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方，四位社工的各自决择
一
在省城地铁站上盖的一栋甲级商务写字楼大堂，王真琪正走向前台与工作人员交涉，她的门禁卡失效了，门禁闸机把她挡在了升降机外。王真琪是一位商业保险经纪人，不时需要前来位于楼上的分公司开会和处理事务。三年前，作为公益机构项目负责人的她在一次社工朋友的聚餐中当众落下了眼泪，她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的迷惘，项目资金的筹措以及充斥在上班时间当中的各种琐事让她感到焦头烂额。
那时的王真琪在省城近郊的一条村子里开展社区服务，村里的居民会把住房改建成出租房，租给前来省城的务工者以图利。这些租住者多半从事着这个城市当中最基层的工作，而他们的衣食住行与社交需求构成了这个社区独有的生态。"城乡结合部"是政府部门给予类似形态的社区的称谓。
机构在村中租下了一栋民宅的地铺作为开展社区活动和办公的场所，王真琪与同事们开展的社区服务主要面向社区妇女和儿童，例如与社区热心居民合作开展妇女彩妆班、儿童托管班、儿童合唱团等。寻找相应的社区资源以配对社区的需求，同时发展社区关系以促成社区互助的氛围，是社区工作的惯常路径，王真琪很享受这种能促成社区资源整合的过程。相较于当时在省城社工界更主流的承接由政府招标的"家综"服务，她所在的项目团队在开展社区服务时更具灵活性，不必受制于"标书"当中规定的服务内容。
然而在当下，类似的不依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而运作的机构，大抵上只能通过申请基金会资助和网上"众筹"的方式筹集项目经费，这导致机构难以保障稳定的运作资金来源。尤其在近年，政府对境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在境内活动的监管措施强化后，机构若要继续向一些曾密切合作的港澳慈善团体申请资助，就得应对有别于以往的多重行政障碍，资助款项能否按时到位便成了难解的谜团。这使得仅有三名全职同事的服务站点变数不断，难以作出长远的服务规划，更遑论员工的职业发展。
王真琪难以适应这样的状态，她一直希望机构能成为给予员工学习和成长机会的平台，它应该是规范的而不是随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放养的。然而她却受困于站点的生存问题和各种琐事，收获不期而至的各种挫败感，同时难以找到情感上的支持。她对机构负责人并没有为了站点的存亡而多花一些心思感到失望，也对同事们频发的迟到早退无能为力。她感觉自己陷入了困局，看不到任何的出路，甚至不自觉地把不良情绪发泄到同事的身上。
另外，虽然王真琪能理解一些专注于社区发展工作的社工老师的主张--社工应该坚持与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同甘共苦，父母从她小时候便因为家庭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也让曾过着候鸟般生活的她对同为外出务工者的社区居民多了一份同理心。然而王真琪自问是一个需要一定私人空间的人，部分社区居民过分热情的邀饭以及拉家常会让她不知所措。她不习惯于工作与生活之间界线的模糊，但她却发觉难以让两者变得分明，她的宿舍就在上班地点的三楼。
种种的不适感让王真琪决定离开。期间她也曾给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投去求职简历，但僵化的工作内容和低微的工资没法让她接受，"社工的工资怎能留在省城生活？"
二
"社工"是"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的简称，这个职业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从事贫困救济等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助人工作者。近一百年，社会工作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专业助人方法与技巧，强调"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并演化出在行业内具有广泛共识的价值观和专业伦理，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受性，当中也不乏社会工作是应该改善个人境遇还是改革社会的路线之争。
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在各种因缘际会下被带到中国，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诞生了中国的首批医务社工，一些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及后，社会工作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又在三十多年前得以在高等教育当中重建。近十年，由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广泛兴起，社工这个职业在中国越来越变得家喻户晓。
