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打墙：她在新疆的镇压中幸存 [中]
三 雪亮工程
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天网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推出了该计划的升级版——雪亮工程。预想中这项工程会建成一个5亿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在北京，几乎没有任何角落可以躲过监控的观察。这些摄像头最终还搭配了人脸识别软件，令当局对个人的侵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中，人脸扫描被用以限制用户一次获取超过七十公分的厕纸。
习近平在新疆造“墙”的努力中，高科技是至关重要的。来自IPVM（一个研究视频监控的组织）的研究者发现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安部于2017年要求监控摄像头中的人脸识别软件须要能够识别维吾尔人的脸。几家牵头的中国厂商迅速着手开发这一技术——在华为的一项测试报告中，其中的一个系统被称为“维吾尔族警报“。尽管基于种族的监视系统精度未知，在新疆以外已经有至少十几个立法机构进行了部署。
新疆本身则成了数字监控的试验场。2013年，新疆官员已经开始在居民家外张贴二维码，以供安保人员扫描获取居民信息。在陈全国来到新疆后，所有汽车都装上了政府配发的GPS追踪器。所有新手机号码都需要登记，手机会被例行检查；当局可以获取照片、位置数据等任何信息。政府还会安装WiFi“嗅探器”以调取电脑和其他设备中的身份信息。陈全国还发起了“全民体检”的运动，假借医疗的伪装收集血型、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特征数据。所有12岁至65岁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提供DNA样本给当局。
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監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 – 而這一開始就是“新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2015年，中共國安機構開始構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校对按：原文为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简称IJOP）。此平臺可供各路信息交匯。一位參與建設的資深工程師記錄道：“在一次恐怖襲擊出現後，對襲擊起因的調查至關重要，但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恐怖襲擊更加重要。”IJOP平臺投入使用以後，朱海伦曾經確認道，這個平臺會被用來鏟除潛在危險。Zhu Hailun分發的備忘錄中提到：“由IJOP識別出的潛在危險人物和相關綫索是對社會穩定的重大威脅，其中不容易查證的人物和綫索是藏在隱患中的隱患、藏在危害中的危害。“
使用IJOP程式並被監督上傳信息的國安人員有好幾萬人。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對IJOP進行過數位鑒識，鑒識結果揭示，能觸發IJOP做出潛在危險評估的 “人員類型”共有36種。符合這些類型的行爲包括：不使用手機，出入使用後門而非正門，或者用電量”反常“，連蓄鬚風格“不正常”都可能被盯上。社交太少會被懷疑，但被視爲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也好不到哪裏去。而且，IJOP還采取連坐機制：當一個人對國家的忠心遭到懷疑，他/她的家人也難脫清干係。此外，IJOP 的系統設計中，還有“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元素。由於系統自身的數據短缺而不能被確認成分的人員，也會被算作潛在危險。在評估有境外行蹤的人時，這一元素就體現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此人的目的地被視爲”敏感地區“，那就更是如此。2017年6月，朱批准了一份快報，這份快報强調，任何一個出過國的新疆人都可以被推定有罪：”如果一個人從事恐怖活動的嫌疑不能被洗清，那就應該派出邊境管制人員對此人實施抓捕。“
在公安机关，Sabit被迫进入一辆有着在机场接她的情报官员的车。她仔细看向窗外，她童年记忆中的奎屯似乎变得无法认出，模糊的天际线显得冷酷而无味。他们乘车一路向西，朝她长大的街区走去。她回忆说：“我希望，或者说我有那么一点幻想，他是把我带到我原来住的地方。”相反，他们到达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大厅里，Sabit注意到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这是一位和她父亲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的邻居，而她从小就认识邻居的女儿。 “你好，叔叔。”她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 “你认出我来了吗？”他默默地对她示意不要说话。
Sabit的眼泪涌了上来。她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看到我刚刚去世的父亲一样，我害怕得要命，又特别难过。” Sabit被命令跟随一名怀孕的警察。她们一起走路时，警察用哈萨克语低声说道：“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要抵抗，不然有你好受的。”在一个私人房间里，这名警察命令Sabit脱掉她的袍子，对她进行搜身，并且没收了她的珠宝和鞋带。回到大厅，另一位警官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男人看起来好像是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所以Sabit鼓起勇气问：“我因为什么来这里？” 解释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人带你来的。你去过很多国家，所以问题可能很大。”他示意那位仍然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他去过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我们已经把他拘留留在这里十天了。我估计你也得在这里待一阵了。”
