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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通货|乌克兰危机,法德为何甘当张伯伦[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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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情总是从芯片开始。去年,美国商务部以应对全球芯片危机为名,要求多家芯片企业交出商业机密数据。很快,台积电、联电、Tower Semiconductor、日月光、环球晶、三星和SK海力士等都“交了卷”。过去,国家算“大账”,看的是对外贸易的动态利益;企业算“小账”,要的是真金白银的静态利益。

坏事情总是从芯片开始。

去年,美国商务部以应对全球芯片危机为名,要求多家芯片企业交出商业机密数据。很快,台积电、联电、Tower Semiconductor、日月光、环球晶、三星和SK海力士等都“交了卷”。

过去,国家算“大账”,看的是对外贸易的动态利益;企业算“小账”,要的是真金白银的静态利益。现在,“大账”“小账”搅在一起。这固然是逆全球化时代打破人们全球化“历史经验”的现象,而逆全球化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贸易的基础是分工。贸易出了问题,意味着分工出了问题,也就是全球价值链体系出了问题。

2021年以来,集成电路和原油天然气均爆发短缺危机,对中国影响尤其大。它们既是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品类,也是政策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需要“全力攻坚”的“关键核心技术”。

“出口导向”政策四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当下的“进口危机”不仅令人反思“为出口而进口”的企业策略,也令人好奇全球价值“链”为何忽然朽如长绳。

以纳米为单位的“小玩意”

为了应对“缺芯”危机,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比如,先交车,后补雷达。

这是理想汽车发布的“理想ONE交付方案沟通”:原定于2021年10月和11月交付的车辆,仅安装1个前正向毫米波雷达和2个后角毫米波雷达,12月到明年春节前再补装剩余2个毫米波雷达。12月提车的用户不受影响。

理想汽车方面表示,仅安装3个毫米波雷达的车型暂时不开放自动并线和前方横穿车辆预警功能,其他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功能均可正常使用。NOA(辅助驾驶系统)的后期OTA(空中下载技术)需要在补装完5个雷达后,进行升级。

由于马来西亚新冠病毒病夏天再度爆发,当地生产的毫米波雷达专用芯片无力供给中国。理想汽车9月销量为7094辆,环比下降24.8%。

蔚来汽车也同样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8月销量环比跌幅为25.86%。蔚来汽车方面的解释是,马来西亚疫情影响意法半导体的生产,意法半导体是博世ESP(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供应商,所以博世给蔚来的ESP也无法按期交付。

新能源汽车对芯片的“追求”,是从狂飙突进的特斯拉开始的。就在8月的“人工智能日”上,特斯拉展示了一款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网络的新型微芯片,为实现自动驾驶而开发。此前,特斯拉从英伟达采购了不少堪称“尖端”的芯片。自2016年起,马斯克就开始挖专家并设计定制芯片,并和三星开始合作。

当然,特斯拉的特点,既有前瞻性思维,也少不了炒作吸睛。虽然离自动驾驶的那一天还有点遥远,但其“掌握芯片”的思路,还是给整个汽车业敲了一记警钟。

大众汽车已经表示,要为自动驾驶汽车开发定制芯片。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开始与英伟达合作,也是同样的路子。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援引知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预测称,到2030年,芯片将占高档汽车材料成本的20%,高于2019年的4%。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芯片“来服务这一增长市场”。

今年8月,高通初步报价46亿美元,拟收购Veoneer,后者是一家销售辅助驾驶传感器和软件的瑞典公司。这一计划,和2017年上一波自动驾驶热潮中英特尔收购Mobileye的交易类似。

本来,芯片之间的差距,夸张一点说,就跟牲畜和自动化农业机械的差距差不多。手机芯片、FPGA(现场可程式化逻辑闸阵列)这些前沿部件,是在使用最先进的工艺的最先进晶圆厂造出来的,光是建一座厂就得耗资数十亿美元。高端芯片的短缺,将波及到中国的高精尖行业以及部分行业测量、控制、试验、检测等高精尖环节。

不过,人们日常使用的绝大多数芯片,都不算“高端货”,汽车用芯片尤其是——它们都是在上一代或上几代晶圆厂,用旧工艺做的。比如EPB(电子驻车)芯片,正常价格约为6元/片,贵不过街头8元一碗的素面。有传言近期理想汽车对EPB的收购价格达到约5000元/片,超出正常价格800倍,理想汽车予以否认。

