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军 一个中专学校 部分学生的知青道路

一个中专学校 部分学生的知青道路

谨献给北京科技学校的老师同学们

图/文 李树军

谨以此文致那些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和默默奉献的人！无论你们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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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虐

北京科学技术学校，是原中国科学院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三个专业，8个班，学生280人左右。文化革命中被国防科委接管。1969年3月底4月初，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领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兵人员，带了一部电影，在礼堂放映。片中展现的是祁连山军马场壮丽景象，雪山、草原、奔腾的军马……，主题歌“站在草原望北京”。一下子把经过三年停课闹革命，整日游山玩水的校园，翻起了波澜。近百名同学怀揣着对乌托邦的梦想，怀揣着对成为解放军可能的向往，相互影响着裹携着，报名参加了兵团。并彻底的脱离所谓“资产阶级法 权”，过上了不要工资，要供给制，大锅饭，每月5块钱津贴的军事部队生活。

真诚的理想主义，不听当时接管学校的解放军、工宣队的劝告：你们是中专生，没有上山下乡的任务，还是好好等着分配吧。许多人还是瞒着家长，悄悄报了名。

1969年4月11号，北京前些日的残雪，尚未消尽。

北京火车站，一列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上，有90名科技学校的学生。站台上歌声震天，红旗猎猎，锣鼓宣天，人头攒动。当汽笛拉响的那一刻，无数双手从车厢里伸出来和站台上无数双手紧握……告别亲人，告别故土的痛哭之声淹没在高昂的革命歌曲之中，列车徐徐的开出去，亲人们渐渐的远离，可列车上，许多人依然在哭泣。同学们似乎在这一瞬间，才意识到，自己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抛向了那个前途莫测的未来，就这么毫不犹豫地飞蛾扑火，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跳进了迷茫的深坑……但开弓了，没有了回头箭。列车一路向北，向北，向北……越过了长城，越过了群山，越过了无数的村庄河流和田野，奔向了内蒙古高原。

经过1700公里的日夜兼程，4月12号，列车停在了一个没有候车室的路基上，只有一个站牌上汉字和蒙文双写着：乌拉特前旗。学生的行李被放在铁道的路基上。那个阴沉的天空下，看着黝黑的乌拉山不毛之地的空旷，没有一点绿色，这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我们的青春梦开始的地方。

本以为8个班的同学会在一起，生活劳动，不想19团接“兵”的军人马上把我们90名同学，分到了4个连队，卡车拉着不同班级的同学向着不同的地方驶去，人们在爆土狼烟儿中，相互挥手告别，再见呀！再见！梦开始了……

几天后，送我们到兵团的两个老师在和兵团交接手续前，意味深长而又谨慎的对我们90名同学说：“如果你们谁后悔就跟我回去，你们的户口就在我挎包里”。

没有一个人说后悔，尽管很多人已经后悔，路是自己走的，坑是自己跳的，怪不得别人，虚荣和面子，又压抑了真心话语，因为梦刚做上。

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多为政策强令使然，而作为正式的中专生，自愿放弃国策待遇，不顾劝阻，“骗”着家长，自找苦吃，不是绝无也是仅有，这也恐怕是知青史上的一支奇葩中的奇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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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返京要求的失败

1969年10月的一天，四个科技校同学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的，从19团长途奔袭，扒火车来到了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要求：回北京学校重新分配工作。因为大部分没来内蒙兵团的留校同学均按照国 家大中专生政策分配了工作，全部留京。这个消息无疑将自愿放弃中专待遇，不要工资，怀揣“解放全人类”、“身躯五尺筑北疆”的这些来内蒙兵团的学生，打碎了虚伪的五味瓶。

但是这几个同学再一次错误的估计形势，1969年正是上山下乡高峰期，兵团才刚刚组建半年，岂能容许知青返城。

可怜这几个要求返京诉求的先行者，被臭骂一顿，并电话通知所在师、团、连对这几个同学展开批判。

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梦尚未全醒。

兵团做为准军事性质建制的组织，“政 治 生命”就成为了每个兵团战士的第一“命”。被打入“另册“后就意味着你甭想好过了。

这几个同学在连队受到了批判，提前结速了他们的“政 治 生命”，虽然心还是红的，但脸却黑了，虽然一腔血还是热的，但心却凉了。这四个人有了不同的走向。

其中一个心高志远，文笔出众的同学，告别了19团的同学们，追随原二师的一个领导到五师去也。

我记得送他走的那天，没有别人送他，因为你说了真话，说了人话，你反而从此就不是人了，没人搭理你了。

我过去帮助他扛着行李走向团部的中心广 场，他上了一辆卡车，我俩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只好半幽默的说了一句：你的离去将是19团重大损失。他苦笑了一下。车发动了向乌拉山、乌拉特前旗的方向驶去，老远了我们依然挥手告别…至今我还记得他满脸的忧伤。

