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病毒當時到底有多恐怖？

我們已知現代瘟疫是無國度的，病毒到哪兒，都會在哪兒攻擊人類。「非典」疫情有一個特點，即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流行病學上被稱爲「超級傳播者」，而我們習慣地把他們稱爲「毒王」的病人。

「毒王」這種稱呼確是由廣東首創的。

在廣東生活了十幾年，有一個小發現，即廣東人做事簡約，說話也簡約，特別是在稱呼上。比如說，漂亮，好看，他用一個字「靚」。這個本來是用於描述漂亮的詞，後又被廣而推之地運用。漂亮的姑娘被稱爲「靚女」，漂亮的小夥子，被稱爲「靚仔」。這些還好理解，但如果把一碗好湯，稱爲「靚湯」，你就覺得廣東人用語的特點了。

這次在關於「非典」的報道中，傳媒上就出現了「毒王」一詞，這也是一線醫務人員創造的簡約性說法，傳媒發現既形象，也準確，就推而廣之地運用了，進而傳至全國。

每一個「毒王」的出現，都會放倒一批人，每一個「毒王」的出現，都會加重當地的疫情發展。

那麼，我們來看看，各地的「毒王」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造成重創的。

2月22日香港廣華醫院：劉儉倫是否香港「非典」的源頭

香港最大的「毒王」恐怕要算那個造成淘大花園幾百人感染的男人了。據《香港商報》2003年7月1日報道：「淘大花園有320多人感染『非典』，其中42人死亡。」聽起來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然後他本人並不是淘大花園住戶，只是他的一個親戚住在淘大花園，他曾四次到訪住在淘大花園E座的親戚家中，因此把感染源帶到了淘大花園。

這個「毒王」和造成廣州多家醫院重創的「毒王」不同，廣州的「毒王」至今也不知道傳染源在哪裏，即他是在哪兒被傳染的。香港的這個「毒王」已經查明他的傳染源，是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的一個病人，此人是另一個香港「毒王」。

2003年3月5日，一位香港男性患者因發燒不適，入住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病人發燒咳嗽，醫生在醫治中，曾採取用過噴霧式藥物治療，事後檢查，懷疑病人咳出的飛沫迅速散佈於整個病室，所有在場的、進過8A病房的十多名醫護人員全部被感染，接着，「非典」病毒迅速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傳播，至3月13日，該醫院感染「非典」發病的醫護人員爲115人！

3月下旬，淘大花園「毒王」曾到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探視過病人，懷疑在此被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毒王」感染。淘大花園「毒王」是個嚴重的腎病患者，免疫能力很差，到訪淘大花園E座親戚家中時有腹瀉，並在親戚家中多次入廁。

3月24日，淘大花園E座居民中有40人感染「非典」，另有其他座的30多人發燒發病，到3月30日淘大花園已有85人感染「非典」，佔當時香港感染「非典」病人總數的五分之一。後來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都到訪過淘大花園，就是尋找這個傳染源到底在哪兒。這時有必要說明一下，淘大花園並不是一箇中文準確意義上的花園，而是一組高層建築。香港人的很多中文用法和內地不同，經不住推敲，例如，著名的太古廣場，你第一次去一定找不到，因爲根本沒有什麼廣場，同樣是一幢摩天大廈。據說，惹禍的是這座高層建築廁所裏排污管的一種彎頭，這種彎頭排水不充分，造成污水殘留，使「非典」病毒迅速擴散。爲徹底隔斷淘大花園這個最大的傳染源，也爲了防止「非典」病毒由淘大花園向外更大的擴散，3月31日清晨，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對淘大花園發佈了「隔離令」，並將淘大花園E座未感染上「非典」的住戶遷移至一海邊度假村隔離。截至4月13日下午1點，香港因「非典」而入院治療的累計人數爲1150人，其中淘大花園的居民爲316人。

有一種說法，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的「毒王」，曾在2月21日至23日間去過京華國際酒店9層探訪過客人。

而這個香港京華國際酒店又與一個叫劉劍倫的醫生連在一起。

劉儉倫是一位已經64歲的老人，廣州中山二院的教授、著名的腎內科專家，幾年前退休後又被中山二院返聘回院仍在腎內科工作。前面關於中山二院的章節我已經介紹過，中山二院由於在廣州中心區幾乎寸土寸金的珠江邊，它主要由三幢大樓組成，中間是有着70多年曆史的博濟樓，兩邊是分別與近年建成的中山樓和嶺南樓。劉儉倫所在的腎內科在嶺南樓的12樓。我們已經知道收治中國第一個「毒王」的中山二院呼吸內科也在嶺南樓的12樓，並且與腎內科相鄰，同屬於中山二院大內科，科主任就是女博士伍衛。

