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4 世上再无李进进，人间空余黄鹤楼｜高瞻

野兽按：今天因为在油管上看到leonard的视频，才知道张晓宁杀害李进进的事件。于是深究了一下这个事件，也了解了一下李进进，甚是遗憾和惋惜。

李进进（1955年9月7日—2022年3月14日），湖北武汉人，六四事件学生运动领袖，美国律师。

15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回到武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1978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现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法律系于1979年恢复，1980年开始招生），之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并担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1989年六四期间出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法律顾问。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后李进进被逮捕并被关押了22个月，后来免于起诉并获释。1993年前往美国，出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之后又前往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法学博士，获美国法学学位。毕业后担任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并出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总裁。李进进担任律师时为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中被中共追捕的中国人提供在美国的法律保护。

2022年3月14日中午，由于李进进与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籍女子张晓宁就移民法律案件产生纠纷，张晓宁持刀来到李进进位于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律师事务所将其捅伤，当天中午11时45分左右警方接获律师楼职员报警。随后李进进被送往附近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当天12时8分左右伤重不治。李进进生前友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李进进被刺可能与其拒绝为张晓宁代理法律案件有关。

凶手张晓宁是河北邯郸人，1997年生，在北京上学、工作。2021年8月下旬持学生签证来美，但没有入学，同年9月14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场外举牌，控诉自己“曾在北京被关进精神病院”，呼吁外界严惩对她性侵的北京警察。后来张晓宁又找到李进进，希望他能为其提供法律帮助。2022年3月11日，张晓宁来到李进进的办公室吵闹，在有人报警后，张晓宁离开了办公室。李进进遇害后，他的朋友郑存柱在网上发布一段凶手张晓宁与一男子对话的音频。音频显示，该男子批评张晓宁说谎以寻求政治庇护。

在张晓宁被押出警局时，有人以中文问她后不后悔杀人时，她高声吼叫：“最后悔的就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

“六四”学运领袖、纽约华裔律师李进进被刺身亡

JONAH E. BROMWICH

2022年3月16日

上周，皇后区一名律师与一位年轻客户的会面在混乱中结束。

律师李进进的朋友和同事说，在李进进告诉25岁的客户张晓宁（音）他将不再与其合作后，后者大发雷霆。她威胁他，引起了导致报警的混乱。但66岁的李进进要求警察不要逮捕她。

然后在周一早上，张晓宁带着两把刀回到这家律师事务所。警方和目击者称，她用刀刺入李进进的胸部和颈部，致其死亡。李进进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关键参与者。

张晓宁已被警方逮捕并以谋杀罪起诉。周二无法联系到她和代表她的律师。

天安门广场示威期间，李进进是北京大学宪法学博士生，并成为北京一个在抗议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联合会的法律顾问。

在中国政府镇压示威活动、造成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后，李进进逃到了他位于武汉的家中。但他后来告诉《新闻日报》记者，当局在那里找到了他，半夜当着他的家人（包括他小儿子在内）的面将他逮捕。

他与许多其他政治犯一起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近两年。1991年获释后，他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学位。

他回到纽约，在那里担任移民律师。根据《新闻日报》的采访，他仍然是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并梦想回到中国帮助塑造中国的未来。

他的朋友和同事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

“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斗士和民主的倡导者，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结识李进进20多年的同事亚伦·勒本格说。

移民律师、李进进的密友朱伟说，他“一直有一颗善良的心”。

朱伟说，张晓宁告诉他的朋友，她在北京遭到迫害，说她被警察拘留和性侵。与李进进共事的克里斯·李（音）说，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一直在为张晓宁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她周五曾到过办公室，要求李进进想办法将一张她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的照片从互联网上删除。

克里斯·李说，当李进进告诉她他做不到时，她变得很愤怒。然后她告诉李进进，她的庇护声明中的一切都是捏造的。之后，李进进告诉她，他将不再代表她。当她威胁他并试图扼住他的喉咙时，他报了警。

警方证实，他们因一名在办公室发生争执的“情绪失常人士”出警，在周五下午5点前不久来到了办公室，没有逮捕任何人。

克里斯·李说，周一早上，李进进到达办公室后不久，张晓宁回到律师事务所，给前台带来了一个蛋糕，并告诉那里的员工，她很感激他们。

她陪着李进进走进他的办公室，员工们很快就听到了尖叫声。克里斯·李说，当他进入办公室时，李进进的脖子和腹部都在流血，而张晓宁则站在他身后。

朱伟说，李进进1955年9月7日出生于武汉，15岁时入伍。之后，他成为一名警察，并在武汉的一所大学主修法律。198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在武汉担任教授后，他回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在学生会中任要职。

“通常到了这个级别意味着他们在政府和党内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李进进的老朋友顾建中（音）说。“但李进进并没有走那条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1989年，成千上万人抗议中国共产党、批评腐败、呼吁民主自由的示威活动开始时，李进进是一名博士生。他曾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法律顾问，这是一个与寻求自由的学生站在一起的重要工人组织。

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期间多次受审，但他告诉朋友和同事，他从未合作。

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后，他在美国一度过得很艰难，当时他告诉一家报纸，由于英语水平不高，他无法在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他考虑过去餐馆工作。

但不久之后，他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就读，并成为了绿湾包装工队的球迷。

他的朋友说，在纽约，他帮助客户获得美国入境许可并致力于支持民主的项目。他是为周勇军辩护的律师之一，这位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学生领袖2008年被中国当局拘留，并被指控欺诈。他反对中国政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逮捕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朱伟和勒本格说，他还为包括张晓宁在内的许多客户提供无偿服务。

“他帮助了很多曾被中国政府迫害的中国人，”顾建中说。

勒本格说，李进进曾希望少做些法律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的民主活动，用于阅读、写作和行动主义。“如果我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把李进进解放出来，让他做更多的工作，”他说。

Kirsten Noyes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Jonah E. Bromwich在纽约报道刑事司法，主要关注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曼哈顿的州刑事法院和纽约市监狱方面的新闻。在都市版任职期间，Bromwich报道了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及其家族生意、纽约州长安德鲁·M·科莫的落马，以及里克斯岛监狱大楼危机等话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jonesiema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涉杀华裔律师李进进女嫌 精神鉴定正常

2023-06-03 13:27:50  世界新闻网

涉杀华裔律师李进进的26岁女嫌张晓宁，日前在皇后区高等法院出庭。法官称张晓宁的精神鑑定报告正常，现阶段其辩护律师将和检方共同探讨案件裁决，下次开庭日期为6月20日。

据悉，张晓宁的精神检验报告“拉锯战”从去年年底开始，经过辩方和检方双方面的检测，以及市惩教卫生服务部门(Correctional Health Services)与张晓宁分别在4、5月的多次交谈，法官在5月31日开庭时表示，已经确定被告张晓宁是精神状况健康，“且能够协助律师进行辩护，并确切地理解这里发生了什麽事”。

法官表示，张晓宁的辩护律师将和检方继续讨论该案可能的裁决方式。与此同时，张晓宁也将和律师讨论该案件的处理方式，看双方是否能够讨论出结果，“如果没有，那麽将按照律师选择的方式，继续进行辩方的辩护”。下次开庭时间为6月20日，因为5月31日开庭时中文翻译因病未到场，法官称下次开庭时一定会请中文翻译到场。

张晓宁于去年3月14日，涉嫌在皇后区法拉盛39大道的一个办公楼内，持刀杀害华裔律师李进进，遭大陪审团以二级谋杀和两项四级非法持武等六项罪名起诉，若罪成，她将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

杀害李进进的凶嫌无精神病 检方提量刑25年

【大纪元2023年06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丹纽约报导）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李进进（Jim Li）遇刺身亡案，6月20日继续在皇后区州高等法院开庭，法官表示凶嫌张晓宁（Xiaoning Zhang）无精神病，检方提议对她判处25年监禁。张晓宁在庭上听到这个提议后，没有做出反应。

张晓宁当天出庭，表情从始至终平静，她通过中文口译人员听法庭上的对话。她换了新的公派律师，本次的辩护律师与上一次庭审的律师不同，现在的律师为Scott Celestin。

法官霍尔德（Kenneth Holder）说，在5月31日上一次开庭时宣布了关于被告精神检查（所谓“730检查”）的情况，案件程序继续推进。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建议对被告量刑25年，由于被告换了新的律师，律师表示需要与被告沟通这个量刑建议。

法官说完上面的话后，宣布下一次开庭时间为7月12日。

在听到法官的说法后，张晓宁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被带离法庭时表情平静。

在上一次（5月31日）开庭时，法官宣布张晓宁的精神鉴定结果为正常，在庭审时她能明白法庭上发生什么。

所谓“730检查”（730 Exam），即根据《纽约州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dure Law，简称CPL）第730条款所进行的心理、精神检查。

2022年3月14日，纽约知名移民律师、民运领袖李进进在法拉盛39大道136-56号四楼的办公室，被1997年出生的女客户张晓宁行刺杀死，李进进身中四刀身亡。

张晓宁在现场被捕，她被控二级杀人罪等六项罪名。

张晓宁被捕当天在纽约市警局109分局受审时，在口供中承认，她在行刺之前掏出了“中国旗帜”（作案现场发现了数面中共国旗和中共党旗）。起诉书上说，如果张晓宁的罪名成立，她最高获刑25年至终身监禁。

【大纪元2023年02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丹纽约报导）纽约知名律师李进进（Jim Li）遇刺身亡，到今年3月14日将届一周年。女杀手张晓宁的真实身份，迄今充满谜团。近期英文期刊《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披露了李进进在遇害之前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张晓宁曾流露出仇视民运人士的言词。

李进进生前在这份备忘录中写到，张晓宁称民运人士为“狗”，并曾问李进进对参与民主运动是否“感到内疚”，并称李进进为“失败者”。

2022年3月14日的中午，华人熟知的纽约移民律师李进进在他法拉盛的律师楼，被25岁女客户张晓宁用厨房刀杀死，终年65岁，震惊全社会。

在行刺之前三天的3月11日，张晓宁曾到律师楼找李进进吵闹，她甚至还扑上去掐李进进的脖子，律师楼当时报了警，但李进进放过了她，没有同意警方对她进行处理。吵闹的原因，据当时李进进律师楼的员工对本报透露，张晓宁在2022年1月找到李进进办理政治庇护，但后来她又对李进进说，之前说她被北京警察强奸（性侵）的事情是假的，她没有被北京警察强奸，李进进听了这个情况后表示，他不能再代理她的案件。但张晓宁却不愿意李进进拒绝，根据她的口供，她要律师不要拒绝办理她的案子。

在张晓宁吵闹后，李进进在当天写下了一份备忘录。据当时李进进律师楼的员工表示，这份备忘录作为证据交给了控方。《纽约杂志》今年1月26日刊出文章《一名流亡者在皇后区遭遇谋杀和间谍活动》（an exile confronts murder and espionage in Queens），里面披露了这份备忘录内容。