到五师后还是感到兵团并非理想之地，抓住了包头大国企招老师的机会，早早结束了“知青”生涯，踏上了个人发展的新征程，一路走来干的不错，十几年后再相会，已经是京城官员了。正应了那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闪光，不管是掉到猪圈还是粪坑。

而另外两个同学就先是作为惩罚调到62团，该团解散后又返回19团一直不得志，最后不得不走知青造假病历的无奈之路，回到北京。另一名同学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按病退回京。

这次要求返京的抗争，虽然以他们的受惩罚而失败，但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敬佩，在那样政 治高 压的年月，敢于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是以科技校赴内蒙全体同学的名义，为自己，也为大家英勇赴难，受到了不公正惩罚。他们难道不值得致敬吗？

李国安同学病退回京后早早的故去。

其中马大方同学于前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在有人“歌颂”去内蒙50周年的日子里，这该是他俩和另外四名魂断塞外的女同学的祭日……。

我祝他们在天国安好！我们会记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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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确 上 访 路

1971年年底，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原北京护国寺中医医院的部分职工，也被下放到兵团了，并一直在上 访诉求返京的事情。我们受到了启发，于是乎以兵团包头二师修配厂同学为中心和兵团青山、哈业无线电厂同学为基础的上 访返京诉求活动开始了。

这时候的我们已经成熟了，且国 家大环境有所好转，因为“9.13”事件的发生，邓 小 平开始第一次出来工作，全国也开始了一个落实政 策的宽松环境。而且19团科技学校大多数同学已经陆续走上了管理岗位，如：当学校老师、档案管理、劳资管理，财务管理等等。这对我们今后在文件的收集上是有着决定性的帮助的。

我们当时收集到了：一 、 中 发（68）9 4号 文件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分配的通知；二、中 发（68）159号 文件；三、（69）83号文件。基本内容为：“上述学校的毕业生按各办学部门原来规定的办法进行分配和安排，待遇也按原规定执行……”。

我们知道了，原国防科委工解宣传队总指挥部和兵团交接我们这些同学时候，有一个函件，内容如下：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科技学校去兵团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我们同意按兵团一般待遇请安排接收。

敬祝……

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国防科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总指挥部（盖章）

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1969年我们去内蒙兵团时国防科委和兵团交接时的证明函件的手抄件。

请注意：函件中的：“生产劳动”。而非工作分配和上山下乡。我们感恩这位起草函件内容的大善人，他给我们这些同学留了一条“路”。

这些文件和函件的收集，无疑19团的同学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这些文件只能是由极少数人的管理和保存甚至是一个人。在那年月，敢于披露出档案中的的信息这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被开除的组织处理的恶果。至今不知隐姓埋名的是哪些、哪个同学。 我们感谢并默默的祝福你、你们安康吉祥！

利益从来不是大风刮来的。

上 访事宜必须保密，同学也必须有所分工，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71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依然正确和继续。必须有同学直接去北京上 访，从国务院接待站开始……。而且“前线”、“后方”必须有人组织，负责不同单位同学之间的联络及收取款项，保证前方同学的活动费用和车马费用。

后方主管的这个人将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有“威”又有“信”，我们大家推举了张丛艺。张同学外表看似粗放，但是他有一个特点，首先是热衷、“不惜力气”。各单位同学他都熟络，不怕事儿不怕人。他会用喜、笑、怒、骂的假急，去实现他想办到的事，他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皇上”。他不仅身先士卒，首先到军委接 待站上 访开始，以后他在19团、修配厂、阀门厂、无线电厂……所做的串联工作是非常棒的。每一个冲锋陷阵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辛苦劳作的女人支持。在这里向张丛艺的夫人，我的阜平老乡韩秀卓同学致敬！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同学分工，字写得好的进行文件收集、摘抄、复写。就我所知修配厂的同学：姜景泰、崔均权、史宝仁为主要的写手，他们就是当时我们的复印机啊！大量的文字工作就出自于他们的手下，他们功不可没！