同为机构管理层的马筱鸣，任职于一家由高校老师创办的机构多年。她是一位资深的驻校社工，十多年前毕业于心理学专业。在当时，得益于地方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方面的加大投入，中国南方一些城市对社工职位的需求出现了井喷，社工专业的高校毕业生瞬间供不应求，承接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机构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心理学专业背景的求职者身上。马筱鸣了解到家乡的城区有机构在招聘驻校社工，她投信应聘并顺利通过，与另外两位同事来到当地的一所初中，成为了当地的首批驻校社工。
度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一年后，街道办事处意欲把驻校社工服务拓展到更多的学校，马筱鸣与她的另一位同事被分别派驻到另两所初中，原先三人的工作团队被分拆成了一人一校。初为社工的新鲜感很快被工作压力所覆盖，她除了要独自处理学生的各种个别化情况、开展项目协议上约定的学生活动，还需要应付与校方的公共关系。
马筱鸣驻点的初中也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由于教学设施与师资水平与中心城区的学校存在明显差距，当地的家长多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转到条件更好的中学就读，而留在该校就读的学生，不少是家长不具备能让子女转学这种社会资源的非本地户籍学生。该初中的中考成绩整体水平长年位于所在街道的下游，校领导为了提高"升学率"，会主动劝吁成绩欠佳的学生早日参加职校技校的"春招"而放弃参加中考，而社工也被校方期望能给相关学生与家长"做做思想工作"。
这令马筱鸣感到莫大的困惑，诚然，主动劝吁成绩欠佳的学生参加"春招"而放弃中考，似乎更符合校方的利益，然而社工的价值当中，不是一直在强调维护服务对象的基本权利吗，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可发展的潜力吗？为什么仅为了一个所谓的"升学率"变得好看，而要让部分学生提前放弃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呢？
机构在恒常的专业支持方面，仅能提供每月一次的外聘督导服务，而对于非社工科班出身的马筱鸣来说，自觉远远不够。马筱鸣忆起接受督导时的尴尬场景：督导是来自香港的资深社工，期望一众接受督导的社工能各抒己见；而跟她一同接受督导的社工，大概是因为接受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却总是期望督导能给出"标准答案"。于是每当督导提出一个问题期望引发大家讨论时，现场总会陷入一片沉默，然后就是督导的一声叹息。专业支持的不足，也让马筱鸣对自身的工作能力出现了自我怀疑，甚至到了"见督导也是负担"的地步。
马筱鸣开始对前景感到迷惘，她向机构提出了辞职的意向。那时机构刚在邻近的镇街投得了新的社区服务项目，项目团队还没有招到足够的人手，便提出让马筱鸣换一个领域试试。
期待能在新的领域充实更多社工经验的马筱鸣欣然答应，然而新的工作环境并不如她的期待那样顺心。她的主管虽然也考取了社工职业资格证，却并非实务社工出身，没法给团队的实务工作带来任何专业上的支持，只顾与驻点村委的领导搞好关系，让工作团队顺应村委工作人员的一切工作要求。马筱鸣发现自己关于工作的想法常常与主管的意见相左，她在办公室感到窒息，只好以进村探访为由逃离主管的视线，在繁忙的工作后穿上跑鞋把工作上的不快抛诸脑后，或坐上个把小时的公交车到市区的高校参加由社工学生组织的社工交流活动。
终于，马筱鸣再次鼓起勇气向机构反映自己在工作上的不适状态，她又回到了学校，做回了驻校社工。
三
其时，一些标榜低门槛、高收益的网上投资APP在坊间流传。看到他人的收益每天在APP上蹭蹭地往上涨，马筱鸣把一年的工资收入投了进去，打算通过"钱生钱"的方式，在微薄的工资以外增加一点额外收入。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陆续出现资金周转问题，以及难以预料的各种监管措施，各路五花八门的网上投资平台相继"爆雷"，马筱鸣所使用的APP也在某天忽然无法登入，并直至现在。在经历了一顿手足无措后，她不得不接受投资额连本带利付诸东流的现实。
恰逢此时，大学期间已考获了教师证的马筱鸣看到了一所民办中学招聘心理教师，数倍于社工工资的待遇承诺让她没法视而不见。凭借着上学时操练出来的应试技巧和社工的工作经验，马筱鸣顺利通过了该校的笔试和面试，然而，她却无法否认自己对当下这份标榜着"助人自助"理念的职业充满着不舍，站在十字路口的她又一次面临职业路途的决择。
马筱鸣向同为社工的朋友道出了内心的挣扎。朋友建议她：看钱份上，不妨一试。并且开导她：两份工作在职业价值上并没有根本的冲突，或许还能在新的职业上找到更广阔的助人空间。在打消了一些内心矛盾后，马筱鸣辞掉了驻校社工的工作，鼓足勇气开启了另一段职业经历，她计划着在新的工作岗位探索一套系统的中学生心理课程。
同是由社工转职到教师的还有黄庆霞。