Sabit一阵发冷。她在老人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了。 “孩子，我怎么能不认出你呢？”他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 “你和我的女儿一起长大的，你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说完，他又提保佑她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然后，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说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的好话。他说：“你得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就别怕，有大叔陪着你。”
被拘留的人员通常睡在审讯室里，男人睡一侧，女人睡另一侧。那天晚上，一些警官在大厅里放了一张军用床垫，然后命令Sabit和另一个年轻女子一起睡在上面。那女人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Sabit回忆说：“她非常瘦弱，特别平静地看着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从外表看，我觉得她是维吾尔族。”
当她们被迫挤在一起时，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解释说，她是一名学生，因为使用名为Zapya的APP下载音乐而被捕。预计使用IJOP的官员会记录数十种“可疑”的APP，尽管很多当地人不知道它们是哪些。该名女子告诉Sabit，还有两名维吾尔男子也因为用Zapya所以被关在这里，一个是她的同学，另一个是一名屠夫。那个时候是七月，天也热，蚊子也多。Sabit一整宿都没睡着，净轰蚊子了。大厅里的灯光亮了一夜，警务人员的对讲机不断发出信号音和断续的嗡嗡声，同时警察还在忙着处理吸毒的，喝醉了的，乱穿马路者和其他小偷小摸。警察对谁都很严厉。有一次，一个拷在老虎椅上的老人喊着说：“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被车押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和留尿。她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后，警官又给她拍照、留指纹，并留了她的DNA样本。她做了虹膜扫描，又被逼着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获取她的声纹。这是另一样要上传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那天晚上，萨比特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事实证明这比主大厅还差。蚊子一样不停地绕着她飞，对讲机的声音仍然听得见，唯一的区别是Sabit现在和另外两个女人被一起关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牢房里。房间很热，还不通风，不过即使她已经汗流浃背，她还是把自己裹在毛巾里躲蚊子。她还犯了胃痉挛。
在另一间牢房里，老教授和两名维吾尔男人被关在一起。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年轻人被铐在墙上，这样他们就不能靠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Sabit注意到这两个年轻男人只有吃饭和上厕所时不用戴手铐，而且他们没洗过澡。仿佛一场飓风，陈全国发起的庞大的拘禁方案逮住了Sabit。新疆大约有2500万人口——不到全中国人口的2%——但根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截止2017年，全国五分之一的逮捕行动与新疆有关系。
在警察局里，Sabit注意到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带来这里并上传他们的信息。许多人是在进奎屯时被检查站拦住的，还有一些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标记为“不可信”。在这些人里，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或者是女性，或者是小孩。至于青壮年男性，他们好像都已经被关起来了。白天Sabit可以到警局大厅里活动，但是只要一有亲戚来探望，她就会被迅速赶回牢房里。有时她看到一些认识的人，就觉得被他们看见她被拘留很丢脸。但随即她意识到，他们以为她只是也来处理一些琐事。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也来了，要办理一些去哈萨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文件。这位女性朋友听说Sabit被拘留了，想过去离她近点，但那位老教授示意她离远点，别过来。走之前，她向Sabit示意，会给她母亲带口信。Sabit安静地看着她，拼命忍住泪水。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后，那位照顾过她的大哥走进了警局。Sabit记得这个人对她还算友善，于是涌起一点点希望。她叫住他，问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可以离开。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说：“你们都会被送到学校去。”Sabit从警局里大家私下的传话中已经得知，“学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营。她吓了一大跳，“得待多久？” 他说要半年。
第二天晚上，三个身着灰夹克的神情严厉的男人来到了警局。从警局的人对他们的毕恭毕敬的样子看，Sabit觉得他们大概是什么高级官员。后来证实，其中一位是公安局的国安大队队长王挺（音译）。Sabit，教授还有一个年轻维吾尔男子都被叫去和他们见面。王挺主要就哈萨克斯坦签证的事审问Sabit。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官员叹着气说，“你啊，我们把你一放，你就不知上哪去了。”尽管如此，警察局副局长还是告诉Sabit，第二天她就可以离开了。