而我们所需要的笔、墨、纸张来源几乎全靠史宝仁，因为当时只有他在厂部可以接触到这些办公用品。向他致敬！

我们找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收集国 家关于落实政 策的有关条例和文件。把上 访时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罗列了二十几项，然后我们分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和梳理。

我们不冲动，不盲动，在那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政 策来办理，严格的按照正规的渠道程序来进行上 访，因为那是1971年底。

说没有压力也是假的，因为在那种形势下，会不会被打成现行，会不会被批判？会不会被惩罚……也说不定。但是总要开始闯出一条返城路吧。因为上学、招工、当老师……对我们留下的大多数人都已基本无门，我们必须自我救赎。

于是先后由张丛艺、赵玉川、闫双林、郭宏德、高立梁、赵成林、曲振华、华德卫……等同学，利用兵团三年以后才有的探亲假的机会，向国 务 院、中 央 军 委、国防科委接待站进行了上 访诉求和材料的呈递。

欣慰的是从国务院接待站开始没有被拒绝，并且承认：这是一个政 策问题。

我们在包头的同学将申诉材料用拓蓝纸复写，然后分别寄给国务院、中 央 军 委、国防科委。

甚至我们还给毛泽东主席、聂荣臻，陈云，邓小平等党 和国 家 领 导人写信。知道他们不会打开这些信，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信 访接 待系统，会把这些信件批示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国防科委干部部，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他们看到我们坚定的决心和我们诉求的有理性和可信性。

这是北京科技学校同学赴内蒙部分同学于1972年初对，国 务 院、中 央 军 委和国防科委上 访的材料。

开局很好，特别是元月16日郭洪德和张丛艺还见到了国防科委干部部的副部长申解民，他是把我们从北京送走的人，现在又接上了我们要求返京的诉求。太奇巧了，看来这就是缘分吧。

老申用他宽厚的，慈父般的手，亲自到北京站送我们这些无知任性的孩子，走向了内蒙古高原，几年来又以他宽厚的父爱般的手接我们回到北京。

真不知他老人家今何安在？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无私厚爱。

随着第一次到北京上 访同学探亲假到期，不得不返回兵团。

有一句话叫：如果想让你成功，上帝都会跑出来帮助你。1972年3月份，我受当时二师修配厂领导的委派和另外两名包头当地的知青，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学习机床维修，为期一年。方永明也因家父病重，长期在京，我俩并肩携手一起开始了对老申的工作。

记得在国防科委接待室最多的一次将近有20多名同学，老申出来接见，我们又向他提出了返京的诉求和在兵团同学的困难。他很热情，但是也很有原则，他说：当时是你们自己自愿去的，现在你们自己又要回来，这怎么说？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作为第一准备的，这是一个深知内情而必须过去的坎儿。我们把报纸、电台中，关于落实政 策的一个很有利的说辞讲给他：我们当年是学生是革命小将，我们有响应最高指示的激情，但是作为中专毕业生，国 家是有正式文件的，就是说各级领导不能以革命群众的热情来代替党 的政 策。老申听后有点儿无语。

然后他又说：走到社会上以后每个人发展的水平是不太一样的。

意思是我们是不是混的不好才来找他。

然后直接问我们的学生领 袖人物：“松真禹同意吗”？他对松的印象看来非常的好。

松真禹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慈眉善目，仁者佛心。他是去内蒙同学心中的学生领 袖。当时松真禹在十九团是干的非常好的，他和十九团的所有同学干部党员一样，那是泥水里滚出来的，是汗水里泡出来的，是冰天雪地里爬出来的……一句话他们是干出来的，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他们是科技学校的“政 治精英”。

当时松的态度，我们的确不知道，只能咬着牙说：他同意。老申说：“那让松真禹给我写一封信”。

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能否赢得老申的关键问题。于是赶紧给包头的张丛艺等同学写信，就是让松真禹给老申写一封信，这封信里绝不能说反对回京否则那就完了。

