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南海的信号/滕彪

王岐山叛逃了! 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在推特上发出惊天爆料。江泽民死了！军队哗变了！绝密文件泄露了！北戴河要出大事了！习近平要改革了！政治局马上有大事发生！这种吸引眼球的东西经常出现，还有自学者和政治评论员对此予以长篇大论。当然，什么都没发生，这些东西用不了几个小时、几天就被证明是谣言。造谣传谣的人也无所谓，在辟谣之前就准备好了下一个谣言；误信谣言的人也准备相信下一个谣言。曾为中国国安部工作的富豪郭文贵经常声称的“核弹级爆料”，其实只是低劣的谎言而已，真相已经大白：他的所谓爆料都是为了编织他的超级骗局而已。

有些东西并非谣言，而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信息。中南海里谁跟谁一伙儿，派系之间有哪些矛盾，哪位书记或常委有几天没上新闻了，谁的出场顺序提前了，领导的讲话又用了什么特殊的词儿了，谁的报道篇幅突然多起来了，谁的走路姿势不正常了，谁的同党被提拔或被抓了，等等。

人们于是根据这些表面信息进行想象、加工、推演，在谬误的滑坡上一路滑下去。某个讲话里有几句漂亮话，成了高层在释放改革信号，于是改革即将启动，于是首先要清除反对派，于是某人很快会失去实权。奇妙的逻辑，始于捕风捉影，终于宫廷八卦。在有些法轮功媒体那里，几乎一切中国政治问题都被归结为江派和其他派的内斗。

研究政治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制度主义之类不同的理论框架或路径，而那些眼光只看中南海的人，什么主义都没有，可以被称作八卦派、信号犬、听床师。

我并不是说，研究这些信息毫无用处。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几乎是个黑箱，没有选举和政党竞争，没有新闻自由，信息不透明，没有权力机构之间的制约，从透露出来的有限的高层信息来分析和预测政治动向，也是无奈之举。有时候也可以有所发现。据推友林愈靜描述，《明报》初创时，金庸组织了一班人分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的措辞用语，初次发表的地方及转载范围等，逐渐完善了这套信号学，做了很多分析和预测，预测大部分都中了。这方法也从香港老一代媒体人延续至今。

有些人说，如果谣言可以有利于推翻专制政权，为什么要反对呢？问题是他们制造和传播的这些谣言和集体抗争行动没有关系；反而，小道消息的消费制造了廉价的变革希望，损失了自己的公信力和道义形象，实际上对集体行动起到消解作用。我曾在《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一文中写到：”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 如果一再地造谣，如果连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呢？

靠造谣传谣无法实现民主，只能自毁形象、丧失公信力。除了谣言之外，我也反对把高层领导人物的一言一行和派系斗争当做中国政治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这样做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一）这种八卦信号学或政治占卜术，无法推动政治理论的发展，也无法深化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最多就是厘清一些派系关系、人事布局，而这只是专制政治的一小部分而已。就中国政治而言，过分强调派系斗争，会忽略共产党面对政权存亡时的利益一致性，也缺乏更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视野，对理论建树毫无帮助。八卦信号学只能停留在浅层次，屈从于偶然性，从零碎的信息里牵强附会出一些微言大义，经常成为对黑箱政治的过度诠释、捕风捉影、滑入阴谋论。甚至领袖的着装、表情和不经意的一个口误或动作，一些日期的巧合，也被穿凿附会、浮想联翩，堂而皇之进入公共讨论。将眼光集中在这些毫无知识量、毫无理论价值的事情上，遮蔽和淡化了更重要的讨论。

（二）这种聚焦高层政治信号的方法，也几乎无力识别那些故意误导的信号，对专制体制的言行不一缺乏警惕。专制政权擅长说一套、做一套，在政治不开放、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话只能反着说，有时会故意释放出错误信号。比如“打左灯向右转”、比如毛泽东的“阳谋”。1957年，毛泽东再次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鸣大放”，但把这当做言论自由的信号，后果就相当严重。没过多久毛就发起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轻则撤职开除、下放农村，重则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中国宪法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规定是另一例。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都明确写在宪法里，但若把它解释成中国准备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可笑了。

（三）这种过度关注政治高层人物的做法，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经济、历史、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身份认同、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我和黎安友教授合开的《中国是否会民主化》的课程里，讨论了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多种因素，比如经济腾飞与可能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影响，高科技极权主义，法治与人权状况，民间抗争的经验与教训，西藏、新疆、内蒙、香港等地的身份认同与抗争，中共的历史血债，知识分子的观念光谱，人口与环境危机，国际民主化潮流以及西方对华政策的转变，等等。而党内权力斗争只是很小的、次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个因素的强弱，也取决于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前面所述的深层结构与影响因素如何互动。