2003年1月30日到2月1日的上午，後被稱爲「毒王」的周姓非典患者就收治在呼吸內科。

劉儉倫雖在腎內科工作，但沒有接觸過「非典」病人。但他與後來紛紛被感染的呼吸內科同事們有過接觸，並且在同一電梯上下班。去香港前，劉儉倫已經感到不適，有低燒、咳嗽。醫院給他做了多次檢查，雖然發燒，但多次量體溫，最高的一次只有38度；三次驗血，白血球都高達1萬以上，而「非典」病人的白血球表現爲不高甚至降低；拍了胸部X光片，發現左下肺有陰影，服用抗生素後陰影消失了。而幾乎所有的「非典」病例都顯示，抗生素對「非典」病人無效。當時所有的症狀，都不支持診斷劉劍倫爲「非典」病人。在症狀逐漸減輕後，劉儉倫對自己的診斷是輕度的典型肺炎，典型肺炎是臨牀上常見的多發病，其並不在國家《傳染病防治法》中所列的傳染病之列，一般經過抗感染治療後愈後恢復也快。劉儉倫本來就症狀輕微，經過幾天治療後自我感覺良好，便與太太同行於2月21日抵達香港出席外甥女的婚禮，住在九龍京華國際酒店9層911房間。這一天晚上，另有三個新加坡女人同住9層，911房的對門910房，住着一個陳姓的美籍華裔商人，他從上海取道香港前往河內。劉儉倫夫婦入住後，一對來自多倫多的夫婦辦了退房手續，他們也是9樓的房客。

2月22日，劉儉倫自覺不適加重，便到香港廣華醫院求診，被留院觀察。作爲一個醫生劉儉倫已經感覺到隨着病情症狀的發展，自己患的不像是典型肺炎，便明確地告訴醫護人員自己來自廣州，有可能在不所知的情況下接觸過「非典」病人，提醒香港醫院的醫護人員注意防範及考慮相關治療措施。2月23日，劉儉倫的病情開始惡化，經幾番搶救無效，於3月4日去世。

香港廣華醫院參與過救治劉劍倫的一名醫生和五名護士後來感染上「非典」。

從劉儉倫在香港廣華醫院昏迷到去世這幾天，有六位曾與劉儉倫同住在國際酒店9層的房客，也分別在越南的河內、新加坡和加拿大的多倫多發病，並感染上相關的醫護人員。

香港繼廣州後，成爲「非典」重創的又一個城市。

最初似乎有一種共同的看法，香港的「非典」源頭由劉儉倫而起。後來，香港中文大學的微生物系醫學院試驗室，也就是最早發現「非典」冠狀病毒的試驗室之一，在分析香港「非典」病人身上變異的冠狀病毒時，發現它們基因和劉儉倫身上找到的冠狀病毒基因並不同源。

2003年5月2日，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公佈了他們研究的結果，指出今年3月上旬「非典」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暴發時，已最少有三個源頭同時存在香港。這更有力地說明劉劍倫並不是「非典」在香港暴發的唯一源頭。

於是，那種說香港「非典」完全來自劉儉倫的聲音漸漸地就消失了。

2月26日

越南河內越法醫院：收治一位美籍華裔商人

寫這一節不是爲了記錄國外「非典」的發生和治療情況，因爲這部作品主要還是記錄廣東抗擊「非典」的歷程，但是「非典」作爲一種新型傳染性疾病，它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發生和傳播，那麼同樣抗擊「非典」也就是人類共同的鬥爭。

寫這一節，是爲了提醒人們記住一個人。

在中國抗擊「非典」的鬥爭中，中國的醫生，中國的護士，中國的醫務工作者以及有關方面，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災害面前，所表現出了崇高的獻身精神，感動了整個社會，感動了所有的中國人。有一位外國醫生，在疾病來臨之際，同樣以崇高的責任感工作在抗擊「非典」一線，並且及時發出警告，拯救了別人的生命，而他自己卻倒下了。這個人就是世界衛生組織駐河內的傳染病學專家、寄生蟲病專家，意大利人卡洛·烏爾巴尼。

