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三峡
关于三峡工程的记忆
2008年，我和我的表弟从镇上转去县城里读书，我去念三年级，他念二年级。我们转去的学校叫百安移民小学。表弟在报道那天问外公，这个小学叫移民小学是不是因为像我和姐姐这样成绩好的小孩都会转移到这里来读书？大人们都笑，我也笑，尽管我也并不知道移民指的是什么。
县城小学的文化生活要比乡镇小学丰富很多，我们要参加各种场合的儿童合唱比赛和表演。那个时候我们学了一首歌，叫“三峡的孩子爱三峡”，学校的广播里天天放着，可能想以此达到耳熟能详的目的。不仅如此，各种表演和比赛也时常被要求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么写的：
船儿呀船儿呀赶路程
我的家乡三峡好迷人
桔树那个长在彩云里
还有那闪亮的航标灯
鸟儿呀鸟儿呀敲屋门
大坝那个建在咱们村
娃娃那个心呀心儿跳
睡在梦里笑出了声
听惯了涛声一阵阵
听惯了号子一声声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它在我心里呀生了根
学校的文化活动总是带有非常浓重的本地色彩，另外一首我们常唱的歌叫“爱在万州”，我们学习的烈士故事都是红岩、江姐、小萝卜头，并牢牢地记住了歌乐山和渣滓洞的名字。所以我很容易地自我认定为我就是三峡的孩子，毕竟歌词里的船、桔树、航标灯，对我来说都是很熟悉的意象。三峡对我来说也确实从不陌生。小时候爸妈单位团建旅游带我分别去过蓄水前小三峡和已经修好的大坝的宜昌。小三峡是在巫峡地区由长江支流延伸进去的峡谷，去那的时候我才10个月。在洗出来的照片里，我看见自己躺在客船舱的床上、坐在石滩上向河里扔石头，狭小的客运船和峡谷下的石滩，是我想象中和后来在老照片里见到的三峡的样子。
在我长大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万州基本已经完成了移民搬迁和蓄水工作，我留意到的三峡的印记只存在于移民局的工作上。我上学的地方在城里，爸妈工作还在镇上，所以我常常需要在城里和镇上往返。开车从镇上快到城里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很高的环形立交桥。桥的左侧在往上是这片区域的繁华地带。而桥的右侧，与商业区直线距离不远，但却隔着不能横穿的马路和立交桥，那边有很大一片简单、整齐、密集的住宅房。我听大人说，这是安置移民的房子。我心里大概记住了这里有一批人经历了搬迁，但这件事在我心中没有明确。那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搬迁的年代，从杂书上也老能看见关于要修公共建筑需要老住户搬迁、钉子户一类的杂文，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我也没有问到底是什么移民。
这种对移民疑惑但又不觉得奇怪的心理持续了很久。高考那年填报考手续，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同班同学户籍在广东——这好奇怪，我知道他是本地人，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这里就读，怎么会在广东？但我还是没有问。那时我没想起来，我的表哥和大姨常常也在过年的时候去广东，因为我大姨父的家人在广东。大概因为三峡工程而搬迁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也没有人会问，也没有人会说，但我真的不知道。
而直到很久以后，因为课题开始主动了解移民所经历的搬迁，这些琐碎的事才连了起来。移民小学是2001年由万州区移民局全额出资新建的移民安置区配套小学，同学和大姨夫的家人是因为三峡工程而搬迁至广东。再问起同学移民的事，他讲到，搬迁过去的移民在新家园养鸡，但因为从未曾了解并经历过广东的不同气候，在台风来临的时候还是把鸡散养在外面，结果鸡全被风吹飞拍死了。除此之外，移民跟当地人有着很深的语言隔阂，十几二十年过去都未能“融入”。他讲起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情绪，但我心里却为他们难过。而我更难过的是，在与三峡和三峡移民朝夕共处的二十年里，我迟钝到现在才反应过来这种伤痛。
关于三峡的记忆和概念就这样一直以一个模糊又无处不在的形象存在于我的脑海里，我在无处不在的移民印记和政治宣传里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三峡工程的存在，直到我成年，我都没有弄清楚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被话语改变的三峡