陈全国将他的镇压描述为给新疆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然而，对于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人民来说，随意变动的规则和随时随地的各种强制行为让情况看起来更像是无政府状态。一个警员告诉Sabit，在离开之前她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并且保证下不为例。Sabit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么。“那你为什么来这啊？”他问道。“因为我出国了。”她回答道。“那就写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他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警察又补说，“你随便写什么错都行。”Sabit在警局的等候厅里发现了一本中共的宣传杂志，然后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传的话语。
第二天早晨，Sabit走出了警局并打了个电话给母亲，母亲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泣不成声。Sabit想要立刻飞到母亲身边，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在归还护照之前，她必须取得国安局的许可。在国安局的办公室里，Sabit找到了王挺，跟他说她想去见她母亲。王挺回答说这需要先请示上级。一周后Sabit回到这个办公室，王挺对她说，她的边境管制将会在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到时护照也会归还给她。Sabit感到很困惑：在机场拦住她的官员告诉她，她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才可以消除边境管制。然而，当时她想要进一步询问时，王挺却挥挥手让她离开了。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万一。然后又去王挺的办公室找他，后者让一个警员把护照还给Sabit。Sabit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马上订了一个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机场里，还是当初那个官员拦住了她。她的边境管制并没有被解除，“我没跟你说吗？”那个官员问道。几个小时后，Sabit又再去找王挺，这次王看她的样子有点不耐烦了。他坚持说，她的边境管制已被解除了，可能只是系统需要点时间更新。他让她再等多一周。Sabit请求他给她出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她无罪，于是王让人写了一份。这份材料写着她因为在领事馆里续签护照所以被调查，但目前已洗脱嫌疑。材料上还写着“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她已被允许出国。” 第二天，Sabit拿着这份证明，又冒险订了一个航班。结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拦下来了。不管是没法遵守规则还是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规则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中文有个说法是“鬼打墙”，意思是指一个看不见的迷宫，周围到处漂着鬼魂，专门迷惑和捕获在外奔忙的人。在Sabit的情况里，鬼魂就是国家，她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一条路冲出去。王挺的一个同事告诉她，撤销她的边境管制的申请已经上报，正等待批准。申请要到两百五十里外的县城所在地古勒贾，再走一百五十里到乌鲁木齐。她急于保证自己的手续正在办理，她决定跟着这条线去督促办事的工作人员。她到火车站时看到站里到处都是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品。那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
在古勒贾，Sabit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书已经发往乌鲁木齐了。离下一班去乌鲁木齐的车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她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姨妈，她身体不好。当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奎屯派出所的副所长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大吼"你在哪儿呢？"Sabit 如实相告。"几天前你还在奎屯，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他让她发来一张火车票的照片，作为她在古勒贾的证明。然后，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签署文件，"你今晚就坐火车回来。"
副局长好像莫名其妙格外关注她的案子。在火车上，她收到了他的短信，让她确认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当她到达奎屯时，已过午夜，停车场空无一人。在车站外的灯光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有两个警察。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哈萨克族人。他们默默地开着车，直到Sabit 问为什么要让她这么急着回去。哈萨克族警官用口型告诉她：去学校。因为这位警官跟她说过哈萨克语，Sabit觉得她问问他。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副局长不是说我是要签署文件的吗?" 她让他不要逗她了，他却摇摇头说："我没有开玩笑。" 在派出所，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里。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很明显，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进行的一些工作，但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称之为 "缓刑妄想症"。弗兰克尔很清楚这种错觉的控制力。在大屠杀期间，他被带往奥斯维辛；他后来写道，即使在火车开进集中营那一刻，他还相信 "最后应该不至于那么糟"