河內，2月26日，河內南城近郊的越法醫院收治了一個到河內做生意的美籍華裔商人。入院之初，病人只是發高燒，但用了各種抗感染藥物都無療效。

烏爾巴尼作爲世界衛生組織駐河內的傳染病學專家，得知消息後，於2月28日趕到了越法醫院，他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非常規的病毒。烏爾巴尼認爲，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疾病，引起這種病症的病毒與以往導致感冒、肺炎等病症的病毒完全不同，烏爾巴尼也稱其爲「非典型肺炎病毒」。

聞訊趕來的烏爾巴尼醫生感覺到這個病人的不同尋常，他建議醫院採集病人的血樣及咽拭子，這些化驗樣本後來送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在日本的合作試驗室、美國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總部、河內的國家衛生及流行病學院。

後經瞭解：患者是從上海出發，途經香港，再來到越南河內的。在香港時下榻於九龍京華國際酒店9層。

3月3日開始病情繼續惡化，出現咳嗽、呼吸困難，高燒達42度。

3月5日，給患者看病的越法醫院的五名醫護人員開始發燒。烏爾巴尼震驚之餘，當天便向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總部作了報告，次日又有6名醫護人員感染。烏爾巴尼和他的菲律賓同事會商後認爲這個病有可能通過空氣傳播，他要求封閉越法醫院，並採取嚴格的傳染病控制措施，對所有患有這種神祕疾病的患者進行集中、隔離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越南辦公室主任帕斯卡爾.布魯頓說：「烏爾巴尼一直在病牀前搶救病人。從他通知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疾病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病人身邊。」

在烏爾巴尼發出的緊急警示下，世界衛生組織於3月7日正式啓動了全球暴發性疾病警告及回應網絡。

當不少人因爲知道發生一種新的烈性傳染病而害怕在醫院工作的時候，烏爾巴尼每天都到醫院去收集樣本，與醫護人員交談，指導醫生們加強對這種傳染病的控制。他一邊親自救治病人，一邊給其他醫生講解治療方法。在烏爾巴尼與越南醫院的共同努力下，自3月22日起，越南再沒有發現新的病例。

3月11日，經過連續三週的工作後，烏爾巴尼抵達曼谷參加一個會議，他突然感到不適，接着開始高燒，烏爾巴尼知道自己感染了，他立即住院並建議院方隔離自己。這個最早發出「非典」警報的意大利人也染上了「非典」。住進醫院後，烏爾巴尼立即給在河內的妻子打電話：「馬上帶着孩子們回意大利。我被感染了，也許生命就要終止。」

18天后，即3月29日，烏爾巴尼死於自己一個月前發現的這場新型的傳染性疾病，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享年46歲。

我查閱有關資料才得知，烏爾巴尼是一個非常值得稱道的有着崇高職業道德精神的醫生。

1999年，「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把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獎給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一位微微禿頂、長着黑黑的兜腮鬍子的中年人，代表「無國界醫生組織」上臺領獎，這人就是烏爾巴尼。

卡洛.烏爾巴尼，1956年出生於意大利的一個沿海小鎮。成年後，在意大利的馬切拉塔綜合醫院當醫生，是「無國界醫生組織」意大利分部的主席。1998年，烏爾巴尼開始爲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傳染病專家，致力於根除兒童的寄生蟲病。他曾幫助越南、柬埔寨、老撾和菲律賓等國家的醫生開展這項工作。2000年5月，烏爾巴尼到河內工作。

烏爾巴尼代表「無國界組織」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講過這樣一段話：「這一獎項是獎給這樣一種理想的：人類的健康和尊嚴不可分割。與患者在一起並保護他們是我們的職責。」

烏爾巴尼還說：「我們醫生的職責，就是離患者更近一些。」

烏爾巴尼以自己的行動，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烏爾巴尼去世後不久，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肯定了烏爾巴尼的傑出貢獻和敬業精神。意大利總統決定，授予烏爾巴尼公共衛生金質獎章，以表彰他在衛生防疫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

人類在與瘟疫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許許多多的人付出了生命。讓我們永遠記住他們。

3月1日凌晨　北京301醫院：出現第一例「非典」患者

2003年3月1日的凌晨，一輛車身標有山西省太原市急救中心字樣的救護車駛進北京301醫院。從車上抬下一位女性患者，護送的有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魏東光和兩位護士，以及患者的家屬。後經回顧性確認這不僅是北京，也是華北第一例「非典」患者。

