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内忧外患。各种势力此起彼伏，国家民族震荡无已。然而，不论内外各种强力如何交相侵逼，政治、经济抑或礼教文化之争如何激烈，其中总有一条主线，代表着历史的进程，那就是东方与西方的碰撞，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进而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全球历史上东西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仅在军事层面，而且包含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上一次东西交流以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告一段落，这一次，受到冲击的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
东方与西方，本来是平等的。因为近百年，西方率先发展出了现代文化，并在各方面影响了东方，所以人们常以西化为现代化。但是，西方只是提供了现代的一种模式，东方会发展出怎样一种 “现代”，李鸿章等人也在探索。
历史学家雷海宗曾说：“百年来的趋势，我们可称它为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西洋有坚强生动的政治机构，有禀性侵略的经济组织，有积极发展的文化势力，无怪中国先是莫测高深，后又怒不可遏，最后一败涂地”。
中国是否“一败涂地”，可以另论。其间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与斗争的复杂和精彩，却足以值得我们反思。李鸿章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1901年，梁启超曾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自称其“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除了少年科第，几乎每一阶段，都是内政与外交的纠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一）洋务派的先锋
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的近代化概括为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思想。李鸿章常被视为学习西方器物的代表。他对西方，始终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洋务运动时可以实施的器物层面，他就积极学习；那时只会招致身败名裂的制度方面的学习，他就烂在心里。学习西方的步子是大是小，取决于他作为政治家对时局的判断。与中国的近代化同步进行的另一面，则是无数次的权谋术数，家国存亡。
李鸿章办洋务的想法始于平定太平天国时，也就是他所说的“壮年戎马”。太平天国一度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成为清朝的“肘腋之患”，他们的军队从洋人手中购买了大量先进的火器，战斗力极高。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的湘军也纷纷装备洋人火器，甚至雇佣洋人轮船运兵。但武器外采，不惟价钱高，而且处处受制于人。当时，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则京畿沦陷于英法，形势危急。战争中，曾国藩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战后，李鸿章循乃师足迹，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民用企业。计有：
- 江南制造总局
- 金陵机器局
- 淮军行营制造局
- 轮船招商局
- 直隶磁州煤矿
- 直隶开平煤矿
- 中国电报总局
- 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
其中许多都是中国第一次开设，如中国电报总局，开平煤矿。这些现代事物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扎根，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息。战争中，胜利第一，尚可以此挡住反对派的嘴。最大的阻力，还是在战后。
数千年来，中国以堂堂上国自居，居高临下，从来都认为周边是蛮夷之邦，更遑论向其学习。
惯性是最可怕的。李鸿章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四万万人民，还有五千年历史。近代化的企业办不起来，“自强”、“求富”便无从谈起。
民用企业中，开平煤矿好容易让朝廷批下来了，启动资金不够，发行股票，社会上又不认可。不得已，李鸿章自己往里面搭钱数万两，又和总办唐廷枢靠着私人关系，四处拉钱，才让煤矿正常开工。开起来后，保守派又以煤矿地近清东陵，会动了地脉，反对的折子一道接一道，拿传统来说事，借祖宗之法行迂腐之念。李鸿章主意坚定，一力扛住朝堂内外的压力，四处奔走，才不至于被关停。磁州煤矿则因为反对者势力过大，几乎没开起来。
修铁路，也同样是一波三折。折子上了好多年，都没动静。乘着要开煤矿、用火车的时机，李鸿章又做了一次努力。他通过光绪皇帝，把铁路先修了一小段，让慈禧先感受一下，再做决定。果然，很快朝廷便同意修建。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好像是现代化的代表，然而，他巧结圣意借力打力的手段，却是来自于传统；并用这先进的技术，来维护传统的满清贵族的地位；以西方人的技术，来探索中国的“现代”模式；甚至他对抗反对派时的勇气，也是因为维护满清统治，而参加的平定“叛贼”太平天国的运动。
（二）传统中的大臣
参加过战争的人，做事会更无情。李鸿章虽然向往西方的先进技术，却不屑于西方的人道主义，他的脑海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古老的忠君爱国，周孔名教。对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人，他处理时，会严苛寡恩，绝不手软。
太平天国战争中，淮军与戈登的常胜军一起攻打苏州，苏州城墙坚厚，久攻不下。戈登派人招降，经过努力，和里面的将领达成协议，只要献出城池投降，可保其生路。结果，城门打开时，李鸿章命淮军大开杀戒，答应投降的将领也被统统杀死。戈登得知后大怒，几乎要找李鸿章决斗。搞得李鸿章远远避开，忙向朝廷上奏辩解。他认为对叛贼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戈登的想法，未免理想化。他们的区别在于，戈登把投降的敌人看做平等的人，李鸿章则把他们看做纯粹的叛贼。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发生了碰撞。但李鸿章绝非死守义理之人，他总能在遵循那些理念之时，焕发出人性的光辉。他并未因此而仇视戈登，而是从心底产生一种敬佩。多年以后，他还遥遥万里，给身在英国的戈登去信，聊聊彼此近况。
太平天国战争本来是中国的一场内乱，因为发生在近代，所以和西方人有了关系。我们从另一件完全由中国处理的案件中，更可以看出李鸿章做事的风格，以及他走向现代化时所面临的问题。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鸿章判过一个案子。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杀了他的父亲。具体案情是这样的，一天，青年拿了家里的锄头要去典当，母亲发现了，赶忙去追，青年丢出一块石头，砰的一声，没砸上母亲，却把闻声赶来的父亲给砸死了。
平日处理政务时，李鸿章精干明快，绝不拖泥带水。但这件事，他做决定前，估计也稍事踌躇。最后，青年被判了最严重的刑罚——凌迟。至此，这个悲苦家庭的不幸并没有结束，母亲竟也被打三十大板。理由是激怒儿子，间接导致了男主人的死亡。于此可看出李鸿章用刑之重。其刑罚的重点，也不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而是维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以儆效尤。
