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

译者导读

《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是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Lauren Berlant和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Michael Warner于1995年发表在《PML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上的酷儿评论，与另一篇早期酷儿理论作品“Queer Theory：ustating desire”一起，它被许多酷儿理论家们誉为“酷儿宣言”。

评论中，Berlant和Warner拒绝为酷儿理论或酷儿下一道百科条目式的定义：酷儿理论并非一门学科，酷儿也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譬如基佬和拉拉）。他们试图透过政治效用来理解新兴的酷儿理论，而所谓政治效用不是指与政府合作（以谋求资金和威望），而是植根在真正的政治需求，面向着少数群体的生存问题。“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这儿，X既代表未知（任何非特点的事物），亦代表性爱（“sex”与“X”发音接近，是酷儿研究的核心）。此外，本文也论及酷儿研究（可以）使人们以更激进更开放的态度来理解成员资格、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感谢田可耘同学对本文的细心校对！

正文

新智识开发的消息往往是间接地传播的，犹如流言蜚语。很快，越来越多人感觉有必要知道事件的真相：他们需要宣言、文献、解释。当一家杂志做一期特刊或者委以社论时，往往正是在响应该需求。

我们受邀将酷儿理论这条尾巴安在驴上。但在此，我们不得不暂停、稍歇，小小惊讶于这头可怜驴子的现状。酷儿理论已然激发出大量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一种虚拟产业——的劳动：特刊、期刊各版块、综合评论、文集、和字典条目。然而，这一术语本身存在不足五年。为何人们感觉有必要去介绍、剖析、并且理论化一种几乎可以说不存在的东西呢？

酷儿理论的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是一个感知的问题、更胜于是一个体量的问题。酷儿火了。此一感知部分是由明星系统（star system）的扭曲而引起的，明星系统使得少数名人来代表一个不断演化的文化。大多数的新酷儿评论的从业者是研究生而非教员。与明星系统以及研究生的联系使得这项工作成为嫉妒、怨恨、与怀疑的对象。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某些令部分人恶心的东西，被另一部分人称为性感。

就我们看来，认为酷儿理论是某种东西，尤其是某种由大写字母增辉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得考虑酷儿评论(queer commentary)是否能更准确地描述这一标题所串连的事物——多数并非理论。酷儿理论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有一个学术目标，但酷儿评论在美学样式与新闻中有重要的先例与协作。它不能被同化为一个单一话语，更别说一个命题大纲了。确实，近年来不少酷儿批判试图严谨地思考理论问题，通常以精神分析为手段。但是，关于这项工作属于酷儿理论的概念，出现于1990年以后，那时艾滋病与酷儿激进活动促使智识分子们认为自己开辟了一个酷儿世界。叙述酷儿理论的出现是将许多试验合法化的一种方式，而只有相对较少的试验能称得上理论，如果将理论理解为严谨、抽象、元学科（metadisciplinary）的论辩。

我们无意用这篇社论来定义、净化、揭穿、消毒、或其他方式来限定新兴的酷儿评论。我们亦不愿坚决地首肯或否决任何人自称酷儿的权利。我们希望，在不缩小其领域的条件下，耕耘出一个严谨的、智识上丰富的批判文化。我们想防止酷儿理论被简化为一门专业（specialty）或一套元理论（metatheory）。

我们还想挫败某种已然可闻的论断，即酷儿理论只有学术的——换言之，死亡的——政治。起步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不均衡的发展又往往被视同早夭，很悲哀，酷儿事业正是这一主题的专家。由于几乎所有能够称作酷儿理论的东西都有激进的预想性、都试图开辟一个世界，当下任何概括它的努力均将是极端偏狭的。

那么，这篇社论是酷儿理论吗？毕竟《PMLA》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酷儿空间。我们无意将《PMLA》酷儿化，何况这一变化也不是光靠意愿就能达成。我们也不能充当天然的线人，告诉那帮假设为直人的同事一些关于酷儿是什么、做什么、想什么的讯息。

如下所述的是一种反百科全书的条目（anti-encyclopedia entry）：酷儿理论不是任何特定的理论，也不具有清晰的书目形式。

我们能说的是，酷儿评论是被一种对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的归属感所鼓舞，该话语世界仍仅仅处于部分存在。这项事业渴望创造公众，能够以持续的、非惩罚性的方式承受性爱与亲密之公众，能够理解他们自身特权的与斗争的差异之公众，其抽象空间亦可被栖居、被牢记、被希求之公众。就“公众”而言，我们并非意指自我认同为酷儿的群体。“酷儿”这个名字也不是基佬、拉拉、双性恋、和跨性别的一个统称。酷儿公众提供了在不同时间里对成员资格的不同理解，而且在其中成员资格更多的是一个渴望的问题，而非是对一种身份或一段历史的表达。通过广泛的混杂文类与媒体，酷儿评论在它所带来的文化中，为大量的不可预知性预留了空间。