（四）中南海八卦派和听床师给人们提供的是廉价的政治春药和虚假希望，它有可能导致对抗争的消解。有人号称他的猛料可以引发中南海剧变；有人幻想高层内斗导致党内竞争，进而从党内民主扩展到国家民主； 有人天天期待着高层叛逃或军事政变，幻想着偶发的政治危机结束一党专制；有人等待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自上而下推动民主。继“胡温新政”之后，很多人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预测他将大举实施改革，主要理由竟是习仲勋属于改革派。甚至在习近平大肆抓捕活动人士、打压民间、独揽大权之后，还有人（比如何频等人）洗地说，习集中权力是为了改革。这些政治春药其实是迷魂药，它假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可以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假设共产党可以突然崩溃或回心转意，假设政治转型可以在民间不抗争、人民不牺牲、社会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

（五）把中南海宫廷剧目当作中国政治的核心，最大的弊端是消解了民间的主体性，贬低了民间的抗争、牺牲和推动历史的作用。中国政治不仅仅是习近平和政治局，不仅仅是党政军和派系间的尔虞我诈，更重要的政治行动、能量和希望，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的人民，他们的焦虑、挣扎、调适和抵抗。尤其是那些觉醒者、抗争者和维权者——他们是民间组党的异议人士，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良心犯，捍卫人权的律师和活动家，坚持独立写作的作家和学者，报道真相的记者，走上街头的围观群众，组织罢工的工人，翻墙寻求真相的网民，以及那些拒绝参与作恶而离开体制的人。他们是天安门母亲，女权活动家，NGO，钉子户，上访者，环保人士，给良心犯送饭的人；他们是上街示威的香港人，是捍卫自己本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的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自由不会从天降，没有抗争就没有未来。

毛时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是邓小平个人的利益、教育、观念、派系所决定的，而应该从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和危机上来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当时如果不改革，共产党死路一条。把改革开放仅归功于所谓“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上掩盖和贬低了小岗村和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的普通民众、改革探索者和先行者。1980年代后中国经济、法治、社会方面的某些进步，根本上来自于民间的探索者、抗争者和行动者，举凡恶法的废除、管理的改革、真相的记忆、丑闻的曝光、启蒙的推进、观念的进步，都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推动；如果眼光只局限于政治局那几个人，就是舍本逐末，不可能公正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人们经常过分夸大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当然要肯定他的贡献，但台湾转型更大的压力来自党外运动，五龙一凤、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美丽岛、郑南榕、原住民的反抗等等，当然还有美国和国际环境的压力。

在彭帅事件中，不少人本能地从政治内斗来解释。比如 “像张高丽这样具有前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的名字都属于高度敏感的监控对象，一般来讲，根本不可能在微博上发出来；但彭帅的发文不仅发了出来，而且还在网上保存了20分钟。……中共完全置之不理，任由外界议论纷纷”，就是为了“让张高丽身败名裂，就是给整个江系，给江系的掌门人江泽民和曾庆红难堪。” （王丹：《彭帅事件没有那么简单》，RFA）有人甚至把彭帅事件描述成“长期情妇碰瓷性侵”，习近平面临六中全会的恶斗，要利用“绯闻”把张高丽“批倒批臭”，迫使他“临阵倒戈”。（魏京生：《中共内斗又掀高潮》，RFA） “张高丽这种事情能够被报出来，那一定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表现，而且这肯定是被人指使的。在这时间点爆发，那就是因为前一段，张高丽拼命地反对对江泽民时代问题的批评，因此触怒了习近平，所以他才被公开出来了。”（袁红冰，新唐人电视的采访）

在这种叙述之下，彭帅成了政治内斗的工具和棋子，她的思想、她的“飞蛾扑火”的决绝勇气，她作为女性受害者的全部痛苦和尊严，都变得不值一提；她只是一出带有色情意味的宫廷戏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看客们只管幸灾乐祸地观看。更恶劣的是， 有评论者把彭帅说成“小三想上位”、“长期情妇”用性侵指控来“碰瓷”，这暴露了他们物化女性的男权思维和阴暗心理。

我们要警惕来自中南海的信号，更要警惕那些滥用中南海信号的政治听床师和占卜师，还要警惕，不少反共人士其实有着与中南海同构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