四 再教育营
陈全国的镇压计划目标只有一个：把大部分新疆人口转移到群岛一样的强化营进行政治“再教育”。他到达新疆后不久，当地开始建设数百个类似监狱般的大型建筑群。这种设施建筑群后来被一位官员称为“可疑分子必然的终点站”。通过把整个维吾尔族本土人口当成目标，陈全国正在逐步实现他酝酿多年的计划。2015年，“一体化联合行动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 Platform, IJOP）正式被部署。与此同时，一个高层官员表示，三分之一的维吾尔族人口“已经被极端宗教势力污染”并且需要“通过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以及思想改造”。
习近平把分裂主义和激进伊斯兰主义比作传染病， 中共官员也常常借助“药物”的比喻来消除民众对于这种再教育营的性质的担忧。 “虽然一部分已经被灌输了极端宗教主义思想的人并没有真的犯过罪， 但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这种恶疾感染了，”一位官员曾说道，“他们必须被尽快送入再教育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才能把这些疾病清除出他们的头脑。”大规模逮捕开始时，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机关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公开发文，宣布了陈全国改造新疆的计划。文章用被分配到和田市里再教育营的两个男人作为例子：一个农民和一个村里药店的店主。两个人都表示自己的错误思想被治愈了。“（因为极端主义的影响），我和我的‘家庭’越来越疏远，”药店店主解释道，“当政府给我提供教育和帮助之后， 我才真正地回家了。”
那位农民则解释说，当他得知自己的思想正在被宗教极端主义侵蚀的时候，他非常震惊。他说：“我甚至没意识到。”他补充道，“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好。无论你是谁，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是一个中国公民。”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新疆日报》，这些再教育营已经改造了两千人。“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我们的态度很温和， 并且对学生以心比心，”他说，“再教育营的生活起居跟寄宿学校的一样。”这位官员还表示，前文提到的药店店主在刚入营时对教学十分抗拒。“但慢慢地，他意识到了自己从前是多么愚昧无知，这种震惊让他醒悟过来了。”
Sabit和另外一个被拘留者，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从警察局被押送到一个营地，营地周围被高墙和带刺的铁网环绕着。门口的标志写着“奎屯市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中心管理委员会”。营地里是一栋三层高的建筑，一个草草改建起来的警察局。警察把她俩押了进去，让她们朝墙站着。Sabit想要暗中观察一下她所处的环境，但房间太昏暗了。那个维吾尔女人站在她旁边，开始呜呜地哭泣。
“不要乱动！”一个警卫喊道。Sabit这才注意到这个警卫的普通话并不十分标准；她回头，惊讶地发现这个警卫是哈萨克族人。一瞬间，她感到一股强烈的憎恶。她们被带去三楼报到，途中，Sabit瞥见几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性被关押人员。他们阴沉沉的脸色让她感到害怕，她把目光转向别处。
接下来，Sabit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进行脱衣搜身。在她穿衣服的时候，她问一名警卫她要在这里逗留多久。警卫说，没有人会被在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被释放。而此时距离大会的开幕式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拘留间使用的都是被大幅度改造后的办公室：墙壁、门和窗户都用铁格栅牢牢加固，使得整个房间看起来像个铁笼。门被铁链拴在门框上，只能打开一条不到一英尺的缝隙（约等于30厘米）；被关押在里面的人需要侧身挤着才能出入。在Sabit的拘留间里，五张双层床被强行塞进一个仅有12乘15英尺的小空间（约为3.7米x4.6米）。不仅如此，天花板上还挂着三个监控摄像机和一个麦克风。
拘留间里已经坐着几个眼睛哭红了的妇女。在Sabit之后，另外几个女人也被陆续押送进来。她们都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的撒网行动中被逮捕的。有些人的被捕原因是因为使用了Whatsapp交流软件。有个人在美国大学上学，但她因为休假期间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上传作业和使用Gmai电子邮箱而被拘留。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因为家里曾经去土耳其旅游度假，也被逮捕并送进了这个营地。和Sabit一道被押送进来的维吾尔族女人也被送到了这间拘留室。她曾经为共产党宣传部工作。她告诉Sabit：数年前，她订了一张去往喀什的机票，但一场沙尘暴的到来使得飞机无法按时起飞；航空公司给每位乘客安排了酒店休息。过了一会，奎屯的警察拘留了她，并且告诉她，另外两名在酒店休息的乘客被认为是可疑人物。即使她在体制内工作，但她维吾尔族族人的身份加上和无关的可疑人物住在同一家酒店，就已经足以让警察产生警惕。
新疆再教育营不像一座真正的医院，也不像一座真正的寄宿学校。陈全国的计划中清楚地指示了再教育营地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并且要有监狱的防卫级别”。Sabit和其他被送进来的女性被要求必须将自己的衣服换成统一带有荧光条纹和带照片名牌的制服。男性警卫实行24小时轮班制，巡逻走廊和营地内外；女性警卫担当惩戒员的角色，监视并且规范着被羁押的人员的一举一动。她们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洗手间也不例外。当惩戒员不在的时候，监控摄像头依然能看清任何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在洗澡时，被羁押人员依然处于高压监控之下，没有任何隐私。