后来19团的同学说给我听，张丛艺赶到了19团，经过19团的同学一屋人“善劝”，让松写这封至关重要的表态信。信写好了，其他同学把信要来说是帮助发。他走后同学们打开了这封信说：看了松真禹这封信两大篇儿，你就看不出他是反对还是同意。

其实这就是水平。

信息很快寄到了北京的我们，当时我们认为他只要不反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编。后来对老申讲过如下的话：松同学当时已入党提干，是团、师、兵团的标杆性人物。是股长级的领导，19团的好多同学也走到入党提干的管理岗位，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公开的告诉您同意回京，因为苦干是他们得以服众的基础，高调的“扎根边疆”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护身符”。老申理解。

国防科委当时的意思让我们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等信。当时知道他们并不积极，因为他们其他的事情可能比我们还要大，还要多。

以后再想去国防科委见老申，门口警卫室当兵的看来是被告知了，不给你电话联系。再去了几次一筹莫展，联系不上很是着急。

一天十几个同学又是到接待室被拒绝，正在愁苦之时忽然有一个“访友”，因为那里总参、军委、科委的上 访人员特别多。这位“访友”问我们：找谁呀？我们说：找国防科委干部部的申部长现在已经拒绝和我们联系了。他说：国防科委的宿舍就在黄寺大街某某号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们家吗。听后喜出望外，真是绝路逢生，于是同学一行十几人就到了黄寺国防科委宿舍大院门口，站岗的问：找谁？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防科委XXX部的，我们在外地来找干部部申部长看望一下老首长。当兵的信以为真，告诉了我们几楼几号。于是我们进到院里，大多数同学在楼下，只有我和方永明上去敲门，见一老太太开门问：找谁？我们说是申部长的老部下，现在外地回来看望老首长。老太太原来是申部长的母亲，热情的将我们迎进屋。当然要讨好老太太了。老太太很高兴，我们问申部长什么时候在家？他说：如果在班上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多钟坐班车回来。现在他到南口农场劳动去了，后天礼拜天应该回来。听后大喜，我们走出来告知了同学各自散去回家。

方永明：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捷的才思、严密的逻辑推理，是我们的“定海神针“。想当年一篇以“方向明”为笔名的社论，刊登在包头日报的头版头条，奠定了他在同学中的理论基础和威信。有他，心踏实。而他，从不说自己是“一驾马车”。他是低调拉车的马。

星期天我和方永明约好上午10:00来到了老申家里。进门后，见老申双眼血丝、满脸糙皮，看来早春南口的风沙也不善。

他戴着军帽披着军棉袄，稍作寒暄后，老申背对着我们面对窗户，一直不看我们。

不管是冷脸热眼、硬着头皮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来吧。事先分工，我主说方永明进行补充和补漏。

主要是告诉他，国防科委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兵团交接我们时的那个函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听完后问：的确有那个兵团交接的函件吗？我们说：肯定有的。他略有所思，但是还是说什么你们这个上山下乡的大方向等等，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吧。我们又诉说了好多的困难，知道了货币没取消，买东西还得用钱，我们5块钱津贴实在是不够花的，另外那里的农业团连队吃不饱饭，没有电，晚上用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

后来经过老申的努力，经过国防科委和兵团一年的协调，于1973年3月份我们的工资得到解决，按所在的单位性质、工种、待遇，并且把那几年的差额给予补上，每人约300多块，我们成了“大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1973年6月我们返回包头之前去见老申，感谢他，并且希望还是能返京，他说：不行，进京的户口国防科委解决不了，工作安排也解决不了，你们就算分配吧，在那里好好干吧。我们只能怀着满足中的不满足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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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京

大家有钱了，于是在75年76年基本上都结婚娶妻生子。

可是人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对家乡、父母、亲人的思念，就像马哈鱼每年都要从大海，不顾千难万险，不顾其他禽兽们的掠虏吞食，逆流而上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就像大雁每年必须从南方起飞，途径千山万水，飞过急流险滩，就是要飞到它们出生的北方。

于是在75年底76年初方永明和我，又受在兵团同学的委托，找老申还是要求回到北京。这一次我们也错估了形势。

记得有一天晚上到老申家，家里人正在吃饭，12吋黑白电视正在播放着清华、北大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要求到边疆去，到西藏去……的表决心现场。老申指着电视说：你们看现在的大学生还要上山下乡呢你们怎么能回来呢？在这个形势下是不行的。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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