虽然汽车用芯片的未来趋向于“高端”,但一年来“低端货”的紧缺,已经使整个地球的汽车供应链接二连三地断掉——韩国、德国和巴西的汽车制造商一路关闭生产线。大众汽车在第三季度的交付车辆总数,同比下降24.5%。同期奔驰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了30.5%,宝马旗下的宝马、MINI和劳斯莱斯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在“2021中国汽车供应链大会”上表示,以往在汽车供应链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芯片,却对中国汽车产销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年5至9月中国汽车产销已经连续五个月同比下降。按此推测,全年有可能减产近200万辆。

从整个制造业的进出口状况看,企业生产线上所需关键设备大多依赖进口,汽车领域更加突出;电子信息行业把重点都放在消费类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应用端上,致使高端芯片、传感器等工业用基础元器件和开发软件也全仗进口。

在中国海关总署出版的《2020中国海关统计摘要》中,2019年中国主要商品进口量值(美元)前三名分别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集成电路,量值之和超过1.8万亿美元。

以吨为单位的“大家伙”

陶瓷原料供应商黄先生清闲了下来。目前他的日程是,每个星期游泳三次,打羽毛球两次,还想着再去学台球。因为他的客户陶瓷厂已经停工——“天然气上涨得太厉害了”。

广东是中国瓷砖第一出口大省。2020年陶瓷出口省份中,广东占比高达41%。去年爆发疫情,瓷砖出口几近停滞。今年稍有好转,但下半年以来,电、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大幅上涨,陶瓷上下游企业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目前,中国陶瓷行业使用的常规天然气热值大约为8500大卡/m³、煤炭热值大约为6000大卡/公斤。考虑到煤制气过程中的热值损耗和制气成本,1公斤煤炭热值大致相当于0.5m³天然气。

陶瓷行业高能耗,高污染,十几年前就实行“煤改气”措施。如今碳中和目标一出,“改气”更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首先,“煤改气”的转换提高了陶瓷企业的生产门槛。燃烧系统、操作技术都要重新调整,交学费不可避免。而且,只有大型陶瓷品牌企业可以通过用气量获得更优惠的“长协”价格,但企业不分大小,也都得研究怎么提升燃烧效率来降低单位能耗。

比如,一片质量较好的11mm厚、800×800mm的抛釉砖,重量大概17公斤,每公斤瓷砖耗能大约为550大卡,需要大约1.7m³天然气/㎡,这是理论上的最低能耗值。有些起步早的广东陶瓷企业,同样规格的瓷砖能做到1.8m³天然气/㎡,已经逼近“理想”极致。

其次,气价波动也大大增加陶瓷企业“改气”的成本。过去十年间,福建省陶瓷产区的气价一度超过4元/m³,在用气与用煤间多次反复,2016年后才逐渐统一稳定用气。

11月11日的天然气价格接近5元/m³,涨价前的价格是2.2元/m³。一个拥有3条生产线、日产瓷砖约7万平方米的陶瓷厂,按原来两块多的单价,每月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大约100万元,涨价后,单天然气成本就是200万元。相当于一块800mm×800mm的瓷砖,成本要增加1~2元。

用煤,煤价也涨了。今年年初,煤价900多元/吨,10月以后2000多元/吨。陶瓷行业成本结构就两大块:原材料,燃料。现在燃料全都涨出一倍多,又不能向经销商大幅提价——毕竟国内房地产业低迷,海外物流成本高昂。所以,只有停产才能减少损失,“今年再生产的话就基本白干了”。

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2020中国海关统计摘要》中,2019年原油进口量值排名第四,为2418亿美元,天然气为417亿美元,煤及褐煤为234亿美元,三项加起来是3069亿美元,比第三名集成电路的3055亿美元还多一点。

2021年上半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在“碳中和”和“煤改气”背景下快速增长,总表观消费量达到1851亿方,同比增幅16%。其中,LNG(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了26%。总体需求高速增长,国产气量和管道进口气量具有一定的供给刚性,因此,弹性部分只能由LNG进口补足。

天然气出口国的版图也在不断变幻。俄罗斯是全球最大天然气出口国,欧洲有三分之一的天然气由俄罗斯提供,其中一半以上需过境乌克兰,但因两国政治龃龉,供应量有限。近期美国已经对涉及“北溪2号”的多个实体及其船舶实行经济限制。澳大利亚在2020年超过卡塔尔成为全球第一LNG出口国,其中接近40%为中国购买。