营地里唯一被允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些年纪大的维吾尔族妇女，除了几句被逼要记住的口号以外，完全不会说普通话，她们就只好沉默。每个人在进入房间时都必须喊“报到！”。惩戒员十分严格，当学员偶尔忘记喊报到的时候，她会被激怒。其中一个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惩戒员经常辱骂以及羞辱被羁押的女性。让这名惩戒员生气的维吾尔族人必须接受各种惩罚，包括被铐在老虎椅上、关进一个极小的房间过夜。她经常用平和的语气说道：“如果你不好好表现，那我把你在里面关一辈子。”Sabit很快明白了，在这个教育营，她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是被精准控制的。这些被羁押的妇女被要求在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但是，除了去盥洗室洗漱以及上厕所以外，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被关在狭小的拘留间里。洗脸加刷牙的时间被限制在三分钟以内，被允许去小便的时间仅有一分钟，一次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有些妇女因为大意超时，只能连肥皂都没冲干净就被迫停止淋浴。
在吃饭时，妇女们必须在自己的牢房里背对着门等待餐车的到来。发给她们的杯子和碗是用廉价的塑料制作的；当Sabit看到食物的温度和水的热气把塑料泡软了的时候，她开始担心化学毒素会渗入她的餐食中。（后来，这些廉价塑料餐具被替换了。）Sabit的牢房中没有桌子，但每个妇女都分到一张只有一英尺高（约合30.5cm）的小凳子。这种小凳子使用起来极其痛苦：妇女们在吃饭时不得不蹲在凳子上，再把碗放在地上用餐。如果有人吃得太慢，或者没有吃完定额分配的食物，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老年妇女和有牙齿疾病的人更是只能苦苦挣扎，但无论是高龄还是病痛，都无法令她们免受体罚和侮辱。
羁押人员在午餐后会被强制要求躺下，闭上眼睛打盹；但她们整个白天都被禁止坐在床上。到了晚上十点，她们被命令去睡觉，但拘留间里的灯却不许熄，而且还不允许她们用毯子或者毛巾遮住眼睛。（所以年轻一点的妇女会自愿睡在上铺，好为年长的妇女遮光。）如果有任何人在睡觉时间说话，一个破破烂烂的扩音器就会发出极其刺耳的声音，吵醒拘留室内的每一个人作为惩罚。任何人想在夜间去洗手间的请求都会遭到辱骂，于是慢慢地，她们不再提出类似的请求了。不论多么沮丧、不安、被频繁地辱骂，她们都会努力遮掩自己的痛苦，因为一旦表现出痛苦和悲伤，只会带来更大的惩罚。惩戒员告诉她们：“你不允许在这里哭。”教育营也教会她们如何在监控摄像头下掩盖自己的泪水，一直默默哭到自己睡着。
这些维吾尔族妇女曾被告知她们参加的仅仅是个再教育计划，但她们实际上得到的是没有尽头的、死气沉沉的监禁。为了打发时间，妇女们会坐在她们分到的小凳子上互相讲故事。为了给室友提供娱乐，其中一个曾在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把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全部情节复述了一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束日正好是Sabit被押送到再教育营的第12天。教育营里的妇女们被集中传唤到公安局里和官员们进行面谈。Sabit被带到一间审问室；其中一名官员对她说：“你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基本清案了。”她问道，既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通过书面声明的形式证实了她的清白，那她被关进教育营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那名官员表示，他不知道。后来，另一名被拘留的妇女告诉Sabit，她被关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某些领导认为她上次在机场无法离境给有关部门造成了不便。
在与公安局的官员们面谈之后，很多妇女都重新燃起了被释放的希望。但谁也没有获释。Sabit被拘留一个月后，再教育营宣布，为了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每个学员被要求每周要学习六天普通话课程。Sabit打听到有一个被拘留者在三个月后被释放了，于是她想：也许她也能通过这门课程，顺利“毕业”。她牢房的不远处就是用铁网牢牢加固了的“教室”。教室里不仅有一排一排的课桌，还有一个在教室的前端被铁栅栏保护着的讲台。每一个角落都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而且每节课都有两个公安站岗。
她们的老师——Y女士，本来是位小学老师，被从学校驱逐出来之后，不得不每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个再教育营里。虽然她很严厉，但维吾尔族的妇女们都喜欢她。Y女士常常提起她对从前学生的怀念，并且也把她对学校教育的热诚带到了再教育营里：她尝试教维吾尔族妇女们中国传统的戏曲和书法；她说服教育营的领导允许学员们使用塑料剪刀制作传统汉族工艺品。（Y女士还试图为被拘留人员争取户外活动时间，但没有成功。）有一天，Y女士心情不好，到营地的时候明显很不开心；她的主任因此强迫她站着参加会议来羞辱她。
刚开始工作时，Y女士没有必需的普通话课本，甚至没有活页练习册，所以她只好使用一年级的教材进行教学。后来，她终于拿到了一份课程计划，但这份计划错漏百出。再教育营要求每个学员必须掌握3000个汉字，虽然Sabit和其他几名妇女已经掌握了两倍以上的汉字，但无论她们的汉语多么熟练，她们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陪其他学员练习，直到所有人都掌握了3000个汉字为止。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老年妇女学得十分吃力；为了让这些老人家免受惩罚，Sabit和这几位妇女常常暗中帮助她们。
当然，这些所谓的普通话课程与学习语言无关。一份政府文件清楚地表明，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民族和他们的本土文化切割开来：“断了他们的血统，断了他们的根，断了他们的联结，断了他们的起源。”Sabit和所有被关押的妇女都被迫学习共产主义歌曲，并且要在每次吃饭之前大声唱诵。（如果认为她们歌声中的热情不够，警卫就会以拒绝提供食物作为威胁。）每天早上，她们都必须起立立正，大声宣布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伟大的祖国！
热爱中国人民！
