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讀懂香港2020年——讀《Social Empathy: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書名︰Social Empathy: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作者︰Elizabeth A. Segal
出版︰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版次︰2018年10月
ISBN︰9780231184809

去年讀的書多數圍繞討論某個哲學概念或政治體制，今年則多了涉及心靈與意識的題材。因串謀暴動、企圖顛覆清政府遭通緝而流亡海外尋求外國所謂制裁的「虛偽懦夫」孫中山曾經說過︰「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之事。所謂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正因如此，將政治還原到最基本可能始終避不過對人性的詰問。趁着這些日子研讀過後真相（Post-truth）時代下的警權擴張、議會失序、同路人心靈擱淺的民主失落還有暴力與仇恨的滋長，這本書大概可以作為年度代表。

不論中西，同理心（Empathy）都是個現代概念。以前儒者說「惻隱之心」是見孺子將入於井的不忍人之心；西方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創造Empathy這個字，字源在希臘文解作人們代入或感受藝術作品與自然美景。儘管如此，作者指出同理心是人類發展史上賴以存活的關鍵技能之一，尤其舊時部落時期彼此互相依存，更需要敏銳觀察同伴的狀況適時反應或行動，否則整個部落隨時攬炒收場。

因此同理心不是同情心（Sympathy/ Compassion），也不是矯情的憐憫（Pity）或純粹的關注（Concern），而是能夠易地而處感受到對方的遭遇和痛苦，特別是他人視為重要的事，有情感上的互通（即Feeling with而非Feeling for）。神經科學家指出當我們運用同理心時，大腦會在生理和心理上感受到別人的行為和感受，並在理解別人情緒時控制自己的情緒。只有同情心而缺乏同理心容易使人失去自制能力，例如跟隨憤怒的同袍圍毆羈留病房的醉酒漢。

作者在書裡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區分，就是人際同理心（Interpersonal empathy）與社會同理心（Social empathy）。前者是由部落文明時期延續至今、人與人之間親疏有別的同理心，彼此之間存有族群或血緣關係。從個人層面而言，深厚的感情有助我們了解對方情感的細節，提升我們的人際同理心。然而現代社會不是無數個小部落而是個大熔爐，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聚居在同一個地方，僅僅人際同理心並不足以建構一個文明宜居的自由城市。

從人際層面推而廣之，社會同理心要求我們在人際同理心之上再有語境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和宏觀視角（Macro perspective-taking）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偏見（Prejudice）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從對方的角度出發理解說話的語境，覺察不同群組在成長背景、歷史、文化、現實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嘗試縮窄或消解不同意見的分歧。舊如廢除奴隸制和給予女性投票權，現代如社會福利制度、侍產假和最低工薪等，都是富同理心、肯定每個個體的獨立自主性的社會政策。

前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提名大法官時曾經強調同理心的重要性，引起法律界對於法官應否具有同理心的爭辯。作者認為同理心並不代表感情用事、婦人之仁，正因為我們假定自己對別人的想法一無所知，才會驅使我們獲取更多資訊，慎密地思考下一步行動，最終達致真誠和具公信力的決定。

故此制訂公共政策的人大概不必以慈愛的母親自居，認定自己做的事情都是為了社會整體利益着想——剛好相反，抱有這種想法行事必然會將一己觀念和想法投射至政策層面，無端凸顯和放大了社會本來的分歧和差異。那些以禁晚市堂食禁絕食肆開放予露宿者度宿的技術官僚，肯定與相信60歲才不過是中年的政客同屬缺乏社會同理心的代表人物，將諸般社會問題還原至「你死你事」的個人層面。這種人在位掌權做事可能很有效率「好打得」，但卻不太可能聆聽別人與異見，甚至在思考上慣性地迴避複雜或互相矛盾的資訊，決策傾向專橫獨斷，更遑論關心弱勢、行事負責任和符合倫理。

作者歸結立足於自我意識、區別旁人的他者（Otherness）意識是我們實踐同理心的最大障礙，使現代社會充斥着偏見、歧視和壓制。踏入互聯網時代，大家隔着屏幕更覺疏離，以網友身份說話可以更尖酸刻薄，批評可以更不留情面。作者的態度卻是樂觀，認為互聯網也令我們得以跨越地域界限接觸資訊，聯繫別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倒是提供了最好的平台讓我們實踐同理心，關鍵只在於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意見相左的人，與對方真誠地溝通，相信在「你」、「我」之外還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