现代社会可能会以过失杀人罪，再具体定刑。不会这样粗暴地毁掉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此案的定罪，主要是威慑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统治机器，政府的势力不能深入到遥远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只能靠刑罚的威力加道德的说教来治理。李鸿章面对的问题，是要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以传统手段维系帝国的正常运转。
（三）屡败屡战的外交
传统与现代，在近代中国相交，东方与西方，也在这里碰撞。在传统世界中如此强势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在时下纷乱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中国的落后买单。他要面对的西方文化，已比他竭力维护的纲常名教走得更远。那么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去处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是否都应该被遗弃？
就任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之前，李鸿章专门去向老师曾国藩请教，曾问他何以与外国人打交道，已经做过封疆大吏、军中大将的的李鸿章自信地答道，我只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道，你打给我来听听。李鸿章知道说错了话，立马认错，再次正色请教。曾国藩思虑良久，告诉他的门生一字诀窍——“诚”。后来，作为晚清最会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李鸿章说，他从这一字，受益终生。现实中，他会更灵活地处理与各强国、弱国的关系。中英马嘉理事件的处理最能体现他的风格，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或畏畏缩缩，或离题万里，让洋人一团怒火。他一上来就直面问题，既严惩凶手，又据理力争，不答应英方的无理要求，最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对强国，他让三分；对弱国，则义不相让。让是出于务实，出于无奈；不让则是出于爱国，出于责任。儒家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点即在于诚字，不仅对他人诚，也要对自己诚。这一诚字，可说是儒家的核心，千年来士人处事之至理。不论什么博弈，到了最后阶段，天地大道，总强过任何套路。传统到了现代，器物可以变，制度可以变，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则不会变。
李鸿章平生甚为得意还有他的以夷制夷之策，即在两国对抗中势力不支时，把与中国利益相关的第三国或第四国拉入局中，使对方相互抗衡。对中国来说，只是吃亏多或吃亏少的区别。这也是来自传统的智慧。对贫弱的中国来说，只有这个无奈之举，才可以更好地立足于虎狼之林吧。1894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很快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中间便有李鸿章运作之功；1904年日俄战争，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时签订《中俄密约》，授予俄国在北满修路权益。
1894年中日台湾冲突，1875年中英马嘉理事件，1885年中法战争，似乎都是李鸿章丧权辱国，软弱无能，对外人让步。然而，签订的条约白纸黑字，传之史册，容易看到。不容易看到的，却是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其间的据理力争，“唇焦舌敝”。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污点，还是甲午败绩，一朝居下流，万恶皆归焉。“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传遍天下。对外事务的失败导致他在国内声名扫地，跌落至人生谷底。人们只看到了战败割地赔款，却没看到北洋舰队在战前一连数年都未添一炮一舰，慈禧的颐和园却办的有声有色。
甲午战后，李鸿章就曾给强学会捐款，思考制度层面的改革。之后，他做两广总督，慈禧从北京传来命令，挖掉康梁祖坟。李鸿章左右推托，迁延不从。最后慈禧在圣谕中声色俱厉，要“拿李鸿章是问”，他才派人去做。
也就是他在南国做两广总督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李鸿章断然与南方几位大员实行了“东南互保”，他早年办洋务，被人斥为奇技淫巧，这时，见到了真正的奇技淫巧，若是他身在北方，估计会像当年对太平天国一样，将之斩尽杀绝。下层的狂热和异国被改造过的基督文化，在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和对现实的洞察之下，从来都是虚妄与荒诞。
义和团运动之后，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最懂洋务的李鸿章受命北上，再一次签订和约。此时，他已78岁。很多人劝他留下，朝廷只剩了个空架子，何必再去签约受骂。李鸿章以他勇于任事的脾气，毅然北上赴召。如果天下人要责骂，五年前《马关条约》签订时就已将他骂死千万遍。身后荣辱，他早已比谁都看的开了。
《辛丑条约》签了，朝廷痛定思痛，清末新政逐渐开始。设议院、改军制、废科举，这些关乎“立国之本”的事情终于提上日程。吊诡的是，他在器物层面付出的半生心血连同政治声誉灰飞烟灭时，朝廷才能思考他早年胸中所想的制度层面的事情。其实，他在1872年就说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话，但中国太大，历史太久，现代事物不能遽然生根，握大权之人又未全力支持，所以只得先从器物着手，即使是器物，也要在传统的政治泥坑中辗转腾挪。和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罗伯特·道格拉斯评价道：“虽然他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无数代同胞的狭隘、顽固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可谓至言。
李鸿章立身处世，始终秉持着儒家义理，诚之一字，待人做事。他又可以随时变通，积极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他也没有古代读书人好名、清高的脾气，虽然有狐狸的圆滑，遇事时却又有老牛的脾气，任劳任怨，身处险地，从不后悔。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在西方洋枪利炮的冲击下，没能亡国，是因为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将近百年都是在器物层面徘徊，终至一败再败，丧师辱国，是因为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其间多少先知先觉的人物如郭嵩焘、郑观应、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或受制于人微言轻，或折戟于政坛敌手，都不能一展抱负。
传统为近代中国的走向提供了一盏微弱的灯光，一副沉重的镣铐。但是也有稍纵即逝的良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传统与现代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有大概的比例。日本、俄国的君权至上、厉行扩张是一种现代化；美国、英国的民主议会、光荣孤立也是一种现代化。
中国应该走哪种现代化，李鸿章及其同时代的人也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