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正在自我阉割？

这几天在台湾的社交网站Dcard上潜水，想观察一下台湾的年轻人在关注哪些议题。不出所料，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永远是热点话题。

该话题下概有三种派别：一种支持台湾回归大陆，另一种则倾向于保持独立，还有一种，已经拿了其他国家的绿卡，从旁观者的角度给出建议。

不得不承认，相较于大陆，台湾年轻人的政治意识更为强烈。他们能够从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度等多个角度来阐述看法，虽然其中不乏情绪之语，嘲讽之言，但总体来说还算有理有据。

但由于双方的信息并不畅通，多数观点其实是以他者的想象来臆断大陆的形象。譬如有人认为大陆的企业，都是官商私通，经年的努力，只需要一纸政令就烟消云散。仿佛大陆还活在集权社会一般。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交织而错综复杂的状态。官与商，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两股重要力量，官对商既有扶持，也有管制；商于官既有促进，也有风险。而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都会出现官商逾矩的现象，不惟独大陆。

台湾就没有官商私通吗？所谓民主，为何在政治上更多呈现一种乱象呢？倘若官把精力放置在彼此的内斗中，不事管理，民把精力放置在对官的讨伐中，不事生产？岂不是根本角色的错位？

真要就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恐怕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政治的问题就此打住，本篇文章中想谈的是网站上讨论的另一个话题：言论自由。

大陆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场域吗？我的主观经验是：不是。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人一生下来是完全的自由人，可当其被裹挟到社会中来，享有社会的资源后，便与社会订立了种种契约。人以让渡部分自由的代价，换取了社会提供的安全和便利。

言论自由也是如此，不得诽谤他人，不得陷构他人，不得侮辱、辱骂他人。我们让渡出了自己的辱骂权、诽谤权和侮辱权。

而这些让渡出的权利，汇集到一起，便成了权力，为契约的执行者所掌握。理想的状态下，执行者只能按照契约规定的内容执行契约，但在现实中，执行者常常将权力泛化成更大范围的权利集合。

于是，不得诽谤他人变成了不得议论某些特定事物，不得侮辱他人变成了必须崇敬某些特定事物。

由于这些禁止，世人的处世之道变成了明哲保身，变成了三个字的“说不得”。

在Discard关于大陆言论自由的讨论中，有一个博主说：他在大陆上过学，身边的很多中国朋友，从来没有意思到自己的言论受到限制，他们看到新闻里有人被强拆，不会互相讨论，觉得是理所当然，甚至会称那些不肯搬迁的人为钉子户，抱怨他们浪费公共资源。

这则言论自然有偏颇之处，大陆的很多年轻人也同样厌恶暴力执法，同样对他人抱有同情。但言论中“理所当然”这四个字却明晃晃地刺激到我。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觉得什么理所当然？

我们常常下意识地对现行的体制、现存的现象觉得理所当然，觉得事物运转的本来面貌就是那样。所谓存在即合理，不加批判地去吸收。这些都可以理解，人的天性是依存熟悉路径，而逆向批判是需要训练的。

可是还有一种理所当然，是基于利益与威胁之后的调和产物。

就如同言论自由中，禁止议论某些事情，一开始我们说，为什么，要反叛，可是被狠狠教训一顿，被杀鸡儆猴，害怕了，不敢了，于是自我催眠，用一万零一条理由说服自己。

下一次类似事情再发生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忽略掉它，脑袋里将它合理化。就像《赤朽叶家的传说》里的毛球一样，明明可以看见，却到死都对她的妹妹装作视而不见。

在所有的话语脱口以前，我们会对其在脑海中自我审查一遍，确定这不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当然，审时度势是人的天性，人正是因为懂得趋利避害才生存下来。但小的事情可以如此，大事也如此的话（譬如有关自我的信仰和行事底线），那自古至今而传承下来的忠义勇智信就全然无用武之地。

如果一件事情违背了自己的操守，却害怕被惩罚而不敢发声，这就不是自由，自由是能做某事却不做的权利，而能做某事已包含了做某事的勇气。

倘若勇气丧失，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而言论是心灵的外在体验，语言被封禁，就意味着整个人的自我幽禁，把一个原先光明磊落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洞穴中观看阴影的奴隶。

而一开始我们向往的，是提三尺剑，扫不平事；以少年意气，浇心头块垒。如果我们丧失了勇气，除了成为懦夫，还能成为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