黄庆霞比马筱鸣更早入行，她毕业于省城一所高校的社工专业，那时省城并没有多少能提供给社工就业的对口职位，而相邻的一个被称为经济特区的南方沿海城市，此时又再诞生了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第一批勇于"吃螃蟹的人"。黄庆霞带着憧憬来到了特区，来到一家新成立的社工机构。那时，黄庆霞和她的同事们并不像现在的社工普遍有固定的上班地点，"都是在自己租住的城中村在线办公，开展活动或是需要见服务对象时才赶到相应的社区去。"
然而黄庆霞在该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机构创办人只把机会留给擅长交际与奉承的社工。而自觉其貌不扬的她，虽然在工作上获得广大同事们的认可，并被推举为机构要员，然而却遭到了机构创办人的漠视和挤排。那时，涉世未深的黄庆霞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职场欺凌，陷入了自我质疑，"是不是我做得还不够好，还没有符合领导的期望?"随之而来的挫败感让她感到自讨没趣，萌生了离去的念头。在几经努力考研成功后，黄庆霞离开她所供职的第一所机构，重回高校攻读社会工作的研究生课程。
在拿到硕士学位后，黄庆霞在一家关注精障者生活状况的机构供职，期间曾编写关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报告，呈现服务对象当下的社会处境和社区支持状况。2013年，黄庆霞来到与省城相邻的一个三线城市，在当地一所高校任教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她的学生，是当地高校的首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
黄庆霞极具性别平等意识，她所任教的课程包括妇女社会工作。她欣慰于一些学生在社会关切方面的积极性和行动力，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和这些学生交流，当中不乏非社工专业的蹭课者。她看好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以后，教职工之间传出了学校为了集中资源创建一流理工院校而将要停办社工专业的信息。黄庆霞与一众教职员工虽然据理力争，无奈"人在屋檐下"，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目送该校社工专业的终结。
四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你是说很多社工跑去做保险了吗？"在一个购物商场里的点心茶楼，黄庆霞心有灵犀地回应着，她惊讶于近年不少认识的社工转行到商业保险圈去了。
王真琪期望能在自己还算年轻时找到一个有学习成长机会的平台。其时"轻资产创业"的概念流行于互联网话语，在社工圈找不到自我价值的王真琪决定试试，她选择了商业保险业。她觉得从事商业保险的经纪工作能帮到人，也能赚到钱，"是件有意义的事"。相较于当社工时难以找到情感上的支持，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挫败感，她坦言转行后比较容易找到同行者。
轻资产创业讲求自律高效、主动性强，强调自我学习能力，同时也得面对个人付出和收成的非线性关系。王真琪每天都花上大量的时间研习相关金融政策和商业保险产品，制作有关保险的普及知识文案或短视频，并选定大众手机粘度较高的时段推送至网上社交平台，藉此吸引受众向她咨询相关保险业务并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开发客户。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估量，而收成常常得看机缘巧合，王真琪花了好些时间去调适，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她相信种善因、得善果，同时也明白因果也不是一两天能看到。她相信待人真诚是她的通行证。
保险从业者洛妍也曾经是一位社工。
洛妍生于中国南方的一个鱼米之乡，当地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少全国闻名的家电品牌诞生于此。这些私营企业主普遍乐于参与慈善活动，他们会直接捐钱给当地的慈善会，或者成立以企业或个人冠名的非公募基金，藉此向当地的公益活动提供资助，同时收获社会名望。
洛妍在读大学之前就接触过社工，当时的社工给她留下的良好印象让她觉得社工是一份"有意思、有趣、友好"的工作，这让她在升学时选择了报读社会工作专业，成为了该专业为数不多的并非经由"专业调剂"而被录取的学生。
洛妍在经历四年的社工专业学习后回到家乡，从事起精神障碍者的社区康复服务，她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在当地居委会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康复者及其家人。洛妍需要和她的同事一起，通过恒常探访了解在社区生活的精障康复者的服务需要，并提供相应支持，例如推动康复者融入社区生活，促进康复者的社会功能康复，此外，当康复者出现精神疾患急性发作时，还需要与家属、社区民政工作人员、社区警察、医生等一同处理危机。
