中共而言又非常重要的——让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改变中共的阶级基础。这也是后来“三个代表”思想试图囊括的——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最早是江在2000年2月25日考察广东高州时提出的，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又被展开阐述，并最终和邓理论并列，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其内涵看，“三个代表”思想对以往理论的突破在于第一点，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共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内在地必然要求中共拓宽党的阶级和政治基础，从创党之初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转变为全民的代表。在此之前，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同盟军，所以无产阶级指的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再加上认同这两个阶级的理念和目标、服从领导的知识分子。

但是中国现实的改革是要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将过去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要素，如资本以及不产生价值的知识、管理和技术等要素都算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这样，资本和知识、管理、技术等的人格化，即资本家、企业经理、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也就同工人阶级和农民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这不仅仅是改革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革现实和稳固中共统治的需要。因为现实中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把私营企业主和管理技术人员排除在党的大门之外，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会让他们怀疑中共改革开放的诚意、不利于经济发展，说到底，所谓改革就是让私营经济名正言顺，成为和国有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支力量。二是，若不给这一部分有资本、有技术、有专业的人士，一个政治的上升空间，中共也担心他们会心有不满，不利统治。

此外，改革开放的机遇下，也有很多中共的干部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企业主，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资本家入党问题，将会把这些党的原本力量变成异己力量。所以，必须拓宽党的阶级基础，吸纳资本家和管理技术人员入党，成为党的中坚。

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和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江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但实际上，与其说中共变成全民党，不如说是变成精英党。因为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地位大大边缘化，反映到党内结构上，就是工人和农民在党内的占比大大下降。

因此，它实际标志着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向精英执政的政党转型，有产者在中共内部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情况影响至今，工农在党内地位的边缘化没有本质改善，也无法改善。

中共领导人实现和平更替，但老人干政也愈发严重

专制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由于找不到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容易导致交接过程充满着阴谋、暴力乃至谋杀。一些专制政权就是败于最高权力的更替。

长时间来，中国都没有有效解决权力和平交接的问题。毛泽东是终身独裁，他指定的接班人通过一场宫廷政变被废黜了；邓复出后，虽然他不是名义上的党主席或总书记，但却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手上，先后有三位中共的党主席和总书记被赶下台，分别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后两位还是他一手扶上去的。

这显示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非和平和不稳定性。不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共将构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最高权力的非和平交接，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事问题，还有背后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斗争失败，不仅让当事者与最高权力失之交臂，也意味着高层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出现歧见，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严重损害中共甚至国家的元气。好在邓时期，最高权力竞争的失败者没有成为阶下囚（赵紫阳仅仅是软禁），这多少反映一点历史的进步。

江泽民是邓扶持的第三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据悉，当江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出任总书记后，由于夹在邓、陈（云）两位元老之间，而当时保守派借着六四对改革派展开了清算，不管江是为了保位还是出于其他考虑，都未能如邓所愿展现改革决心，一度让邓对他很失望，产生了换人想法。只是由于在他手上换了两任总书记，再将江换掉，恐怕不好向全党交代，也就作罢。

可见，邓也未能解决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他是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在世时，中共不可能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最高权力的交接模式，只能在他去世后才有可能。

陈、邓等中共元老的先后过世，使江少了元老们的干预和掣肘。在他2002年卸任总书记后，顺应党内呼声，把权杖交给了邓制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固然说明江在党内没有邓那种威信，做不到一言九鼎，但也反映他某种程度的自觉或自知之明。做了中共13年总书记，真正是媳妇熬成了婆，由于邓较早就放手不管，等于把大权交给了他，所以在最后几年，江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加上高层基本上是江氏人马掌控关键职位（这点下面专门会谈到），他那时如要废除胡锦涛，自己指定接班人，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否则他不可能再接着做三年军委主席。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反映他在任期制和接班人的问题上具有自觉性，明白党内外需要什么。

尽管中共党章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没有规定，但宪法规定了政府官员的任期，人们也普遍把总书记的任期等同总理和国家主席等，这也是全党和整个社会对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终身制的危害的反思结果，江清楚这点，社会需要最高权力的有序和平交接，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任期制的限制，不能再由某个人物指定接班人。可以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摸索后，中共至此才确立了最高权力的接班制度。这为中共此后的和平交接奠定了基础，减少了中共和社会的震荡。此乃江泽民对中共的一大贡献。

