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1】三峽“叫號”（作者：吳國光）

《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

主編：戴晴

副主編：剛建，何小娜，董鬱玉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9年2月第一版定價：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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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關注“三峽工程”，源於對留德水力學家王維洛以及早已故去的黃萬里教授之學術研究的深深興趣。

輾轉看到了這部由 戴晴 編撰的針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匯集。遂抄錄如下，以供有心的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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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那浪高水急的長江三峽兩岸，可有如此這般嘹亮沉雄的“號子”？中國知識界的直言不諱的發言，終於打破了圍繞三峽工程理應展開的論爭中不應有的沈默寂靜，將一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鮮明的提到了國人面前。

 在中國，一切問題無不帶有或濃或淡的政治色彩，重大問題尤其不可能不被視為政治問題。三峽工程，是上，還是不上？顯然主要是是一個科學論證問題。可是歷史和現實並不曾讓它以這樣單純的形式出現，而強行納入政治軌道。“李銳反黨集團”是一個已成“歷史”的悲慘事實。它說明在一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領導人一言九鼎的體制下，“政治泛化”現象可以“泛”到何種程度，以致蕩平一切良知與科學的準則。對那依然挺立的人格與理性，這種政治權力可以施以最冠冕堂皇也最粗暴無情的摧殘。這是意圖包攬一切，判斷一切的全聖全神的政治權力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必然行動。這種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在三峽問題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始終是一個有形無形的決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殺一切科學探討與論爭，畫地為牢的把一個本應撥動國人心弦的問題變成一個人人寧願緘其口的禁區。現在這一聲“號子”，其實只是一聲引領群體“號子”的”叫號“。”叫號“作為土語含有”挑戰“意，它確實是一種挑戰：讓全能的政治後退五百步！

 於是科學發言了，科學家發言了。只有擺脫開全權，全能政治的羈絆，作為一種獨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現，科學才有可能開始展現自己的本能而求得與自然相契合的公平與正義。無疑，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科學家們也自有其道理，科學本身會最終成為這種分歧找到解決方法。問題只在於，當科學一旦成為政治的僕從時，它就不成為其科學了。它的那種聽來清晰而又冷靜的聲音就會顯得虛偽可疑，還比不上良知與常識的雖然語無倫次但卻真誠坦率的呼籲。不是說科學不可以與政治力量結盟，但這種結盟若要造福人類，就必須是科學控制政治而不是政治支配科學。對於中國人來說，幾十年乃至幾千年的悲劇恰恰就在於政治支配了科學，吞噬了科學，乃至於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會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腦和良心。這樣的政治，謂之“專制政治”。它打碎了科學與政治應有的盟友關係，而以它本身的慣有規則給可能出現的任何理性之聲限定了一個從最基本到最瑣碎的定理：不得越雷池一步！在這個限定範圍內，也許偶爾可以找到符合理性本身的東西，但它存在的原因卻並非因為其合乎理性，合乎科學，只是它一時還沒有忤犯專權者的聖怒罷了。

 就三峽工程問題本身而言，癥結當然也就不在於它是否出於某種詩意的幻想，而只在於為什麼這種幻想可以摘掉翅膀箕踞在科學與政治的殿堂上成為天意般的信條。如果追尋這種幻想的緣由，不難發現，那種好大喜功的天性常常是與無限權力擁有者不可分割的。一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是為所欲為的，為所欲為必然是不需要科學的。我想，即使是這樣簡單的邏輯，恐怕也大體上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一再遇到“西水東調”，“十來個大慶”直到“三峽工程快上馬”這一連串“宏偉設想”了。

 就打破全能政治的桎梏這一點而言，現在這樣一種發言本身就具有某種耐人尋味的象徵意義。“大報”一向是作為無有二言的官方喉舌出現的，如今它們的一批優秀記者開始以其獨立人格與敢於獨立思考的科學家們對話了。面對祖國大地的呼籲，任何尚未被專斷的政治權力塑造成任捏任揉的泥娃娃的知識分子，都不能不感到心靈在顫動，從而哪怕鼓起僅有的一絲餘勇來大聲發言，要求以更加嚴肅認真，更加合乎科學的態度來在祖國的大血脈上施行任何或好或歹的手術，更要求自己和同道們以無論多麼微弱的力量來推進政治與其餘社會生活領域的合規律的分化，從而為科學理性和人格的獨立奠定現實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界在三峽問題上的發言，可是說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行動，它好比是向傳統政治體制及其權威扔下一隻白手套，意味著“叫號”——也就是挑戰：你對民族負責嗎？你有對這一偉大民族和遼闊國土負責的智慧，勇氣，膽魄和能力嗎？

 這，也是仍在我們每個公民面前的雪團般耀眼的白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