那时，相关服务在当地没有多少可借鉴的经验，洛妍从新手社工做起，在服务中不停探索、成长，一做就是五年。洛妍所在的机构是社工圈内公认的旗舰级机构，她在从事社会工作的日子里得到了丰富的专业督导和培训支持。扎职数年后，她也成为了机构的资深社工，能够亲自开展专业培训，在精神康复服务方面给予其他同事专业上的支持。
然而工资却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原打算在社工行业长久地工作下去的洛妍看着每月的工资数字，又想想自己几近三十，"我家境并不富裕，家人都是打工的，日后我也会组织自己的小家庭，也要赡养父母，这些经济开支是可预见的将会越来越大。"她的焦虑感以日俱增。
在工作当中，洛妍也亲身接触到了人间百态，祸不单行、"越穷越见鬼"是社工的服务对象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当中不乏因病返贫而陷于困境的家庭。而这些时候，洛妍更加深刻地感觉到，金钱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洛妍难以想象假若某天这些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将要如何应对。显然，以现在的收入水平，是无法得到足够保障的。
让洛妍感到疲惫的还有繁重的文书工作。行内人都曾自嘲"社工等于写工"，社工的服务文书可谓五花八门，无论是探访、个案，还是小组、活动，都少不了计划书、过程记录、成效小结等文书工作。除此以外，还不乏项目月报、中期及结项自评、项目申报、需求调研等报告。而紧密的工作日程又往往让服务文书日渐积压，让社工感到"鸭梨山大"。繁重的文书工作让洛妍感到厌倦，"似乎总是写不完"。
五
对于文书工作，社工圈内似乎存在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就是利用下班的时间写文书不算加班，只有见个案、开活动这些直接服务才会算作加班时数。大多数机构也默认社工把文书带回家完成，他们不介意这些文书落在社工的私人电子设备上，也乐意看到社工把自己的电脑用作机构的"生产工具"。自小体弱多病的马筱鸣常出入于医院门诊，而她总会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以便利用打点滴的时间补文书。
离开教师岗位后，马筱鸣重新做回了驻校社工。
跃跃欲试的马筱鸣在心理老师的岗位上并没有度过多长的职业蜜月期，虽然她得以跟应试教育的漩涡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却没法避开它所连带的一切宰制。马筱鸣需要以一己之身承担初高中所有班级的心理课程教学，她的一份心理课教案需要在各个班级轮番演绎十多次，然而过后收集到的学生课后反馈却没法挤出时间去处理。
她还不得不兼任着德育处干事，但军事化一般的学生管理制度让她感到窒息，同事们对学生言行的"问题视角"也屡屡跟她做社工时所习得的"优势视角"互为抵触。同时，学校并没有兑现招聘时所承诺的待遇水平，管理层对她就工资方面的提出疑问一直闪烁其词，这让马筱鸣感到不公。
马筱鸣越来越感到疲累，职业无力感不断累积，她甚至发觉自己对个别学生在堂上睡觉的行为怒不可遏，她担心自己迟早会成为一个昔日无法接受的老师，并一直犬儒下去。
她还保持着与前机构同事的联系，藉着聚餐的机会了解大家的工作，也分享着自己的困惑，并在前机构出现职位空缺时一拍即合。她果断向学校递交了辞职信，在机构的安排下到一所远离市区的小学驻点，重新彼上了社工的"马甲"。
其时，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小学校均在教育局的指示下因应疫情变化采取居家学习等弹性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适应问题不断显现，马筱鸣发现需要个别化服务的学生也在不断增多，他们或是存在校园学习困难，或是社交障碍，她需要谨慎秉持着社会工作专业当中"接纳"与"非评判"的原则应对状况频出的局面。特殊需要的学生不期而至的冲击行为屡屡在马筱鸣的手臂上留下疤痕，然而，学生每每微小的行为改善总会让她感到欢欣。
马筱鸣同时多了一个机构管理者的身份，她开始需要安排社工入职、就工作上的事情跟机构的其他社工打交道、组织实务培训和机构会议，以及与社会服务项目的购买方会面沟通。她发现，现在的新晋社工身上再难以找到往日社工对信念和价值的执着，他们多只会上行下效地执行项目约定的服务内容（业内称之为"指标"），按着本子办事，甚少去关心当中的理据和原因，更不会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目标。同时她也发现，业界在专业支持方面肯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少，还有昔日让她既爱又恨的"香港督导"数年间似乎都不见了踪影。
六
王真琪最近结束了与丈夫此前分居两地的生活，在她丈夫现在工作的西南地区三线城市找了一份社工的工作。这是一个民营企业背景的社工机构，管治式的职场文化氛围浓厚，有着跟南方大多数社工机构全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她和她的同事会因为忘记打卡或是没按时完成工作而被扣工资，每次十至数十元不等。机构背靠的企业经营着文旅的营利业务，王真琪的同事被要求需同时兼顾企业和社工机构的工作，她的工作量会随着同事们被企业征召而骤然增加，加班成了家常便饭。王真琪当初计划找个轻松的工作养身体，沒想过这个工作比做保险更累，也难以获得自己认可的收获。两个月后，她辞掉了工作。