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她们被迫一起看中共宣传片《百年梦》，里面都是大肆歌颂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强盛国力。观影之后还有讨论会，在押人员都必须不断重复这些政治宣传口号，并向中国共产党表达真诚的感谢，感谢党将自己从罪行中救出来。每个星期六，会有外面的人来给她们讲解反恐法。所有在押人员也被强行要求背诵宗教极端主义的七十五种“症状”。
拿这种课程作为反恐工具来使用实在是太荒唐了，Sabit想。大部分被审查的年轻妇女生活都非常世俗化；她们周末都会去泡吧，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用说是什么宗教极端主义了。至于年纪大的妇女们，虽然生活方式更传统一些，但也明显人畜无害，当局只是认为囚禁了她们，就能有效阻止她们向年轻一代灌输不好的文化思想。
共产党的高官有时会来视察她们的学习进度，以及再教育营的工作情况。看起来所有这些课程最终只是为了给这些高官表演哑剧。高官来访之时，通常就在警卫的宿舍里，大家把床铺推到一边，腾出地方，让在押妇女们当众背诵习近平语录，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并配上舞蹈，为高官表演一出汉文化的礼赞。“你必须满脸含笑，”警卫会说，“你得表现出发自你内心的幸福。”
因为她流利的汉语和文化水平，Sabit在这里面常常是一个模范表演者，再教育营也很希望让她来作为自己工作成功的证明。她能够在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哑剧里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积极性。很多在押女性对这种空洞的哑剧反感至极，但也还是不得不努力表演。准备这些哑剧表演可以让她们少上语言课，而且能够证明她们已经开始有效地接受了教育改造，从而可能得到被释放的机会。
每次检查都有一个环节是来访的高官提问："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为了准备这个提问环节，被拘留者要写出悔过书；看守解释说，任何不这样做的人会永远被关押在这里。一名被拘留者是一个叫做 "东方闪电 "的基督教教派成员，她援引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宣称："我什么都没做错！" 她被带走了。大家都认为，她被带去了一个更严酷的地方，要么是一个候审羁押中心，甚至就是监狱。
这些人被强迫关押的逻辑很清楚：为了获得自由，被拘留者必须亲手毁灭自己。Sabit努力用 "有可能"这样的词来使自己的回答过关，并将她的海外生活描述为 "缺乏爱国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但是，在上海生活过的她很难心里不犯嘀咕。她认识的城里的汉人也去马来西亚度假，也用WhatsApp和VPN，那他们也被感染了吗？
一遍又一遍，Sabit和那些女人都认罪了。然而并没有人被释放，所以渐渐地，她的那些乐观的幻想崩塌了。2018年2月，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要到了，女人们正在一起准备一场春节晚会。某个夜里，一位管理员把她们从睡梦中叫醒，强迫她们进教室写悔过书。等她们写完后，他就把她们的悔过书收集起来，全部撕碎，责备她们不诚实，然后让她们再写，这样一直到天亮。Sabit开始怀疑自己了。她想，她是不是真错了？她背叛了中国吗？
后来，随着春节活动的临近，Sabit得知，在表演结束后，拘留在此的人员只要曾经是学校的学生，都可以被放走。因为Sabit一直在加拿大上学，所以她提出这个政策适用于她。管理人员同意了，她小心低调地填写了放行表格，以免让那些没有被获准离开的女性知道后情绪失控。主任告诉她，正式的离开日期还需要等官方批示。Sabit试着让自己把希望放得很低，因为她已经失望太多次了。但是，据她回忆，当时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确确实实是"一线曙光"。
五 悔过书
莎车县地处新疆西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离奎屯大概800英里。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曾到访此地，据他记载，那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并肩生活，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莎车县的维吾尔人口众多，镇压运动十分严厉。2014年，当局禁止了穆斯林斋月庆祝活动，另据当地报道，公安在挨户搜查带头巾妇女的过程中枪杀了一家人。持刀的当地人走上街头，在与警察的不断升级对抗中，数十人被杀。紧接着，中共派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王勇智来管理这个县。
王积极执行陈全国的政策，但显然他也有疑虑。 正如他后来在声明中指出的那样：“上级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与当地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不完全行得通。” 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打击力度，这让那些陈派去监视当地官员如何执行这些措施的人颇为不满。据后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对王的官方评估中写着：“他拒绝执行应抓尽抓。” 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授权释放了7,000名被拘留者。
王被免职，并做了检讨：“我偷工减料，擅自调整，以为抓起来这么多人，其他人知道后会煽风点火，加深仇恨。” 党内猛烈攻击了他，指责他腐败和滥用权力。 一份官方报纸这样写道：“王勇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 并补充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他的问题非常严重。” 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王的检讨作为警告在新疆的官僚机构中流传，显然是到达了奎屯。 就在Sabit和其他学生将被释放之时，所在营地的管理层撤销了决定，一名警卫告诉她，因为一名官员因未经授权放人而被撤职。 他解释说：“现在没人愿意签发放人，没人愿意承担责任。”
大楼里一片沉寂，这是因为作为被拘留者的新闻渠道的看守人对他们说的话变得小心翼翼。起初，Sabit感到沮丧，但是，就像她曾经抑制住了她也许可以离开的喜悦一样，她现在也抑制住了她的失望。现在她确定可以依靠的是她的耐心。她已经变得善于等待。