三峡在传统意义上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当谈论到长江三峡的行政区域的时候，则指从重庆奉节白帝城起，到湖北宜昌南津关，跨过了重庆奉节、重庆巫山、湖北巴东、湖北秭归、湖北宜昌五个区县。万州在奉节上游，本不属于三峡的一部分。但是在三峡水利工程修建以后，三峡库区的概念遮掩了原本的山水风貌，万州成为三峡库区的腹地，经历了老城的拆毁与搬迁，我们也成为了三峡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在成长过程中，三峡从来没由我主动认识，我一直在一种设定好的语句里去学习三峡是什么样子，并认为那就是现实。《三峡的孩子爱三峡》里面唱“大坝建在咱们村，娃娃心儿跳，睡在梦里笑出了声”，在平静的江边，娃娃当然是快乐的。《爱在万州》里的歌词写“高峡平湖处处鱼米飘香”、“长江黄金水道巨轮远航”，几乎使以前的我坚信这是万州一直以来的样子。我一直认定平湖万州的概念，以为这就是这座城市应该有的样子：冬天的万州是最好的万州，蓄水达到175米，水宽而清，晚上倒映出北滨路和南滨路的灯火，有一种发达城市的安定繁华之象。宣传里说的“高峡出平湖”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现在想来这句话有多么不可思议。“峡”指两山夹着的水道，除海峡外，在陆地上通常直接被理解为“狭而深的谷地”。在自然里，它常常与湍急的河流一起出现，怎么会出平湖？
我对这些洗脑的宣传和身处其中但却被迫无知的状态感到心惊。人为的工程改变了自然的语义，本不属于我的三峡变成了我的家乡三峡。2020年做一门课程的作业，我想写三峡移民的题，为了收集素材，我去了家旁边的三峡移民纪念馆。馆内详实地记录了决定搬迁到实施搬迁的过程，材料包括文件、照片、文字和老物件还原，但最后价值却落在了实现这样一个壮举多么不易和伟大。我心里觉得很失望。《攻壳机动队》里有一句话，“重复单一只会走向毁灭”。我看着从小到大我接触到的对三峡的话语印象和对移民的描述，心里明白我之前不知道万州老城被淹没在水下、不知道移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无知、没有常识、缺乏好奇心，而是因为我被引导不去了解。单一的话语体系带给我的只有断裂、片面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可能对作为小孩的我尤为致命。我要等很多年以后才会学会主动去获取别的信息，尽管这并不为推翻原来的认知，只是能够完善对这件事的认识。
搬家到万州南岸的新区之后，我已经很少回读书的地方去。去年去大姨家过年再回去，路过我读书的小学，才发现小学的名字已经换了，不再是“百安移民小学”，而变成了“百安小学”。我惊惶于我再一次亲历了以语言用改名的方式来削弱甚至塑造记忆的行为，想象等我的妹妹长大之后，还会对三峡有这么多的惆怅、留恋和想象吗？
人定胜天的骗局
每每想到三峡工程，总会感叹它的不真实。修那么巨大的堰坝，把水蓄起来，人为控制由上游到中下游的水流量，淹没了上游数十个县城，怎么会想做这个决定？怎么真的实现了这个决定？
我无法否认三峡工程带来的便利。在万州，我仿佛很少听到对三峡工程的消极言论。在各种记录移民的影像里，万州也很少出现。或许是因为万州的移民搬迁工作并没有其他地区艰难，相反，如我父母一般的不是搬迁的亲历者还受益于蓄水之后的便利。以前上游的长江水常常浑而急，城市被河流割开，过河要坐轮渡，很不方便。Peter Hessler在《江城》里写过他拜访丰都的时候，那里的居民都对搬迁很支持，因为“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会好很多。还有，丰都县城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更大交通上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和麻烦。”在世纪之交社会急速发展的时候，所有人都怀揣着新的梦想，对于一切的改变都是开放、包容的。机遇藏在这些改变之中，很少有人想拒绝。
在讨论三峡工程的弊处里，这项工程所体现的狂妄的自然观常常被提到，他们认为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变化、气候恶化、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的原因。在万州，我确实常常经历滑坡，并更常在夏天——回老家或去山上避暑的时候，有时候路的靠山一侧会落满碎石，或大或小，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来往的车辆都只能走同一条车道。在碎石容易掉落的时候，还要快速通行或改道，不然会被砸中。
然而，让我真正觉得愤怒的是，这项工程对自然的不尊重不仅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客体去随意改造，更是“人定胜天”这个想法里掺杂的斗争的狂戾和晦暗的私欲。想要变得伟大，想以牺牲太多人为代价来实现崇高，想要证明自上而下的只要想就可以做到。如果这个决定是好的，那么则夸耀英明。如果这个决定不好，那么就用宣传将不好的地方略去。人定胜天是一个骗局，它不是指我们可以克服自然的困难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它是一种号召，背后由太多不属于我们的利益驱动，我们只是听从者，执行者，牺牲者。当然时过境迁，这个口号已经被新的自然观取代。然而这次有真的在为自然考虑吗？我还是怀疑。
我不是在长江边长大的。万州市区在长江沿岸，但我不是县城里的小孩，而是在重庆和湖北接壤的一个小镇里长大。不过这个小镇总算是没有脱离这片地区的自然景观，那是被山围起来的一块盆地，乡镇依着穿过的河流而建。小时候的夏天，我总是在河里游泳捉螃蟹。这种与河流的亲近距离能让我想象到与长江的亲密感，并塑造了我到现在都对自然无法磨灭的熟悉与眷恋。这对我来说才是自然。不是因为我畏惧被反噬才去尊重的自然，而是我本就属于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