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中学习
传染病毒攻击的对象是人,是无差别攻击,但是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人群对于病毒的攻击产生不同的反映。当然,传染病毒的攻击也不会因为人群的组织结构是否是所谓“民主”而产生变化,尤其是当病毒是很强传染性的病毒时。当我们去考察人类对流行病毒所做出的反应是否有效、是否成功时,不应该去急着将其与社会体制、XX模式等挂钩,而应该下沉到具体的问题以及具体的应对措施,来考察其有效性,并以此寻求未来在面临类似危机时更完善的策略。
传染病毒考验的是政府的十分具体的能力,首先是传染病毒预警系统的有效性,即病毒的传染特性能够被确认,并且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当然这里的传染特性的确认是一个需要科学考察的过程,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实力密切相关;其次能够实现有效隔离的能力,在处理病毒的传染时,切断传染途径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隔离,隔离的规模有大有小,哪一种才是最有效的隔离,这些都值得讨论;然后是能够进行有效资源调配的能力,资料包括医疗资源(包括医疗物资的生产、流动与分配,还包括医生的流动、分配)与生活资源(食物、纸巾等生活物资的生产、流通与分配)。
有学者曾提出,欧洲中世纪对于鼠疫的诸多措施,如强制隔离、城市外检疫站的设立等等,让欧洲的政府强化了其权力执行力,而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是对于民众有着更加强大的直接管理能力的政府对于实现欧洲的近代化至关重要。当我们今天去讨论在二十一世纪频频出现的传染病毒时,通过我们去总结过去的种种经验教训时,我们也许可以由此而开始讨论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传染病毒应对系统,这套系统可以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我们常常陷入的二元对立的陷阱,思考如何让人类从这套应对系统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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