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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成为“东厂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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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我们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至上以及所谓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样也在窒碍技术的全面探索和发展,但是极权统治打造的窒息环境则是对于进步的更大阻碍。因此只有通过民主规划的公共资金去资助学术研究,全面打破资本主义和专制压迫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言论和学术自由、确保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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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息员”大举监视并告密老师

井口衣 中国劳工论坛

三月份的时候,中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赛彬被学生举报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遭学校停职调查,引起了广泛关注。加上最近,中国高校教师接二连三因其在课堂上被告密,并被校方处分。这令人留意到近年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特别是在校园大兴文字狱,广招所谓“学生信息员”以监视并告发老师“不当言论”,一时间大学校园人人自危,连正常的课堂讨论、观点交流也被全面扼杀。

“学生信息员”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共通过在高等院校设置“学生信息员”制度,加强在学校的监控,通过一些经审查后被认为“可靠”和“忠诚”的学生作为安插在教室内的密探。在言论钳制相对较宽松的年代,学生信息员一般只负责反映自己和同学对于老师的教学意见,以及课堂和学生之间的学习气氛等情况。然而自习近平上任以来,特别是2013年起提出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后,学生信息员的活动范围开始变得愈来愈广泛。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阮耀钟曾在2019年公开表示中共当局会对学生信息员发放报酬,在大学其间担任满三年更可获免试保送研究生,条件非常优厚。虽然无从得知具体的学生信息员人数,但从各大学乃至中学愈来愈频繁且公开地招募学生信息员的情况来看,人数肯定是节节上升,宛如在学校内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小东厂”,过去数年,全国多间大学都不断传出有老师在课堂被指发表“不当言论”而遭处分的消息。据《纽约时报》报导,这些学生密探不仅收集老师的言论,更会关注老师的私人生活,包括阅读什么书籍,看什么电影等等。

而所谓的“不当言论”,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老师的个人见解或观点。比如南京航大的陈赛彬教授被指控的言论,包括像是“中国经济70%靠出口,如果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一大半中国人将饿死”或是“美国人的持枪权是自由文明的标志,可以保护妇女权益”等。固然这些言论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或片面偏颇,但理应仍在言论和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内。作为民主权利的一部分,大学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让这些观点能够公开地辩论,而非用专制权力处罚提出这些观点的人。

即使不涉及政治观点或西方社会的相关言论,在大学也同样遭到严厉打压。2018年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在开学致辞时发言道:“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这样本来无可挑剔的文学用语和社会观点,也被指为“不当用辞”而被处分。

与此同时,中共也将这种告密和监视之风延伸到国外。3月,德国媒体CORRECTIV的调查报导指,在德留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实际上受到中共严密监控,获中国奖学金的学生需要与中共签署协议,负责向中国大使馆汇报情况,汇报的内容包括课堂上是否存在对中共不利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科),以及刺探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思想、课堂上的发言、特别是是否有参与政治活动等。这些学生密探有时甚至会出面恐吓在课堂上发表他们视之为“不当言论”的中国留学生,威胁要向大使馆告发他们,或者混入一些政治活动中进行刺探和破坏。这些报导和消息的内容正好与去年12月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及中国同情者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举行“中国群众反抗:我们如何才能击败独裁统治”公开会议时,所遭遇到疑似“小粉红”的破坏行动不谋而合,间接地证明了我们的怀疑。(详情可参阅我们的文章:《关于中国群众起义的会议遭遇疑似“小粉红”的破坏》)

阻碍发展

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打压,实际上是进一步地摧毁自身科研进步的根基。因此阮耀钟在揭露“学生信息员”的待遇同时也呼吁学生不要受到利诱就去充当中共的密探。固然我们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至上以及所谓的知识产权制度同样也在窒碍技术的全面探索和发展,但是极权统治打造的窒息环境则是对于进步的更大阻碍。因此只有通过民主规划的公共资金去资助学术研究,全面打破资本主义和专制压迫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言论和学术自由、确保人类文明的进步。

CC BY-NC-ND 4.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