據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患者27歲，山西太原人，是一個做珠寶生意的商人，經常出差到廣東等地進貨。2月18日，患者與她的弟弟飛到廣州，後去了揭陽和深圳。2月22日在從深圳回廣州的火車上，她感到發冷渾身痠痛，以爲是連日奔波疲勞受寒。23日回到太原，體溫爲38.8度，到醫院求診，檢查後診斷爲感冒。2月25日開始高燒，體溫一度達40度，立即送往另一家大醫院，做了好多檢查，醫生認爲還是感冒。

2月27日，患者在去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求診時，病情引起科主任魏東光的警覺，他要求「騰出特護病房，醫護人員注意戴上口罩」，但採取了種種辦法，治療依然無效。

2月28日，患者丈夫提出轉院。和廣東的最好醫院大部分集中在廣州一樣，全國的最好醫院當然相當一部分集中在首都北京。山西離北京只有幾百公里的路程，患者家人決定將病人轉到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北京301醫院。病情危重，當天晚上就出發，由魏東光主任陪同，太原120急救中心的救護車於次日凌晨，也就是3月1日將病人送到301醫院。

這一天是星期六，不能辦理住院，醫生先將患者安排住進急診室觀察病房，同病房還有另外三名患者。

3月3日，患者高燒不退，轉入301醫院呼吸科病房，陪同患者的母親開始發燒，體溫高達39度，愛女心切，不忍離去，仍守護在女兒的病牀前，喂藥喂水。

3月4日，醫生告知患者，這種病很像非典型肺炎，趕緊分隔病房，患者的母親也開始住院。3月5日，患者的父親在太原發病，高燒不退，診斷爲支氣管炎，也被轉到301醫院。由於301醫院不是傳染病醫院，一家三口又轉至302醫院，患者與父母同住一病室。

回到太原的魏東光發病，同時另有山西的兩名護士被感染。

3月7日，患者被告知其父親要轉院，其實是因爲病情惡化而搶救，後去世。

我們很難想象患者當時的心情，以及和父母親同在一個寢室，一起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場景，那是什麼樣的語言也無法描述的殘酷及無奈。人在此時此刻還會去回想嗎？像現在這種飛來橫禍並且禍及全家，先是父母爲女兒擔憂，然後是互相聽着那呼吸困難的呻吟之聲而無法施以援手，甚至連叫一聲「爸媽」說一句安慰話的力氣都沒有，眼睜睜地等着生離死別的那一刻，人生淒冷生死無常真是莫過於此了！

父親轉院時，母親憑直覺告訴女兒：「你爸會有事。」患者當然無法接受難以相信，母親長嘆一聲告訴她：「要想到最壞的結果，如果連最壞的事情都接受了，還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這番話，成了母女之間的訣別之言。

3月8日，患者的弟弟、弟媳、一歲多的孩子相繼出現「非典」症狀，一起進了302醫院住院治療。

3月15日患者母親去世。同日，已經退燒，但身體極度虛弱的患者決定回太原隔離、療養。3月22日病癒出院。

3月16日

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北京第一名「毒王」出現

2003年3月16日上午11時許，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急診室，一位70多歲的病人李某前來就診，檢查的結果是發熱、呼吸困難、嚴重心衰。病人自訴15日晚上9點鐘在北大醫院（即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就診，當時的診斷是「右下肺炎，陳舊性結核」。根據病情，東直門醫院急診科主任劉清泉診斷其爲常規的老年性肺炎，輸液後下午病人狀況惡化，體溫增高，心臟停跳，呼吸幾近衰竭。

劉醫生憑着醫生的敏感詢問病人家屬：「病人最近去過外地嗎？」家屬告訴他，患者剛從香港回來。劉醫生有所懷疑：「這是一個重症『非典』」。但，他不敢下結論，因爲這畢竟是一個新的傳染性疾病，任何醫生以前都沒有接觸過。

東直門醫院的醫生、領導太想了解這種怪病的信息了，便打電話到廣州的一個醫院病房裏，據說，接電話的醫生很負責，他說，「我們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啊」，便詳細介紹了「非典」的一些情況，幾天後，東直門醫院還收到了一份廣東防治「非典」的小冊子。醫生們搶着看，看得格外認真。