然而，她被禁锢的时间越长，通往自由的道路就越曲折。那时，她的看守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评分制度：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分数，如果分数足够高，他们就可以赢得特权——比如家人探视，甚至是释放。在考试中表现良好，或写出 "思想报告 "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复述官方宣传，便可以赢得分数。这些妇女还可以通过告密来赢得分数。Sabit回忆说，一名被拘留者"就像一台摄像机"。
害怕掉分的恐惧在女人们中间迅速地蔓延。如果犯了个小错，官员可能会说要扣一分。要是犯了个大点的错，那么官员有可能说要罚掉十分。但从来没人告诉过她们到底她们是多少分，所以也没人知道到底这个评分制度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天，一个女人跟人打架，她被带去见再教育营的官员，官员非常生气地责骂她，把一张声称是记录了她操行分数的纸撕得粉碎，“现在你是零分了！”他宣布说。她回到牢房时，Sabit和同伴们都纷纷来安慰她，但也想委婉地打听一点官员所说的细节，希望弄明白到底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想，好吧，看来也许他们确实在记录我们的分数，”Sabit回忆说，“也许这的确挺重要的吧。”
2018年冬天，新来的人开始涌入再教育营。有传言说，逮捕是由配额驱动的，一种新的随机性。正如一位参与IJOP的官员后来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的那样，"我们开始随机逮捕人们：在社区里争吵的人、街头斗殴的人、酒鬼、懒惰的人；我们会逮捕他们，并指控他们是极端分子。" 集中营的一名官员告诉Sabit，这些逮捕是为了在 "两会"前维持稳定。
再教育营紧张地管理着涌入的人员。大多数新来的人是从另一个人满为患的拘留中心转来的。有些是老年妇女，有些是文盲，有些是瘸子。一位妇女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因她的马奶供应商被认为不可信而被拘留。另一位是法轮功的信徒：她非常害怕，以至于企图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自杀。对许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的环境已经非常好了。拘留中心是连 "教育改造 "的幌子都不打的，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被蒙着头、戴着脚镣带进来。妇女们谈到了殴打、没法下咽的食物、沾满尿液、粪便和血迹的床。Sabit遇到了两名妇女，她们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伤痕，她们告诉她，这些伤痕是从来没有拆除过的脚镣造成的。
由于妇女再教育营里的床位不够，当局将床垫扔在地上，然后将被拘留者四处挪动，以寻找更多的空间。妇女也需要服从新的规矩。她们必须在牢房内进行军事演习，并接受理发。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中，长发象征着好运；有些妇女从小就留着头发，直到"头发又黑又密，到了脚后跟"，Sabit回忆道。后来，有证据表明，收容制度正在把头发变成一种商品。去年，美国拦截了一批13吨重的头发，白宫官员担心这些头发有一部分是在集中营里收获的）。在奎屯，这些头发在妇女们乞求再多留一点头发的哀声下被残忍地几刀剪断。Sabit拒绝乞求，试图保留一些自尊，但当她的头发落下来时，她感到十分羞耻，仿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罪犯。
晚上，被拘留者被安排去帮助警察，妇女们将轮流值班两小时。对Sabit来说，轮流值班提供了难得的隐私时刻。有时，在孤独中，她想到了独自生活的母亲。几个月来，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与家人一起纪念父亲的忌日。但是，一年过去了，她仍然被困在这里。
执勤时，Sabit经常透过小小的铁窗凝视夜景：一个花园、一棵白杨树，然后是奎屯市的全景——城市的灯火辉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划出的线条，这些让她想起了以前的生活。后来，她把这些遐想整理到一首用普通话写成的诗中，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守夜
我望向黑暗
和它肆意折磨的
弱不禁风的白杨。
几个月过去了，再教育系统对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曾经仁慈的警卫变得反复无常、态度严厉。有一天晚上，一名温和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多次要求上厕所的请求时失去了理智；她疯狂地大喊大叫，然后在余下的夜晚拒绝让任何妇女离开牢房。被拘留者也开始屈服。他们开玩笑说，国家只是让他们活着。有些人的头发过早地变白了。许多人停经了，是由于再教育营的强制注射还是由于压力，Sabit不确定。因为她们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未得到过干净的内裤，这些妇女经常出现妇科问题。由于食物差，许多人消化不良。一位老妇人在上厕所时会把大肠的一部分排出来，她不得不自己把大肠塞回体内。这名老妇人被送往医院，但据说因为她有高血压而无法进行手术。她被送回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
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在集中营失去大部分家人的被拘留者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姐姐也在班上，跑到她身边，然后抬头惊恐地看着其他人。她们泪流满面地冲过去扶她，但被看守拦住，命令她们不准哭。"他们开始用警棍打铁栅栏，吓唬我们，"Sabit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忍着不哭"。
