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於生死的政治足球

黃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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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 七月十九日【 亞洲週刊名家博客 】

世界盃的綠茵場,亦是政治的疆場。克羅地亞(Croatia)在今屆世界盃獲得亞軍,僅負予法國,驚艷世界球迷。克羅地亞建國僅僅二十七年,經歷血腥的南斯拉夫內戰後,克羅地亞卻在短時間內迅速重建,與斯洛文尼亞同樣躋身於人類發展指數前列的國家,經濟在前南斯拉夫國家內一枝獨秀。克羅地亞以四百多萬人口的小國,足球上卻延續了南斯拉夫時代「歐洲巴西」腳法幼細、組織嚴密的風格,曾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南斯拉夫的班底奪得世界盃季軍。相比之下,同為前南斯拉夫龍頭的塞爾維亞足球卻江河日下,在今屆世界杯甚至無法出線十六強,在小組賽階段便行人止步。足球是克羅地亞重要的民族象徵,足球成就代表克羅地亞擺脫內戰仇恨的陰霾,重新站立於歐洲列國之林。世界盃的綠茵場,

問世間,球為何物?直教男兒生死相許。英國利物浦名帥比利.香克利嘗言 :「足球無關生死,足球高於生死」(Some people believe football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 a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at attitude. I can assure you it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足球有歷史緣由的球會大戰被稱為「德比」(Derby),因為地理、歷史因素而成為注目大戰,球員與球迷都份外眼紅,球場上火爆非常,因此德比戰常是國家焦點,更是地域矛盾的體現。無他,足球場上的恩仇,亦是顏面所繫,球門洞開與城門洞開無異,皆為恥辱,英超聯賽、西甲聯賽都有這樣的大戰,每每掀動球迷的政治心靈。

足球高於生死,因為比拼的不是個人的存亡,而是族群顏面與民族榮光。一九六九年,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更因世界盃北美外圍賽的結果而發動戰爭,名符其實,足球是生死邊緣的危險拼搏。

足球的政治 政治的足球

世界盃成為政治的沙場,同樣涉及前南斯拉夫境內的種族恩仇,六月二十二日小組賽瑞士對決塞爾維亞的比賽,就涉及到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恩怨,牽動過去的種族清洗問題。代表瑞士的兩名科索沃裔球員札卡(Granit Xhaka)和夏奇里(Xherdan Shaqiri)分別進球時,雙手放在胸前,大拇指交疊鎖住,其餘的手指向上,露出「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手勢。科索沃的主體族族群是阿爾巴尼亞人,「雙頭鷹」就是兩人母國科索沃的象徵符號,科索沃曾被塞爾維亞進行種族清洗,不少科索沃人因此逃到瑞士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兩人以及瑞士隊友利希史泰納(Stephan Lichtsteiner),還有克羅地亞中場主力伊凡.拉傑迪(Ivan Rakitić),也曾長期旅居於瑞士,效力於瑞士球隊巴素利(FC Basel),科索沃裔瑞士球員的政治表達,最終引致罰款了事,札卡和夏奇里開罰一萬瑞士法郎(約一萬美金),而利希史泰納則被罰款五千瑞士法郎(約五千美金),反映足球綠茵場被寄托集體意識、政治符號,成為高於個人生死的集體生死場。

克羅地亞足球亦同樣成為族群仇恨的象徵,前南斯拉夫時代,境內兩枝勁旅貝爾格萊德紅星(Red Star Belgrade)、薩格勒布戴拿模(GNK Dinamo Zagreb)分別是今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首都強隊,因此代表了兩族人的榮光,都是前南斯拉夫聯賽的勁旅,兩強相遇,「德比」戰(Derby)場內、場外都火花四濺,一九九零年南斯拉夫在崩解前夕,兩強對戰更被賦予更多的種族意義,因為爆發球迷騷亂,前南斯拉夫警察更追打戴拿模的球迷,奇怪的是,戴拿模隊的克羅地亞人球星、中場名將博班(Zvonimir Boban)卻以飛腳踢住警察,一幕成為歷史定格,成為克羅地亞與南斯拉夫決裂的象徵,博班更因此被視為民族英雄,卻因此被禁賽,無法代表南斯拉夫參加世界盃。

獨立後的足球風華

前南斯拉夫的攻擊線球員多是克羅地亞人,獨立數年後的一九九八年世界杯,這批球員代表克羅地亞出戰,博班就以中場大腦兼隊長的角色,帶領克羅地亞獲得世界季軍,為受戰火摧殘的克羅地亞人在國際上吐氣揚眉。無獨有偶,時隔二十年,是次世界盃獲金球獎的盧卡.莫迪(Luka Modrić)與博班相同,也是中場大腦兼隊長,帶領克羅地亞大放異采,獲得世界盃亞軍,也是某種歷史的承傳。