文章写道：“Jim（李进进的英文名）很有同情心，但也很谨慎。张似乎有‘情绪问题’，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虽然张的故事有一些出入——在一些文件中，她抱怨她遭受的是‘性骚扰’而不是‘强奸’——但李进进信任她。他同意免费接受张的案子。”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多次会面处理她的庇护申请，根据李进进的备忘录，张的行为越来越奇怪。她问李进进是否对参与民主运动感到内疚，因为民主运动给他的家人带来了‘痛苦’。备忘录记下描述张向他发送电子邮件，抱怨民运的其他成员，并称他们为‘狗’。根据备忘录，一天晚上，她给李进进打了九通电话，然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称他为‘失败者’。”

张晓宁作案前、后皆表露出对民运的仇恨

张晓宁在作案前及作案后，均有表露出敌视民运的言论。本报根据她的推特账号（@beijingfangmin），发现她至少有两条推文表露出对民运的仇恨，其中一条推文称民运人士为“被中共赶出来的丧家犬”。

2021年12月29日她的一条推文写道：“海外民运大多数是一群被中共赶出来的丧家犬，只想借反共得利的一群好吃懒做（的人）。”

2022年3月1日她的一条推文写道：“摘自《天安门对峙》。她（柴X）布道般说道，⋯⋯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然后，学生死了，可柴X却活着。”

张晓宁在被捕后，在2022年3月15日晚上7点半被押出纽约市警局109分局时，面对“张晓宁，你后不后悔？”的质问，她声嘶力竭地高喊：“最后悔的是你们这些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已经害死了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

张晓宁是不是中共杀手？

李进进生前是八九学运领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监察长，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嫌犯张晓宁杀人的刀法狠毒、专业，他的遇害，让人联想到张晓宁的背后是否有外国势力的影子？

《纽约杂志》的记者Christopher Beam在文章中说，202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共进晚餐时，“他（王军涛）说他已经得出结论，李进进被暗杀了。‘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一致认为这是政治谋杀。’他说。军涛认为中共除掉李进进，是因为他在帮助美国政府揭露民运中的内奸。”

Christopher Beam向王军涛转述研究中国间谍活动的前情报官员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亚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的观点——如果张晓宁是中共派的特工在美国领土上实施暗杀的话，“如果这件事被公开，那将破坏美中之间的关系。”王军涛对此认为：那就是他们想让你这么想。如果张没有表现得像个刺客——在几个人看到她进入李进进的办公室而没有明显的逃跑计划后，袭击了李进进——那只是进一步说明了她的专业水平。

据记者了解，除了在作案现场发现了张晓宁携带的两把作案工具——两把类似切牛排的刀之外，在张晓宁作案前居住的家庭旅馆（42-20 Kissena Boulevard, Apartment A6）中，她的室友还发现了一把她在网上购买、还没来得及拆开包装的匕首（快递包裹上写着她自称的英文名AnAn）。发现者打开包裹看到是匕首后，立即报警，这把匕首之后交给了警方。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一名成员2月8日对记者表示，从张晓宁携带两把刀去杀人，刀法精准，之后她的住处又发现了由她网购的匕首，可见她为杀人做了充分准备，可能在2022年3月11日她去李进进律师楼吵闹之前就进行准备了。不过他强调这只是他的推测。

高瞻：世上再无李进进，人间空余黄鹤楼——李进进喋血百日祭

一

3月14日晚上七点，匆忙劳碌了一天的我，终于在家里的餐桌前坐下，准备和六岁的小女儿吃晚饭。这是每天里我最安宁、闲适的时刻，半个小时之后，又一场紧张的接力在等着：陪她练钢琴、催促她洗澡、监督她刷牙、恩威并施迫使她睡觉……直至自己也昏昏欲眠。

开始吃饭了，我习惯的打开已经大半天没有去看的手机，首先见到的是纽约朋友W几个小时前的两个未接来电。我有些奇怪：虽然我们平日通话很多，但基本都是我打给他，少有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更别说一连两个。于是我立即回拨过去，他瞬间接了，声音异样甚至听上去慌乱：“哎，那个、那个，你知道了吧？李进进，李进进”，我说：“ 李进进，怎么了？”他说：“李进进，嗐，出事了”，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要紧吗？”他有些颤抖的说：“不在了，去世了！”

我目瞪口呆、如闻无稽。之后我和W的对话，都是在突然听说了无法想象、难以相信、不可思议的奇祸惨变和噩耗悲讯时，通常惯有的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追问与探究。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不断刷屏的手机中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报导、细节、图片和评论。从这些纷至沓来的混乱不清、彼此冲突的信息里，我知道了确认的李进进罹难时间是上午11：45。到了近夜，连和他交集不多的北大各个群里也开始出现有关的消息和哀悼文字。

11：45，正是我带着女儿在一间游艺厅里给她几个星期后要举办的生日聚会预看场地的时点。我不敢想，但又抑制不住的去想：就在我一如平日、行至惯常的同时，千里之外纽约法拉盛的那个我熟悉的办公室中，场景该是多么的惨烈和残酷；李进进在他几十年曲折壮阔的人生临近终了的最后一刻，心里该是何等的无助与绝望……

李进进，李进进。对许多人，这是一个如影随形、习惯熟悉的名字；对更多人，这是一个陌生普通、平常自然的名字；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跨越了我生命中三十三年、也是大半生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在我内心遥远似传说、清晰如铭心的名字，是一个“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是一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名字，是一个看似应该终生失之交臂但冥冥之中总觉得有一天会再续前缘的名字。这般感受、这种意义、这类存在的名字，在任何人的一生里，都不会有几个。

整整半夜，我没有入睡，惊心动魄、难以置信、心乱如麻、百思不解渐次交替。我心事浩茫、浮想联翩，思绪穿越过那既漫长久远又倏忽一瞬的三十三年。

二

六月二号，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的文章《我经历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新华门之夜》，里面写到：

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树荫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从前一天开始出现的大、小字报，更多人在昏黄的街灯下伫立、徘徊、交谈、张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么。十一点左右，从二十八楼里突然冲出七八个人，一起撑拉着一条八、九米长的白色竖幅，竖幅上写有三个粗大的正楷字“中国魂”。人群一阵骚动，一下围在了他们的周围，然后尾随着在三角地一带巡游。人越聚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很快，队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噪声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门的路。

在八九前的历次学运中，从三角地沿大讲堂南侧到南门那条短短的、五分钟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艰难、最关键、最漫长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经聚集起来的学生们，总要在这条路上踌躇、彷徨、矛盾、争辩、反复、进退很长时间。很多回，义愤填膺、一鼓作气的学生们在这条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在南门前做鸟兽散，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事件就此消于无形。学生们血气方刚，但并不无知鲁莽，他们知道在校内游行、抗议、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门意义则完全变了，之后的事态发展、结果以及个人的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毕竟，学生们是来求学而不是来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条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门，则后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学生们一路最后走到天安门——虽然有过一两次，北大学生已经走到人大，却不但召唤人大学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绪也影响的沮丧低落，最终溃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说：人大就是北大运动的滑铁卢。

4月17日这天晚上，同样经过了几十分钟的犹豫和挣扎，人群推搡着终于冲出了南门。等到了海淀黄庄时，嘈杂的人流已经成为了一支整齐有序的队伍：中心是持护着“中国魂”的十几个人，后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学生，两侧则是数不清的骑着推着自行车随行的人们。这时我忽然发现，两天来人们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经和我也认识的邵江等其他几个学生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友谊宾馆门口架设的摄像机和现场解说的外国女记者，一路走到天安门，几百人簇拥着竖幅缓慢凝重的一阶阶登上纪念碑，长达一分钟没有间断的镁光灯，突降的磅礴大雨冲刷着“中国魂”，几个学校的学生临时站出来作为代表集合磋商，七条要求的汇聚提出，学生移师人大会堂东侧，人大会堂前烈日暴晒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时静坐，王丹、李进进相继主持和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万唤的姗姗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点大家分头散去……

在文章里被我三言两语略去不表的4月18日人大会堂前的整个白天，其实同样值得用万语千言去追忆记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李进进的名字、见到了李进进的其人。

4月18日凌晨大约四点钟，骤雨初歇，纪念碑前的人全部转移到了人大会堂东侧席地而坐。此前，在深夜昏黄灯光下的纪念碑北侧台阶上，王丹和即时站出来的几个各校学生匆匆草就了七条要求，并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告：下一步行动目标是天亮后将七条要求向全国人大递交，并等待他们的答复。五点半过，东方即白、晨曦临近，大家静静等待着。八时许，旭日升起、朝霞万道，阒寂的广场周围有了人迹和车流，对无数人来说和千千万个一样普通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王丹和几个学生手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成文纸上的七条要求一步一顿的走上人大会堂高大的台阶。我和几百人一起，静默的看着他们上上下下，注视着事情的演进。一、两个小时后，现场不少人离去，但仍有三、四百人坚持留下不走。又几个小时过去了，阳光从清澈温煦变的暴烈灼热，众人从激动期盼变的焦躁烦乱；人们彻夜无眠、半日饥渴造成的头脑迟钝、精神恍惚、身心疲惫开始渐渐的演变成了情绪的不稳定。时间到了正午，学生们不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事态仍旧没有进展。我暗自心焦，却也感觉不到有任何出路。目前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事情完全僵住了，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套：全国人大别说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估计连接请愿书都不会；而没有结果学生们下不了台，也就绝不会离开；双方这样死扛着，谁也不肯让步，如此没完没了不知道会耗到何时，还有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眠和进水进食的学生们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状况……我猜想，和我一样思虑、忧愁、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人不在少数——毕竟，那是中共僭政几十年以来学生们第一次的类似行动，仓促、临机、全无经验可循；一个月后的三千人大绝食和数万人二十天占据天安门广场，当时还连天方夜谭都谈不上，仅仅眼前的这种状态，就已经是一道难以迈过的坎和一个无法处理的危机了。

为了缓解心情，我弯着身子从坐地的人群里外移，然后悄悄离开了静坐的队伍，在人大会堂东侧便道上往返漫步。

那时的中国远不似今天的警察社会，天安门广场昼夜敞开、任人徜徉，不过正值烈日当头，不但广场上聊无人迹，连人大会堂东侧从长安街直通到前门西大街的漫长人行道上也罕有人行；加上天安门一带硕大无朋，人大会堂前静坐的几百各学生并不醒目，所以也没有吸引来多少人围观。在学生围坐的圈子外一直逡巡、观察的不多几个人，一望而知都不是过客。于是，我刚踱步没有几个来回，就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邱进和意料之外的侯军。

邱进，时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六四后调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再后历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八局局长、副部长、中国驻上合组织特派员。他最闻名世界、广为人知的，是2012年2月7日从北京赶到成都，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接回了叛逃的王立军。我在邱进1985年刚刚担任北京团市委大学部长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会儿他三天两头往北大跑。团市委就在台基厂市委大楼里。离这里咫尺之遥；一有学生出事，第一个赶来的，除了他没有别人。

侯军，南京人，北大技术物理系83级学生，后转入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相貌清秀、风流倜傥。侯军毕业后加入当时傅政华领导的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大要案队，后来下海经商，开发了高德地图，曾担任高德公司董事长。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离开北大去了哪里，所以在人大会堂外看见他，颇感奇怪，就问他：这里都是学生呀，你怎么大中午有空跑到这里来？他说：这就在我们单位附近，我来这儿有任务呀！结果我才知道，原来中国的刑警居然也出政治外勤。