然而，江在为中共关上终身制的大门的同时，却又在旁边为老人干政开了一扇窗。这就是他没有如期把最重要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锦涛所体现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邓做得好。老人干政自然不是起自江。在中央层面，老人干政的典型就是八老治国，即以邓陈为代表的中共八位元老决定国家大事，而邓作为八老的代表，又被赋予对党内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从而成为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邓时代的老人干政某种程度上有它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文革摧毁了中共的干部体系，改革之初，中共干部青黄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工作，用当时的语言说，这些老干部为年轻干部起着把关和帮扶作用，“扶上马，送一程”。

但同邓之后的老人干政不同的是，如果说江更多的借重在位时的权力，邓则是——用中共的话说——历史的结果。因为邓不但曾是毛时期的重要成员，更有着文革时期的二号走资派的头衔，以及文革后期重新崛起并再被打倒的传奇经历。既然文革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邓所代表的路线自然是正确的，由他来监国和掌舵，别人自然没有话说。

即使如此，六四之后，当把江扶上总书记的位子，邓不久即把军委主席一职让于江。九二南方谈话时，邓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之所以能够再次掀起巨浪，还是同他的权威以及南方谈话发出的改革呼吁契合社会的要求有关。在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后，邓自1994年后基本不再过问任何事情，把权力完全交给了江。

江仿效邓，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才交到胡手上，用他的话说，这样做是要为胡“压阵”，但这个“压阵”其实是对胡的干预，是江用自己的权力强加给胡和中共的。江既无邓的权威，而且此时中共亦走向正轨，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错，其保留军委主席无论从党的事业的需要还是彼时的环境来说，都无必要，只能显示他恋权，因此，遭到党内外的普遍反对。不仅如此，在他三年后辞去军委主席时，他还通过早先的人事安排继续构成对胡的牵制，成为中共政治幕后同胡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

习是中共小圈子选上来的，坊间传说中共在600人的范围里就胡之后的下届总书记人选进行摸底调查。由于江派势力最大，而江泽民希望下届总书记由红二代担任，以确保共产党的江山永不倒，但比起红二代的另一位竞争者薄熙来的锋芒毕露，习的低调让江误以为可以控制他，从而最终圈定了习。若没有江的幕后干预，以习之能力，或许很难坐上大位，也就不必然有中国今日的局面。若传说为真，此可谓老人干政的恶果之一。

江曾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反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他有理由为这点自豪，然而，他个人的私心最终也为中共带来巨大的危机。

派系政治、利益集团化，与缺失的党内民主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

政坛派系在各类政权中，似乎都很难避免。中国古代皇权也有朋党存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派系。中共似乎很忌讳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视之为对中央权威、实则领导人权威的威胁。然而，证之中共历史，早期就有明显的派系存在，如国际派、本土派，红区、白区⋯⋯在中共全国建政后，一度所谓山头林立。

山头者，即从红军时期历经抗战和国共内战形成的、以各军头为主带有一定依附关系的派系，毛泽东是驾驭派系的高手，利用各山头的相互制衡，来保证统治的稳定。所以毛不排斥派系政治，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不过客观地说，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对派系政治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清，领导人对派系的使用更多地是在一种权谋的意义上，拉这派打那派。中共的理论和政策强调的还是干部用人要五湖四海，拉帮结派是作为破坏党内团结的违规行为而受打击的。所以派系政治在中共那里始终未得到正名。

另外，虽然政治实践中少不了派系存在，但派系的规模和层级也局限在一定程度。毛和邓虽有自己的嫡系，但他们更多是以驾驭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本身不参与派系游戏，或者他们是所有派系的共主，至少每个派系都认同他们的共主作用。

真正有意识地建立派系，并以派系政治来运作的中共领导人，是江泽民。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中央处于两派元老的夹击下，在高层无班底和根基。他是因为在上海处理学运得到元老赏识而被突击提拔上来的，连他自己都没有这个“野心”和准备，因此只身一人北上，上面还有邓陈看守，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哪方都不敢得罪——不敢建立自己的班底，也不能建立。

转机来自于1993年，邓彻底放权于江，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支执行队伍。

1991年，和江在上海搭班的朱镕基上调中央成为副总理，翌年在中共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实际主管国务院，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决策者，人称“经济沙皇”。朱的擢升不完全靠江，据说他的能力被邓看中，但朱主管经济以后当选总理，和江再搭班子，至少有助于江的施政，因此，广义而言，朱可以算做江派一员，或者上海帮成员。