现在王真琪继续从事着商业保险经纪人的工作，她发觉做保险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特别的开心"，没有办法像其他同事那样在谈妥一张保单后获得成就感，相反，"开单"倒是增加了自己的担忧，担心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步骤没做好。
回想一路以来的职业经历，王真琪最近觉察到那些痛苦的来源或许是出自非理性认知所产生的不良情绪，任何不按计划来的事情都会让她很难受，她渴望像求学阶段那样的秩序感。她算不上"小镇做题家"，那时她只要稍稍用力就能获得自己还算满意的成绩，并没有比身边的同学更拼命。而离开校园后，无论在社工圈还是保险业，她都无法找到像求学时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
历经四年的从业生涯后，王真琪对社会工作的从业环境有了更具体的认知：社会工作专业的受教育背景及从业经历让她有能力看到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然而现时的从业环境下却只能从事微观层面的工作，对于整个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于事无补。对于依然坚持下来的人，她直言"做个开心快乐的社工很重要"。
黄庆霞在社工专业撤并后被编到思政专业去了，她现在已经适应了从社工老师到思政老师的身份转变，尽管她所在大学的教室已经安装了摄录系统，老师在堂上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后台记录和监控，日常教学只有指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
她最喜欢的是现在不用像大多数社工那样需要在固定的时间上下班，不必每天像其他上班一族那样塞在通勤的路上。此前十分抗拒教思政课的她，发觉现在拥有了大量的可支配时间，比其他同龄人更有条件做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回想自己在读研前的一些不愉快的工作经历，现在黄庆霞看来那并非是机构创办人刻意针对她的所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职场当中的权力不受制约的产物，"这应该是当时社工机构的一种权力生态，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
对于社会工作在国内的前景，黄庆霞感觉在现在的政策风向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将日渐式微，而社工作为单薄的个体是无力抵御这种趋势的，"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同时，黄庆霞认为从事社会工作并不是唯一实现自身价值的渠道，而她现在，除了照本宣科的日常教学，还从事着性别平等的研究，并计划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性别意识方面的社会培育。
投身到保险业的洛妍说自己对世界有了新的认知，她想起还在当社工的时候，曾有社区居民勉励她"趁年轻，多尝试，最后才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自己也喜欢的工作"，不要把职业想象只局限在社区里或社工行业。
洛妍对她生活所在地的社会工作发展感到"不太乐观"。她留意到社工行业的服务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2022年开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预算明显缩减，许多社工服务项目面临结项，从业者不得不考虑转行。
马筱鸣也预料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会被不断压缩。在她重回社工行业的这段时间，她目睹了一些以往积极推进社工发展的镇街忽然腰斩正在开展的社会服务项目，大量社工一夜之间成为失业人员，她也不得不参与机构受影响项目的善后工作。她所在的机构，因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陆续裁撤，社工数目也较她回来时减少近半。
马筱鸣估计今后公共财政将集中于购买面向青少年的社工服务，以化解危机为取向的补救性、兜底性服务为主。她期望，社工日后能被当成专业受社会认可，传媒在报道社会事件时，能延伸报道社工的相关专业意见。而现在社工的大众认可度，"最多就是搞搞活动。"
她也留意到同期入行的一批社工已陆续步入中年，开始出现长期病患等健康问题。她的一位同事最近因为癌症接受了手术，及后还得面对漫长的疗程，"幸好她有一份商业保险"，马筱鸣在庆幸间难掩一丝无奈。
（完）
（文中人物王真琪、马筱鸣、黄庆霞、洛妍均为化名）
Sava，前（伪）社工，偶尔码字自娱。
删节版于早前刊于《社工观察》公众号，链接：mp.weixin.qq.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