三

和邱进、侯军匆匆寒暄完毕，我回到了静坐的队伍中。此时群众比我离开时候更加躁动不宁、杂乱纷纭、人心浮动。忽然，全体在场者的目光同时转往一个方向，乱哄哄的空间里刹那鸦雀无声，因为那里站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年龄、衣着、仪态、风度、谈吐和当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莽撞冲动的绝大部分大学生完全不同，他用带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我叫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宪法学博士生，原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我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众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他接着讲下去：“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愿意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三千多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个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同学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你们同意我的主张、信守承诺，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这类学校呆过的人都知道，和现在不同，那时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本科生存在于两个世界：年龄、空间和精神上的两个世界。本科生有趣味相同的庞大群体和足够释放力比多与荷尔蒙的精彩天地，研究生的世界对其来说枯燥并且寂寞；而研究生则蔑视和看不起本科生，视之为一群头脑空虚、华而不实、游手好闲的浮荡少年，也不屑于与之为伍。我既沉溺于本科生的热闹，又对这一群体俯瞰轻看；既和博士生们绝少交往，又对他们无条件的信任。虽然那时大学生中流行说“傻不过博士”，但我心里很清楚，至少北大博士，聪明的程度是以几何级数高于本科生的，而他们的思想、头脑和学养，则是本科生难以企及的天花板。正因此，在学校做了五、六年学生干部的我，居然从来不知道有一个研究生会主席叫李进进；也因此，当我第一眼看到李进进、第一次听到他的讲话，就由衷的折服、仰慕和钦佩。同时，看着他的神态举止、听着他的吐字抑扬，我有些精神恍惚：他的样子和声音怎么和另一个曾经的研会主席张来武如此相像？我甚至盯住他使劲看了好几眼，以证明他的确不是我再熟悉不过了的张来武。

4月18日是八九民运起始的第一天，共产党四十年暴政的阴影还像梦魇一样死死缠绕在人们心头，让人们恐惧窒息。这个时候，能率先参与已属不易；说到挺身而出，那是需要坚定的信念、深刻的自觉、强大的意志、超乎寻常的勇气以及必不可少的冲动和鲁莽，而能同时具备这几个品质的人凤毛麟角。所以，此刻每个人都指望、期盼着别人舍身赴险，远不似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的四月底那样，大家争先恐后赴汤蹈火，以致身先士卒都成了一种特权，身分模糊、历史不清的人想当英雄就会被攻击成“投机”、“摘桃子”。现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李进进愿意出来自我牺牲、无畏奉献、带头作烈士，大家欢欣鼓舞、掌声雷动、衷心拥戴。我不仅暗地啧啧称奇：李进进这个策略可谓绝妙，是解开目前死结、打破眼下僵局唯一现实的方法和可行的路径；他把根本无法实现的让全国人大负责人接受并答应学生要求的目标，降低成只要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接过了学生的七条请愿书即可完成任务，这种结果学生和当局应该都不会拒绝，双方也都有台阶下，妥协有希望达成；毕竟是第一次行动，如果要价太高，当局会断然否决，学生又不肯失了面子，必然要无止无休的僵持，而根据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如此一来不但发动群众、推动民主的初衷无法达成，最后的结局就是人心涣散、群情沮丧、不了了之；而只有“退一步、进两步”，才可能鼓舞士气、维系军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集腋成裘、蚕食鲸吞。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之前一直呼喊坚持“人大负责人不出来接受和答应‘七条’就绝不罢休”的学生们，或者已经精疲力竭、迷迷糊糊的没听明白区别，或者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顺水推舟，于是对李进进的倡议一致热烈欢呼、无异议通过。

四

紧接着，李进进登上了通往人大会堂的高大台阶，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巨型罗马柱的后面。人们全神贯注、翘首以待。良久良久，望眼欲穿的人群终于看到李进进远远的身影走出了那排森严大门中的一扇，拾阶而下，一步步回到队伍中，脸上带着失望和愤怒。显然，李进进事先并没有想到交涉会这么艰难，更没有料到权力会如此的愚蠢、颟顸和傲慢；他费尽心血的企图为骑虎难下的双方化解、解套和止损，避免不可预计、双败俱伤的灾难性后果，结果，学生们被说服了，但他的苦心孤诣、设想和努力却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回应，事情又要无止境的拖延下去。一直保持着平和、理性的李进进终于被激怒，湖北人的倔强犯了，他面对着所有人愤慨和激动的说：“中国有三千多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不想说他们尸位素餐，但事实是，三千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肯、敢出来倾听在烈日暴晒下等待了十几个小时的几百学生和站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同学们的呼声！那好，你们研究吧，我们可以等下去，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直至你们出现！”底下所有人同样愤怒的高喊：“我们等！”

在后面遥遥无期的坐等中，李进进和周围的几个人开始不断演讲、轮流发言、领唱歌曲、宣示决心、向路过的市民讲述学生们的诉求、向大众募捐。围观的人已经有几层，越来越多的外媒记者开始出现，就地采访学生。我看着滴水未进、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说话逐渐坚难的李进进，心里升起一股和想他相识的强烈愿望。我想，我先找地方买几个冰镇的可口可乐给他送过去吧。于是我再次悄悄离开队伍。人大会堂东门东边是广场，北边是长安街，找商业区只有向南。结果这一去，本身也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虚弱不堪的我来回足足走了四十分钟，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卖饮料的地方，最后无功而返，留下长久的遗憾。

这样堪堪耗到了下午五点，就在人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刻，愚尚可及的中国政府终于对李进进一力促成的学生理性妥协做出了迟钝的反应：姗姗而来的团中央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以及拉来凑数、身为布衣却比其他两个更聪明也更受学生欢迎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在人大会堂巨大冗长台阶的中间位置，接过了李进进手中的请愿书。李进进如释重负，回身挥手，以示功成，随即走下阶级，向人群宣告：静坐示威目标已达，现在立即分散回校。不到几分钟，人大会堂东侧喧嚣的人群风流云散，他本人也迅速淹没在纷纭的人流中。在他消失前的一刹那，我最后一次向他的身影望去。那个瞬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再一眼看到他，要等到可怕、漫长的整整三十二年后，在几万里之遥的纽约。

事后我想，中国政府之所以拖延、耽搁了整个一天，到当天工作时间即将结束的一刻才勉强向学生做出让步的姿态，除了权力的傲慢、对民意的蔑视以及僵化、低效的体制和通报决策过程导致的麻木不仁、愚钝推诿，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不赶在下班之前送走瘟神，那么到了晚上人会越聚越多，本来尚可控制的星星之火，就将燃烧成不可收拾的燎原烈焰。然而，共产党最终还是一厢情愿了：人大会堂前的潮水才退，连夜都没有过，新华门就掀起了怒涛汹涌的滔天巨浪。

在我写这篇文字期间，我第一次读到了李进进2015年4月18日发表的一篇亲历记忆《八九回忆：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这是一篇珍贵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那整整一个白天的来龙去脉和起承转合，远远丰富和生动于我可能的叙述。

五

当天晚上，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我，在临上床前挣扎着写下了一段札记。记述完峥嵘一日，我最后写到：

“4月18日，像阿基米德说的和女娲做的那样，李进进用一个支点托起了地球，以一己之力独自撑起和补足半塌的天，拯救了整个危局，把一场看上去注定要失败的冒险逆转为壮举，写下了创世纪的篇章。如果没有他与他的智慧、谋略、机变和勇气，我和今天的所有人，现在或者正躺倒在人大会堂外，或者正挣扎于广场的暴力中，或者正在校园的风中悲伤的哭泣，而不可能有此时灯光下短暂的宁静、平和与安定”。

就是从《八九回忆：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里李进进的亲身叙述中，我得知了他在4月18日那天的初衷、愿望、目的、动机和心理历程。而这一切，与当时坐在现场人群注视着他的我感受、想象、理解和领会到的如出一辙。李进进的回忆还让我了解了当时无法看到、三十三年来一直未曾知晓的他在人大会堂里面经历的细节。不过，他文章中记录的所有时间点和其他一些情节，却怎么也无法和我的记忆吻合。另外一篇我刚刚看到、不知作者的《八九一日：4月18日，北大学生在大会堂、新华门静坐请愿》，讲述那天经过时提到：“大会堂开门后，王丹和郭海峰进去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书，并希望能有人出来与学生对话。经过周折，信访局接受了请愿书。王丹向学生出示了收据后便自己回北大了。但大会堂门口的学生并未散去，他们要求有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领导了接下来几乎长达一天的静坐请愿”，可是，这一段情景在我脑海里却搜寻不到痕迹，而李进进文章对这一过程偏偏也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我无法确定谁的记述更为准确，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对自己的记忆失去自信——最明显的例子是，我顽固的记得“中国魂”竖幅上的字迹4月18日凌晨在纪念牌北侧基座上被那阵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殆尽，然而下面这幅照片却清清楚楚显示出“中国魂”始终墨迹浓重、鲜明耀眼；还有在我印象中4月18日静坐和围观的人数一直不算太多，但同一张照片告诉我，至少在后半段时间，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1989年中国学生和全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涛巨浪、波澜壮阔、巅峰迭起，4月18日人大会堂外的静坐虽然史无前例、领天下之先，但和之后此伏彼起的高歌巨澜相比，只是最初一首缓慢宁静的序曲和多年死水后的微琏，很快即被后面的光芒所夺目、笼罩和湮没。不过，由于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场面太大、时间太长，我目睹与经历的都是其中的一隅和片段，所以在心中刻下的印记反倒不如我从头至尾全方位阅历的4月18日那么深刻与持久。而这，也促使我尽管在北大因识人太多而不堪重负，却前所未有的主动渴望去结识和我并无交集的李进进。

六

然而，世事难料。4月18日之后，北京的形势急转直下，风云激荡、瞬息万变、一日千里，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也被时代大变动的巨浪东抛西荡，于是和李进进结识的愿望再也无暇落实和实现。而他，在那天之后也消失的不知所踪。在五月那些最紧张多变和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隐约听到有人提到李进进参与创建了工自联。而再一次确切得到他的消息，已经是在风雨如晦、风声鹤唳、“杀人如草不闻声”的6月11日。那些天里有如东厂锦衣卫海捕文书汇编的《人民日报》在当天有一条简短的新闻：“非法组织‘北京工自联’法律顾问李进进在武汉落网”。当我们一群人聚集在北大44楼看这条消息时，后来的《北大向何处去》作者谢宁说：“这是现代的施洋大律师！”

施洋，李进进湖北同乡，1915年入湖北法政学校，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成绩毕业，1919年在汉口开律师事务所执业，不久任刚组建的武汉法政学会常务副会长。施洋1922年7月参与筹建全国最早的地方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任法律顾问，先后领导武汉大小十数次工运。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施洋担任法律顾问；2月4日他和林祥谦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7日湖北军阀萧耀南开始武力镇压，当晚施洋在家中被捕；2月15日凌晨未等法庭审理结束，施洋即在武昌洪山被执行死刑。

