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毕业生的一点迷思

小时候别人问我的梦想什么，我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当作家”，自幼喜欢流连在文字的精巧之间，对写作有种执念，但是当什么样的作家，作家于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很幼稚，没有想过。

中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第一次学会“针砭时弊”这个词，以手中的笔做利剑，来刺穿社会的弊病，真好啊，即便杀不死，也有种正义感在。

青春期的我特别喜欢写作，每周都写一篇短小的现代诗，或者模仿着写一首宋词，洋洋洒洒写在纸上，写完了就在同学中传阅，小本子慢慢变得皱巴巴。少年不知愁滋味，年少的人总是在情绪的河流里泛滥，把个人心中的涓涓细流看作一片汪洋，尽数倾泻在一张纸上。无病呻吟的句子单薄无力，体现了少女苍白的人生阅历，回头再看时…根本不敢看。

大学本科，误打误撞学了新闻，知道中国有范长江、张季鸾、邹韬奋，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理想深深着迷，如果说所有的观点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的输出都是不同程度的洗脑的话，那彼时的我算是深深地被记者职业天然的社会责任和正义感洗脑了。青年心中熊熊燃烧的理想火焰，加上多年来对文字的迷恋，深觉记者真是最理想的职业。

大概所有抱着新闻情结的学生都会看《南方周末特稿手册》，群星璀璨的年代里，记者以笔代刀，直戳人性和社会的病灶。那几年记者还能做负面报道，读者可以在南方周末读懂中国，特稿里没有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细节尽显的故事复盘了无数个振聋发聩的现实。谋篇布局、草灰蛇线，特稿记者用复杂的文字结构展现真实的新闻故事，像看小说一样过瘾，特稿太让人着迷了，每看一篇就像在文字的世界里多活了一辈子。追寻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任谁也抵挡不住这样的魅力。

大二下期，受到一位学长的启发，知道了香港的传媒课程。看到即将留学的毕业生们在台上激扬文字的模样，心生向往——这才是我想成为的人啊。然后拼了命的想去香港这个地方读研，这里不仅有王家卫张国荣，不仅有童年回忆里的港剧，还有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这里有我的新闻情结。

「这一行，实习经历很重要，能出作品最好。」前辈这样告诉我。于是放暑假前，我厚着脸皮去找老师，争取实习机会，有幸和老师结缘，在大学四年里，去了本地的两家不同媒体实习。西南地区的传媒发展和南方、北京的差距谈不上天壤之别、但也难以相提并论。我一直以为报社里都是「文人论政」的有志青年，和同部门的小姐姐谈论起某件社会新闻（具体是什么我真的忘了），我大概义愤填膺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太过分太没有人性了吧。对方冷言冷语：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好严肃啊。我愣住，继续问：你为什么要继续做新闻呢，不觉得现在的平台和新闻本来的样子很不一样吗？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混口饭吃。

原来，「正义感」是做记者最基本的品质，而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它。别笑，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我和当时的圈子里。

香港传媒研究生的课程申请竞争一向很大，中间的艰难过程不再赘述……好在2018年秋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最喜欢的学校。那年十一月，学院邀请了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来开讲座，「巴拿马兄弟」讲述他们在海量数据里挖掘到最有用的数据以及报道数据的过程。同学们都听到热血沸腾，能这么自由地做批判性报道，太棒了吧！

还有一件很棒的事，我学会了一个词，「同温层」，原来那样尴尬的、话不投机的场面不会出现在同温层里，在香港，很多曾经靠直觉、难以名状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答案，但我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疑惑。

在一次和学校有关的面试里，对着两位资深媒体人老师，我用并不流利的英语斩钉截铁地说：我以后一定要留在香港做记者、做我想做的报道，做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抬头。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尽管这里有相对宽松的言论和文化氛围，但香港的新闻写作方式和我热衷的特稿大相径庭，港闻向来以博出位和「煽色腥」出名，资深媒体老师也会告诉我们，news is not here；另一边，中国大陆的非虚构热潮正旺，有公共价值的新闻议题层出不穷，然而言论审查的力度……不言自明。

矛盾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人羡慕做记者、学新闻的人，「因为你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你们能接触到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还能近距离聊天呢」但我发现，许多人接受采访时，是戴着面具的，如果我的亲和力和彼此的缘分可以让对方摘下面具，那他这时对我说的话，究竟是对一位朋友说的，还是对一个记者说的？我要做一个出卖朋友的人，还是采写细节不全的记者？我的新疑惑还有很多。