从2013年至今,卡塔尔的天然气产量几无变化,超过95%的出口量为长协单。随着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卡塔尔在降低售价的同时,开始扩大产能。与中国石化签署的200万吨/年长协将在2022年供货。

作为页岩气开采大国,美国的LNG出口全球第三。但拜登的“绿色新政”在税收、钻井许可证等方面限制天然气勘探开采。另外,油气价巨幅波动,大多数页岩气生产商要偿还债务并维持产出,扩产能力十分有限。

“贸易打造的世界”

芯片,天然气,过去的每一天都掠过天空和海洋。

世界上最顶级的芯片之一,苹果为iPhone 13 Pro Max自主设计的A15 Bionic,采用智能手机芯片最先进的5纳米技术制造,大小接近一块方糖。它们又轻又小,和包裹在外的成品手机一样,“乘坐”宽体波音747来往于几大洲之间。

天然气必须在低于零下163℃的时候进行运输,因为它在零下162℃时才能被压缩成液体状态。大宇公司制造的“玛格丽号”,采用破冰船型,容积超过17万立方米,载重超过8万吨,运输的天然气足够瑞典使用一个月。“储气罐”又大又重,乘坐专门的LNG船只,在海上乘风破浪几个月。

和曾经的黄金、白银、香料、木材一样,伴随着人口的迁徙,体积差距巨大的芯片和天然气也在地球上飞速流动。提洛岛上出售的奴隶,美国矿山上挖掘的矿工,以及在罗马妓院劳作的女工,和哈里发巴扎大亨,威尼斯商人,罗马教廷反对宗教改革的主教,东印度公司的买办,以及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新兴工业领袖,都在技术和能源的“庇佑”下寻找梦想、幻觉和财富,改变了历史的发展。

贸易打破人们的“想象”,并非“总是”按照一种模式发生。

中国的“出口奇迹”,过去学界有“为出口而进口”的判断:进口先进的制造装备以满足国际大买家的消费品需求。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2020中国海关统计摘要》中,2019年主要商品进口量值的前两名和出口量值的相同,分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两类商品在出口和进口中有交叉。

这意味着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进来,在中国完成“中间品”环节,再出口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这些中间环节,往往是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好在出口品类并非都是“中间环节”,2019年的数据里,出口量值比进口量值多6000亿美元,至少等于集成电路进口量值的二倍——中国的自主创新在加强,本土大买家也在扩大。

而且,进口和出口经常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这也是算大账和算小账的区别,不等价交换对贸易一方不一定完全不利。因为互利的范围是一个幅度,而等价交换是一个点。

因此贸易关系的实质,是要贸易双方必须处理对专业化分工利益的分割问题,这种分割要处在“大账上有利”的互利范围之内。

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就是生产在何处分工,商品在何处交换,利益在何处分割的一套过程。2021年的芯片和天然气短缺,暴露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其中固然要怪新冠病毒病多次流行,大多数企业追求“精益生产”减库存而毫无余粮,物流不畅,人们普遍消费力不足,但根子还是因为国际分工格局已经基本定型,进一步深化的边际难度加大。

通信技术的发展,接近强弩之末;边境开放制度的红利已经释放完毕。无论是技术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已经把能做到的做完了。

新技术还没有露出什么端倪,硅谷的巨头只能狂炒“元宇宙”来“创造”需求。国界边境开放,逐渐向“境内开放”过度,TPP、CPTPP、RCEP正在试水。

有时候,真实的贸易世界可以抽象成模拟的游戏。就像笔者前一阵子玩过的桌游《卡坦岛》。玩家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收集自然资源,然后使用资源在一座空旷的岛屿上建造道路和定居点。每个人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有限,玩家们不得不相互交易资源。随着游戏的进行,自身的“势力范围”变得越来越多,发展自己的势力或者抢夺他人资源都有机会获胜,但任何冲突都仅限于经济层面。

在《卡坦岛》里,玩家的角色既像国家,也像企业——自己本来拥有的一切都有偶然性,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要绞尽脑汁去交易,没有人“什么都有”。当你倾向于和兄长频繁交易时,你的同学很可能加入另一阵营;而工业化、城市化是“做大”的唯一途径。

“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罗西尼在歌剧《灰姑娘》的六重唱里如是说。

CC BY-NC-ND 2.0 授權