酷儿评论在各式的语境下呈现出多变的形态、风险、野心、以及矛盾情绪。“酷儿”这一词语本身可以成为会议上一个高贵的快感（titillation）源泉、夜店里平淡行话的一部分、官方政策公众场所内的莫名其妙的噪音、晚宴上一次强烈的失礼、集会中一个关于半死不活的乐观主义的提示。酷儿理论这一标签的危险是，它让它的酷儿以及非酷儿的公众忘却这些差异，并幻想出一种语境（理论），在其中酷儿有着稳定的所指内容（referential content）和语用用意（pragmatic force）。与许多认同为酷儿或非酷儿的人文学者所表现出的惊惶的防御性相关的，是酷儿理论及其实践的多重位置（localities）。单独看来，这些位置常常被视为偏狭的或本土的——如同缝在现实政治或现实智识工作上头的小饰品。它们散发奢华的气息。而某部作品——一般是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或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则通常被当成酷儿理论或酷儿文化建设本身的转喻，无论好坏它富有代表性。但没什么特别的项目是酷儿评论的转喻。最初使用“酷儿”一词的部分原因在就于它赋予了语境重构的痛苦扭曲之感，而酷儿评论力图维持对多样的语境边界的认识。

例如，酷儿评论家们激发了文化研究中对官方政策公共空间和传媒公共空间之间关系的广泛反思。当美国文化愈发将正常（the normal）拜物化（fetishizes）之时，酷儿评论也出现于大众传媒上、各类文本上、从科学到“敢曝”（camp）的话语环境上，这并非巧合。一个幻想出来的主流已经被两大政党的领袖授予了规范力量（normative force）。全国性的拉拉和基佬组织已决定与时沉浮，争辩道拉拉和基佬应该被当成邻家男女，在一个视婚姻、军事爱国主义、和受保护的家庭生活为最高理想的主流之内得其所哉。在全国与地方层面，拉拉和基佬有时能够在官方公共空间变得可见。但是，关于酷儿性（queerness）不是病态的或邪恶的——更别提是一种美行——观念，在绝大多数的公共语境下甚至都得不到待见。

艾滋激进行动迫使将酷儿性转化为国家事件。艾滋让那些面对它的人意识到话语的性命攸关；它让我们意识到它所紧密牵涉的愤怒、哀悼以及欲望的不可发声性（unvoiceability）；它让我们意识到不同的参考系——科学、新闻、宗教、日常中的恐同——之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分裂乃是致命的。艾滋同样教会我们了不要去假想一个共同体般的社会环境、一个支持法定性政治（legitimate politics）的社会环境。支援的社团并不是作为一个激进行动和批判性评论的源头而预先存在，它必须由公共劳动来创造。艾滋还展现了，专业知识的修辞术限制了知识的流动，最终认可了由技术专家管理人们的生活。最后，艾滋用一种直接影响到文字典雅的评论家的方式教会了我们，只要委婉和迂回将造成伤害与特权，就有必要以一个令人不安的鲜明态度去对待金钱和性行为之类的事情。

将性行为和欲望清晰表达的工作往往伴随着将身份类别模糊化的工作。正如艾滋活动家是由他们对实践和风险的关注而非他们的身份来定义的，同样酷儿评论拒绝围绕着它的支持者划出一道道边界。并且，在不忘却现代文化中对象选择的同性异性之分（hetero-homo distinction）的同时，酷儿事业希望能探讨那全方位的、充斥权力的性别规范。此种努力激发出对变态与常态的反思：浪漫的情侣、买春、再生产、生活叙事的类型。在该意义上，酷儿评论不一定比传统的对拉拉和基佬的研究更优越或更包容；两者部分重叠，但目标各异，因而群体可能会有差别。