这里很容易找到心理创伤的迹象。一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妇女一直在努力背诵普通话课文和汉字。一天晚上，她开始尖叫，扯掉衣服，躲在床下，坚持不让任何人碰她。守卫带着医生冲进来，把她带走了。但再教育营管理人员却将她送回牢房，认为她是装病。之后，这名女子偶尔会抽搐，被送往医院。但她没有被释放。Sabit也感到越来越虚弱。她的体重在下降。她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甚至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不得不吃药来控制不停的呕吐。和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情绪也很生硬。有一次，她和一个汉族守卫聊天，守卫提到再教育营的副主任对他说："Sabit在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 Sabit笑了笑，担心如果她表现出焦虑，他就不会再和她分享消息。但是，他一走，她就跑到床上，背对着摄像机，哭了起来。
到2018年夏天，陈全国的再教育运动已经运行了一年多。北京政府竭力掩盖其存在，但与其相关的证言泄露了出来，慢慢地，人们发现，一些规模巨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给当地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习惯于与党的宣传员交谈，他们的坦率令人震惊。当一位再教育营主任被问及他的设施名称时，他承认他不知道，因为名称经常改变，但他冒险地跑到外面从一块牌子上读出了最新版本的名称。一名警察承认，他的部门奉命拘留了辖区内百分之四十的人。2018年1月，喀什(Kashagar)的一位官员告诉新闻机构，仅他所在的县就有十二万维吾尔人被拘留。
不断增长的再教育营基础设施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加拿大学生Shawn Zhang开始使用卫星数据绘制设施图。到了夏天，新疆大约10%的维吾尔族人口似乎被关押。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是一位独立学者，他发掘了大量关于陈全国镇压运动的政府文件，他估计集中营里有多达一百万人--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也赞同这个统计数字。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被如此系统地拘留。
随着镇压的发展，仓促组装的设施，比如位于奎屯的Sabit所在的设施，被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新院落取代。当被迫公开承认这些设施的存在时，政府将它们描述为良性的或不可缺少的。政府指出："新疆已经从大规模动荡的边缘被拯救回来了。" 那年夏天，在这些变化中，Sabit所在的再教育营的主任允许被拘留者在有狙击手监视着的、有围墙的院子里活动；妇女们被限制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应急演习。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她们应该感恩。最后，她们还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维护的葡萄园里晾晒毯子。"我们会把葡萄藏在被褥里面，"Sabit回忆说，"然后我们会把它们带回牢房，偷偷地吃掉它们。"
当再教育营官员在7月宣布Sabit和其他妇女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设施时，这个消息似乎是个不祥之兆。由于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她们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糟。一天晚上，警卫叫醒她们，让她们收拾东西：一辆大巴车正等着带她们离开。路上，一辆警车护送她们，警察在路口守候。"很多人都在哭，"Sabit回忆说。"我问旁边的女孩，'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看到了一条我曾经走过的街道，然后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
在黑暗中，他们走近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建筑群。其中一栋建筑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 "L"，周围有一堵墙。当大巴车驶过其中一翼时，妇女们数了数窗户，来估计里面有多少间牢房。Sabit被这死气沉沉的结构震撼了，它没有灯光的房间看起来很空洞。在里面，她和其他人了解到，这栋建筑确实是空的：她们是它的第一批住户。当时是夏天，但在厚厚的混凝土墙内，感觉很冷，像一座坟墓。
在新的大楼里，被拘留者按种族划分。除了少数例外，维吾尔族人遭到了更严厉的管制；有些人被判刑，意味着他们将被转移到监狱。与此相反，和Sabit同来的那批妇女则逐渐被释放。那年9月，当她们为来访的政要排练表演时，一位官员问Sabit她是否有平常穿的衣服。第二天——演出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离开了。" 后来她才意识到，由于她流利的普通话，她被关押的时间更长，而这只是为了让她参加给政要看的汇报演出。
第二天上课时，她即将被释放的消息在教室里悄悄传开。有的女同学向她讨要普通话笔记本。"我当时就说，为什么？"她回忆说。"她们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她回忆到，“而我当时就说，还不一定呢!" 一个守卫对她眨了眨眼，说很快就会用扩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当扩音器响起时，Sabit站在那里，等待着门被打开，其他女人也祝愿她。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衣服。她回忆说："我终于脱掉了那件恶心的制服。"Sabit被带到再教育营的党委书记那里，他在一个有一把椅子、一个小桌子和一张床的房间里等着她。她坐在床上，他教训她，告诉她需要更加爱国："你过去的生活方式太个人主义了——完全是为自己而战！" Sabit暗地里被激怒了。随着释放的前景摆在她面前，再教育营宣传灌输的疑虑也随之消散。她想，只有为中国而死才能使我在你眼里足够好吗？但她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
秘书告诉她，地方的官员和他的助手正等着带她去她叔叔家。当她从再教育营走向他们的车时，她想起了其他女人告诉她的一些事情。"不要回头看，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 她决定听从她们的建议。但是，她向旁边看了一眼，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隐约可见的门脸：拘留所。她朝着等候的汽车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