江自己的心腹、后来的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早前已从上海调任中办副主任，只是当时江受限，曾也只能处于蛰伏状态。1993年曾庆红当选中办主任，开始在中共政坛崛起，长袖善舞，成为江的左膀右臂，是江派最重要的成员，以后中共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决策，都由他主导和参与。中办在曾手上，管辖范围亦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江派另一重要成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于1994年成为握有实权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当选为副总理。也是该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任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上述三人，在胡锦涛时代的中央，都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政治局常委，分别主管党建、人大和经济，由此制衡胡。此外，江泽民在军队有张万年、郭伯雄、徐才厚，前者在江时期掌管军队，后两者在胡时期掌管军队。在胡的第二任期，其麾下重臣周永康和孟建柱掌管政法和安全，一个进入常委，一个进入政治局。由于江派成员大都来看上海，又被称为上海帮。

可见，在1993年后，在中央政治层面，形成了明显的江派力量，他们分布于中共的核心部门，从而能够保证江泽民的意志和决策不仅在江时代，而且在胡时代，至少在胡的第一任期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2002年江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但退而不休，兼任三年军委主席，保证最重要的军队听从自己的指令，并在随后通过安排代理人，让军队继续架空胡锦涛，又在政治局常委里部署自己的人马牵制胡，使自己继续能够在胡时代发号施令。胡时代的前一阶段，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江，即使后一阶段，也通过在政法口安插江氏人马，来监督胡。直到周永康案发，江派或上海帮才逐渐退出高层，影响渐消。

就江派对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所起作用，它要超过以往的“山头”等派系。江泽民在此实际是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派系时代，在江时代及之后，派系就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升起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习近平上台后，又形成了习派。江开启的派系政治和此时因改革而加速的利益集团化，构成了中国政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现象。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已经明显出现了利益集团化的现象，也即中共的权贵开始以改革之名直接插手或通过代理人瓜分国有资产。在朱镕基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中，数量众多的国企成了大大小小权贵的蛋糕，改革实际成了切割国企蛋糕的盛宴。90年代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改革推进的速度很快，称得上是狂飙突进，这确实是中共改革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改革显示出的残酷与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权贵阶层瞄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80年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改革刚启动不久，尚未大规模铺开；90年代邓南巡后，国企纷纷在市场化的名义下改制，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和信息的优势全面介入这一进程，以各自的主管领域“抢滩占地”，成为自己的“领地”。

在中共上层形成了几大红色家族，例如邓小平家族经营有色金属和军火，陈云家族经营银行，江泽民家族经营电信，李鹏家族经营电力，朱镕基家族经营券商，温家宝家族经营珠宝等。这种利益集团化一直延申到胡时代，由于金融成为造富机器，红色家族也从原来的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甚至变成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它们合谋掠夺中国资产。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从改革的利益集团化和派系政治的关系说，前者支撑了后者，使后者的纽带更牢固。

本来，两者在合理的政治构架下，是可以发育出党内竞争和党内民主来的，再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这原本是它们具有的进步功能，因为在中国，党太强大，要从社会开启民主太难，容易遭到党的扼杀，而如果党内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们互相竞争，是有可能慢慢发育成党内竞争的一套正式规则从而导向民主。

然而，由于江派力量太强其他派系太弱，它们构不成互相牵制，以及中共本身的集中制强调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导致这个机会消失。

放纵腐败，后来者利用反腐建立统治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习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

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中共的一向宣示，江泽民自我评价在任内做了五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解决了解放军的经商问题。然而，恰恰在他统治时期，中共的腐败全面爆发，达到一个阶段高点。

腐败的定义是对公权力的不当使用，包括利用影响力谋取不当利益。从这个定义出发，腐败之于中共，是皮和毛的关系，如影随形，要想根除腐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毛时代就腐败丛生，越是短缺，腐败越是厉害。但毛时代的中共官员还保持着一份理想，加上群众运动和物质短缺，虽然腐败普遍，但都是一些小腐败（从今天看来）。

改革之初，为解决官多粥少的矛盾，同时换取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中共有意识地推进赎买政策，让权贵子女下海经商，早期主要通过价格双轨制，倒卖紧俏商品，官员则通过许可，索贿设租，六四的一个触发因素，就是学生反官倒。当然，相对后来的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腐败只能称之为腐败的雏形。