3月20日，這位年邁的李姓病人幾度垂危幾經搶救以後，還是病故了，東直門醫院急診科的五位醫生、六位護士相繼出現「非典」症狀。劉清泉主任是急診科最後一個出現高熱的，所幸的是三天後體溫恢復正常，可是他剛剛動完乳腺癌手術的妻子，因爲到醫院給他送過飯不幸染上了「非典」。

3月28日，劉清泉的妻子與感染的醫生、護士一起，送到了北京佑安醫院，已經退燒的劉清泉熟悉急診搶救及呼吸機，請求留在佑安醫院參加急診搶救，因爲這其中不僅有他的那些已經患病的同事，還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4月19日上午7點，劉清泉搶救病人時得知：他的妻子病情惡化搶救無效已離開人世，搶救無效的還有他的同事段力軍醫生。

妻子病情惡化已與數日前上了呼吸機，說不出話的妻子只能憑寫字和丈夫溝通，妻子在紙上寫道：「第一，你以後要幹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繼續研究這個病，人沒有肺，太難受了！」

患者李某的故事還可以補充如下：他去香港是爲了探望在威爾士親王醫院住院的兄長。可以推斷因此而染上「非典」。李某在3月13日開始發燒，被診斷爲「非典」疑似病人，香港有關方面對其採取了跟蹤觀察，可是因爲拼音有誤，李某還是於3月15日上了回到北京的飛機。

他所搭乘的國航CA112航班，112名乘客中有16人後來出現發燒症狀。

3月16日到東直門醫院求診的李姓老人一共傳染了73人，其中下傳第一代即有27人，最長潛伏期爲12天。

以上兩例北京「非典」患者按流行病學的統計方法，都屬於輸入性「非典」患者，但北京和廣州一樣，第一批患者並不都是從外地輸入的，其中也出現了「毒王」。

3月25日晚上，出租車司機王某到位於三里屯附近的北京武警總隊醫院就診，其症狀爲發燒，咳嗽，肺部有陰影，血相不高。接診的武警部隊醫生，覺得王某的症狀很像「非典」，當天就收入單人病房。次日，王某肺部陰影擴大，醫生建議他轉往呼吸科實力較強的朝陽醫院診治，並告訴患者，他有可能患上了非典型肺炎。

3月27日，王某住進朝陽醫院發燒門診隔離室，留觀一夜，次日轉往佑安醫院。

王某轉走後，武警北京部隊總院及朝陽醫院的一批醫護人員被感染，其中就有內二科主任醫生李曉紅。李曉紅於2003年4月16日凌晨於北京302醫院病重去世，她是北京第一個因抗擊「非典」而以身殉職的醫生。

繼那位山西的女患者、東直門醫院的李姓病人之後，王某是北京遭遇「非典」早期的第三條傳染主線。40多歲的王某於5月初不治病故，其父母也被感染先後辭世。

與其他兩條傳染源迥然不同的是，王某一直在北京開車，從未去過外地，也沒有接觸過「非典」患者，他屬於北京本地的「非典」患者，而且也屬於「超級傳播者」。

3月20日

山西省人民醫院：重創太原的幾名「超級傳播者」

這一天，有位嶽姓患者因爲發燒不退到山西省人民醫院就醫，醫院將其留院觀察，經過幾天治療，病情仍在加重。嶽某是太原市郊清徐縣的一個鄉黨委書記，前不久在北京因口腔潰瘍到301醫院看過病，回到太原就身體不適，發燒不退，因此來到山西省人民醫院。3月23日，嶽某被懷疑感染上「非典」，而使山西省人民醫院措手不及的是，嶽某成了山西的首名「毒王」，先後有數十人被其感染，曾到醫院探望過嶽某的清徐縣政協主席，感染上「非典」後病情惡化，不治身亡；送嶽某去北京的32歲的小車司機及其妻子也相繼感染「非典」先後死去。爲此，山西省有關部門採取了積極的措施，將與嶽某有過接觸的128人進行了隔離觀察，最後住院24人。嶽某，是重創山西的首名「非典」超級傳播者。

就在嶽某被懷疑患上「非典」的當天（3月23日），太原市的一名退休女工謝某感覺胸悶發燒，也來到山西省人民醫院就醫。謝某剛從北京奔喪歸來，其兄患結腸癌，死在佑安醫院。佑安醫院是北京傳染病專科醫院，後成爲收治「非典」的專門醫院之一，謝某的哥哥死亡證明書上寫着：「發熱，原因不明。」

