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於生死的政治足球

原刊於 七月十九日【 亞洲週刊名家博客 】

世界盃的綠茵場，亦是政治的疆場。克羅地亞（Croatia）在今屆世界盃獲得亞軍，僅負予法國，驚艷世界球迷。克羅地亞建國僅僅二十七年，經歷血腥的南斯拉夫內戰後，克羅地亞卻在短時間內迅速重建，與斯洛文尼亞同樣躋身於人類發展指數前列的國家，經濟在前南斯拉夫國家內一枝獨秀。克羅地亞以四百多萬人口的小國，足球上卻延續了南斯拉夫時代「歐洲巴西」腳法幼細、組織嚴密的風格，曾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南斯拉夫的班底奪得世界盃季軍。相比之下，同為前南斯拉夫龍頭的塞爾維亞足球卻江河日下，在今屆世界杯甚至無法出線十六強，在小組賽階段便行人止步。足球是克羅地亞重要的民族象徵，足球成就代表克羅地亞擺脫內戰仇恨的陰霾，重新站立於歐洲列國之林。世界盃的綠茵場，

問世間，球為何物？直教男兒生死相許。英國利物浦名帥比利．香克利嘗言 ：「足球無關生死，足球高於生死」（Some people believe football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 am very disappointed with that attitude. I can assure you it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足球有歷史緣由的球會大戰被稱為「德比」（Derby），因為地理、歷史因素而成為注目大戰，球員與球迷都份外眼紅，球場上火爆非常，因此德比戰常是國家焦點，更是地域矛盾的體現。無他，足球場上的恩仇，亦是顏面所繫，球門洞開與城門洞開無異，皆為恥辱，英超聯賽、西甲聯賽都有這樣的大戰，每每掀動球迷的政治心靈。

足球高於生死，因為比拼的不是個人的存亡，而是族群顏面與民族榮光。一九六九年，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更因世界盃北美外圍賽的結果而發動戰爭，名符其實，足球是生死邊緣的危險拼搏。

足球的政治 政治的足球

世界盃成為政治的沙場，同樣涉及前南斯拉夫境內的種族恩仇，六月二十二日小組賽瑞士對決塞爾維亞的比賽，就涉及到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恩怨，牽動過去的種族清洗問題。代表瑞士的兩名科索沃裔球員札卡（Granit Xhaka）和夏奇里（Xherdan Shaqiri）分別進球時，雙手放在胸前，大拇指交疊鎖住，其餘的手指向上，露出「阿爾巴尼亞雙頭鷹」的手勢。科索沃的主體族族群是阿爾巴尼亞人，「雙頭鷹」就是兩人母國科索沃的象徵符號，科索沃曾被塞爾維亞進行種族清洗，不少科索沃人因此逃到瑞士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兩人以及瑞士隊友利希史泰納（Stephan Lichtsteiner），還有克羅地亞中場主力伊凡．拉傑迪（Ivan Rakitić），也曾長期旅居於瑞士，效力於瑞士球隊巴素利（FC Basel），科索沃裔瑞士球員的政治表達，最終引致罰款了事，札卡和夏奇里開罰一萬瑞士法郎（約一萬美金），而利希史泰納則被罰款五千瑞士法郎（約五千美金），反映足球綠茵場被寄托集體意識、政治符號，成為高於個人生死的集體生死場。

克羅地亞足球亦同樣成為族群仇恨的象徵，前南斯拉夫時代，境內兩枝勁旅貝爾格萊德紅星（Red Star Belgrade）、薩格勒布戴拿模（GNK Dinamo Zagreb）分別是今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首都強隊，因此代表了兩族人的榮光，都是前南斯拉夫聯賽的勁旅，兩強相遇，「德比」戰（Derby）場內、場外都火花四濺，一九九零年南斯拉夫在崩解前夕，兩強對戰更被賦予更多的種族意義，因為爆發球迷騷亂，前南斯拉夫警察更追打戴拿模的球迷，奇怪的是，戴拿模隊的克羅地亞人球星、中場名將博班（Zvonimir Boban）卻以飛腳踢住警察，一幕成為歷史定格，成為克羅地亞與南斯拉夫決裂的象徵，博班更因此被視為民族英雄，卻因此被禁賽，無法代表南斯拉夫參加世界盃。

獨立後的足球風華

前南斯拉夫的攻擊線球員多是克羅地亞人，獨立數年後的一九九八年世界杯，這批球員代表克羅地亞出戰，博班就以中場大腦兼隊長的角色，帶領克羅地亞獲得世界季軍，為受戰火摧殘的克羅地亞人在國際上吐氣揚眉。無獨有偶，時隔二十年，是次世界盃獲金球獎的盧卡．莫迪（Luka Modrić）與博班相同，也是中場大腦兼隊長，帶領克羅地亞大放異采，獲得世界盃亞軍，也是某種歷史的承傳。