当然，在国会纪录与“Zine”文化或酷儿研究大会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语境。甚至全国性大众传媒的旗下集团，如《Details》杂志和MTV音乐电视网，也在其高度资本化的论坛中培育出了一种酷儿语言。多数在青年文化中，这些论坛允许人们成为酷儿、谈论酷儿，却不会将酷儿性同化为一种熟悉的少数群体身份，比如基佬。它们提醒着，清晰表达酷儿性的群体，未必就由酷儿构成；就其内部原则和物质条件而言，这些群体中的多数都面向其他目的。例如，在大众青年文化中，让酷儿性得以想象的这一过程，展现出一般性的资本的矛盾：从一般化的交换之中获得其个性的需求，通过仅仅间接地被视为社会化的消费行为来生产其个性的需求。

鉴于条件如此，大众青年文化中，将身份酷儿化的修辞似乎是种奢侈品。有些人把此种修辞鄙薄为消费主义的，进而将酷儿问题琐碎化、使其成为某种“生活方式”上的问题。但即便这个观念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真的就和暴力和世界转变无关么？政治常常开启关于严肃之标准的竞争，因此任何对暴力、需求、利益的狭隘理解都应该被抵制。在间接地交叉引用（obliquely cross-referencing）的公众中，酷儿文化不均衡地形成了，没有任何的重大事件能够解释酷儿政治——它既不似象征界（“the Symbolic”）那样将语境过分抽象化，亦不似“公民不服从”那样将语境过分具体化。

当我们在《PMLA》上谈酷儿理论时，我们须牢记这一话语语境的特殊性质。学术引文创造了其自身的虚拟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世界让酷儿讨论得到严肃对待。但是，将暂时的严肃误认作一个完全宜居的世界、或者推想酷儿理论在任何普遍的奋斗领域中都位居主导，这就是错误的。

引文创造虚拟世界之事并非罕见。国会议员一例将他们办公室里的电报提作是“美国人民”。通过引文，官方和大众传媒的公众场所创造出力量巨大的虚拟世界。如同学术公众场所，这些空间内无人居住。将自己从一个人转化为另一个人的这种负担，不平等地——经常也是暴力地——落在了不同的人身上；尽管这些负担兴许能产生政治愤怒，这些公共场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通常会被体验为认知失调或者失忆症——换言之，除了不可名状的忧愁外，几乎别无体验。

难怪我们听见酷儿研究推进了既危险又愚蠢的分析对象这样的担忧。大量酷儿评论是关于性的政治环境；根据其视角，与亲密的性行和情感相关的，不仅是家庭、浪漫、或友谊，还有支配着政策与日常生活的公共世界。尽管对很多人而言，这些领域各自分散，但依照酷儿思维，它们恰是一个主题。酷儿评论企图挑战一些关于隐私的主要条件，因此羞耻与入柜不再被理解成一间隔离室、而是我们共同文化的架构，因此行话表演将不再因为很少被自我承认的潜规则（tacit codes）而结结巴巴，也因此适当与明晰将不再受异性恋文化那无形的规范性而困扰。将政治与情感通过一种要求恒常的、融合的姿态和运动的方式加以混合，酷儿评论试图提高对性的文化生产以及情感的社会背景这二者的可见性。

我们承认，多数酷儿研究的作品对构建公众没有明确的兴趣。许多评论家认为爱欲等于政治性，争论说权力经由象征秩序被吸收到了主体中。酷儿性成为了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酷儿研究中的大量作品将文化政治等同于政治本身，从而无视或者搁置了关于对性和性态（sex and sexuality）的压抑与升华是如何遭遇诸如剥削、种族形成、女性主体性或国民文化的生产之类其他类型的暴力与压迫的问题。我们提示，将各类批判作为酷儿理论集合到一起的，是一种对创造新语境的渴望，新的语境而非仅供酷炫作品表演的语境。批判不需要有特定类型的政治内容来共同达到让世界酷儿化的目标。理论上、政治上，建立这些联系非常困难。而且不少由酷儿渴望所驱策的事业看起来或许颇为偏狭；总体看来，他们是更广泛更长期的转型中的一环。

如果期待酷儿评论能掌握或裁定一个发展中的批判文化的“政治”，那么它将注定成为纯理论的一项失败或者无法被有效听到的批判的一股怨愤。学院内酷儿智识分子的焦虑之一是，学院外少有酷儿智识分子群体。如同主流的直人杂志，全国性弯人杂志的机构——尤其是《The Advocate》《Out》《Deneuve》《Ten Percent》——对酷儿理论要么无视，要么敌视。（这种趋势的例外有《On Our Backs》和《Girlfriends》。）即便在学院内部，关于酷儿理论的政治效用的问题偶尔也并非怀着最大的善意。有时候，它们被用于从弯人研究中规避理论，该研究和其想象的支持者间维持着更加积极肯定的关系。此语境之下，酷儿评论提供了令部分人忧惧的一些内容，即：视角与档案，它们挑战了特权与非自我意识的舒适。

