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畜的尽头，是数字游民

中午12点20分，一群肤色各异的男女老少走进酒店会议室。门口的指示牌上写着“会议时间：11点”。

人们的脚上，有的是帆布鞋，有的是人字拖。纽扣衬衫、西装外套和工装短裤、背心混在一起。会议室在酒店的19层，从落地窗向外看，是泰国曼谷洒满阳光的城市天际线。

最后，44个人挤满了会议室，喝着啤酒或红牛，聆听关于系统管理、直销、外包和“灰帽黑客”的演讲。

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时的人，收入中位数一般都有六位数，正在“度假式”参加来自世界各地互联网创业者的分享会。这是“数字游民”马克·曼森亲身经历的一次难忘的会议。除了曼谷，拉斯维加斯、柏林、东京、迈阿密……类似的会议和组织层出不穷。

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叫“数字游牧”，其从业者被称为“数字游民”。“数字游牧”不算新，但在Covid-19暴发后，已经成了全球最热门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想想看，在巴厘岛的海边，一边喝着冰汽水一边工作，累了就下海游一圈，唯一担心的就是电脑散热不太行——是不是特别“凡尔赛”、而且人人真心艳羡的那种？

“每周工作四小时”

选择“数字游牧”的人，全职和兼职都有，主要特征就是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Covid-19已经持续了三年，远程办公成了“新常态”。“数字游牧”这种“边度假、边工作”的趋势由此抬头。为迎合这一趋势，全球超过25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和旅行签证一样方便申请，但允许持有人在目的地国长时间居留并从事本职工作。

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一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率先为“数字游民”大开绿灯。很快如阿联酋、巴西和意大利等国也有样学样。

“数字游民签证”在各国的具体名称不同——德国和捷克等国家称之为“自由职业者签证”，冰岛叫“远程工作者长期签证”，葡萄牙叫“独立工作者及企业家签证”。不同国家的申请条件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申请人要缴纳旅游保险，提供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申请费用会依照国家不同、居留时间长短而出现浮动，从2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

只要能“出国”，“数字游民”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工作多久、住在哪里的执行问题了。

工作地点，可以是公共图书馆，联合办公空间，也可以是咖啡店，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费WIFI就行。工作时间表也非常灵活，无需朝九晚五，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开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心情安排日程。

不少城市成立了“数字游牧社区”，数字游民可以长租，也可以办公，还可以交友。国内比较知名社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DNA数字游民公社”，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职业者，渴望自由的乡村生活。公社也会组织公益性的活动，为村里办报纸，开电影放映会等。

畅销作家蒂莫西·费里斯在《每周工作四小时》一书中，把“数字游民”称为“新富人”。“新富人”是经济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术的受益者，每周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就能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新富人”的定义并不准确。一开始实践“数字游牧”生活的，多是早些年在互联网“淘金”发家的人，像币圈炒家、黑客和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实现了工作地点自由，因此才有文中开头的曼谷参会者，“身家超过六位数”。

如今“数字游民”的群体已经大大扩充，和过去“背包客”类似。不见得要财力雄厚，只要赚的钱足够覆盖旅行食宿的支出，“游牧”就可以立刻开始。

新名词，老面孔

不是所有的线上工作，都适合“数字游牧”。

目前来看，“数字游民”从事的职业，不外乎撰稿、设计、写代码和营销这四种。关键是，在没有“游牧”的时代，这四个工种也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是否出门“看世界”。

从灵活就业的便利，以及高风险、低保障的就业条件而言，“数字游民”和“零工经济”很接近。

一开始，零工经济也是“新富人”的玩法。“新富人”需要一份对冲职业——时间自由、财务分散、无视组织约束。对冲是一种奢侈品，适用于那些生活中本来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选择的“成功者”。

零工经济刚在美国流行时，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朱丽叶·B.肖尔（ Juliet B. Schor）采访了43名受访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从Airbnb、Turo（相当于汽车租赁界的Airbnb）和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应用程序）赚钱。她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零工经济依托于垄断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包”模式，投资人大笔投入，平台疯狂烧钱，早期进入的“玩家”，收入都相当可观，吸引了更多谋生而不是“玩票”的人进场。

渐渐地，零工经济成了谋生者的唯一选择。像印度的外卖送餐员，经历了送餐应用程序Swiggy带来的“高期待”的滑落。该应用程序能为送餐骑手提供高达5万卢比（约合660美元）月收入，但随着疫情扩大，经济低迷，汽油涨价，如今的送餐员基本处于“赚不到钱”或者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这份工作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任何保障。

相比之下，“零工经济”从业者阶层下移的现象更为明显：它们从“新富人”的对冲游戏，变成了失业者再就业的“救命稻草”。

“数字游牧”还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一是由于这一类工种以脑力劳动为主，从整个社会的收入阶层来看，也是排名中上的；二是由于其“看世界”的性质，包含了身份的建构，会吸引更多“波希米亚”分子的加入。

身份的焦虑

职业身份意义重大。

耶稣的职业选择，是后世身份理论的基础。加利利地区的木匠属于半技术工种，不怎么稳妥，赚钱也不容易，但他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拯救人们罪孽的人。两种迥异的身份在他身上结合，一个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可以是最圣洁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经验，同时拥有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来自职业、收入和他人的评价，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他的道德素养。

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再低下，灵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贵。两种身份的差异，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都是充满救赎的安慰。

19世纪“诞生”的“波希米亚人”，就是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显影。这是一个作家发明的、用来抵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群体。一大群游荡在剑桥、马萨诸塞和威尼斯、加利福尼亚的人，极端讨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升官发财，极端重视对自然和自身感受的体悟，比如搞艺术。

“波希米亚人”是今日“数字游民”的先驱。当杰克·凯鲁亚克当众嘲讽那些“领口紧紧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5:48分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的社畜，大肆称赞“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垮掉的一代”坚持用自由的原则衡量世界。

“波希米亚人”的传统也是搞社区。社区才能确保他们接触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知识经济”的家伙。因“波希米亚”社区闻名于世的地点，有蒙帕尔纳斯、布卢姆斯伯里区、切尔西、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海滩。

“数字游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波希米亚”传统对主流社会的挑战。这是当下信息社会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显影。当游民们在世界各地的海滩上仰望星空，敲下一行行代码，那些令人窒息的“内卷”、“996”、高通胀、能源危机、瘟疫和战争，都在灵魂的喜悦下变得微不足道。

身份的焦虑普遍存在。如何定义“成功”，今日的标准和过去数千年历史上的标准，差别不是很大。人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如何满足需求，并在满足自己需求和社会标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值得思考的。

“数字移民”希望在固定的标准下，尝试一些新的身份等级，并试图告诉其他人：不是一种方式才能证明一个人的“成功”。

不过别忘了，一个人如果当得上“数字移民”，他已经算半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