謝某被山西省人民醫院的接診醫生留在急診室觀察，三天後死亡，死前確診爲感染「非典」，謝某先後感染了山西省人民醫院十多人，在確認她爲「非典」病人後，醫院臨時將她留住在觀察室隔離，結果連施工的電工也被感染了。被謝某感染的還有急診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梁世奎醫生不治身亡。

4月2日，山西報告的確診「非典」病例爲4例，6日爲24例。到4月30日確診患者爲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例。山西的「非典」感染者，居於廣東、北京之後。

4月15日

天津武警醫學院：天津出現「非典毒王」

4月15日，一名河北籍的男性患者到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求診，他來到醫院並不是因爲發燒，而是因爲他是一名嚴重的心臟病患者，在這之前他先到了北京阜外醫院，沒有被收治，又到北京民航總醫院投醫。4月7日住進北京民航總醫院等待心臟搭橋手術，手術還沒有做，民航總醫院發現了「非典」患者，醫院人心恐慌，他也不得不出了院。出院後得知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有治療像他這種心臟病的高明專家，便直接來到了天津。到天津前他並沒有出現感染「非典」的症狀，可後來他成了使天津人爲之色變的「非典毒王」。

醫院爲患者檢查之後做了診斷：冠心病、高血壓、慢性腎衰、痛風。正在準備對其心臟病進行治療時，4月16日患者開始發燒，體溫達38.5度，並伴有咳嗽、胸痛，X光透視發現肺部有陰影。醫生覺得患者的症狀可能與「非典」有關，於是再三詢問近期有沒有與「非典」病人有接觸史，或者去過有「非典」疫情的地區，但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原因，患者顯然隱瞞了在北京民航總醫院住院就診的情況，這就帶來了嚴重後果。

4月18日，患者被轉到天津市肺科醫院後病情惡化，經過會診，因找不到傳染源仍未確診爲「非典」。4月19日再轉往傳染病醫院後診斷爲「非典」疑似病例，4月20日患者病情再度惡化，經搶救無效死亡。

患者生命的最後五天是在天津度過的，其傳染性之烈、傳染面之廣令人觸目驚心：凡是與其有過接觸的人幾乎無一逃過，他是天津的一個超級傳播的「毒王」。

最先被感染的是和患者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同住一個病室的70歲的陳姓男子，17日發病，20日病亡。接下來的幾天中，陪伴患者的親屬和凡是參與救治、運送的三所醫院的醫生、護士紛紛倒下！肺科醫院一個科室共14名醫護人員，13人被感染，包括64歲的主治醫師裴鴻烈，並且成爲天津第一個抗「非典」中不幸殉職的醫務人員。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僅直接感染的醫護人員就有30多人。

據天津的報章說，這位被稱爲「毒王」的患者直接、間接傳染的確診及疑似病人爲160人。如果屬實，那麼他所感染的人員遠超過廣州的周姓「毒王」了，但廣州在統計中，沒有計入「疑似病人」。筆者懷疑這個統計數據，疑似病人並不等於就是真正的「非典」患者，而且由於這種新型傳染病，其傳染途徑、發病機理、確診條件都還在進一步的摸索瞭解中，當由於其傳染性高，當時又在社會上造成很大恐慌，而醫療衛生部分爲了迅速控制其傳播，對醫務人員在接診可疑病人時漏診的責任做了嚴格的規定，醫務人員爲了最大的防止「非典」傳播，有沒有「寧可錯殺一千，也不願漏掉一個」的情況存在？對這一點懷疑的並不是我一個。科學的探索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在與一種新型病毒作鬥爭的時候，需要充分認識到了解它的艱鉅性，要想完全清楚地揭開它的神祕面紗，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幾個超級傳播「毒王」的出現，使天津確診爲「非典」病人的50%是醫護人員。

