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敌人」当选总统:哥伦比亚政治版图的巨变
6月19日,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Francisco Petro Urrego)以50.51%的选票赢得了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胜利。当选总统以前,佩特罗是哥伦比亚参议员,前波哥大市长,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及4月19日运动(Movimiento 19 de Abril)的游击队员。此前的第一轮投票中,他以40.9%的选票击败了传统乌里韦主义(Uribismo)的代表费德里科·古铁雷斯(Federico “Fico” Gutiérrez)。
在此之前,和游击队以及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左翼是一种脏话。左翼政党民主另类极点(Polo Democrático Alternativo)的创始人,众议员卢兹·玛丽安娜·卢兹玛(Luz Mariana “Luzma” Múnera)回忆道,「过去我们上街发传单的时候,人们会朝我们吐口水,骂我们是『狗娘养的』游击队」。不过,游击队员出身的佩特罗成为了哥伦比亚第一位左翼总统。
时代变了。
全面左转的哥伦比亚
19世纪,哥伦比亚保守党(Partido Conservador Colombiano)与自由党(Partido Liberal Colombiano)先后成立,分别代表以地主为主的富人阶级和商人的利益。他们两者的斗争越发激烈,最后以54场内战作结。进入20世纪初,暴力、谋杀成为了哥伦比亚政坛的常态。
1948年4月9日,左翼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在波哥大被暗杀,由此而来的骚乱引发的暴力浪潮席卷了哥伦比亚全境。尽管它最初是一场民众起义,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地主精英参与到暴力冲突当中,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镇压这次暴动的卡利第三旅指挥官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Gustavo Rojas Pinilla)因此升职,并于19512年升任陆军总司令。
1950年,保守党籍的劳雷亚诺·戈麦斯(Laureano Gómez Castro)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随后代行总统职权的罗伯托·乌达内塔·阿维莱斯(Roberto Urdaneta Arbeláez)延续了这一政策。1953年,皮尼利亚在自由党与保守党温和翼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戈麦斯政权。但很快,正式当选总统的他也开始实行独裁统治。这种情况下,自由党与保守党很快达成了妥协。1956年,两党在西班牙签署了贝尼多姆条约,承诺至1974年之间,由两党轮流坐庄。1957年,皮尼利亚擅自将总统任期延长,并下令逮捕自由党与保守党联合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因此激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在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逼迫下,皮尼利亚最终下台。
尽管保守党与自由党从此开始分享权力,但多数哥伦比亚人仍然不为两党所代表。不同的反对运动出现在哥伦比亚的政治舞台之上,而在持续不断的暴力浪潮的驱使下,哥伦比亚南部的农民开始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而地主精英则要求政府镇压这些农民武装。农民武装最终成为了游击队。1980年代,大地主、商业领袖、国际贩毒集团也先后卷入其中,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准军事团体,由此导致了哥伦比亚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各方都不可避免地犯下战争罪行行为,但哥伦比亚政府和与哥伦比亚政府有着广泛历史联系的准军事组织才需要对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负责。政府委托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20多万宗涉及到武装冲突的谋杀案中,70%至80%是由国家和准军事组织制造的。尽管如此,游击队仍然被指责为暴力的制造者和始作俑者,并被错误地和贩毒集团视为同源,左翼也因此被污名化。
不过,随着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这种敌意越来越少。同时,2002上任的总统乌里韦(Álvaro Uribe Vélez)以来,哥伦比亚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不平等国家,其社会流动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8个成员国中最低的。这些原因都促成了左翼政党在主流政治中的兴起,而过去几年内哥伦比亚街头的抗议则让佩特罗的胜选成为可能。
2018年,佩特罗也曾参与哥伦比亚总统大选并与现任总统杜克(Iván Duque Márquez)对垒,彼时,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25%的选票,而今年的第一轮投票中,他获得了40.3%的选票。与2018年相比起来,他在94%的哥伦比亚城市中获得了更多的选票。根据哥伦比亚安地斯大学(Colombia’s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劳拉·奥尔蒂斯(Laura Ortíz)教授的分析,佩特罗在哥伦比亚的大城市与边缘的农村地区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同时,他的选票支持率与贫困人口的占比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
