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行记·40　价值冲突的草蛇灰线 （价值是辩论的终极问题）

价值观的对立，是观点冲突中的草蛇灰线，看似若有还无，实则暗潮涌动，从来不会摆到明面上来谈，实则又是决定立场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做的，是非常小心地追溯这种痕迹并且加以利用，否则只会吃闷亏而不自知。

对这一点体会得最会深切的，应该是陪审制国家的律师。按理说，法庭是个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一切拿证据和法条说话，只要不收黑钱不昧良心，谁坐在陪审席上应该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可是事情没这么简单，陪审员的价值取向对判决结果的影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因此，从法院所在地区随机抽取的候补陪审员要想真正坐进法庭，必须先接受法官或者控辩双方代理人的“预备问询”，在得到共同认可后才有资格成为最终的裁决者。以美国为例，控辩双方都有权提出次数不限的“有理由回避申请”，肤色性别、家庭背景、教育和工作经历等等，都可以成为怀疑此人存在某种偏向的理由；比这更厉害的则是次数有限的“无理由回避申请”——只要看你不顺眼，感觉你可能同情对方，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能把你踢出陪审团。为了最有效的甄别出可能的倾向性，相应产生了相当发达并且极其昂贵的“陪审咨询服务”（jury consulting），很多在“陪审员科学甄别”领域的专家尽管经常在科学性上受到质疑，却仍然能赚得盆满钵满。

为什么要在不太说得准的价值观问题上大费周章？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即使下定决心秉公断案一碗水端平，源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倾向，也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而只要存在倾向性，再确凿的证据，也经不起有意识的忽略；再孱弱的辩护，也架不住自行脑补。所以说，尽管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尽可能确保审判的公正性，这个预备问询的筛查环节还是必须得做的。

如果说法庭辩论还可以尽量减少价值观的影响，那么在法庭之外，由于不可能对一个议题的受众进行筛选，价值观的影响就变成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人在控枪、堕胎、医保、养老等问题上永无休止的政策辩论，完全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两种价值观冲突的全方位展示。虽然参与辩论者大都以尊重事实和价值中立相标榜，但是仔细想想，相关数据每年都在更新，统计方法也一直都在进步，人们不断地在接近“事实本身”，为什么却始终不能达成某个既定的“最终定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争论者各自的生存体验不同。而由此产生的价值观上的不同倾向，根本就不是辩论所能转变的。说得学理一点：价值观是辩论中的“元问题”，决定辩论的走向却不被辩论所决定；就像几何学中的公理是一切定理的前提，却不能反过来由定理推导出来。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电影“黑客帝国”终结篇的最后一战之前，大反派史密斯特工照例进行了一番哲学思辨，得出了“生命的意义，就是死亡”这么酷的一个结论，而主角尼奥的反应也是纯粹好莱坞式的——没有废话直接开打。为什么？因为对方是人工智能，爹生娘养先生教外加小伙伴熏陶的各种人生经历和情绪体验一概没有，跟他讲生命的意义，就是标准的鸡同鸭讲白费口舌，干脆拳头说话还省些气力。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人，喝多了都吐挨打了都疼，所以价值观的差异不会有科幻电影里这么绝对。但是必须得小心，因为观点的冲突，往往源于背后的价值观分歧，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个体生存体验所赋予的气质秉性有多么重要，难免会把观点的对立引向鄙视智商和斥责良心，这就不太好玩了。

最后，做一个价值观测试：你更注重前提公平还是结果公平？更注重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你觉得秩序和自由哪个更重要？道德与法律哪个更重要？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如实回答这些问题，你对别的社会问题怎么看，基本就可以“甄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