施洋的年代，军阀虽然无法无天，但民众还有展示意志的权力、媒体还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所以1923年8月汉口人力车夫在各码头为施洋设祭，数千人扶灵游行、跪地痛哭，所以1924年2月上海《民国日报》特地出版施洋纪念号，以悼念他殉难一周年。正是军阀这种容留的权力和自由，使得施洋生前和身后光芒万丈。而共产党密不透风的罗网般统治，虽然没有剥夺李进进的生命，却不但把他驱赶出自己的家园，让他终生流亡异乡，还把他在故国里的痕迹清除的干干净净，如同根本未曾存在过。如今，墙内绝大部分年轻的同胞不但对李进进的名字闻所未闻，连知道六四的也属于另类。被捕时和施洋被杀时一样三十四岁年龄的李进进，没有生在施洋那个时代，是幸运还是不幸？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很多年以后，我一个1989年后出国的北大至交W从统一前的西德辗转来到美国，最后在纽约定居，并成了李进进在民运圈子之外屈指可数的好友之一，几户家庭时常在一起欢聚。2021年8月12日上午，我由W陪着，走进了纽约法拉盛第三十九街13656号，去完成一个贯穿了三十二年的夙愿。

我又一次、也是第二次见到李进进，这是三十二年前他消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海里之前那个瞬间我最后一眼看到他之后的第一次再见。他的样子、他的声音完全如我从前的记忆；直到看了他拿给我的亚洲周刊封面上那次静坐的照片后，我才重又发现，其实他和过去的差别已经相当之大。

我们终于彼此面对面，相互紧紧握住了双手。这不是苏冠兰与丁洁琼式的“第二次握手”，而是朝望暮及、乱世歧路、颠沛半生后的首次相见。在我以往的生活里，遇到一个人又想相识，就会即刻去结识；如果当时无缘，事后也就时过境迁、不了了之了；令我念念不忘、铭记半生，刻意又有因缘的去朝花夕拾的人，李进进是唯一一个。我把此行之前特地准备好的两罐可口可乐郑重的递给他，对他说：这是晚到了三十二年、迟来了将近半生的两罐饮料——我们都为人生的不可思议和奇异多姿而感动与慨叹。

只是，那时我无法先验和预知，这个我等待和记挂了三十二年的相识，既是互相的初见，也是彼此的永诀。

七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曾经说：“如果我注定要死在一个疯子手里，我会微笑着去迎接和面对”。甘地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对自己命运的结局有了强烈的预感。甘地固然求仁得仁，但一个不世出的千古圣雄居然死于一个无名之辈之手，却无法不让一代代后人扼腕叹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数不清的叱咤风云、撼天动地的一世豪杰，最后糊里糊涂的死在了小人物的手里。秦末首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的张楚王陈胜，正在徐图大举、以定天下的关键时刻，居然被一直跟随自己的车夫庄贾所害， 终于功亏一篑；苏轼形容“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被时人颂为“国士无双”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一人打下半个西汉江山的“用兵之圣”韩信，晚年却在吕后的诬陷和指使下，由一群妇人拉下了生命终场的帷幕；从瓦岗寨归顺李世民的唐初名将王君廓，平王世充、灭刘黑闼，东征西伐、屡立战功，先后被授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右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上柱国、彭国公，后因故叛唐，准备逃往突厥将以有为，结果却在途中为野人杀死；几十年纵横天下、扫荡宇内，即使在清军席卷下四处流离，但仍旧不屈不挠转战各地、谋划东山再起的大顺皇帝李自成，1645年5月在湖北通城九宫山率轻骑二十余人勘探行军道路时，竟被当地农民姜大眼杀害，留下千古遗恨；大清名将、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大败英法联军、横扫捻军的僧格林沁，同治四年五月在山东曹州府吴家店中伏，带领骑兵突围途中，竟然命丧于16岁的捻军童兵张皮绠；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障碍、军事天才、被战略之父汉尼拔称为老师和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第二名将的皮洛士，公元前272年借调停纠纷偷袭斯巴达，在巷战的混乱里被一个老妇从屋顶上用一块砖石砸中以致身亡；英格兰历史上伟大国王、三次十字军东征领袖、中世纪最杰出军事家之一的狮心查理，1199年在征战法兰西期间被一个小孩误发一箭致命……今天的李进进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一生，波澜起伏、千回百转，经历无数风浪、度尽万般险恶，却万万没有想到事发肘腋、壮志未酬、命断莫名，突然之间横死丧生于一个来路不明的杂碎手中，这该是多么的死不瞑目。心理学家们描述的濒死体验，是极度的平静、安详、轻松和全景式的人生回顾，在李进进蒙难的最初几天，我总是不由自主出神的想，在他感觉到血一股股流出、精力一线线耗尽、意识一点点模糊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在他生命彻底离去、灵魂即将升腾前的一瞬间和一霎那，他想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闪过飞速的念头：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一生的大限终于来临了；可是，怎么会是这样、怎么突然就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可做、未做啊，今天出门时我还对家人说等回来后如何如何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是在梦里吗？也罢、也罢，不想了，万事皆空、一了百了……

八

李进进遇害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震惊愤怒、痛心疾首、悲哀伤恸之余，我也深深感到人生无常、祸福旦夕、天定宿命——“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去年8月12日中午，当我坐在李进进法拉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追忆三十二年前峥嵘岁月的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张xx；他更无从知道，在芸芸众生中，一个八竿子打不着、也根本不该和自己有交集的小人，命中注定要成为自己的克星。而那个此时谁也不知其存在的他生命里的孽障，那个尚在万里之外的某个角落、此刻同样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个李进进存在的魔鬼，正一步步、迂回的向这里慢慢逼近，不久就将让这里血流成渠。

去年8月12日下午，当我请李进进和W在法拉盛他办公室不远处的新木兰大酒楼吃饭的时候，同座还有刚刚到达纽约来美国留学的我一个女性朋友YY；那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死神正在一天天走近，七个月后就会抵达他的身边；他更无从想象，将要携带死亡而来的，就是和正在听他侃侃而谈的桌对面女孩同一批获得两年半来刚刚开放的留学签证、稍后不久就要越洋飞到美国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

从1993年来到美国后，近三十年里李进进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的亲人们后来也陆续全都到了美国。除了情感和责任，可以说他和中国再无干系。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中国人凶残、变态的魔爪。

九

在革命阶段，在恐怖岁月，在狂飙时期，在激进年代，在血与火的对抗里，在新与旧的搏杀中，类似李进进这种残酷血腥的谋杀惨案，毫无疑问会掀起一场大规模冲突、清洗、抓捕、审判、镇压和杀戮的血雨腥风，就像马拉之死、基洛夫遇刺和甘地被害后历史纪录下的那样。可今天李进进遭遇的一切，是发生在和平、法治、尊重人权的美国。不错，法律不可逾越，程序必须遵循，但人心、情感、亲疏和爱憎呢？我看了无数相关的直播和评论，结果真让我失望：除了一个人斩钉截铁、义愤填膺的呼吁把二级谋杀加重为一级谋杀外，其他人少有显示出对凶手的切齿痛恨、爆发出对罪犯的愤怒声讨；大部分人包括他的朋友都让我难以理解的“合、理、非”和温良恭俭让，什么“那个女孩”、什么探讨心路、什么研究根源、什么“都是受害者”，最多说一句“不管怎么说杀人都是不对的”、“该谴责和承担法律责任”。这种不可思议的轻飘飘，是因为美国的文明？是来自宗教的宽容？是仿效佛家的慈悲为怀？是显示圣哲的莫测高深？是克制？是矫饰？我是在丛林国家里长大的，几十年里与狼共舞，我做人和写文章，从来都是爱憎分明、敌我清晰、快意恩仇、血性张扬、痛快淋漓；我相信犹太教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信圣人的“以直报怨”，相信鲁迅的“我一个都不原谅”，相信中国人“以血洗血”的朴素原则。这种性格、这种信念让我不可能像李进进那样和与他理念相反、对川普刻骨仇恨的何频在生活中仍然来往如常，也使我旗帜鲜明、毫不掩饰的大声呐喊对歹徒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李进进喋血已经整整一百天了，凶手的身世来历、行凶动机仍然是一个罗生门。在众说纷纭中可以看到，凶手尽管多变、冲动、偏执、极端、分裂，但却有着三个鲜明的特点使她迥异于千千万万同样人格的人：胆大、心理素质超强、极其善于伪装。一个二十几岁的普通女性第一次到美国，通常都是举步维艰、处处谨慎、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漫说去杀人，就是别人来杀她恐怕也是任人宰割；而凶手在行凶时、在被捕后、在法庭上，都看不到一丝身处异国他乡、孤立无援状态下应有的犹豫、胆怯和恐惧。凶手的杀心和决心应该起于作案前的上个周五，在实施剥夺他人性命、也断送自己一生的惊天动地罪恶的前夕，凶手毫无难以避免的矛盾反复、进退唯谷、忐忑惶恐、辗转反侧、坐卧不安，相反还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的去参加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活动，以至于让与她近距接触和深入交谈的王军涛丝毫没有觉察、预感到两天之后有可能发生不测。正是由于凶手这些异乎寻常的特质，才使人们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谋杀。在事后的几次访谈里，我尊敬的北大学长王军涛欲语还休。不过，面对一个公众和社会事件，隐私应该让位于公义，公众具有知情的权力，历史需要真相的还原；作为凶手作案前最后一个与其长时间交流的人，盼望他能把更详细的内容讲出来，使渴望了解真相的人们知道尽可能多的事实。孟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李进进和王军涛或许真的是阅人无数的“老江湖”，但他们都是老派的正人君子，他们那个年代已经逝去，今天的中国早就面目全非；加上多年远离故土，使他们更难理解和洞悉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年轻人诡谲狡诈阴暗的内心，因此李进进莫名其妙的付出了生命代价，也因此王军涛发自内心、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凶手接触越多越难看清其本来面目，以致完全被蒙在鼓里，而他自己手下那个同样二十几岁、“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民主党员却能在片刻之间一眼识破凶手的本质及其编造的谎言。

十

我和李进进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月24日下午三点十分，彼时距他生命终点，仅剩下短短的十八天。如今，“尺牍书成墨未干”，却 “梦为远别泣难唤”：我们的通话记录就在眼前，他的信息和留言犹存手机，邮箱中他用作邮件标识的头像历历在目，他常用电话号码里自录的提示音宛若鲜活，而我们已幽冥两隔、人鬼殊途，就像陶渊明《拟挽歌辞》里写的：“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李进进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曾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却用了几十年漫长岁月才终于走进的幻影。我们的相识，阴差阳错，推迟了三十二年。期待了三十二年的相见，却注定只有一面：这种境遇，可算是旷古罕有、空前绝后了。李进进刚离世的那几天，因为倾情太深、痛惜太切，我居然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幻觉、想象以及强烈的内疚和深深的自责：我想，科学相信蝴蝶效应，心理学讲究气场说，李进进来美国近三十年安然无恙，偏偏在我去他办公室见他的短短几个月后就天崩地裂，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前往掀动了蝴蝶的翅膀、搅乱了气场的能量？我把这种奇思怪想向YY倾诉，YY奇怪的看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救主和神仙吗？这几个月里，去过他办公室的人数不胜数，好多人还不知道去过多少次。即便蝴蝶效应和改变气场是真的，也怎么都轮不到你啊！”我只有苦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们说的再多、想的再深、写的再切，也不能丝毫减轻他的亲人们的悲哀和煎熬。那永远的、真正的、刻骨的、外人看不见的痛，是属于他白发送黑发的老妈妈和“无父何怙”的孩子们的。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李进进惨痛罹难后，有至交挚友发自内心、情深谊重的呜咽和悲鸣，也有弥漫泛滥的猎奇、品评和蹭热度，还有冷漠看客们无耻的谰言和污蔑、恶毒用心者下流的诽谤与谩骂——可见在共产党邪恶统治的毒化和扭曲下，中国人是非不分、人妖颠倒、善恶混肴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即便他们身体到了自由世界，心灵也仍旧浸泡在污秽的酱缸里、囚禁在狰狞的牢笼中。