今屆世界盃的克羅地亞球員,都成長於戰火連天的南斯拉夫內戰期間,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時候依然堅持足球理想,甚至不少球員當年都要遠走他鄉,以避戰火,在他鄉備受白眼與欺凌中成長,例如中場球員伊凡·拉傑迪就遠走瑞士。留在國內的球員亦要在戰火裡惶恐不可終日,但最終都成為獨當一面的球星,效力於歐陸勁旅,盧卡.莫迪就效力皇家馬德里,伊凡.拉傑迪亦是巴塞隆拿的球員,都能擠身於歐洲列強之林。因為這些沉重歷史灌溉而成的足球成就,讓克羅地亞人感慨萬千,盧卡.莫迪獲得金球獎這個球員的最高榮譽時,更與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相擁而哭,也許眼淚裡含住的,就是國家的榮光,更是多年國家苦難凝聚而成的唏噓。

足球是政治棱鏡

足球史上有名的打吡多是歷史因素、地緣政治的緣故,將新仇舊債付諸場上,一決雌雄。英國的頂級聯賽就曾有「玫瑰戰爭」打吡(Roses rivalry),列斯聯與曼聯的對決。這兩支頂級球隊的對決被賦予了中世紀的歷史包袱。列斯聯所在的約克郡(Yorkshire)便是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發源地;曼聯則位處包括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大曼徹斯特區內,即約克家族宿敵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所在地。約克家族尚白,蘭開斯特家族尚紅,兩族在中世紀為爭奪王位而鑒戰數十年。政治的恩仇數百年後燃燒到足球場上,列斯聯與曼聯球場相會,球衣依舊分別尚白、尚紅。兩隊相會,份外眼紅,紅白球衣往來之際,踢法粗野、火花四起,六十年代列斯聯球員布藍拿(Billy Bremner)便有「10英里有刺鐵絲網」(10st of barbed wire)之號,另一名隊友諾曼·亨特(Norman Hunter)則人稱「咬你的腳」(Bites Yer Legs),綠茵場上火花四濺可想而知。

兩隊的球迷文化勇武悍鬥,因而臭名遠播,延續兩地的戰爭恩仇,列斯聯、曼聯兩隊對壘,例必以球迷騷亂「慶賀」告終,兩隊的球迷組織-列斯聯服務幫(Leeds United Service Crew)、曼聯紅軍(Red Army)常在球場外兩陣對圓,啤酒加上賽果常使兩隊球迷組織場面互相扭鬥,掛彩受傷司空見慣,因此成為英國最為知名的打吡戰。

國家德比生死鬥

越過不列顛海峽,跨越比利牛斯山脈,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足球國家打吡(El Clásico)皇家馬德里對決巴塞隆拿,同樣具有濃厚的政治、歷史脈絡。西班牙在中世紀時代,馬德里所處的卡斯提爾王國(Kingdom of Castile),與巴塞隆拿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所處亞拉崗王國(Kingdom of Aragon)有相異的宗教傳統,馬德里是天主教正統派的大本營,巴塞隆拿則是異端純潔(Catharism)的大本營,兩者語言、文化傳統大異,統一之後兩地也常有衝突,族群矛盾尖銳。馬德里是西班牙的政治中心,巴塞隆拿則是西班牙的經濟中心,國家打吡因此亦被寄托了歷史、宗教意義,更代表了族群的矛盾,代表卡斯提爾以及加泰隆尼亞(Catalonia)的矛盾。

尤其是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期間,兩支球隊更被賦予濃厚的政治意味。加泰隆尼亞曾積極參與反佛朗哥政權的運動,佛朗哥因此刻意扶持皇家馬德里,以打擊加泰隆尼亞人的氣焰,五十年代阿根廷球王迪史提芬奴本來要加盟巴塞隆拿,卻因為佛朗哥的介入,一波三折下,反而加盟死敵皇家馬德里,因此多次領軍擊敗巴塞隆拿,為舊恨添上新仇。時至今日,皇家馬德里與巴塞隆拿依舊場面粗野、衝撞頻生,綠茵場上更成為加泰隆尼亞球員宣示獨立主張的舞台,主張加泰隆尼亞獨立的巴塞隆拿球員碧基(Gerard Piqué)更多次在國家打吡中被皇家馬德里的球員喝倒采,西甲賽場上的兩隊的勝負,就像統、獨派的勝負之決,球門就好比兩陣的城門,代表雙方政治立場的成敗,政治的足球因此總是掀動人心。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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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翔亞洲週刊編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拿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塵世裡一個迷途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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