可有时候，政治效用的问题源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需求。我们曾被问到，比如：“关于十二步疗法，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关于新市场的力量呢？”“关于性灵呢？”

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

当新事物出现，人们想了解它将如何来解决问题。当新事物被称为理论时，它被期待能提供一份纲领，而当理论处理于关于酷儿性的广泛问题时，这份纲领被期待能解释酷儿生活。但酷儿理论尚未承担那种使它得以提供切实解决方法的对世界的一般描述。人们想了解改善这种事物秩序（oder of things）种所需要的成本、风险和策略。因为这些原因而被问及，X的问题既是挑战亦是希望。而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对和政府保持着悠久友好关系的学科，X的问题或许相当普通。例如，像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正是通过鼓励那些提供效用问题而赢得了它们大部分资金与专家权威。酷儿理论的繁荣，恰恰是在对政府的专家服务最为陌生的学科、在理论也因此表示不安定而非系统化的学科。在酷儿理论中，将世界系统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对无关宏旨之事的献身；它意味着成为一种抵抗，对虚伪地将或系统或随机的暴力转化成正常状态、行政问题或者小团体的一种抵抗。

有时，“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个人的存活。就像女权主义者、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男女或者其他少数群体事业，酷儿作品将读者视为其生存的核心知识。这里。该需求给新兴的事业带来巨大压力，压力使其成为人文社科中既循旧又空前的一项事业：就教育长期以来涉及身份和主体性的形成而言，它是传统的；就其渴望于此时此刻以别样的方式生活而言，它是激进的。

关于X，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尽管为了一个答案而阐明其纲领性内容非常困难，这个简单的问题仍具有扳动框架的力量。

关于文学或《PMLA》中的“L”，酷儿评论教给我们什么？文学参与如何能够加入到酷儿世界的建设？这一问题被鲜少提出，因为害怕答案将是“无”（Nothing）。

酷儿评论已然涉及到相当数量的试验，相当数量处于学术舞台的起跳与蹲伏。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提醒人们这儿存在一个学术舞台，其礼仪与准则维持了某种无形的异性恋正常化（heteronormativity），而异性恋正常化渗透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乃至这篇社论。这不意味着我们拥抱或是否认不合礼节本身。无礼可以作为一种能为不幸者带来些许尊严的方式。但就学术工作而言，它也是一种改变公众的方式，一种让大门保持半开的方式。

我们相信，对于人文学者，文化建设的问题应当是基本问题。这一点上，我们也许会支持那些认为人文学科不应受限于当下的传统主义者。对批判文化而言，历史意识以及对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抵抗是不可或缺的。但和某几类传统主义不同，酷儿评论拒绝让新兴文化从属于任何过去发生的东西以冒充大众文化。我们希望推广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文化的建设，而是一种因其边缘的历史而不可避免的饱受争议的——即便涉及到的作者和主题有着最伟大的正典威望（canonical prestige）——文化的建设。许多酷儿理论的批评者都将其藐视为仅仅是特殊的，是狭隘利益对普遍文化的传染。但是普遍与一般的关系正是问题所在。酷儿评论展现出，大量冒充为普遍文化的东西充斥着异性恋正常化。相反，很多关于酷儿性的问题要比它们在一个人正常下被鼓励所想的有更多的普遍相关。

不止明显为普遍的关于主体性的概念————譬如，无意识、排弃（abjection）、具身性（embodiment）、知识以及操演（performativity）——是如此，也不止那些被出色地酷儿化的权威作家是如此，就连一些特定的文学问题也是如此。酷儿评论对下述领域进行了丰富的分析：接受的文化（culture of reception），显性与隐性之间或承认与否认之间的关系，生平传记的使用与滥用，闭合的代价（the costs of closure）与狂放的次要情节的欢愉（the pleasure of unruly subplots），行话习语与私人知识，发声策略，流言蜚语，省略与委婉，笑话，身份认同与其他同文本与话语的读者式关系（readerly relations to texts and discourse）。酷儿评论也是通过在批判的声音下和批判散文的体裁下进行试验才脱颖而出。伴随着教育和课堂实践中的酷儿试验，它标志着批判的对象与实践这二者的转变。

当然，我们搁置了关键的那个问题的提出：关于性，酷儿理论教给我们什么？

原文发表于“武汉同行”公众号，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eZ3DAGMi0zWLEBnIMc8b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