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復市與強行開學：北京怕什麼？

武漢肺炎蔓延全球，歐美爆發之際，也隨著受驚回流的留學生引發了中國國內的小規模爆發。官宣確診“歸零”的武漢，卻有方方日記等各路信息揭露新增個案不被檢測，護士之死不予統計：形勢好轉是事實，但疫情遠未結束更是事實。盡管如此，最近中國各地卻似乎完全不受二次爆發的影響，各地省市“有序地”推進復工復市，甚至各級學校的開學時間表陸逐推出。誠然，一刀切地繼續全國封城並不需要，但一刀切地搞復課開學卻明顯讓人憂慮。北京究竟在著急什麼？

在廣東，有城市的市長區長輪流到商業區購物聚餐，似乎是要親身示範復市已經相當安全。有城市甚至發布紅頭文件，要求公務員以身作則，請客吃飯，多作消費，以提振地方經濟。

復市之心殷切尚可理解，畢竟服務業不復市，不但沒有稅交給政府，還可能會倒過來要政府出錢賑濟。但復學之心同樣殷切，就讓人相當費解了。一份值得廣泛留意，但卻沒有被媒體報道的消息，是武漢大學宣布準確開學。不過在兩周之前，教育部官員還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白巖鬆訪談時表示，各地中小學會先開學，大學可以等疫情完全平復後再開學，甚至表示有可能延遲今年的高考。但現在然在疫情的中心區，讓武漢大學宣布四月中旬所有老師要返崗，如果以返崗後再隔離兩周來推算，五月初武漢大學就會開學。

試問，如果武漢大學也可以開學，全國各省市的主政官員，還有什麼理由以防疫為名延遲高校開學？可以合理推斷，如果武漢大學五一後開學，那麼應該是中央下了死命令，全國各級 各類學校都必須最遲在五一後開學復課，不得拖延。

復市為了救經濟，但高校復課的目的是什麼？在教育系統之中，只有初三、高三和大學的畢業年級屬於有緊迫性、需要回校的群體。相較於中小學學生不開學會給父母帶來不同程度的照顧負擔，從而影響復工復市，高校非畢業年級繼續停學，事實上不會給復工復市帶來任何影響。反過來講，中國的高校本專科生加上研究生，有接近四千萬之眾，他們的開學，對於防疫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挑戰﹣﹣起碼每天要消耗的口罩量就上億。

一個不能在經濟與公共衛生領域解釋得過去的決策，那麼只能從政治視角入手來思考了。

現時北京面對的內外困局，是要“說中國故事”，但卻被不斷踢爆。這主要反映在舆論壓力上：大外宣的各種推送，幾乎都可以在同日就會見到類似於factcheck或嘲諷的推送來抗衡。從二月的李文亮，三月上半旬的艾芬，到最近的給美國和意大利甩鍋，全部都引起了比以往一般時候更大的反彈。北京的宣傳方式，在成功壓服部分“順民”的同時，卻同時在“驚醒”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北京看來，除了媒體中的抗議力量，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學生，可能都是重要的這種對抗中的知識生產者與消費者。尤其是後者，不用上學又不用上班的他們，不但太閑了還沒法管理。

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當學生都分散在各省市的家中，以各種方式在不同地方上網，便令整個維穩系統無法像平時在校園中那樣，實現網絡監督並且有各級政工輔導員的及時介入。提早開學，正是化解這種壓力的斧底抽薪之策？

如果這個思考契合北京決策者的思路，那麼高校要提早冒險開學，就可以以維穩來解釋。維穩的目的，是為了用好原有的維穩機制，有效地為“講中國故事”的大外宣策略掃除內部的障礙：後面大概會有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拋出來。

當然，到了這樣的一步，不難看出現時躲在北京郊外某溶洞指揮中心裏的最高領袖，可能正處於一種焦燥的不安之中，他也知道政治可供他回旋的餘地已經越來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