可是这一切，就像洞悉人性又冷面揭穿的伟大智者陶渊明在他《拟挽歌辞》系列的第一首里说的“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此刻于李进进，又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进进吾兄天堂安息。

呜呼哀哉，伏唯尚飨！

（北京之春2022年6月27日）

我经历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

新华门之夜

——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

高瞻

1989年4月19日，是八九民主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性日子。就在这一天晚上，北京民众自发地连续第二天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就在这一天子夜后，政府忍不住终于第一次出动军警毒打群众；就在

这一天的次日，北京大学生正式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有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就在这一天之后，首都市民从冷漠、不解、议论、观望变为群情激愤，单纯的学生抗争逐渐成了人心所向的全民行动；也就是在这一天，后来“六四”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的吾尔开希首次走到前台，进入公共视线，并被全世界知晓。

33年前的那个夜里，我躬逢其盛，整宿都在现场，从始至终目睹、经历了发生的所有闹剧、正剧、喜剧、悲剧。

33年后的今天晚上，我伏案秉笔，当时情境历历在目，当时的所思所感也召之即来，仿佛时间长河倏忽一瞬。现在，我就“三十三年细说从头”。

1989年4月18日下午五点多，我头昏眼花、疲惫不堪、两脚发软的一步步沿着人大会堂东路北行，吃力的穿过长安街，来到中山公园前一大堆线路的公共汽车站。空气舒爽温煦，碧空清澈、彩云满天、夕阳未现，正是人间四月天一日绝美的时间。我步出广场的时候，几队高举校旗的学生们开始从西北侧进入广场。当我站在西行的公共汽车上，手扶栏杆、向外眺望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已过。在金色的落日辉映下，长安街上汽车、自行车如流，一路上举着旗帜逶迤而行的大学生队伍源源不断。但这一切，耳中犹自此伏彼起不间断的幻听着一阵阵口号声的我，已经只有心共鸣而无力投身了：因为到此刻，我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昨天，也就是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树荫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从前一天开始出现的大、小字报，更多人在昏黄的街灯下伫立、徘徊、交谈、张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么。十一点左右，从二十八楼里突然冲出七八个人，一起撑拉着一条八、九米长的白色竖幅，竖幅上写有三个粗大的正楷字“中国魂”。人群一阵骚动，一下围在了他们的周围，然后尾随着在三角地一带巡游。人越聚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很快，队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噪声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门的路。

在八九前的历次学运中，从三角地沿大讲堂南侧到南门那条短短的、五分钟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艰难、最关键、最漫长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经聚集起来的学生们，总要在这条路上踌躇、彷徨、矛盾、争辩、反复、进退很长时间。很多回，义愤填膺、一鼓作气的学生们在这条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在南门前做鸟兽散，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事件就此消于无形。学生们血气方刚，但并不无知鲁莽，他们知道在校内游行、抗议、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门意义则完全变了，之后的事态发展、结果以及个人的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毕竟，学生们是来求学而不是来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条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门，则后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学生们一路最后走到天安门——虽然有过一两次，北大学生已经走到人大，却不但召唤人大学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绪也影响的沮丧低落，最终溃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说：人大就是北大运动的滑铁卢。

4月17日这天晚上，同样经过了几十分钟的犹豫和挣扎，人群推搡着终于冲出了南门。等到了海淀黄庄时，嘈杂的人流已经成为了一支整齐有序的队伍：中心是持护着“中国魂”的十几个人，后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学生，两侧则是数不清的骑着推着自行车随行的人们。这时我忽然发现，两天来人们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经和我也认识的邵江等其他几个学生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友谊宾馆门口架设的摄像机和现场解说的外国女记者，一路走到天安门，几百人簇拥着竖幅缓慢凝重的一阶阶登上纪念碑，长达一分钟没有间断的镁光灯，突降的磅礴大雨冲刷着“中国魂”，几个学校的学生临时站出来作为代表集合磋商，七条要求的汇聚提出，学生移师人大会堂东侧，人大会堂前烈日暴晒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时静坐，王丹、李进进相继主持和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万唤的姗姗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点大家分头散去……

4月18日将近七点，我精疲力尽的回到北大，草草吃了饭，倒头酣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一天下午，从同学和熟人处，我听到了从昨晚迄今发生的各种事情：白天北大有人相约去了耀邦家里吊唁，看见耀邦家吊唁的人排成长队；天安门广场从昨晚开始已经人潮涌动、花圈如海；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中南海新华门被几千人包围甚至冲击，等等。

很早吃过晚饭，早先的消息让我抑制不住再次奔赴天安门的冲动，于是带好各样亟需用品，结束停当，踏上了遥远的去程——这是我在八九年几十次天安门之行中事先特意做了准备的一次，或许潜意识里我已经感觉出了今天的特殊和不同。

余晖中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和前一日完全不一样。人潮涌动，人声喧哗，夹杂着各色旗帜；显然，这里又成为了北京市民们下班后最好的去处。到处是东一簇西一簇的人，最集中的地方仍然是纪念碑周围。纪念碑从下至上摆放了各种花圈，人们还在不断的往更高处太方法。此情此景，像极了二十三年前四五运动前夕的天安门。总的来说，广场非常平静、和谐，来到这里的人，心照不宣、心意相通、心心相印，彼此用眼神述说着无声的话语。九时许，突然有一个二十几人的纵队，急促的从纪念碑南侧向广场西北方走去，周围有人喊：去新华门、去新华门。在广场上徜徉了很长时间，已经看无可看的我和其他无数人，就这样临机被带动到了中南海门前。而此去一呆，就是整整一夜。

那一夜的基本过程是：

晚上十一点前，中南海新华门人山人海，长安街全部阻断。自发而聚、杂乱无章、乌合之众般的人群彼此推搡着，同时却又有节奏地高喊着“李鹏出来、李鹏出来”，像浪潮一样一波波的向新华门涌去，几次冲开已经关闭的新华门。和当年的大学生们同样身材单薄瘦弱的我，也被人的巨浪裹挟其中，完全身不由己、无法自主的抛来荡去，最近的一次几乎挤到了敞开两、三尺的那两扇沉重大红门的前面，门里面同样大红色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和奋力推闭大门的密密麻麻的军人们近在咫尺、清晰毕现。紧紧贴身包围着的健壮的身姿、粗鲁的冲撞、嘈杂的叫喊，使身为北京人又在大学里呆了好多年的我，感觉目光所及皆是市民——即便有学生，也如同被淹没在大海里。

晚上十一点后，新华门里冲出数百军人，用身体猛烈撞开人群，南北切断长安街，把新华门外清出一个无人区，人山人海即被分割成西侧的人山和东侧的人海。我于是也被隔离在东侧。到这时为止，是闹剧的阶段。

军队迅速完成冲散人群、建立无人区的任务后，立即手臂相挽、用几层人墙隔挡住禁区的东西两侧，以防人们再次蜂拥而入，此时是晚上十一点半许。东侧人们向天安门方向跑了几十米后，见军人没再追来而是驻足守护住封锁线，惊魂稍定，重新聚拢起来，试探着向回移动。待到走到了军人的人墙前仍不见任何反应，大家又放下心来。这时有人在喊：“坐下！坐下！”众人非常听话的就地坐下，排列还很有序。一旦坐下，此前群龙无首的乱哄哄人群一下安静下来，嘶喊呼叫声基本平息，无组织的哄闹看似一变而成有纪律的静坐。但实际上，所有人都不知道接着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要知道那是胡耀邦刚刚去世的第三天，围堵在这里的人们，完全没有任何组织和明确目的。聚集和冲击新华门本身就是一个阴差阳错、一念之间的羊群效应和广场效应；几千人同喊“李鹏出来”的时候，没一个人想过为什么要让李鹏出来、李鹏要是真的出来了怎么办——相反，正因为没人相信李鹏真能出来所以才敢喊要李鹏出来。如果非要给到此时为止的行为找出一个目的，那就是人们不约而同的想把事情搞大，来宣泄和爆发心中长久以来的怨气，仅此而已。就是在这个在场所有人都彷徨无措、犹疑不决、难以确定下一步如何进退的时候，吾尔开希第一次跳出。说他跳出，不是抽象地比喻，而是客观的描述：他确实是“嗖”地从坐地的人群中跳出来。正因为他是从黑压压的人海里一跃而出，加上他弓着腰，手舞足蹈、一刻无法安静的样子，给我的初期感觉有些滑稽。

晚上十一点半到次日三点前后，是静坐、示威、宣言、誓师、表态、表演、甚至庆功的阶段，也是正剧、喜剧轮番上演的过程。两个多小时里，几乎由吾尔开希唱独角戏。他一会儿讲演，一会儿养神，一会儿嘲弄，一会儿鼓动，一会儿煽情，一会儿带头呼喊口号，一会儿点将轮流发言，一会儿学央视春晚宣读“各界群众来电、来稿”，一会儿领衔合唱红歌搞军民联欢，指东打西，不一而足。

因为我身处新华门前无人区的东侧人海，所以对隔离带西侧的人山状况一无所知。六.四屠杀后，我偶尔看到《北京日报》一篇冒大学生之名写的《方励之李淑娴怎样操纵王丹搞动乱》，里面提到王丹20日凌晨就在新华门前。如果文章说的是真，那王丹应该是在新华门西侧，不知他是不是也象东侧吾尔开希一样现场搞革命春晚。王丹是我之前的学生，进北大之后即致力争取民主自由，影响颇大，各方均有耳闻，属于出身正宗、一向“根红苗正”。比起王丹，吾尔开希就像个临机冲冠一怒、阴差阳错一刹那出人头地的典型。我当时在新华门现场的第一直觉，就是吾尔开希的表现基本上是4月18日白天王丹、李进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请愿过程的模仿和翻版，估计他4月18日一直躲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人群里，不声不响的偷看学功。不过，吾尔开希的聪明敏捷、反应奇速、花样繁多、怪招层出不穷倒的确是胜王丹一筹，而且他还甚有诙谐感。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席地者从人群中递上一件“来稿”，吾尔开希拿过来看也不看就读：“邓朴方是中国最大的官倒和腐败分子。1988年，该犯窜来山东……这、这、这可不能念”,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说实话，如果当天不是吾尔开希主持局面，现场的戏剧效果绝对不会那么好。在吾尔开希忘我表现的时候，几个彪形大汉从我身边走过，绕到人群内侧，死死盯住他，似乎要将他刻骨铭心。我的读心术告诉我，这帮人在咬牙切齿恨恨的想：等人群散了，看怎么整死你小子！