爲了迅速控制「非典」在天津的傳播，天津市採取了許多措施，有的措施由於老百姓沒有充分理解，竟釀成了衝突。

疫情暴發後，天津市決定在下轄的每個區建立一個「醫學觀察點」，武清區的這個點設立在汊沽港鎮的鎮中學內。於是，正在上課的學生和老師被要求在一天內轉移，然後來了大批工人進行裝修，有裝修工向村民透露：「今後，這裏收治『非典』病人了。」這個消息迅即傳播，汊沽港鎮附近村莊老百姓羣情激動，結果發生了「砸燒事件」。4月27日早晨附近村民聽說「今晚就要把病人運來」，二光村的部分村民開始聚集在學校門口議論紛紛，聽說了消息的更多村莊的村民也成羣結隊地湧來，到中午，據《新聞週刊》2003年18期的報道說，聚集在中學門口的村民達到近2000人。

村民們找到當地鎮政府，要求停止建設「觀察所」，鎮領導告訴村民，學校是教育局管的，改建「醫學觀察點」是區政府決定的，鎮裏做不了主。鎮政府的表達村民很不滿意，終於引發了騷亂，下午3點，憤怒的村民衝進學校砸毀教學樓內的各種設施，村民的想法是砸爛了東西就不能收「非典」病人了。接下來有人開始燃燒桌椅，形勢繼續失控，部分村民又衝進鎮政府、鎮教育辦公室，其中的部分設施也被砸毀。

晚上，天津市公安局出動防暴警察才控制了局面。

5月4日

內蒙臨河市：「毒王」因「妨礙傳染病防治罪」被捕

3月27日，有一輛編號爲K177次的列車如往常一樣，緩緩地駛出北京站，列車途經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包頭、臨河、烏海、磴口等地駛往終點站銀川。

這一輛列車上有兩位男性乘客，他們互不相識，後來證明卻在不同的地方感染上「非典」，並且把「非典」帶回了家鄉。一位姓趙，是內蒙古巴盟磴口縣廣播局副局長，他和幾個同事一起進京參加一個廣播器材展銷會，同事們先回去了，趙某晚走，去了301醫院探視一位病人後返鄉。另一位姓李，是內蒙古臨河市鐵路醫院急診科主任，他是3月間到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學習，3月16日，東直門醫院接受了一位從香港回來的70歲的「非典」病人。3月27日這一天，李某乘K177次列車回家。

趙某返回磴口後便有不適之感，但當天仍與親友聚餐。次日，不適感加重，開始輸液，住進磴口縣中蒙醫院，病情沒有緩解，肺部陰影加重。醫院方面束手無策，醫生建議患者轉往北京的大醫院，磴口到呼和浩特500多公里，到北京1000公里，到銀川300公里，趙某自己感覺病勢很兇要搶時間便選擇去銀川，在家人的護送下坐小車到了寧夏醫學院附屬醫院。

於是，寧夏就有了當地第一個輸入型「非典」病例。到4月20日，寧夏確診的「非典」患者爲5例。一個患者牽動着一片土地的神經，還牽動着3月27日那一趟從北京發出的K177次列車，追蹤這一趟列車上的所有乘客，告知他們有可能感染上「非典」的危害，爲此衛生部門和鐵路部門做了大量的艱鉅的後來也說不清有效沒效的工作。

而李某後來也被證實感染上了「非典」。令人感到可悲的是，這位醫生出身的李某，因一連串有失專業水準的過失，不僅使自己的家庭遭遇不幸，而且還危害了社會，觸犯了法律。

K177次列車把李某送回臨河時，李某已有自覺症狀了，他的父親是老中醫開有私人診所，李某去看病，未見效，以肺炎住進巴盟醫院呼吸內科，4月5日轉入隔離病房，病情趨於緩解。

4月8日，李某要求出院，院方回答，其是「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李某打電話到所在單位臨河鐵路醫院稱自己病已痊癒，臨河鐵路醫院派了醫生、護士和司機來接他，巴盟醫院方面還是堅持患者爲「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李某又招來出租車，司機被告知後一溜煙把車開走了。李某便和妻子步行出院不聽勸阻揚長而去，到他父親開的診所繼續輸液。醫院當即向巴盟政府報告，巴盟政府強令臨河市鐵路醫院必須把病人找到，李某自行離開醫院八個小時後回到巴盟醫院。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感染，李某的父親病發住院，兩天之後爲李某輸液的護士也確診爲「非典」患者，李某的母親、妻子、弟弟、弟媳先後發燒入院。後來李某的父母與妻子均不治身亡。

5月4日，李某出院。當日，臨河市檢察院以《刑法》「危害公共安全」及「妨礙傳染病防治罪」名義，將李某拘捕。

痛失雙親和妻子，自己甫出病室便進牢房，這是李某的個人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