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维权的过程，试问又有多少患者家属没有“软肋”？(转)

看到一个段子。问：2023年最大的嘲讽是什么？答：人贩子竟然在医院。但这个段子还是写早了，其实，不仅人贩子在医院，骗子也在医院。

一位自称“接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法学博士”查出，中国公立三甲医院在他父亲住院期间，超收了他们10万医疗费。只是，这位博士显然还是低估了人性之恶，10万还是保守了。根据通报，该医院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等问题，实际超收了——21.82万元。

首先负责每天往医院账上交费的人发现账目不对，做了一个Excel表，再利用统计软件来分析每个项目的费用，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然后到中国公立三甲医院复印并封存了全部病历资料，这就显得很专业了。接着是主张权利的过程，又需要跟中国医疗系统各个部门人员的对接沟通，光是公立三甲医院先后就进行了三次交涉，后又向国家医保局举报，又与省市医保局沟通交涉。这诸多环节，有多少拉扯推诿，又有多少妥协让步，都不要说时间和精力，对理智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有几个患者的家属里有经济学和法学专业的亲戚朋友愿意以卵击石暴露制度问题？又有几个患者的家属能够使用科学手段，如利用统计软件来核查？还有几个患者的家属能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中知道一些医学科普常识从而理性与医务人员交流？就算去掉这些，又有几个患者家属能够这么细心和执着于公平正义，不但能发现问题，还能收集那么多证据？维权的过程，需要和医院、市医保局、省医保局，甚至国家医保局打交道，试问又有多少患者家属没有“软肋”而有能力、有信心去完成？

其实说起来，这些原本都是合理且正常的患者基本权利，但因为执政者优先投资科技业和军事相关产业，而牺牲了那些资金短缺的社会保障：例如退休金问题和医疗诊治不择手段以利益为中心。因此，普通中国人并不能充分维护自身的合理权利，各级官方部门也没什么动力去帮普通患者和医务人员去争取合理权利。

在一个亟需正义的时代，你对权利的坚守就是正义之源。光线被遮蔽之处，理性就难以生长。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追寻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滥权腐败真相，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追问究竟。而真相的呈现、权利的维护，有赖于每一束光，有赖于每一个人。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