到了凌晨三点，吾尔开希看来脑子不太清楚了，在领头高歌军民鱼水情并引动在座群众用掌声和喝彩邀请身旁肃立的军人们加入合唱之后，居然大声鼓动在场军人：“站到人民一边”，结果又是一片欢呼。再看那些军人，一个个听得、看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见此情景我蓦然心惊，心里想：政府不敢再让这么折腾下去了。果然，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左右，街上的高音喇叭响起，开始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声音严厉，声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击新华门，击伤维护秩序的民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一意孤行，一切后果自负”。按中国政治惯例，这是清场的前奏。我逐渐往后退去，走到长安街北侧一六一中学时大约三点五十；这时，忽然有大批军人从东往西紧贴着学校前的绿化带迅速向新华门移动，几乎和我擦身而过。绿化带前横七竖八停放着人们骑来的自行车，军人们粗暴的抬起来扔进绿化带里继续前行。很明显，这是在为紧接着的清场增援武力，而绝大部分静坐的人们却都没有看到这一幕。等到这些自东而来的军人们过完，大概一刻钟不到，突然之间从新华门里又冲出一大批军人，汇合外面人墙和刚刚抵达的军人们，一齐挥舞器械，开始向东强行推进，而且推进速度越来越快。顿时间，男喊女叫，原先岿然不动的层层人群霎那土崩瓦解，像决堤泄洪一样向东奔淌。人们四散溃逃，长安街上、南侧便道上哪儿哪儿都是没头苍蝇一样的人迹。悲剧正式开场了。

就在人群互相推撞、拥踩、乱作一团的逃离队伍中，我看见吾尔开希站在一辆小三轮车上，鹤立鸡群，被人推着随人群向东急行。由此一举，就可以想见此人的心思缜密：他担心被人趁乱绑架，因此故意高高在上，让所有人能看见他，也让准备围捕他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不从容很迫地逃脱惩罚。

我在随人流东逃、走过现在国家大剧院的北侧位置时，一个同样在逃的美联社记者急匆匆拦住我，用流利的汉语让我辨认他手里一张纸上的字，告诉我这是刚才带头学生仓促间给他写下的名字。我看了几眼，辨认出上面“弥开希”几个草体字。吾尔开希跳出来的时候，的确一开始就报出了自己的学校和名字；但当时事起陡然，我只记住了他的学校，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名字。于是我非常有把握地对老外说：他的名字是弥开希，弥漫的弥。老外准是一个中国通，疑惑地说：中国有姓弥的吗？我忙里偷闲的给他上了一课：中国有很多怪姓，而且此人很可能是少数民族，姓弥不足为奇。

所以，吾尔开希最初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他的名字应该不是吾尔开希，而是弥开希。很多人想破脑袋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把吾尔开希错搞成弥开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我。

给吾尔开希改完姓，又和老外一起走了几分钟，我再回头向新华门方向一看：刚才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各显神通、上天遁地，十几分钟前水泄不通的长安街现在除了一排排尾随的军人几乎空荡无人。不错，有一部分人正在往东长安街疾行，另一部分人走到天安门下边就右拐由北向南穿过广场往南撤，可目测上去统统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人呀。我一边随向南的人穿过广场，一边奇怪其他这么多人一下跑到哪里去了？一边感叹中国人几千年在铁蹄碾压下形成的土行孙基因天下无敌——很久以后，我特意回到现场勘验，发现新华门到天安门这一段长安街的南侧，其实有好几条宽窄不一的南北向胡同，比如石碑胡同、人民大会堂西街等，胡同口就在长安街上；而从这几条胡同往南则遍布着密如蛛网一般数不清的通向各个方向更加细小的胡同；一旦拐进这几条胡同，就好像鱼入大海，不但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且能潜游逃抵到北京任何一个地方，当夜大部分人应该就是从这些胡同疏散的——。突然间，我身后人声大做，脚步杂沓，原来尾随而来的军人骤然发力，群起奔跑追赶落在后面的寥寥数人。此时我与军人之间，散散落落不足七、八人，于是我加速南逃。猛地身后兽嚎狞厉，我居然好整以暇，仓促间转头去看：只见三、四个军警围着一个被扑倒在地的瘦弱学生，挥舞皮带，连抽带踹，皮肉遭击打之声，嘭然作响，伴随着被殴者的哀叫和打人者“打死你、打死你”的怒吼——第二天，我知道了当夜被打最厉害的是左眼重伤、满头流血到医院缝了多针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也看到他高举血衣在政法大学校园里控诉的照片。我本能的相信，在我身后十几米远惨叫的那个被打者就是王志勇。

南路群众狂奔逃过前三门大街，军人嘎然止步街北正阳门下，不再向南驱打，看来提前有命令追赶到此为止。此时加我在内周围只剩下了三、四十人，大家边跑边回头张望，忽见军人们驻足不动，似乎不敢穿过马路。人们见状，顿时气盛，立即停下脚步，转过身隔着十几米宽的大街和军人们对恃。好几个人显然被刚刚一路的惊吓、恐惧、屈辱、激动、愤怒刺激的情绪已经失控，冲着对面大骂法西斯；有人冲动的作势要冲向军人“和你们拼了”，旁边人吓的赶紧拉住他；更有勇悍者边咒骂边弯腰四下里找到砖头，奋力扔过街去。军人大怒，挥动皮带大棒，做呲牙咧嘴狰狞恐吓和欲越界状，群众抱头后窜。如此几番，差不多僵持了一个小时。那时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外地人，数十滞留者一望而知是北京土著。一个傍着两个小伙子来的女青年之前被打着了，此刻破口大骂。我还记得她骂的几句：“操你妈你们丫挺的不是北京的算你便宜，要是北京的等我找到你非灭了你不可！”旁边一男子悲忿不解地说：“大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女青年愤愤的凭空想象不假思索：“人家北大学生早就他妈罢课了！——此女青年好像不知道中国还有其他大学，听人问起大学生来张口就是北大怎么样。听着激愤之下的信口开河、知道北大温良如常上课如仪的我，在旁边悄然无声的想：这一次，你们终于知道大学生不是吃饱了撑的闹事了！

大约凌晨五点，东方即白，朝阳升起，晨气沁脾，人迹渐散，我也离去，心中悲愤盈腔，默默走进冷清清的前门地铁站，去乘最早的一班地铁返回北大。在车厢里我举目四望，寥寥数人，正在昏昏欲睡、一如既往，不知外面已经和将要地覆天翻。

写到这，又想起另一件轶闻中的轶闻。被隔离在中南海新华门西侧人山里的群众，在20日凌晨四点前，和东侧人海里的群众同时遭暴力驱赶。不知道是政府确知西侧大学生者众，还是仅因为西侧当时交通未断，总之被北京市政府临时调来的十数辆公共汽车全都停在了西侧。被军警驱赶的群众除了四处逃窜，瞬间化为乌有的大部分外，跑得慢的——总体说，西侧群众的速度比不上东侧的——都被军警手拽脚踢轰赶上了车。据后来《北京日报》文章描述，这些学生群起反抗，砸坏了几辆车的玻璃。基于官媒一贯造谣和学生一向软弱，这种说法几乎没有真实性。公交车的司机匆忙间只被告知到哪里来装人，却忘了被告诉装完了往哪里送。那年头没有手机无法请示，司机们一边开车一边发愁：“这他妈大半夜让我往哪开呀？”为了完成任务赶紧回家睡觉。司机们哪怕明白车上的人各行各业、鱼龙混杂，也只好敷衍了事、装糊涂全当以为都是大学生，一古脑送到大学得了。像前面说的女青年一样，提起大学，司机们不知道除了北大还有其他大学，于是不假思索的十几辆车全开到了北大。北大门卫一看到这个阵式，心想这是政府行为呀，二话不说立即开门揖盗。车上的人从上车之后一直强忍住悲恸，现在到了北大，如同在外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家见了父母，情绪一下失控，在下车的一瞬间就轰然爆发，瞬间蜂拥进学生宿舍区，放声哭喊。那个时候北大学生睡觉都是半闭着眼，凌晨时分，正在酣眠，一闻外面声起，霎时脱床而下，直奔楼外，听明白原委，即刻环宿舍区游行。几分钟后，宿舍区的学生已经倾室而出、铺天盖地，口号响彻、人人义愤，整个北大成为呼啸喷发着巨焰的火山。而此时，我正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屈辱压抑、孤孤单单的坐在回北大的首班地铁上。

可怜“无辜”的北大，这次又糊里糊涂的成了运动的爆发地，挨了上面一顿发作。气得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著名的郭景海破口大骂：“开车的是个混蛋，看门的也是个混蛋，混蛋和混蛋碰到一块了！”这段骂写来无趣，要是直接听郭景海的河北口音说出，那才精彩呢。

在一整夜无眠和惊心、又奔波了几十里的我一头倒在北大宿舍床上昏天黑地酣睡的几个小时里，北大、清华各学校有关“新华门血案”、“420惨案”的大字报、传单等文字和图片已经连篇累牍，各高校独立学生组织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成立，而新华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评论和《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北京市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的记者报道已经炮制出笼——里面说：“昨晚至今晨有近３００名学生围聚在新华门前并冲击中南海。他们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有的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有４名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当时围观的和身份不明的人比学生更多”、“现在确有极少数人在幕前或幕后煽动闹事……借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他们……污损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冲击新华门，打伤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对这样的违法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

下午三点，我起床下楼，骑上自行车穿过北大，驶向清华校园。外面天色暗淡、阴云低沉，三角地一带到处是一群一伙的学生，很多人扛着规格不一的系旗。在清华校园，我来到学生楼群前那一块巨大的场地上，这里和北大类似但更加壮阔：极目四顾，星星点点，散落着数不清的人簇，各色旗帜在风中猎猎飘动。一阵凉风席地而来，吹起纸屑在半空飞舞，夹杂着尘土和湿气，让人油生一种大变动前夕山雨欲来的躁动不安感。四点半许，我从东门回到北大，意想不到的场面让我大吃一惊：我不在的短短一个小时里，从图书馆到大南门一眼望不到头的学生队伍已经严格的按系排好，正在整装待发；尤其醒目的是队列两旁一个挨一个站满了臂戴红箍、手拉手的纠察队员；还有前所未见、差不多和男生一样众多的女生，所有人都神态庄重、表情肃穆、跃跃欲试，像极了去奔赴一场崇高庄严的战役。此情此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北大近十年，见过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游行，但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聚也忽焉、散也忽焉、精神游离、态度犹疑、意志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此整齐庞大、协调有序、组织严密、全神贯注的队伍则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看来一夜过去，开天辟地，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

此刻我还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情景不光是在北大，同一时间也在其他高校呈现，“新中国”有史以来北京各个大学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联合游行示威即将开始。