92年市场经济的引入、商品关系的确立，为腐败的盛行打开了通道。加上经济学也为腐败助威，将腐败看作改革的润滑剂，意思是没有腐败开道，很多改革措施和事情就推进不下去。因为改革是要打破旧的规矩和条条框框，如果没有腐败，握有命令的官员就不会放行。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这是属于上不了台面的交易，可在那时竟有经济学公然为腐败背书，从一个侧面反映此时的腐败是多么泛滥。

腐败广泛地发生于各领域和层面。其中特别让人诟病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就是国企改革。大大小小的国企，除了央企和地方的支柱企业外，几乎一夜间都变成了私企。从提高效率看，这种私有化是有必要的，但由于私有化的方式基本是采取暗箱操作，由少数几个人决定，而购买者要么是本企业的管理者，要么是同决策者有关联的亲人或朋友，其要害还不在于贱卖贱买、国资流失，而在于过程的不公开、不公正，利益为少数人获得。对于国企的职工，则采取以少量补助买断工龄的粗暴做法，将他们扫地出门。

改革在这里显示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也是90年代出现工人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上节提到的改革的利益集团化就是一种典型腐败。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一方面，让权贵子女特别是元老们的子女有一个出处；另一方面，其时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因六四而导致的经济停滞、民生凋敝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如果中共统治因此受损，江的总书记的位子可能也就不稳。

而要发展经济，靠国企万万不行，只能指望外资和私营企业，但后两者在当时还小打小闹，要有大发展，除政策鼓励外，少不了腐败这个“润滑剂”。所以，比起工人的大规模失业引发的闹事来，经济停滞带来的问题显然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可以通过维稳控制住，而且经济发展了，最终将能把国企的失业工人消化掉，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但如果经济停滞，国企照样存在内部的隐形失业，同时普遍的贫困更会造成人心不稳。以后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客观上亦必须容忍腐败的存在。

可以说，解放军因经费短缺而经商是腐败，江遏制解放军经商只是解决了小腐败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他放纵了大腐败，使得财政有余钱投入国防，才能不让解放军去经商。

江时代的腐败因为中国的入世经济加速发展，导致在胡时代也跟着成比例的膨胀，它给中共带来的后果终于在习上台之时压倒了其所谓的积极成果，成为一个很可能致中共死命的“肿瘤”。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此时的腐败已经到了中晚期，将“肿瘤”整个切除可能还能保命，否则就只能任其扩散直至死亡。对习近平来讲，他接手时中国就是这种情形。

习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即他可以利用大众对腐败的痛恨获得支持，从而缩短新君继位时通常具有的过渡期，迅速确立自己的权力，稳固地位。以中共的腐败程度，上至最高领导层，下至芝麻小官，几乎没有不腐败的。习打着反腐救党的旗号，立足道德高点，使所有的党内大佬无话可说，只能表态支持。

在具体的反腐过程中，他采取策略性的手法，先拿周永康这个引起官愤（管政法时得罪太多同僚）的过气政治局常委开刀，敲山震虎；再用剪裙边的方式将大佬们小圈子中有腐败嫌疑的亲信或下属，一个一个铲除，打破以大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而快速稳定了权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习反腐有两点不触动，一是党内“大佬”自身，除了个别直接威胁自己权势和利益的人外，如两个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习尽量不将反腐的矛头直接对准他们；二是和习处于同一阵营的红二代，后者是习早期的权力基础，这就使得习不至于和这两个最重要的权力阶层公开决裂。

江原本或许还有做隐形太上皇的打算，但习利用反腐，成功地打掉了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党内利益集团，建立起了自己的极权统治，也将中国带进一个和世界作对的危险境地。江好不容易从西方打开的局面，一度在葬送的边缘。不知江在九泉之下，是否后悔选习，抑或后悔纵容腐败？

总结

就中共的角度而言，江是一个有“功”之人，功大于过，因为八九六四后，世人都不看好中共，中共也不看好自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共活不过几年，党内要员对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很少人能料到中共不但渡过了四面受困的危机，而且为中国之后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关键的基础，这个大功显然要算在江身上。

但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江对中共之“功”未必有利中国。因为江对中共的挽救也削弱了中共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如果当时江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中国有可能向自由民主转型，当然也可能转向其他类型，如分裂或军人独裁，或者中共也可能还在维持统治。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没有绝对的好坏，历史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