投票给佩特罗的人希望哥伦比亚政府更关心他们的诉求,这既呼应了佩特罗的政见,即结束哥伦比亚的腐败、暴力和不公正,也代表了选民正用选票对统治哥伦比亚二十年的乌里韦主义说不。
别了,乌里韦
2002年,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阿尔瓦罗·乌里韦以「安全」为主题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他承诺,他上任以后将以强硬的手段打击游击队和毒品交易。当然,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他本身就与毒贩来往密切。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电报文显示,1993年美国大使馆就已知道,哥伦比亚曾经最大的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资助了乌里韦的竞选活动。
这并不妨碍乌里韦和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自他上任以来,美国资助了哥伦比亚数十亿美元以打击从事「贩毒恐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最臭名昭著的「乌里韦主义」。表面上,乌里韦主义强调稳定、保守主义和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等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实际上,它用持续不断的例外状态来维持政权的稳定,用强力手段打着反毒品的幌子为资本的增张扫清障碍。
在乌里韦任内,所有对他提出质疑的人都变成了游击队的同盟和恐怖分子,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2004年,哥伦比亚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多·科雷亚·代·安德雷斯(Alfredo Correa De Andreis)被哥伦比亚安全部门以完全虚构的证据逮捕,并在被释放后不久就被准军事团体成员枪杀。乌里韦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内,哥伦比亚政府就进行了4362次任意拘留。而自2002年至2010年,哥伦比亚军队对10000名平民进行法外处决。
2014年,记者道恩·玛丽(Dawn Marie)出版了《毒品战争资本主义》(Drug War Capitalism)一书,书中考察了过去二十年中哥伦比亚的毒品战争与新自由化之间的关联性。玛丽指出,美国资助的哥伦比亚毒品战争再度将准军事组织合法化为扫除毒品的先锋队。但是,准军事组织自己就是贩毒集团的成员或者合伙人。因此,他们的目标当然不是贩毒集团,而是控制领土和社会。极端的不平等使得农村地区被迫从事毒品种植工作,而这恰好给了准军事组织理由,为他们所服务的跨国公司扫除开发土地的障碍。禁毒战争允许国家将大部分人口形塑为敌人,而由此产生的恐惧则使社会深陷恐惧之中,再度赋予了禁毒战争以正当性。
而得益于乌里韦主义,哥伦比亚成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盟友和先头部队。乌里韦政府欢迎美国的军事基地、顾问、军队和监护人进入其战略地位,以保护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后院。
不过,自从2016年和平协议达成以来,乌里韦主义就已退潮。这既是因为上文所述的不平等的加剧,也是因为人们已经发现,哥伦比亚用于生产古柯(可卡因的原料)的面积甚至比禁毒战争以前更多。而在 2022 年 3 月的立法选举中,乌里韦的中央民主党从国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变成了少数党。
当然,乌里韦仍然活跃在政坛之上,佩特罗上台也并不是解决该国弊病的灵丹妙药。作为总统,佩特罗可能会立即面临挑战。他与武装部队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可能会迅速恶化,特别是如果佩特罗兑现了他的承诺:撤换目前的军事最高指挥部,迅速改变国家安全政策;推广自愿替代的方式,即古柯种植者在国家支持下拔除非法作物,转而从事其他行业来铲除古柯;改善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或与游击队民族解放军(ELN)启动新的和平进程,这些都将对他的总统任期形成挑战。
同时,不管佩特罗的进步议程如何,困扰杜克的不平等和不安全问题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哥伦比亚的主要政治障碍——在国家的农村边缘地区提供更大的安全,并在贫困的郊区扩大经济机会——将是他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他希望在摆脱石油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而长达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已使得哥伦比亚的税基薄弱,扩大政府收入以支持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执政将是另一个挑战。
前路荆棘,但马尔克斯说,二十世纪起源于1948年4月9日盖坦被暗杀,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格雷·格兰丁(Greg Grandin)则说,2022年6月19日或许是一个转折点。无论如何,从洪都拉斯、智利、玻利维亚到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理想,历经痛苦、磨难、越过艰巨的障碍,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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