虽然这次划时代的游行不到一个小时后就被从天而降的一场倾盆大雨基本浇散，但是，共产党建政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后来差点颠覆其政权的全民民主运动从兹而起。像我前面说的，在4月19日至20日的新华门事件之前，学生尚是一盘散沙，没有有组织的行为，去新华门也纯属自发聚合，毫无疑问是新华门血案激怒了所有人，使原来观望的学生们也一边倒的参与了运动。那一夜后学生组织迅即成立，运动急剧扩大——政府说是学生一方的“别有用心者”一再故意激化冲突也罢，我们说是政府一方的保守势力一再蓄意挑动矛盾也罢，或者双方都没有特意、一切不过是沿着中共极权体制固有逻辑的轨道在运行和演变也罢，反正从新华门这一夜开始，冲突和矛盾被彻底激化和挑动起来了。

李进进：记 “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1989年4月15—6月4日，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生巨大影响的五十一天，虽然短暂，我们却经历的太多，太多：有激昂文字，愤怒的声讨，绝命的请愿，一切都伴随着流行歌曲“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的凄惨的声音熄灭在血泊之中。

我在这五十一天里，奔命与北大的三角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目睹了北大也是全中国第一张悼唁胡耀邦的大幅标语，组织了1989年民运的第一次静坐，组建了“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自由工会组织。为此，我成了囚徒，关押了22个月。还是让我先来揭开这个序幕……

“4.18” 广场上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前发生了第一次对后来学生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的静坐活动。这是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后，北京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动与后来的“四、一九”和“四、二○”新华门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对后来的绝食活动亦有间接的影响。这个事件发生的比较早，也由於后来大规模绝食活动具有更大的影响，故这次静坐活动虽有所报道，但在主要纪念文献中著述不多。“六四”屠杀后，海外第一本有影响的纪实文献《天安门一九八九》对此作了简单的记录：

“悼念活动方开始两日，中共对校园便采取了隔离封锁的对策，严厉管制进出，这使学生将活动空间转向天安门广场。十七日夜，北大学生情绪高昂，突然掀起一阵砸瓶子(暗喻砸邓小平)的风潮，然后在一阵“游行去”的喊叫声中，上千名学生出发前往天安门。而后逐渐发展到十八日的人民大会堂静坐事件。事态进一步发 展，次日凌晨，又发生了让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的首度冲击新华门事件，学生直捣中共领导阶层居住的中南海，强烈要求与领导人对话。”

这段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四一八”静坐是“四一七“游行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四一七“游行前，北大的学生并没有砸瓶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当时并没有“ 砸”邓小平的想法。当时北大的学生只是在自己的宿舍里敲打自己的饭碗，传递一种号召的信息，并互相鼓励。可以说，整个“八九”学运就是从北大学生宿舍楼里敲碗声中开始的。

为什么说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学生运动是从这敲碗声中开始的呢？

八六年底全国各地学生陆续走上街头要求中共当局给予更多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北大学生也由此走上街头，聚集广场，最后和北京市委抗衡，并在北大校园里焚烧<<北京日报>>。事件虽被压下去，但学生们并不服气。

一九八八年春，在中共“两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一些北大学生抓住一个能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给人民代表擦皮鞋。当时另外一件有影响的事件是部分北大研究生写给“两会”的一封《公开信》。笔者当时刚刚走马上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以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胡仲平为首的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写信表达他们政治参与的愿望。在我的参与下，我们在“ 三角地”贴出了一封写给“两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轰动一时。虽然事件不了了之，但从中我们看到了学生们高昂的政治热情。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校园附近的流氓用汽枪打死。此事在北大引起了又一次风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生们又自发地去了公安部和天安门抗议。当时有许多同学找到我，有的提醒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起政治抗议的时机。有的问我是不是要“动一动”。我认为柴庆丰同学的死毕竟涉及一个刑事案件和治安个案，不宜向政治诉求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没有动。

一九八八年秋，一种新的探讨政治改革热潮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子明和王军涛当年在北京京丰宾馆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大型讨论会。 笔者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一北大研究生会的名义邀请了一批学者其中包括于浩成和包遵信先生等来北大参加我们组织的“现代化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北大有很大 的影响。当然，北大当时还有许多别的活动，比如王丹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总之，八八年秋季那个学期，各种讲座，沙龙，和理论讨论会以及各种风云人物都涌进了北 大校园。一场政治运动已经蓄意待发，只等机会。

胡耀邦的去世催生了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胡因为政治上比较开明所以在“八六”年学生运动中被中共的保守势力赶下台。胡的去世给学生们提供了表达积蓄了两年多的政治不满情绪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刻钟左右，我正在北大三角地邮局里。北大研究生会的一位副主席告诉我：耀邦去世了。他补充了一句话：“又要闹事了 ”。我当时刚刚在香港做完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头脑似乎有点麻木，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当我从邮局出来后，在三角地的百货商店前，看到几个学生拿着标语急匆匆地走向三角地的报栏处，贴出来“耀邦永垂不朽”的大幅悼唁标语。这幅悼念标语的出现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耀邦去世的消息不超过几分钟。学生们的反应如此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幅悼唁标语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又看到了第二幅悼念胡的标语。我可以说这两幅标语是整个八九民运中最早的悼胡大字报。

当我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返回三角地时，悼念耀邦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报栏。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悼念的范围。如，“该走的不走，不 该走的却走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整个北大学生的注意力都在三角地附近。通过大字报和演讲，学生门的情绪已经接近沸点。我已隐隐感觉到“该是出去 的时候了。”

四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于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间里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一阵嘈杂声。什么声音？原来是来自学生宿舍的敲碗声。这声音把我们不由自主 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号楼前。强烈的敲碗声夹杂着“游行去”的喊叫声，让人感到震撼。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这原始般的声音将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 地，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在学生们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突然从二十八楼楼上降下一个巨幅挽联：“中国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师生敬輓”。

几位学生将这幅挽联托起并引导其他学生们绕校园而行，在各个学生楼前转，号召更多的同学参加进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这挽联周围，跟随它，走出校园，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门广场。

到达天安门时已是凌晨四时左右。巨幅“中国魂”挽联在上千人的注视下，由几名学生挂在了人民纪念碑上。随后学生们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大家拟出了七条意见，并决定早上将意见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早上六时三十左右，推荐出的学生代表要求向全国人大办公厅对话，并递交书面的七条意见。这位学生代表就是王丹。他来回传递着与人大办公厅交涉的情况。交涉 看来不顺利。由於缺乏经验和具体的目标，有的学生们渐渐离去。只剩下约二百人坚守在人民大会堂正东边的空地上。我站着他们附近，心里着急，担心这场游行“无功而返”。

我没有参加以前几次的学潮。但我知道每次学生们走上街头后，缺乏组织，没有坚定的目标。游行抗议活动仅仅是一种政治宣泄。如果学生能有组织、有计划以及有目标地表达政治意愿，那么学潮将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跃跃欲试，想开一次先河。可是那第一步是如此的艰难。我当时刚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北大第十届研究生会是在我离开北京在香港做研究时提前召开的。当时北大党委已经对我失去了信任。原因是我做了几件“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一是在上任不久便组织张贴了致“两会”的公开信。二是在八八年底组织了一 次大型的“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我们请来了于浩成，包尊信，温元凯，等等。这些人多数都是“自由化”分子。第三件事是我擅自与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发展关系，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在香港与台大研究生协会主席程千方和秘书长王俊彦会面。我们还签订了姊妹协会的协定。这触怒了保守的国家教委。凡此种种，北大党委便趁我不在北京时提前换选。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八年耽误了我许多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从香港返回北京后，曾想安心坐下来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如果我迈出去组织非官方的学生运 动，我清楚地知道，不仅我的博士学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没有铁饭碗可吃。我内心犹豫，举棋不定，但又不忍离去。思前想后，突然一个观念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无 非是去做一个个体户好了。决定的过程就这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后来发展的结果：坐班房并面临杀头的危险。

当确定了去做个体户的底线后，我就毅然地走到学生面前，帮助他们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我拍了几下手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是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我意愿 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我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到有理， 有利，有节”。

我当时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学生们就会一哄而起，随后又一哄而散，不能形成有力量和有影响的学生运动。二是，如果学生们的 请愿被接受了，那么学生们很可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没有长远目标的情况下，任何进一步的纠缠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反复强调，学生要承守信诺。如果大 家同意我的主张，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的主张。於是，我就走向了人民大会堂。

我向大会堂的警卫出示了我的北大研究生证并申明我是代表学生同有关方面谈判的。警卫让我进去了。我进入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一个会议室，那里已是坐满了人。 我向他们提出，人大应当派代表接受学生的请愿。我列举了宪法条款，指出人民代表有义务倾听人民群众包括学生的意见。他们说，人大现在休会，代表不在北京。他们要我们回到海淀区向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提意见。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可以来这里。他们关心的是，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学生会不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反复强调，学生已经承诺，递交请愿书后即回学校。他们不相信学生。双方相持不下。有人说要去研究一下。其实他们在拖延时间，意图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我非常生气，离开了会议室，并告诉他们我在大厅走廊里等他们的答复。

我在大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没有一点烦躁不安。两个小时就那么过去了。我深知，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答案。他们所说的“研究一下”只不过是一个托 辞而已。我胸有成竹：你们不是要研究吗，那好吧，我们会等你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会等一天，两天，三天，几天几夜，等它一年，哪怕就是我一个人，我也会等， 直到有结果为止。我要和学生一起等，即静坐。

我走出大会堂。我非常感谢那些可爱的年轻学生。他们还是那么执着及坚定地坐在那里等我回来。我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大家。我告诉他们，人大办公厅的人员要研究，我们要在这儿等待结果。

稍会，我清理一下思路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在那儿等，我们就得有准备，很可能要等几天几夜，甚至更长。於是我就站起来向大家做简短的动员。我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得到任何答案。我们要等，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我虽没有直接用“静坐”两个字，但已经告诉学生们我们在用一种静坐的方式请愿。同时，我将我们的静坐向外界披露。我要几个同学向全国通报，并向北大求援，要他们准备好棉大衣过夜。然后，我让人将挂在纪念碑上的“ 中国魂”挽联移到我们静坐的地方，大家围绕着挽联坐下来。

到了中午一点多钟，四月的太阳变得有些辣了而且我们的肚子也提意见了。这时，我就让几个学生拿几个纸盒子接受捐款。这可以说是八九学运中最早的捐款活动。由於往来的人较多，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每隔约十五分钟就站起来，将我们所做的前因后果做一番说明。路过的“叔叔”“阿姨”“大哥” “大姐”们被我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纷纷解禳相助。

我们用捐来的钱买了盒饭充饥，还买来笔墨纸张。我也得到一个手提扬声器，可以讲话省点力了。

我们将学生请愿的“七条”写在白纸上并铺在地上，并不停的宣读这七条，以便让过往的围观的人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七条的内容大意如下：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未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 反；