周保松老师说，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使得他们活出了时代的矛盾，这个时代本身就很矛盾啊，一些前辈会对我们说：你们95后可以活出自己时代的样子，即便现在的人认为十几年前是黄金时代，但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只是个开始，后来才知那是顶峰呢。南周特稿手册里写道，“吊诡的是，「真实」和「理性」在中国新闻业都变成了很稀缺的事情。”

十多年前是如此，如今更不复从前，读者只能用克林姆林宫学试着读懂中国，能不能读懂还另说。

现在再看面试的那个回答，我只想给那个时空的自己一巴掌，我好可笑，好幼稚啊。噗

结课以后，我整个人都陷入焦虑之中，越焦虑就越难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开始病急乱投医、四处发简历，香港水泥森林耸立，传媒行业的体量却小之又小，更容不下一个怀揣新闻理想的我。如此一来，我求职更没有章法，慌了阵脚，甚至把触角伸到了不喜欢也不曾了解过的其他行业，对方很快发来回复：简历不适合。五月夏日，心却瞬间凉了半截。

想来自己真是破罐子破摔，一个简历和学历都不适用该行业的人，HR怎么会接受呢？

于是，我找到浸会大学的一位学姐，她曾做过多年记者，然后投身到保险行业，听她说到保险行业的种种光鲜和高昂收入，我的心态动摇了，开始报名考牌照、参加培训，忍痛买下一身成熟西装，装作大人模样，我走进五光十色的海港城。

周末，我坐在海港城的大楼里面，听着保险公司的培训，台上的讲师西装革履、一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模样，大谈洗钱、夫妻财产隔离、合理避税、境外收入征税等。“你们读书很认真，知道规则，但这是一个人性扭曲的环境，懂得规则还不够，要懂得潜规则。”他将中国大陆的处事潜规则称之为「智慧」，也对CCP的脑回路了如指掌。这样的精英人才，正是踩在社会规则之上、利用规则的人。

这样的人厉害吗？厉害，不是每个人都能厘清一整套社会底层逻辑，有的人选择抵抗它，于是被边缘化；有的人选择利用它，成为既得利益者；有的人用避世的姿态，远离它，寻得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还有人究其一生，都没有踩在这套规则之上。

社会的规则就摆在那里，你看清不看清都没有什么不同，但看清以后要往哪边的岔路走，是个人价值观的体现。

来这里培训的人学金融法律专业居多，坐在我后排的一个男生踊跃发言，频频站起来提问，给老师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下课后，还有一群学生围着老师问问题、加微信。我故作成熟地穿着西装，看着厕所的镜子，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培训结束，一众人在门口等电梯，聊到各自工作经历中涉及到的案例，津津有味。我看着他们，只觉格格不入。

我打开微信，跟朋友发消息说，新闻行业揭露批判的巴拿马文件，却是金融行业要潜心研习的；活跃的培训课同学听离岸公司的避税操作听到「两眼发亮，愉快非常」，我想到一个多月前，听到周保松和朱涛老师讲知识分子和公共空间，下楼闻到传理大楼的花香，感觉自己「两眼发亮，愉快非常」。

这两天的我两眼无神，非常不快。

前段时间，妈妈第二次来香港，去海港城的阳台看夜景。妈妈和我聊起天，深感世代间的知识断层严重，她已经指点不了我，「未来的每一步都需要你自己走啦」在最后一堂课上看到这条微信，忍不住鼻子一酸，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吗？我够格成为一个大人吗？我还是一个舍不得妈妈出钱请我在海港城吃一顿饭的小女孩呢。

昨天晚上和朋友聊到中产的焦虑现象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认真地反思，我真的很需要钱吗？我很难发自内心相信那些东西，更不要说滔滔不绝地兜售这些ambition来打动未来的客户，这样的我又能赚到多少钱，创造多少价值？我还是很年轻，放不下所谓「知识青年的体面」。我也不是学富五车的人，但我忘不掉曾经年少立下的宏愿。

一位本科同学告诉我，她在大陆读完研后决定去一家国企工作，不再从事新闻行业了。她还说：你嘴里讲述的香港，能让人看到新闻本来的样子。天呐，我没有被保险公司的人洗脑，他们讲的全是金融干货，但我早就被理想主义的这群人彻彻底底洗脑啦。

在这个上无老人需赡养，下无儿女需抚养的花样年纪，我很难发自内心地想去挣钱，也很难发自内心地告诉别人跟着我可以挣多少钱。不可否认，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钱、爱钱，但我工作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可能是想做一个孝顺懂事的乖巧女儿，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和依靠，让他们能花钱不眨眼。

我也忽略了一件事，我内心深处的热血理想还在呼唤着，我会在某一天成为一个沉默隐忍的大人吗？但不会是现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