今屆世界盃的克羅地亞球員，都成長於戰火連天的南斯拉夫內戰期間，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時候依然堅持足球理想，甚至不少球員當年都要遠走他鄉，以避戰火，在他鄉備受白眼與欺凌中成長，例如中場球員伊凡·拉傑迪就遠走瑞士。留在國內的球員亦要在戰火裡惶恐不可終日，但最終都成為獨當一面的球星，效力於歐陸勁旅，盧卡．莫迪就效力皇家馬德里，伊凡．拉傑迪亦是巴塞隆拿的球員，都能擠身於歐洲列強之林。因為這些沉重歷史灌溉而成的足球成就，讓克羅地亞人感慨萬千，盧卡．莫迪獲得金球獎這個球員的最高榮譽時，更與克羅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相擁而哭，也許眼淚裡含住的，就是國家的榮光，更是多年國家苦難凝聚而成的唏噓。

足球是政治棱鏡

足球史上有名的打吡多是歷史因素、地緣政治的緣故，將新仇舊債付諸場上，一決雌雄。英國的頂級聯賽就曾有「玫瑰戰爭」打吡（Roses rivalry），列斯聯與曼聯的對決。這兩支頂級球隊的對決被賦予了中世紀的歷史包袱。列斯聯所在的約克郡（Yorkshire）便是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發源地；曼聯則位處包括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大曼徹斯特區內，即約克家族宿敵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所在地。約克家族尚白，蘭開斯特家族尚紅，兩族在中世紀為爭奪王位而鑒戰數十年。政治的恩仇數百年後燃燒到足球場上，列斯聯與曼聯球場相會，球衣依舊分別尚白、尚紅。兩隊相會，份外眼紅，紅白球衣往來之際，踢法粗野、火花四起，六十年代列斯聯球員布藍拿（Billy Bremner）便有「10英里有刺鐵絲網」（10st of barbed wire）之號，另一名隊友諾曼·亨特（Norman Hunter）則人稱「咬你的腳」（Bites Yer Legs），綠茵場上火花四濺可想而知。

兩隊的球迷文化勇武悍鬥，因而臭名遠播，延續兩地的戰爭恩仇，列斯聯、曼聯兩隊對壘，例必以球迷騷亂「慶賀」告終，兩隊的球迷組織－列斯聯服務幫（Leeds United Service Crew）、曼聯紅軍（Red Army）常在球場外兩陣對圓，啤酒加上賽果常使兩隊球迷組織場面互相扭鬥，掛彩受傷司空見慣，因此成為英國最為知名的打吡戰。

國家德比生死鬥

越過不列顛海峽，跨越比利牛斯山脈，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足球國家打吡（El Clásico）皇家馬德里對決巴塞隆拿，同樣具有濃厚的政治、歷史脈絡。西班牙在中世紀時代，馬德里所處的卡斯提爾王國（Kingdom of Castile），與巴塞隆拿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所處亞拉崗王國（Kingdom of Aragon）有相異的宗教傳統，馬德里是天主教正統派的大本營，巴塞隆拿則是異端純潔（Catharism）的大本營，兩者語言、文化傳統大異，統一之後兩地也常有衝突，族群矛盾尖銳。馬德里是西班牙的政治中心，巴塞隆拿則是西班牙的經濟中心，國家打吡因此亦被寄托了歷史、宗教意義，更代表了族群的矛盾，代表卡斯提爾以及加泰隆尼亞（Catalonia）的矛盾。

尤其是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期間，兩支球隊更被賦予濃厚的政治意味。加泰隆尼亞曾積極參與反佛朗哥政權的運動，佛朗哥因此刻意扶持皇家馬德里，以打擊加泰隆尼亞人的氣焰，五十年代阿根廷球王迪史提芬奴本來要加盟巴塞隆拿，卻因為佛朗哥的介入，一波三折下，反而加盟死敵皇家馬德里，因此多次領軍擊敗巴塞隆拿，為舊恨添上新仇。時至今日，皇家馬德里與巴塞隆拿依舊場面粗野、衝撞頻生，綠茵場上更成為加泰隆尼亞球員宣示獨立主張的舞台，主張加泰隆尼亞獨立的巴塞隆拿球員碧基（Gerard Piqué）更多次在國家打吡中被皇家馬德里的球員喝倒采，西甲賽場上的兩隊的勝負，就像統、獨派的勝負之決，球門就好比兩陣的城門，代表雙方政治立場的成敗，政治的足球因此總是掀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