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 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我们静坐活动显得比较“寂寞”。一是我们静坐的人为数不多，二是我们不在广场中心。人们的注意力还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悼胡的花圈和有组织的游行队伍。同时北大声援我们的队伍也迟迟未到。当时北大贴出来一张有关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其中声称“李进进在天安门晕倒了”。后来方知，由於我要求他们带棉大衣，所以他们准备晚上前来连夜战斗。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队打着“北京经济学院”大旗的学生在纪念碑献完花圈后，涌向我们静坐的地方。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东侧广场上，大约有五百人左右。他们看到了地上的“白纸黑字”的“中国魂”。我不停地向他们宣讲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於是加入了我们的静坐行列。他们有秩序的坐在“中国魂” 的周围。由於我们的队伍“庞大”起来，再加上我不停的宣讲，加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七点钟左右，在我的周围已达数千人。

这是一个数千人的聚会，没有事先的约定，又没有高音喇叭。维持秩序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开始时，北大国政系教师陈玉国帮助维持秩序。在人数达到最多的时候，一位方脸宽肩的小伙子站起来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和有力的拍掌声有节奏的叫喊：“坐下”，“坐下”。他就是王登跃。他边喊边拍掌维持秩序的 照片刊登在<<亚洲新闻周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的封面上。人们安静且有秩序地坐下。我继续用我那手提扬声器向四个方向重复的向 大家演讲。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几千人都那么安静地听我的演讲并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那场合的安静和期待是追求自由的力量的积蓄，是人们 对自由的内心的呼喊。一种”天籁“将呼啸而下–如果自由不是恩赐的。

到了七点多钟，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在我演讲的空隙，有人过来说，“人大”要同我们见面。我当即反应是“太晚了”。我想到将静坐坚持下去。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我们接受“人民代表”的接见，换句话说，人民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我们就得履行我们的诺言：“回校园”。这样，我们刚刚形成的“千军万马 ”，就得立刻解散。如果不接受“接见”，我们将面临“食言”的局面，因为我们讲了一天“我们只要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请愿”。现在他们来了，我们又如何拒绝。当时，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时，我只有当机立断，自己先去谈谈，然后审时度势，见机行动。

我需要得到静坐学生的同意。於是我又向四个方向的静坐人群讲明情况。我先提醒大家，我们的目的是静坐，向人民代表提交我们的请愿，即“七条”意见。现在他们要“接见”我们，我们应不应当去？在我讲明情况以后，我用反问句发问：我们学生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齐声回答：是。我们学生是不是应当学会“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齐声回答：是。如果人大代表按照我们的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接受了“七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齐声回答：是。那么，你们同不同意我和他们现谈判？齐声回答：同意。

在得到同学的许可后，我就走向人民大会堂。当我到达人民大会堂高层台阶时，我反身一看，人民大会堂前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人墙。至少有上万人。这种情形，我可重没有预想过。如果有人冲击人民大会堂，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我一进入人民大会堂，有人就跟我谈话。我也不知到他们是谁。我当时有些激动，开口就是一番英雄气慨的语言：“看，还是人民的力量大。我们等了十三个小 时后，你们终於出来和我们谈判了。如果你们一大早就答应我们的要求，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现在，上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一切责 任由你们负”。

接待人员也顾不上和我争辩，单刀直入地说，几名人大代表已在会议室等待接受“七条”。他们让我赶紧过去，提交“请愿书”就了事。我当即拒绝。提交民主诉求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夥儿的事。我不可能躲进小屋将事情了结。人民代表必须当着外面的群众接受我们的请愿“七条”。否则，静坐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愚弄他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同意人们代表在人们大会堂外接受我们的“七条”。可他们不同意人大代表到台阶下的群众中去。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人大代表必须 站在中间台阶上接受我们的请愿。人民大会堂最高的台阶和最低的台阶恐怕有几十个台阶之差。如果站在最高的台阶上，那么，坐在最低台阶以下的上万群众什么也 看不到。但是让人大代表到最低的台阶上直接地和学生们见面，那不仅不安全而且这些人大代表无法摆脱学生们的“纠缠”。他们为了将事情尽快了结，同意了这个妥 协方案。但是，我还得征求静坐的学生们的意见。

於是我又回到人群，将谈判的情况向人们作了简要的交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大家同意。一是，我们应不应当提交“七条”，二是，如果提交了请 愿书，我们是不是就应按照最早的承诺，结束静坐。我已经决定提交请愿书并结束静坐。现在看来我们失去一个同中国政府面对面合法抗争的最早和最好的机会。我 可以找许多理由来拒绝谈判，不提交请愿书，并将静坐活动进行到一个动员全国人们参加的民主活动。如是这样，后来的绝食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我对当时的活 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一个组织和团体可商量。我当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让学生们学会一种斗争方式，学会有组织，有理智，有节制去进行民主斗争。

我回到静坐的群众中去。为了让静坐的学生同意结束静坐，我又不得不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发表演讲。当时我只能用反问的句子来争得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

—-“对”，齐声答道。

“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

—-“交”，齐声高喊。

“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是”。

“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应当”。

“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 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了，撤回学校，对不对”？

—-“对”，齐声高喊。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我手拿着用大毛笔字书写的“七条”，郭海峰拿着以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的“十条”。当我们走到中间台阶时，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几个人民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当时人大的工作人员赶紧用手招呼，让我往上走。而我却招呼他们下来， 并说“人民代表是仆人，我们是主人。仆人应当下来接待主人”。这时一位人大代表，即著名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头走了下来。其他两名代表也跟着走下来。他们是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希平(？)。刘延东说，他们会向全国人大转交我们的请愿书。我用怀疑的口吻回答说 “但愿如此”。事情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将情况向静坐的学生作了交代，并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在几名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广场。原先一字排开的队伍，即刻变成三五一群的小团体。站在远处的人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争先恐后的往里挤。

我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北大。当时约晚上十时。我看到学生们一群群的往外走，而且多数都带着大衣。我一问方知，他们是去声援我去的。我在校门口告诉了一些学生，静坐已经结束了。由於他们不了解情况，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们继续向天安门出发。

广场的情况在我走后变得有些混乱。静坐外围的学生和后来参加进来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当晚上声援的学生到达广场之后，他们找不到组织者。后来我 才知道，一部分不愿离去的学生，拉起那幅“中国魂”大挽联，冲向了新华门。新华门成了聚会的中心。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拉着挽联往新华门里冲，军警们一次一次 地将人群堵回。最后，人们将那幅“中国魂”挽联扔进了新华门。到了凌晨，大批军警冲出来，连打带推地将群众冲散。这就是‘四、一九”新华门事件。当天晚上，不服气的人们又涌向新华门。军警们又同样地在凌晨将群众武力驱散。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有人喊“打 倒共产党”的口号。国家的舆论机器开始为镇压编织口矢。这就是“四、二0” 新华门事件。

光传媒3月 14, 2022

严家祺：李进进《从广场到秦城》序

李进进的名字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北京“工自联”发起人、秦城监狱囚徒、法学博士、纽约律师、《六四民间白皮书》撰写人连在一起。我觉得，其中有一条蓝色的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寻求法律正义。

“六四”改变了中国。“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使中国在表面上进入了现代世界的行列，另一方面，毛泽东普遍贫穷平均主义的中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古老的传统中国，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冤狱遍地、“宫廷”倾轧，以新的特色重新登场。“六四”在全中国范围内扼杀了正义，今天的中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从外到里，从中央到基层，都不要正义，不讲正义，没有社会正义，也没有法律正义。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的问题，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正义就是阳光，没有正义的国土，必定是腐败的温床。李进进这本书，用他二十年的经历，叙述了他“六四”後在秦城的遭遇，叙述了他从北京到纽约，寻求法律正义的经历和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圈”——自己所熟悉、交往的人,1994年，我与李进进同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宪政和中国”项目研究。1994年前，李进进在北大期间的“社圈”，与我的“社圈”有不少重合。这一重合的部分，包括龚祥瑞、肖蔚云、于浩成、王军涛等。萧蔚云是李进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李进进在1982年到85年期间，常在龚祥瑞家上课，李进进和龚祥瑞的关系很好，曾和龚祥瑞一起到武汉去参加地方法规讨论会，陪龚祥瑞到黄石市人大讲课。龚祥瑞的著作《比较宪法和行政法》，对当代中国法学界有的深远影响。龚祥瑞一向胆小谨慎，“六四”後，他在北大未名湖畔与几个学生散步时竟说；“对于专制、独裁、暴政，无可奈何时服从，可能时抵制，时机成熟时推翻。”一位学生发现，《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包含着类似的观点。龚祥瑞在北大的讲课和与众多学生的交往，在当代专制的中国到处散布了宪政和法治的种子。

我在1980年前后，因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与张友渔、龚祥瑞、杜任之、李慎之、王沪宁有多次交往。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正是龚祥瑞，在“文革”後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的思想。而今天中国“普遍腐败的公务员制度”正是龚祥瑞所倡导的“文官制度”的对立物。从李进进的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龚祥瑞先生对李进进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法律思想的影响。

李进进的导师萧蔚云教授1989年的时候是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是邓小平和彭真等人钦点的宪法专家，并和查良镛（金庸）（我不知道有没有李柱铭、司徒华？如有，要写上）一起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政治组召集人。他是留苏派，但是没有人知道萧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当50年后北大学生又到广场和新华门抗议的时候，他也在其秘书的带领下以北大教授身份看望绝食的同学。他后来不无骄傲地对李进进说，1948年他和北大学生也到新华门抗议，但那是反对国民党。不管是反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对专制权力的反抗。从这点来看，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对萧蔚云和对李进进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们师生俩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进进没有师从萧蔚云走向共产党的“正统”，而是矢志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

1989年6月，李进进因为组建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个工人自治联合会而被关押约两年。作为法学博士研究生的李进进在监狱里，没有因身陷囹而放弃思考。他做起了囚犯律师和监狱环境的法律研究者，和那些刑事嫌疑犯们同居一室，最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他们及其思考其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比如，他对中共长期以来使用的刑事犯罪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了细致的剖析，对“犯人们”得出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个口头禅做了理论探讨，并得出结论说“‘坦白交代’从证据学上只能得出从严的结论。中国的坦白从宽政策从实践上导致了坦白未必从宽，抗拒未必从严。这是因为定罪量刑只能是证据来说话。 所以，坦白了，交代了，结果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犯罪的证据。被告人的坦白提供了定罪的证据，自己将自己判刑或送到刑场”。这正好和美国宪法中反对“自证其罪“的规定相反。

李进进流亡海外后继续他的学习。1994年到1998年四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拿下了硕士和博士两个法学学位。1996年我曾去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所在地麦迪逊李进进家，得知李进进一边学习一边在周末进餐馆打工来维持生活。后来他考上了纽约的律师，我和高皋、赵品潞一起见证了他的律师宣誓仪式。这么多年来，李进进没有因为律师的生意而放弃对理想、对正义的追求，一直坚持法学研究和写作。2009年“六四”20周年，他撰写了《六四民间白皮书》，针对有人要在“屠杀者”外寻找“六四屠杀”的“责任”，李进进写出了铿锵有力的文字：“屠杀是屠杀者的责任”。本书还收录了他的法学文章，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充满着对正义的追求，没有任何思想的束缚、没有遮遮掩掩的东西，没有套话、官话。正义就是阳光，追求正义的心必充满阳光，这就是李进进前进的根本动力。

写于佛罗里达2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